陳根:地緣政治冰點下,催生內循環之新變_風聞
陈根-知名科技作家为你解读科技与生活的方方面面。2020-08-13 08:25
文/陳根
疫情大流行的衝擊讓國際和國內的政治經濟形勢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複雜格局。從英國封殺華為5G到美國採取極端手段強迫TikTok退出美國市場。在幾乎墜入冰點的地緣政治環境下,關於內循環的討論聲音甚囂塵上。
“內循環”也稱“國內大循環”,第一次出現在公開報道中是今年5月的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出席政協的一次會議時稱“我們要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而在7月21日的企業家座談會和7月30日的中共政治局會議上,“內循環”再一次被提及。7月30日的政治局會議稱中國正面臨“百變未有之大變局”。因此,在形式嚴峻下提出的“內循環”無疑具有重要作用。
內外循環流
在現代經濟條件下,一國經濟發展,按其國境內外進行劃分,可分為國內經濟和國際經濟,由此產生了兩大經濟循環:國內經濟循環(即“內循環”)和國際經濟循環(即“外循環”)。
“內循環”是經濟發展要素主要來自國內,包括產品生產、勞務、銷售和消費,由此而形成了經濟的國內循環。“外循環”則相反,是指產品生產的原料來自國內或國外,產品的生產在國內進行,但產品卻銷往某個國家甚至世界各地,被外國人所消費或使用,從而形成一個與外界相聯繫的物質循環流。
二戰後世界經濟格局形成了以美國和主要發達國家為中心、以發展中國家為外圍的**“中心-外圍格局”。儘管幾十年間多有變化,但最基本的特徵卻未發生巨大改變。**
即主要發達國家居於世界經濟體系核心,佔有世界經濟總量的大部分份額,是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來源,也是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國際規則、資源配置和全球治理的中心。廣大外圍國家則充當自然資源、產品市場、加工製造角色,這種角色按照發達程度和與中心國家經濟聯繫緊密程度由近及遠漣漪式展開。隨着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中心國家逐漸向外圍國家淘汰不再具有價值創造能力的產業和環節,自己則始終控制着最具有價值創造能力的資源、產業和價值創造環節。
在此格局下,我國經濟從改革開放後可大致分成兩個階段:從改革開放到2008年為第一個階段,經濟是**“出口-投資”模式,即外循環和內循環互動模式;而2009至今為第二個階段,經濟是“負債-投資”**模式,即以內循環為主的經濟模式。
改革開放後,中國製造業企業普遍採用“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經營模式。這種模式下,原材料大量進口,在中國加工後,成品全部運到海外銷售。
“兩頭在外”的模式雖然意味着中國企業成為產業鏈上利潤最薄的一環,品牌、原材料、銷售都在國外,中國只能掙取微薄的加工費,但在中國發展初期帶來巨大紅利,即利用中國的勞動力價格優勢快速在國際貿易中佔據一席之地,同時避免了在國內原材料市場和銷售市場的競爭。
在加入WTO後,中國無論是貿易廣度還是貿易深度都再次得到提升,外向型經濟快速發展,通過規模效應和低成本勞動力,中國用10年時間成為全球最大的製造業大國和商品出口國。
**基於此,我國形成了“對內深挖國內市場,對外開拓海外市場”****的外循環和內循環互動模式。並且,**這兩個循環的有效運轉,是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根本保障。
從內循環到供給側改革
眾所周知,新世紀以來,美國經濟由於產業空心化和長期過度舉債、過度消費,處於持續低迷狀態。**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更是對美國經濟造成沉重打擊。危機重創了主要發達國家,****中國出口企業訂單也大規模減少,越來越多的企業因資金鍊斷裂而破產,產能嚴重過剩。**淨出口對GDP的貢獻率從前幾年的10%左右,迅速下降到2008年的3.5%(修正後的值是2.7%),隨後在2009年更是下降為-44.8%(修正之後的值是-42.9%)。
輕工業產能過剩,直接導致其擴大再生產的意願下降,從而波及到了重工業行業,然後就是大規模裁員、需求進一步萎縮。為了應對危機,我國推出四萬億計劃,試圖通過基建投資等內需拉動經濟增長。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第一,加快保障房建設**;第二,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第三,加快鐵路公路機場建設。
於是,在四萬億計劃刺激下,我國的經濟正式從“外貿-投資”雙驅動模式,轉變成以城鎮化為依託的“負債-投資”單驅動模式。一方面持續基建,另一方面通過放寬房地產貸款和購房政策,努力挖掘房地產市場潛力。通過基建投資和房地產投資,帶動重化工業需求,進而全面帶動製造業,最終成功盤活中國經濟。這也意味着**,從2009年開始,我國經濟就已經走向了以內循環為主的模式。**
這前後,外貿依存度也經歷先提升再回落的過程。1998年中國外貿依存度(貿易總額/國內生產總值)為31.8%,2008年達到歷史峯值。但從那時開始,內需就成為中國的關注點,中國外貿依存度逐步回落,2019年又回到了31.8%。
儘管四萬億計劃通過政府主導、銀行放款、企業借錢進而大搞基建的內循環刺激模式在短期內起到了提振經濟,防止經濟崩潰的作用,但是長期來看,這一模式犧牲了中國經濟經濟轉型的機會**,也留下產能過剩的問題****。**
**首先,**任何基建項目都是有周期的。比如,修公路、鐵路需要買大量的重化工業產品,消耗過剩產能,並催生更大規模的產能。於是,基建週期內,為滿足市場需求,重工業領域各行業擴建廠房,擴大生產規模。而一旦城鎮化進程慢下來,各個基建項目週期就會陸續完結,更嚴重的產能過剩就會凸顯出來。
**其次,四萬億計劃會造成地方政府和企業高額負債。基建資金多是銀行貸款,但基建項目卻****不能創造收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佈的一份《財政監督報告》就曾指出,受2008危機爆發後的四萬億刺激計劃影響,中國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加速發展,地方基礎設施項目融資或成為中國財政風險潛在源頭。
不光如此,負債還會從地方政府傳導到一般的私營企業。地方政府搞基建,必然會向其他企業購買原材料,比如購買鋼鐵。基建項目週期內,鋼鐵企業訂單增多,鋼鐵企業就要擴大產能。但是鋼鐵企業一時間沒有錢去修廠房,怎麼辦?他們就會向銀行借錢來擴大再生產。
然而,基建項目週期完成後,就會再次出現產能過剩,進而導致鋼鐵價格下跌,賺的錢根本無法償還銀行本息。這些還不上錢的公司不得不繼續貸款借新還舊,利息負擔越來越重。
**最後,是****導致經濟脱實就虛。由於製造業大規模過剩,製造業本身的利潤越來越低。**與此同時,得益於城鎮化的推進和高槓杆購房的優惠政策,中國房地產的價格持續攀升,房地產成了最賺錢的行業之一。
所以,供給側改革的提出才會顯得尤其重要。
內循環之必要,變局中開新局
現在,當“內循環”在幾乎跌入冰點的地緣政治環境下再一次被提出時,又被賦予怎樣的內涵?
從國內層面看,我國經濟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増長動力的攻關期,面臨着結構性、體制性、週期性問題相互交織所帶來的困難和挑戰,疊加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國內經濟運行存在較大壓力。
從國際層面看,面對世界經濟深度衰退、國際貿易和投資大幅萎縮、逆全球化思潮湧動等不利局面。特別是疫情發生後,各國重新審視供應鏈的穩定性和安全性,未來歐美國家可能會進行產業鏈佈局的結構性調整,使其供應鏈更加本地化、多元化、分散化,減少對單一國家的依賴。
在這樣的背景下,及時提出“內循環”論述,就是要在一個更加不穩定不確定的世界中謀求未來發展,探索“在危機中育新機、於變局中開新局”,走出一條有效應對沖擊、實現良性循環的新路。
而對於這條新路,需要及時調整優化需求來源、市場空間、產業佈局等方面,系統構建可實施路徑,為實現更好、更快、更持續的經濟發展保駕護航。
首先,需要積極培育和拓展消費新増長點。中國經濟正在由傳統的投資拉動模式向消費驅動模式轉型,消費需求的強弱將關係到中國經濟這艘大船是否能行穩致遠。一是大力推進城鎮化進程,滿足農村居民成為新城鎮居民後的醫療健康、文教娛樂等需求。二是順應人口老齡化趨勢,積極擴大養老、健康、家政等民生服務消費,促進消費提檔升級。三是適應當前消費智能化、綠色化發展的大趨勢,培育發展綠色消費、信息消費、智能消費等新產品新業態新模式。四是對線上醫療、線上教育、線上娛樂以及線上線下融合的生活性服務業的發展提供更加寬鬆的環境,推動相關消費擴容提質。
第二,進一步提高投資的精準性和投資效率。近年來,中國資本回報率出現了較大幅度下滑,未來新增投資需要兼顧好投資效率和社會效益。一是加大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投資力度。加快補上重大公共衞生服務等領域的短板,加快補齊農村生產和消費基礎設施短板。二是瞄準居民生活品質改善和城市品質提升的領域,不斷擴大有效投資。加大城鎮老舊小區改造力度,加快推進城市地下綜合管廊建設,增加公共衞生、健康護理、社區服務等方面的投資,提高城市宜業宜居水平。三是大幅增加“兩新一重”投資,增強發展後勁。加快5G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促進數字經濟、智能經濟和綠色經濟發展。着眼城市羣、都市圈發展,加快城市交通基礎設施和城際綜合立體交通網絡建設。
**最後,是推進產業結構升級,實施新進口替代戰略。**目前我國經濟發展中仍存在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滯緩、中高端需求得不到有效滿足、巨量消費需求外溢等問題。背後的深層原因是國內一些企業在先進製造能力、產品質量、品牌建設等方面存在明顯的不足和差距。
因此,要順應需求結構升級的新趨勢,持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滿足居民潛在的高品質消費需求。同時,面臨中美貿易摩擦的不確定性、美國對我國戰略性產業的技術封鎖,新時期需要加快實施新進口替代戰略,倒逼國內企業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向產業鏈中高端攀升。通過產業升級和進口替代,改變對高精尖優產品大量依賴進口或境外消費的尷尬局面。確保產業鏈穩定、消費迴流和經濟安全,助力中國製造的產品開拓國內新市場。
當然,儘管中國正面臨“百變未有之大變局”,但危機也意味着轉機,中國“內循環”不僅是全球百年變局下修復經濟均衡的應對之策,更有望長遠驅動內外經濟均衡水平的躍升,成為從經濟大國邁向經濟強國的關鍵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