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軍為何會在淞滬會戰中大潰敗？_風聞

 淞滬會戰是1937年8月13日起國軍抗擊侵華日軍進攻上海的戰役，又稱作“八·一三淞滬戰役”，這場戰役是中國抗日戰爭中第一場重要戰役，也是抗日戰爭中規模最大、戰鬥最慘烈的戰役之一，前後共歷時3個月。據有關史料，日軍投入30萬餘兵力，傷亡4萬餘人；國軍投入70餘萬兵力，傷亡25萬人。1937年11月12日國軍全面潰退，上海淪陷。

 關於此戰，國內外專家學者和國共將領都有評價。以當時主要指揮者之一的陳誠的評價為例，他在1946年的《八年抗戰經過概要》中談到了該戰役的所得所失，認為此戰有五個所得，主要有粉碎了日本“速戰速決”、轉移了很多工業資產為抗日持久戰作了物資準備和開始實現了全國性的抗戰等等，這些無疑都是有道理的。

但是這些都是事後的總結。如果我們把目光放到該戰役尚在進行時公開發表的史料上，或許對這場戰役有更加深刻和更加全面的認識。

 1937年11月14日上海戰時生活社編輯兼發行的《陳誠將軍持久抗戰論》，輯錄了淞滬會戰期間發表在報章上的陳誠和一些社會各界著名人士對淞滬會戰實時戰況和戰局發展的看法。另有一部署名劉孤帆的《持久戰與國民生活》的著作，於1937年12月20日在漢口出版，也有一些關於淞滬會戰期間的戰況。這些幾乎與戰局進展同時面世的出版物中的史料，對於後人全面認識這場戰役是極具參考價值的。這比起在該戰結束以後發表的、特別是該戰結束後數十年才發表的回憶性質的史料，包括親歷者口述和文章、日記等等，應該更有可資參考的價值，因此可以説更能夠起到温故知新以史為鑑的作用。

    當時大部分人對戰況的樂觀顯得有些盲目

  《陳誠將軍持久抗戰論》是一本以報刊文章為主的彙編本，主要文章都涉及到淞滬會戰，是在淞滬會戰剛結束就出版發行的。其中有署名陳誠的三篇文章，分別是《持久戰應有的認識》、《持久抗戰的幾個重要點》和《持久抗戰的戰局談》，註明都是錄自《救亡日報》。書中的其它文章包括郭沫若的《持久抗戰的必要條件》，洛甫（即張聞天）的《抗日民族戰爭的持久性》，史良的《持久抗戰的目的---最後勝利》，一篇譯自美國民族週刊史德華的文章《持久抗戰為中國勝利的關鍵》。另外還有《中共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的《工作綱領》。

  陳誠是淞滬會戰國軍的主要指揮者之一。他的三篇文章都是圍繞滬淞會戰的。下面就來看看他在戰鬥進行期間是怎樣看待這場大戰的。

《持久抗戰應有的認識》的前言稱：淞滬會戰“經過兩個月苦鬥，敵人固於疲於奔命，處處暴露了儒怯的醜態與難堪的破綻…其在國際地位更陷於孤立。”“所以目前的戰局和國際形勢，在客觀上都朝着有利於我們的方向發展着。”按時間推算，此文發表日期是10月中旬。戰役後來是怎麼繼續發展的，下面將有敍述。該文接下來有四點內容，要點如下：

1、“不能不可存依賴心理而限制戰鬥”：説的是“作戰不受地形限制”“同仇敵愾隨時隨地均可聚殲敵人”。

2、“精神戰勝一切”：“因此無論敵人如何猛烈轟炸，衝鋒射擊，我們只要保持堅毅沉着的精神，鎮靜防護，敵來即殺，終究是能夠殺敵致果的。我們從敵軍官兵的日記上，知道過去兩月的淞滬戰爭中，敵人所受損失的慘重，即可證明此點。” “一切物質的困難和缺陷，無疑都是可以克服和補救的。”

3、“務存必勝之決心”：如果沒有“勝利的決心”“將必然招致全軍的潰敗。”

4、“我們再三説過，此次對倭寇作戰純為賭國運之存亡。我們國家民族的興衰生死完全視乎這一戰，要不惜任何犧牲。要求得戰爭的最後勝利。唯一的秘訣是不怕犧牲”。

  該文最後的結論是，**“****.**將來戰爭延長半年以上，誰能説敵人國內，不發生政治經濟的崩潰，引起內部的叛亂，和國際的干涉呢？”

《持久抗戰的幾個重要點》是陳誠在參戰初期，即參戰最初半個月的數次講話的要點，他特地將其歸納總結印發給部屬。除了與《持久抗戰應有的認識》中大部分內容相似，還有這兩句特別醒目（後來講話曾重複）：“此次對倭寇作戰，純為賭國運之存亡。我們國家與民族的興衰生死，都視乎這一戰。”陳誠反覆強調“賭國運”，至少可以看出當時的國軍高層在戰略問題上的嚴重誤區，以至於認為，即使在上海打不贏，還可以退守到蘇福線進行長期防禦作戰並以這種持久戰戰勝日軍。

《持久抗戰的戰局談》則是發表在十月下旬。此時國軍已開始撤退，但文中仍顯樂觀：“總括起來説，自對倭作戰開始以至今日，軍事方面，當奮勇衝擊，予敵重創之後，一時在旅進旅退中，但經濟上精神上以及國際輿論上的勝利，很顯然已屬於我。目前雖以戰略關係，對於一二陣地略有移動，但就全局而言，並不得認為失敗。”此文中的“旅進旅退”和“略有移動”的措辭很有講究，與下面幾篇其他名人文章的表達的觀點很合拍。

郭沫若的《持久抗戰的必要條件》也是在1937年10月下旬寫的，文中寫道：“大場失守（十月二十六日---筆者注），閘北，江灣各陣地因戰略上的撤退，淞滬戰局又呈現一個新的局面。”“抗戰了兩個月有半，才僅僅退卻了幾公里，怎麼便值得驚慌起來呢？”

美國的史華德先生也是樂觀者，他在文中寫道：“……實在是打得很好。在淞滬一帶，八萬日本軍隊------約有‘一.二八’時的兩倍-----並不能怎樣得手，而且受着非常嚴重的損失。”

該書最後一篇文章出自於當時的大律師史良，作於1937年11月上旬。她開篇即寫道：“我軍自撤至第二道防線後，兩星期來，局勢非常穩固……”等等。

總之，通過上述幾篇文章所反映出來的情緒，都是對戰局的發展持樂觀態度的。

但是實際戰局的發展並非如此。且借用《李宗仁回憶錄》中的如下的描述：

“十月中旬，我軍已不能支持……大場遂為敵所陷。”

“淞滬會戰至此，我軍已成強弩之末，亟應後撤。然委員長意氣用事，嚴申命令，有敢擅自撤退的，軍法從事。前線指揮官都知道委座脾氣，誰也不敢以真情實況報告，偶承以電話垂詢，多誑報士氣旺盛，倘直陳實際情形，即遭申斥。”

“白崇禧因常在前線視察，深知敵我戰鬥力的懸殊，乃於十一月初建議委員長下令後撤，蔣先生堅持不允，前線官兵又苦撐兩三日，實在疲憊不堪，白崇禧再度獻言撤退，蔣仍不允。全線又勉強支持一二日，時我軍陣容已亂，白氏知事急，乃向委員長報告説，前線指揮官已無法掌握部隊，委員長不叫撤退也不行了，因為事實上前線已‘潰了’！統帥部下令撤退，面子上似好看點罷了。委員長才於十一月九日下令分兩路，一向杭州，一向南京，全線撤退。然前方此時已潰不成軍，各軍倉皇后撤，加以敵機日夜轟炸，人馬踐踏，秩序大亂。大軍數十萬竟越過鋼筋水泥所建的蘇嘉國防線陣地而不能停足。陣地上雖有堅固的堡壘，退兵因一時找不到鑰匙，不得其門而入，竟一一放棄，潰退之慘，一言難盡。”

不管這種事後的回憶是否完全符合當時的實際，但史家都承認國軍的這個撤退後來演變成一場大潰退，其損失甚至超過了戰鬥期間的損失。

非常有意思的是，陳誠的《八年抗戰經過概要》在談到“失”的問題時，差不多把他在《持久抗戰應有的認識》等三篇文章中的觀點基本上全否定了。這就可以看出當時國軍高層在戰略戰術指導上的五行不定。下面是陳誠總結的四條“失”的要點。

 一、“精神雖説勝過物質，可是血肉築成的長城，事實上是抵禦不了無情的炮彈的。所以我軍雖多，終不免於敗北。”

二、“淞滬會戰之初，我軍士氣的旺盛可謂達於極點，但因傷亡慘重，人海究竟不是火海的敵手，所以到了蘇州河撤守的時候，士氣一落千丈，幾至無法維持。南京在崩潰的士氣之下，也便輕易地失陷了。”

  這兩條基本否定了他先前的“領袖常常教訓我們，精神戰勝物質”，“精神戰勝一切”，“一切物質的困難和缺陷，無疑都是可以克服和補救的” “要求戰爭的最後勝利。唯一的秘訣是不怕犧牲”等等。“一寸山河一寸血”的精神是可貴的，因此不論什麼黨派領導下的軍人，為國捐軀的行為都值得褒揚和肯定。新中國成立後，1950年《內務部關於革命烈士的解釋》文件中就明確指出：“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因參加抗日戰爭犧牲的國民黨官兵（包括空軍）確因抗日陣亡者也包括在內。”這也就明白無誤地規定，包括淞滬會戰在內的所有在抗戰中犧牲的中國人的都是烈士。但是，以精神萬能論奉為圭臬來指導戰鬥，而且是如此之大規模的戰鬥，至少是一種戰略決策失誤。至於背後的考量，史家説法很多，比如説主要是指望國際干預等等，在此不贅。

三、“大兵團在一個狹小的地區作陣地戰……**前線官兵竟有幾個月不發餉，幾天得不到飲食的怪事，而傷病軍民輾轉道途，無法治療，尤屬觸目皆是。**大軍轉移的時候，沿途遺棄的糧秣、彈藥、武器、汽油等，隨處可見，這些現象充分暴露我們後方沒有支持前方大兵團作戰的能力……。”

  這一條無疑是對他的“作戰不受地形限制”，“同仇敵愾隨時隨地均可聚殲敵人”的一種否定。

  第四條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説是一種頓然醒悟的總結，也解釋了為什麼自此戰役開始後的正面戰場上敗仗很多而勝仗很少的主要內因：“我們抗戰的決策是持久戰、消耗戰，勝敗的關鍵原不在一時一地之得失。此種道理，早經宣告中外，人所共知。然淞滬一役，寸地必爭，犧牲慘重，適與我們所標榜的抗戰決策背道而馳。這現象顯示我們似有決策，似無決策，足以引起人心的猜疑。”

                                     張聞天的不同看法

  洛浦即當時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的張聞天。他的《抗日民族的革命戰爭的持久性》最先是發表在1937年9月18日延安的《解放》週刊上。

  張聞天在文章中肯定了國軍將士在滬淞會戰中頑強戰鬥的精神，他指出：“今天抗戰的國民革命軍在前線上表示了他們堅決勇敢與自我犧牲的精神，這是值得全中國人民讚揚的。”

但是他在文中又明確指出：“因為中國今日的抗戰還只是全國性抗戰的開始，還只是單面的政府抗戰，所以在抗戰的最初一時期內，中國方面可能遭受部分的甚至嚴重的挫折。”“單面的政府抗戰，是十分危險的。它在抗戰過程中可能取得局部的軍事上的勝利，然而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

 張聞天談到滬淞會戰時指出：上海抗戰中的“困難”情況證明了單面的政府抗戰所產生的危險。“前線上的不利情況，抗戰中的各種困難與障礙，就是這一基本原因產生的。”因此，“這樣的軍隊，還不能最後戰勝日本帝國主義。”

 張聞天認為國民黨軍隊存在兩個嚴重的缺點**，一個是“軍閥主義沒有消滅。官兵還沒能夠同甘苦。士兵的生活還十分惡劣。抗戰的積極性，還沒有提升到最高度。”“特別嚴重的，是軍隊與人民間的關係還是非常惡劣”。**

 至於當時還十分弱小的中共武裝力量，張聞天坦陳是“佔全國軍隊總數中的最少數，而且處處受到各方面的限制”，因此只能起到“模範作用，而不能起決定作用。”但他滿懷信心“堅信自己的主張是唯一正確的，只有共產黨今天所提出的十大綱領成為全民族的行動綱領時，中國抗戰才能取得最後勝利。”緊接在該文後面的是《中共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此綱領是由毛澤東提議，在中共1937年8月的洛川會議上通過的。

                          國共兩種武裝力量的一個鮮明對照

  滬淞會戰得到了全國人民，特別是上海市區人民的熱烈支持，因為一掃了多年來當政者的“始終是不抵抗，始終是委曲求全，始終是和平妥協與投降屈辱”（張聞天文中語）的晦氣。對於許多國軍將士英勇戰鬥的精神，民眾們給予了高度的讚揚。但由於國民黨軍隊的性質，也決定了這支軍隊的某些嚴重缺點是難以克服的。這在同期史料中可見端倪。

 當時上海市區人民踴躍捐錢捐物。針對民政團體對所募集到的錢款“徑行解送”到國軍各部隊，陳誠在文中警告這樣將會造成**“士兵得不到實惠，多入官佐私囊，尤其助長驕奢。”從這字數不多的敍述中，可以窺見當時國軍在官兵關係方面的嚴重缺點。**

 關於軍民關係，劉孤帆的《持久戰與國民生活》中引用國軍師長宋希濂將軍在淞滬會戰時的話：**“我們軍隊開到之後，能幫助我們的老百姓都逃走了，留下的都是漢奸。”“漢奸他們不光是破壞我們的交通，放信號，還把我們的軍情報告給敵人，作敵人的嚮導，替敵人拉夫。漢奸之多如蟻，每天殺也殺不完。”**由此可以看出，當時國軍的軍民的關係是處在一個怎樣的水平。

 當時的中國的人口中絕大部分的是農民。由於蔣介石政權長期漠視農民的利益，客觀上為滋生親日分子和漢奸創造了一定的條件。淞滬會戰造成國軍大潰退的直接原因是是日軍11月5日在金山衞的登陸。據史料記載，登陸前日本間諜山田武一等人在登陸地區以小恩小惠發展了許多親日分子和漢奸，他們積極給日軍提供登陸地區的水文地理和駐防等方面的情報，並在登陸前幾天的夜裏天天通過電筒光柱和信號彈與日軍互動。國軍在抗戰期間吃到漠視農民的苦頭實在不少。1944年強弩之末的侵華日軍發動了“一號作戰”，蔣介石的嫡系湯恩伯部向豫西潰退時，豫西的農民行動起來，舉着獵槍、菜刀、鐵耙，到處截擊國軍的散兵遊勇，甚至解除整個連隊的武裝，繳獲他們的槍支彈藥和軍隊裝備。失去理智者甚至槍殺、活埋國軍的官兵。

但同樣是中國的農民，卻助力中共武裝力量在抗戰中迅速崛起壯大。關於這個國共武裝力量兩者的明顯不同，早在淞滬會戰時期，美國的史華德就敏鋭地察覺到了。他的《持久抗戰為中國勝利的關鍵》中雖然沒有關於國軍的官兵關係和軍民關係的內容，但從另外一個角度道出了動員全體人民，特別是農民參與的全面抗戰，對一個武裝力量的極端重要性。史德華在文中盛讚中共武裝的游擊戰：“用大軍去對抗，中國遲早是要吃虧的。幾千個一組游擊隊深入日軍後方活動，實在比津浦平漢線的主力大軍還易使日軍感到棘手（最近晉北某路軍的屢次告捷，就證明了這一點****----****譯者）中國是一個幅員廣大的國家，日本的戰線愈延長，游擊戰術愈足以摧毀他們的力量。近年最善用游擊戰術的，恐怕要算是中國的共產黨。”“中國蘇維埃不僅比最初增強，而且取得中國一大部分農民對他們主張的信仰。假使中國紅軍要全靠人數，那麼在許多年前就已經消滅了。但共產黨卻老早就發展一種組織後方農民的技術，那種策略證明着有無限的助力。農民們不僅幫助着運輸以及其他正規軍擔任的任務，並且還時常在對手的後方出現，破壞其交通和隔斷其軍需供給。他們組成便衣隊，參與正式作戰，以擾亂對方”。

  末了，還有一件非常有意思的史實值得一提。20世紀60年代初，台灣當局趁大陸經濟遇到暫時困難之機，在進行小規模騷擾破壞的同時，加緊了“反攻大陸”的準備。1962年春，台灣當局成立了以蔣介石、陳誠為首的“反攻行動委員會”。這兩位都親身經歷過淞滬會戰，對日軍登陸金山衞的威力有着刻骨銘心的記憶。或許他們也想創造這樣的奇蹟，先後派出武裝特務40股594人在大陸沿海登陸，期盼得到“忍飢挨餓”、生活在“黑暗”中的大陸民眾的歡迎和接應。但結果是這些武裝特務全部被解放軍、農村人民公社的民兵和普通社員的圍殲，無一漏網。

  蔣介石敗退台灣後，在總結國軍的作戰不力的諸多原因時認為有一條是軍民關係的惡劣，他説：**“軍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説惡劣到了極點。我們國民革命軍原是以愛國救民為目的的，而事實的表現，不僅不能愛民，而且處處擾民害民。”**這個反省無疑是深刻的。不過，他顯然沒有完全意識到，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屢戰屢勝的主要秘訣無非就是“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

  最後順便提一下。這些年來，不少學者就國民黨軍為何會在淞滬會戰中大潰敗繼續進行了研究。《同舟共進》2014年第12期刊登了上海師範大學知名歷史學教授蕭功秦的文章《從中日兩場戰爭中汲取歷史警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在文章中指出：國民黨軍大潰退的時候，日本空軍在國民黨軍潰逃的路上不斷進行輪番轟炸，“一路上血流成河，三分之一的中國軍隊就在此路上犧牲，損失非常大，胡宗南這樣的高級軍官都是從河裏泅水遊着逃出來的，從此後八年戰爭中再也沒有恢復元氣。應該説，蔣介石的軍事指揮水平是極低的，低得出乎人們的想象。”

作者：胡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