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日本是真正的無條件投降嗎？_風聞

1945年5月8日，德國無條件投降，歐洲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結束。日軍在亞洲和太平洋戰場連遭敗績。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蘇、美、英三國首腦斯大林、杜魯門和丘吉爾(7月28日以後是新任首相艾德禮)在柏林近郊波茨坦舉行會議，7月26日晚發表了美、中、英對日最後通牒式公告，史稱《波茨坦公告》。中國沒有參加會議，但公告發表前徵得了蔣介石的同意。杜魯門在回憶錄中説：“蔣介石的同意附有一項保留條件：他要我們把列在上面的三個發起國的政府首腦的名字次序更換一個，他要把他放在英國首相之前，因為這樣做會在國內對他有利。為了迎合蔣介石的心意，公告就作了這項改動。”蘇聯於8月8日對日宣戰後加入該公告。

  值得注意的是，這份公告實際上是美國一手操辦的，具體內容並沒有與中國領導人、英國領導人會商。而美國起草這份公告的目的，仍然還是着眼於美國利益。短期的目標是減少美國軍隊在進攻日本本土時的損失，長期的目標是爭取日本在戰後能夠最大限度地服從美國的的戰略目標。至於羅斯福生前信誓旦旦的“日本軍國主義必須象德國軍國主義一樣被徹底剷除”很快就成為了昨日黃花。因此，按美國政府的看法，對日本的處理有別於對德國的處理，簡單地説，德國的投降是真正的無條件投降，而日本的投降實質上是有條件投降，其條件就是“不包含變更天皇的統治國家大權的要求”。因此，日本天皇的“八一五”《終戰詔書》，只是宣佈為了日本民族生存和為了“人類文明”而“終戰”，沒有“投降”“戰敗”之類的字樣。

  起草《波茨坦公告》的是兩位美國國務院的“日本通”官員。最早是國務院特別助理杜曼。他是出生在日本的美國人，直到13歲才回到美國，後來擔任過國務院的日本課課長。提出最終稿的是曾經長期擔任過美國駐日本的大使格魯，時任美國副國務卿和代理國務卿。

  當時多數美國人都認為不廢除天皇制，日本就無法消除軍國主義，日本就談不上民主化。但格魯和杜曼認為，保存天皇制符合美國利益。因為，第一，如果美國明言要廢除天皇制，日本就會繼續頑抗，美軍勢必付出更大的犧牲;第二，還要放眼戰後的大格局，如果美國要廢除天皇制，就不免會與日本真正交惡，美國在遠東的影響力就會受到很大的限制。據《昭和天皇“獨白錄”》記載，當裕仁天皇將他對投降的決定通知皇族的時候，朝香親王問如果“國體”(即天皇制----引者注)得不到保留，戰爭是否還要繼續時，裕仁回答説：“當然”。

  在杜曼和格魯，特別是格魯的努力下，排除了反對派的意見，這個為美國起草的敦促日本投降的宣言書，最終成為了美英中三國聯合發表的《波茨坦公告》。這個公告最可肯定的是仍然堅持了《開羅宣言》的限制日本軍國主義對外擴張侵略的原則，但留下的最大遺患是實際上為日本保留天皇制留出了餘地，使得日本的錯誤歷史觀有了很大的市場，以致於發展到了今天成為了日本的主市場。

  《波茨坦公告》傳到日本後，並沒有引起日本的重視。這是因為當時的日本主戰派的強硬以及日本民眾一直還受到“一億玉碎”的激勵，加上日方摸不清盟國的真實意圖等原因造成的。7月28日，日本首相鈴木貫太郎舉行記者會，記者問：“對於三國聯合公告，首相的看法是什麼?”鈴木回答説：“我相信三國聯合公告僅僅是《開羅宣言》的重複，對於日本政府來説，並沒有發現什麼重要價值，沒有什麼要求助，僅僅是完全忽略它，為這場戰爭的最終勝利而戰。”

  這種忽略的直接後果是引來了美國的在8月6日對廣島投下了原子彈。蘇聯8月8日的對日宣戰徹底消除了日本企圖通過蘇聯調停的幻想。

  在日本忽略期間，有些日本駐外官員卻全面理解了美國的心機。當時日本與反法西斯盟國的外交聯絡，是通過日本駐瑞典和瑞士的外交機構進行的。日本駐瑞士的公使加瀨俊一，在詳細比較了《波茨坦公告》和《克里米亞宣言》(對德國投降要求)後，發現對日和對德的態度有“顯著不同”，其中主要有：沒有觸及天皇及政體、承認日本的主權、在使用無條件投降的字句時只限於日本軍隊等。他認為，美國為了防止蘇聯的勢力擴張，想早日結束對日戰爭，沒有打出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招牌，事實上是要放寬條件，早日和日本言歸於好，所以美國爭取了主動權，發出了三國公告。加瀨俊一將這些意見於8月1日用電報報告了東京的外相東鄉，還標以“十萬火急”。這封電報也轉給了日本駐蘇聯大使佐藤，佐藤研究後完全同意，也於8月5日發電告訴了東鄉外相。佐藤的電報到達的第二天，廣島遭受到了原子彈爆炸。8月9日，長崎也遭遇到了廣島同樣的打擊。

  日本為何去何從舉行了的御前會議，並於8月10日凌晨由天皇作出“聖斷”，採用“只把保持政體作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條件-----東鄉案(甲案)”。8月10日上午7點半，華盛頓收到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消息。上午9點，美方由杜魯門總統主持，開會審議對日本的《答覆》。美方的立場是“天皇統治國家的權力，要置於聯合國軍(即盟軍---引者注)最高司令部的限制下。”8月11日，美國將任命麥克阿瑟為盟軍最高司令官的消息通報給了蘇聯。

  英國著名研究日本史的學者肯尼斯.G.韓歇爾，在其名著《日本小史》中指出：“1945年6月進行的一項民意測驗顯示，77%的美國人要裕仁受嚴厲懲罰，而同年9月18日，參議院提出一項共同決議案，宣佈裕仁應以戰犯身份受審。其他盟國的許多領導人物，諸如新西蘭總理以及澳大利亞、蘇聯、荷蘭、中國領導人，也都認為裕仁應該受審。”“美國政府對裕仁的立場基本上是謹慎處理。美國並不真正想廢除天皇制”。“裕仁的偉大救星是麥克阿瑟。他們在9月底私下見面，而裕仁在麥帥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他們之間似乎彼此有強烈好感，尤其，他們都厭惡共產主義。麥帥感覺保留裕仁本人，而不光只是保留天皇制，將是防範混亂與共產主義的最有效的安全手段。”(見該書第188頁 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2010年)

  日本對美國那些“國務院的日本事務專家”是感恩的，特別是對格魯和杜曼。1960年5月17日，日本贈給杜曼二等旭日重光勳章。稍後，在9月29日，日本贈給格魯一等旭日重光勳章，這是為了紀念日美百年修好而去美國的皇太子夫婦特意送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