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的慘痛代價，很多人不知道_風聞

　　作者 | 特約撰稿人 吳陽煜

　　1948年6月28日，在二戰後美英法佔領區所合併的西柏林市上空，掠過一架又一架滿載生活物資的美軍運輸機。這些西柏林兒童口中的“糖果轟炸機”，將土地上數以百萬計德國民眾所需的食物、藥品、煤炭空投下來，撒向這片完全位於蘇聯控制之東德境內的飛地。

　　從18世紀初就擁有首都身份的柏林，二戰結束後由美英法和蘇聯劃分為東、西兩塊接管。1945年2月簽訂的《雅爾塔協定》，對德國疆界進行了重新劃分，德國實際陷入被同盟國軍事瓜分的狀態。但為了凸顯兩極在全球的霸權地位，淪為戰利品的二戰戰敗國德國，註定成為矛盾集中的首要爆發點，乃至於在日後演變成美蘇權力對比變化的風向標。

1

西德單向吸收東德

　　自1948年2月美蘇爆發嚴重分歧以來，處於蘇聯層層封鎖下的西柏林淪為飛地，在政治意義上變成冷戰開啓時最前沿的陣地。

　　首都尚且如此四分五裂，整個德國更是從此被割裂為社會制度背道而馳的兩個敵對國家。毋庸置疑，美蘇雅爾塔體系地緣政治對峙的中心在歐洲，而最為核心的對峙焦點就在德國。

　　回顧這段幾乎貫穿冷戰歲月的德國割裂時期，在戰後首個互相接觸加遏制的階段，美國率先在德國問題上實施分裂政策，推動美、英、法三個德佔區進行合併，還發行新貨幣“德意志馬克”實行幣制改革，切斷與“蘇聯在德軍事佔領區”的經濟聯繫。

　　權力範圍被步步逼近蠶食，自然引起蘇聯的強烈不滿。在發起指控英美法分解德國的“告德國民眾書”抗議後，1948年6月，除保留從西德往柏林的三條空中通道外，危機感愈發明顯的蘇聯，全面切斷了德國西佔區與柏林之間的水陸交通和運輸，由此引發了第一次柏林危機（柏林封鎖），將肅殺嚴峻的冷戰氛圍推向首次高潮。

　　1948年6月，蘇聯切斷了柏林的水陸交通並中斷了對西柏林的一切供應，美英則出動大批飛機，向西柏林250萬居民日夜不停空運糧食和日用物資，並對蘇佔區實施反封鎖

　　在實施地理意義的隔絕分裂之後，1945年5月，在美、英、法佔領當局的推動下，西德議會委員會通過並正式對外公佈了德國基本法《波恩憲法》。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就此成立，並於1955年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國際層面正式成為資本主義陣營的成員。

　　作為回應，1949年10月，蘇聯促成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在蘇佔區的基礎上成立。1955年5月初夏，民主德國和蘇聯、捷克斯諾伐克等共八國，一起簽訂軍事同盟條約“華沙公約”（全稱《關於統一國際航空運輸某些規則的公約》）。從此，一個抗衡北約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間的軍事集團“華約”誕生了，一個喪失主權的國家德意志正式分裂為兩個國家。

　　分裂過後的東西德，從彼此戒備的狀態下，互相敵視於綿延100多公里的水泥、鐵絲網牆體兩側，發展到最終放下提防，真正翻越現實和精神世界的柏林牆，這固然是無數渴望祖國統一、呼喚自由的德國民眾最樸實的心願體現，但背後也反映出蘇美兩極權力對比的此消彼長。

　　1961年10月27日，美蘇兩國在柏林查理檢查站隔街對峙，雙方坦克都裝填了實彈，隨時準備開火

　　步入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由於投入長達10年的阿富汗戰爭的緣故，在國際上陷入空前孤立的蘇聯實力衰減，經濟結構嚴重失調，在1987年這一年國民生產總值還被日本超過，使得自身世界第二經濟強國的地位不保。

　　受國力嚴重減退影響，1985年上台的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實行全面收縮戰略，對東、西德走向統一的立場從反對轉為贊成，最終促成聯邦德國對民主德國的吸收統一。

　　處於優勢地位的美國，同樣發生了默認西德對東德吸收統一的態度轉變。1989年年底舉行的美蘇首腦會晤上，老布什總統還曾表示“一個強大的、統一的德國不符合美蘇兩國的利益”，但在得到統一後的德國繼續留在北約的保證之後，老布什政府開始積極出台政策，推動德國統一問題的解決。

　　直到1990年8月，東德人民議院通過決議要求東德併入西德，兩德終於在同年10月合併為一。綿延40多年的分裂狀態結束，但東、西德發展不均衡的問題延宕至今待解，成為影響全德團結的結構性隱患。

　　1989年11月9日，東德邊境宣佈開放後，東德和西德民眾爬上柏林牆歡呼慶祝

　　柏林牆倒塌已經超過30年，但根據德國政府公佈的《德國統一年度報告》，超過一半（57%）的前東德居民感覺自己是國家的二等公民，僅有38%的前東德居民認為兩德統一是成功的，該比例在40歲以下的前東德青壯年中更低——僅為20%。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田飛龍看來，站在國際政治博弈的角度，民主德國與蘇聯遭受了不可逆轉的政治失敗：“從當時的歷史狀況、民意基礎來看，聯邦德國對民主德國的單向政治吸收，難以避免。”

2

迫使美軍撤出南越

　　此前在亞洲大陸上，持續20年的越南戰爭使得中南半島的局勢更為血腥慘烈。早於上世紀50年代中期，美國在越南南方扶植吳庭豔建立“越南共和國”，與北方社會主義性質的“越南民主共和國”形成對峙，從而造成越南分裂。

　　整場越南戰爭期間，美國共向越南投下了800萬噸炸彈，遠遠超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各個戰場投彈量的總和，最高估計造成越南160多萬人死亡。

　　在對越問題前期實施支持分裂的政策時，美、蘇在東南亞地區尚處於權力均衡的局面。意識到東南亞地處印度洋和太平洋交通要衝的戰略重要性，在積極介入越南戰爭後，1961年美國開始派出軍事顧問開展“代理人”戰爭，到了1965年，美國直接出兵越南，加固越南的分裂態勢。

　　1966年1月1日，越南戰爭期間，越南西貢以西約20英里的Bao Trai，婦女和兒童蜷伏在骯髒的水溝中，躲避戰鬥中的密集火力

　　而就在20世紀60年代末，深陷原始熱帶叢林和東北亞寒冬的美國被拖入戰爭泥潭，出現改變對越政策的跡象。至1976年9月，亞太地區美軍人數下降至18.8萬人，僅佔其海外駐軍總數的34.5%。

　　據美國官方統計，美國用於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直接、間接費用，高達5100多億美元。除了高昂的財政支出，美國又遭到第二次美元危機的打擊，這使得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世界第一極美國的國際地位發生衰落。

　　與之相對應的是，這段時期蘇聯的經濟和軍事水平快速提升。公開資料顯示，1962年到1972年，蘇聯的戰略核武器增加了7倍以上，而美國只增加了1倍，兩國的戰略核武器數量近乎持平。

　　也就是在國家實力消長的背景下，1969年尼克松總統開始尋求與蘇聯緩和關係。至於曾經的軍事盟友南越阮文紹政權，則在美軍逐漸撤離後，淪陷在北越如潮的攻勢中。

　　1975年4月30日，北越軍隊的坦克碾過西貢總統府大門，宣告南越政權垮台

　　1975年4月30日，美軍最後一批直升機飛離西貢，僅僅5個小時後，北越的坦克就轟鳴着撞進南越總統府。西貢市由此被更名為胡志明市，越南戰爭終結於此。

　　“二戰後的美蘇全球權力平衡有多個支點，在中南半島是南越和北越。”田飛龍認為，美國在朝鮮半島與中南半島的持續擴張政策，打破了戰略平衡，破壞了地區和平與穩定，透支了美國的戰略力量與道德資本。

3

多邊主義治理秩序

　　在東德併入西德和北越攻克南越之外，中東地區，20世紀60年代起，蘇聯施以大量援手的“也門民主人民共和國”和倒向資本主義陣營的“阿拉伯也門共和國”糾纏紛爭不休，直至1990年5月，南北也門的分裂局勢在蘇聯收回援助後方尋得和平統一的轉機；而在遠東，圍繞斜貫朝鮮半島的北緯38度線的三年熱戰，遺留下來的分裂問題至今仍是東北亞安全局勢的最大隱患。

　　兩極權力結構形成之後，和過往歷史時期相比，最大的特徵在於對民族國家主權的衝擊明顯。美蘇的外交政策，覆蓋了越南、德國、也門從衝突對峙（不限於軍事領域）到一體化的全過程。阿富汗、安哥拉、尼加拉瓜沒有分裂，但內戰多年，而埃塞俄比亞，後來分出了厄立特里亞。

　　1990年5月22日，南北也門正式合併為一個統國家。圖為2012年5月22日，在也門首都薩那，士兵參加閲兵儀式以慶祝也門南北統一22週年

　　不過，美蘇關係緩和時期，雙方也會約束各自陣營部分國家的挑釁衝動。這給我們當今維持和平及國際合作，帶來哪些啓示？

　　田飛龍表示，世界的持續和平與發展，應建立在多邊主義的治理哲學與制度基礎之上；冷戰滿足了超級大國的意識形態與地緣政治利益的訴求，鞏固了各自的霸權基礎和收益空間，但對其他各國以及世界和平與發展卻是偏向消極的。

　　“美蘇舊式冷戰總體上是破壞性的，是以冷戰前沿有關國家與地區的局部熱戰、長期分裂、民族反目、自決權受壓制以及經濟社會發展遭受嚴重破壞為代價的。”

　　美蘇兩極尖鋭博弈，會對大國各自勢力範圍內的國際政治行為體造成嚴重干預，對民族自決準則和國家主權形成強烈挑戰。兩極權力對比一旦出現失衡苗頭，會在很大程度上主導博弈前線的代理國對抗態勢的走向。意圖在全面對抗局面展開後的鬥爭中“站隊”得利，獲利也只是暫時的。

　　1989年10月6日，東德成立40週年慶典上，戈爾巴喬夫（左）與東德領導人昂納克（右）用蘇聯領導人慣用的方式問好

　　相對於主動或被動“站隊”到西方或東方陣營，不結盟運動是一種鬆散的團隊形式。它成立於1961年，絕大部分成員是亞非拉的發展中國家。在某些歷史時刻，它發揮了輿論裁判一錘定音的作用。中國在冷戰後期最終擺脱蘇東陣營，奉行不結盟政策，於1992年成為不結盟運動的觀察員國。

　　回到當下，田飛龍認為，如果中美進一步陷入高風險的緊張狀態，不僅對中美兩國不利，也必然波及世界其他各國。“第三方力量是龐大和具有建設性的，為了自身利益及國際和平，不能簡單追隨美國的新冷戰立場，不能刻意加入哪一方來製造新冷戰的森嚴壁壘，從而破壞全球化與全球和平發展的既有格局。”

　　“第三方力量，應當注意遵守和維護二戰後形成的多邊主義治理秩序，理解和支持中國為避免‘新冷戰’及維護‘和平發展的國際秩序’所做的相關努力，與中國一道反擊美國的冷戰鷹派的戰略挑釁和冒險行為。”田飛龍強調，“機會主義地追隨冷戰，與自身及人類長遠利益背道而馳”。

　　“今天誰要再重啓‘新冷戰’，就是要重複20世紀後半期的國際政治悲劇故事。為此，各國應予以警惕和抵制，反對單邊主義、冷戰主義與霸權主義。”田飛龍表示，“中國的正當抗爭，第三方的理性自守，多邊主義治理秩序的共同維護與更新，是反擊新冷戰威脅的國際政治理性之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