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情懷：中華文明的對星寶具_風聞

起語：

任何一個健康卻可以持續以穩態發展的社會，其國家/民族整體與個體之間必然存在一種合理的均衡關係。

首先，兩者之間的演化思路必須具有大方向上的一致性，用組織架構的思路來理解，就是個體發展的小目標必須是內嵌在整體發展的大目標之中的。

其次，這個國家的階級必須具有物理與精神兩個層面的流通性。

即底層民眾可以通過一種制度向上層發展，而上層精英在其行為中，表現出普遍的，對於下層民眾的責任心與公義心。

而階級流通性是演化思路的一個副產物。即在擁有相對合理的，可以將個體利益內嵌在整體利益的社會機制的前提下，才可能產生所謂的階級流動性。反之，如果一個社會的整體利益與個體利益嚴重脱節，則必然會產生階級固化的現象。

關於整體與個體的演化邏輯問題，在之前《美式自由的邏輯缺陷》一文中，我已經做過詮釋，在此不再贅述。今天，我們重點從階級分化問題上來説説演化邏輯達到均衡的必要性。

之前在閲讀文揚老師的《天下中華》時，我意識到西方宗教文化對於其政治思想的影響。而沿着文老師的思路細細思索後，結合我提出的整體與個體演化的邏輯關係，大致有了一些個人的見解。

總的來説，西方社會之所以難以維持長時間（歷史時間跨度），大範圍（從本國到全球）的治理穩態，歸根結底在於其整體演化思路與個體演化思路未達成有效的均衡。

1.西方對於整體演化思路的文化基因

具體地説，西方對於國家/族羣/政治體層面的演化基因，是源於宗教情結所轉變而來的一神教的思想。強調具象化的符號認同與意識形態的統一。即便新教改革過程中，對於符號，偶像崇拜有所批判。但從結果來看，不過是從一種符號橫跳到了另一種符號，始終未有跳出其固有邏輯的怪圈。

西方一神教式的思想符號，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三層：

1） 從基督教對羅馬帝國的全面傾覆到十字軍東征，到近代因為宗教改革引發的宗教戰爭。這是其第一層，即以宗教神權為符號。

2）從一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像德國納粹這般以種族為符號進行“聖戰”的，這是其第二層，即以種族血緣維繫的國家主義為符號。

3）美蘇爭霸開始，以兩種不同政治體制為區分而進行的冷戰，以及自新自由主義開始，以普世價值針對東亞文化所強調的集體主義而展開的文化戰，這兩者同屬於第三層，即以政治，文化意識形態為符號。

這種一神教的情結，可以説是維持其國家整體不崩塌的內在邏輯。或者説，如果像美國這樣的國家，要號召人民，組織人民，那需要的是類似於這種一神教式的口號。同時，這樣的口號具有鮮明的二元對立的色彩，能夠激化他們內心深處基於宗教傳統而沉澱下來的聖戰情結。

就像911之後，美國通過舉國宣傳恐怖主義的罪惡性，激發本國民眾對於中東國家的敵意，將伊斯蘭社會置於光的對立面，導致很長一段時間，伊斯蘭被掛上了反人類的標籤（不過這似乎也是新仇舊恨了）；同時就如我們現在所經歷的一樣，蓬佩奧，班農之流，通過復辟麥卡錫主義，以社會體制差異為點，將我國置於其對立面，進而渲染出新冷戰的氛圍。

可以説，離開了二元對立的思維，西方社會很難形成一種統一的，強大的凝聚力。這有一部分原因是其歷史進程中並沒有形成過真正意義上的大一統，而後產生的白左/聖母的思潮，實際上是一種缺乏實證性的“西式大一統思想”，更多是對於這種過於宗教形式的歧視的一種反噬。

同時因為二元對立的底藴太強，進而導致白左所推崇的博愛精神變得毫無底線，進而也導致出普遍的反智現狀。

2. 西方對於個體演化思路的文化基因

西方對於個體演化的文化基因，是源於古希臘羅馬時期開放的人文主義。這是其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內核。其中以突出世俗化，享樂主義為主。

相較於基督教在中世紀對於“滅人慾”的極端操作，羅馬希臘可謂是西方人文主義的光輝篇章，這也是為何後來的文藝復興會以復辟這兩個時期的文化為重心。

人文主義的復興可以説是打開了西方近代化的大門。但就是這樣一個在當時具有那麼一點進步意義的思潮，卻在今天與資本逐利的特性結合，逐漸演化為消費主義，將個人自由物化。

根本意義上來説，希臘羅馬式的人文主義是基於一個奴隸制社會的基礎上的，這意味着其對於人文主義的保護具有階級侷限性。

具體表現為公民，社會精英有極大的自由，然而奴隸卻沒有。

這將其個人主義徹底與社會整體剝離開來，天然對於“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現象缺乏道德包袱。

即便羅馬進行過類似於馬略改革這樣打通下層民眾上升渠道的嘗試，但其範圍仍然侷限於公民，並且遭受了來自元老院精英們的強烈阻力（凱撒的死就是一個象徵性的標誌，所以我對於刺客信條起源裏將凱撒作為暴君形象拿來背刺這點，着實不太理解，也許就是虛無得過頭了吧）。

因為不改革的不徹底，所以自由就被有選擇地給定義了。特別放在當下的國際背景下，源自羅馬希臘的人文主義不僅沒有成為驅動社會和諧的人本思想，反而成為分裂社會階層的讓有權有勢之人合理放縱的萬惡之源。

對於這種現象而言，我們通常將其總結為“精緻的利己主義”。而美國二十世紀的著名女作家安-蘭德就是這種思想的一個典型具現。

而小李子的名作《華爾街之狼》裏面所描述的金融精英們不問人間疾苦，紙醉金迷的生活，甚至以用金融手段去收割美利堅韭菜們可憐的錢袋子的行為則是完美地展現了這種只活在自己階層內的，心無天下的西方社會精英的形象。

在這裏，自由成了萬惡之源，用那句經典的歌詞來對這些美利堅的精英們説的話，就是這個國家給你們自由過了火。

3. 矛盾之所在

正如前面所説，對於西方社會演化的底層邏輯而言，存在着如上所述的兩條規律：

第一條，一神教思想於整體的穩態：

一神教所演化出的類似於“普世價值”，“打壓異教徒”的傳教思維成為其凝聚人心，維持國家整體性穩態的工具。歷史上的宗教戰爭，後來的兩次世界大戰，冷戰思維都是其演化的產物。

第二條，希臘羅馬式的人文主義服務其個體價值：

希臘羅馬開放的人文主義則成是其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內核。其中以突出享樂主義的點在今天與資本的特性結合，演化為消費主義，將個人自由物化。

而就這兩條邏輯本身而言，他們是相互平行的，幾乎無法形成有效的交集，甚至有着天然的“互毆性”，很難形成自上而下的能夠有效平衡整體與個體的文化，故此難以形成長期的穩態。

當我們看清楚西方文化演化的這兩條線後，就基本可以理解為何像美國這樣具有全球化體量的國家卻只能通過零和的方式（比如殖民，戰爭，冷戰，結盟政治）去整合全世界。

一方面是其內部矛盾無法通過有效的文化被自我消化掉，故此只能通過外部因素來轉移內部矛盾。

另一方面則是其文化在自身國家架構內都無法完成整體與個體，強者與弱者，社會上層與下層的有效整合，那放到世界這個大舞台上，又怎麼可能將發展水平參差不齊，文化形態多種多樣的藍星給整合好呢？

4. 中西的差異

對比中西文明，其實可以看到宗教/神權在其演化過程中，很明顯地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對於西方來説，宗教的影響是深入其骨髓，在其文明演化過程中，前期作為主菜，後期作為骨骼。

而對於中華文明來説，宗教的作用更多是調味劑，雖然影響着人的思維，但並未反噬其社會發展的樸實需求。

正如觀友diewisch在給我的回覆中提道的，中國以氏族血緣作為凝聚人的指導思想，帶有類似於一神教思想色彩的時期是商朝。而後，周公旦汲取商朝滅亡的教訓，開創性地以禮樂制度重新劃分一個國土之內的組織架構體系。後通過商鞅變法等一系列歷史進程的強化，直到秦朝的大一統塑造，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最終固化為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

而科舉制度的完善，則是從另一個層面為思想提供了可以實踐的平台。

一個合理的大一統的思想直接作用於社會的結果便是：這個社會的人文需求是可以預見的，人文主義的發展是穩定的。

如何理解？當一個大一統的王朝在一開始就明確了自身的職責，建立了可以打通上下階級流通的組織架構，並且從內部廢除了像“奴隸制”這樣會產生大量的身份不可變的賤民的機制後，則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由此，中華的文化中就形成了一個名為“天下”的概念。

君者，是天下之主，但也必須為天下謀大計。這用現代管理學的觀念來看，是一種明確的職能關係。首先明確了君王的職責範圍---整個天下，其次也明確了君王應該做的事情---造福於天下。這種思想透過科舉制度下沉到民間，最後也無形之中成為了普天之民評判統治階層的一杆尺子。

有這把尺子，就説明優劣可以量化，這樣基於這種職能的完成度，我們就可以很清晰地評價一位君王的價值（諡號從某種意義上來説就算是在行使這種評價的職責）。而因為有這把尺子，所以這個天下到底怎麼樣才叫好，該怎麼做才叫好，這在人心之間是有所普遍共識的。

因此，我們看到中國幾千年封建王朝的演變過程中，主要是當下王朝的中央權力機構喪失對於國家的管理能力後，被新的王朝所替代，卻很少發生以種族文化為基礎的，滅種式的宗教戰爭。

在這種可以用尺子去明確量化政府職責的社會體制下，人文主義的發展也顯得非常清晰。那便是讓天下萬民過上能夠維持農業生產的安穩日子。同時寒門子弟也擁有“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實現階級身份跨越的機會。

在這個基礎上，整體/國家的發展與個體的發展得到了相對合理的平衡與統一。統治者不需要額外通過宗教狂熱，煽動種族仇恨來製造其文明向外擴展的契機。往往只要把天下大事管好，萬民自然歸心。而萬民歸心的時候，文化本身也自然以中國為中心，向外輻射。其文化內核本身也具備了更經得起時間推敲的普世性。

反觀西方，由於宗教因素，特別是中世紀長達千年的思想禁錮，將其人文主義發展極度地壓抑。一方面人需要侍奉虛無縹緲的神，但神不會給你現實世界中的回饋，只給你許諾一個死後的極樂世界。這種透支未來的許諾方式，像極了當代金融業的本質（我甚至一度懷疑西方現代金融有一部分的思想就是源於宗教）。

這種預支未來，實際上就是將統治階層（在當時是教會）的職能職責給模糊化了。就好比你去了一家企業，發現企業的工資結構很模糊，當你詢問老闆時，老闆卻告訴你好好幹，等公司上市之後，我給你分紅。至於什麼時候上市，他不知道。這種虛無縹緲的許諾對於個體而言是沒有實質上的安全感的。

因為職能職責的不清晰，因此對於人文關懷的定義也就不清晰。固在中世紀之後，當神權開始衰落的時候，西方的人文主義在文藝復興之中報復性地發展起來。近代的社會變革，社會革命大多居於西方，這從某種程度上，也是他們在還之前因為宗教禁錮所欠下的發展債。

簡而言之，兩種演化的差異，可以由下面兩張渣手繪的圖來粗略地表現：

西方整體/個體演化思路，渣手繪

東方整體/個體演化思路，渣手繪+1

5. 中華文明的對星寶具-天下情懷

如果説西方文化發展過程中，整體與個體的演化思路因為一神教與古希臘羅馬式的自由主義而形成兩條平行的，鮮有交集的線。那中華文明的發展中，卻因為獨有的“天下情懷”的政治理念，而將整體與個體的演化思路相互統一。

5.1 天下情懷，是對老百姓的寬慰

以民為本，得民心者得天下。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當統治階層對於天下萬民的職責是明確的，且務實的時候，居於國土之中的民也會自然獲得一種安全感。

固即便天下是王的天下，子民是王的子民，只要這個王能心懷天下，處處為民着想，使其民安居樂業，老百姓自然是沒有去造反的理由。

當有這樣一個底層邏輯作為支點後，國民才算得上真正地被教化了，願意居於自身的位置，為這個國家做出貢獻。

因此，可以説天下情懷是最深刻的人文主義，也是對老百姓莫大的心裏寬慰。

而實際的歷史經驗裏，只要天下一統，形成治世便能為神州大地的老百姓帶來切實的安全感，故而不必去尋求“末日審判”帶來的最終寬慰，也難以形成西方文化中特有的“原罪”與“末世情結”。

5.2 天下情懷，是對精英階層的指導與約束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中國古代士大夫階層最崇高的追求。

甚至像杜少陵在自身顛沛流離的時候，也會發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感慨。

從某種意義上，天下情懷賦予了中國的社會精英一個明確的職能職責，那便是對全天下的百姓負責。在精英階層本身的社會優越感之外，他們的榮耀感須與這種心懷天下，為天下做出貢獻的程度相掛鈎。

這種思想的產生，是中國古代帝制的必然結果。因為最高統治者需要通過對天下負責才能維持住自己的統治根基，因此在選拔人才的時候，他也需要能夠主動對天下負責的人。

這是無限責任制的內在邏輯所催生的，它通過科舉制度（更早是舉孝廉，但這種方式顯然不易標準化），舉國地往知識分子階層灌輸。不論其轉化效率是否百分之百，但至少在整體效果上來看，是將“讀書人應當心懷天下”的觀念植入了中國文化的土壤。

這點，與西方精英所推崇的，實現個人價值，實現自由有着本質上的區別。

天下情懷約束了士大夫階層可能無限膨脹的個人慾望。一方面，老百姓渴望清官，好官，另一方面，過於腐敗的官員在中國的歷史進程中最終不會有太好的下場。這背後，其實正是這種名為天下情懷的文化底藴在起作用。

5.3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孟子》中這句話，可以説是對天下情懷最實際，也最辯證的解讀了。它明確地定義了兩個社會階層各自的職能職責，將社會底層人民與社會精英固有的矛盾轉化為一種可以相互依存的關係。

這樣的思想，可以説是春秋時期社會主義的萌芽。這句話所代表的文化心理，可以説是在中華民族的思想裏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直至今天，也是如此。

5.4 天下情懷的普世價值

當有了這樣一套世俗化，實事求是的文化思想後，那我們漢文化千年來對於周邊遊牧民族不斷的整合和吸納的內在邏輯，也就不言而喻了。

就像文楊老師提到的廣土巨族，實際上就是因為這樣的一種文化可以很務實地將政府與個體整合在一起，因此即便不通過殘酷的宗教戰爭，殖民統治，我們也能與外來民族相互學習，相互融合成一個有機體。

反觀西方在全球化進程中，特別是“西式民族融合”裏，我們基本上看不到融合二字，更多的是殖民化教育，殖民化統治。去其本土文化的根，將其原住民培養成一根根鮮活的香蕉與山竹。這點，我們感受太深。

凝練地説，**天下情懷的優勢在於對於差異性的整合。**而光看這一個結論，我們就應該恍然大悟：全球化就是一個整合差異性的過程，然而西方的思想不具備這種能力和包容力，自然最終會在全球化的大潮之中衰落。

因此，可以這麼説，天下情懷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普世價值，整合藍星的對星寶具。而西方的那套，不過是披着人類融合的外衣，行的是一神教的剷除異教徒的實。

6. 天下情懷的現實意義

任何思想如果不能指導現實，那就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思想本來就是對於現實的反思與總結的凝練。

同樣，為何在這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裏要提天下情懷？那自然是因為它具備深刻的現實意義。

**洞悉中國的歷史，就能明白一個最起碼的道理：**當有一個以拯救天下蒼生為己任，又能做出一定建樹的精英士大夫團體存在時，這個社會就必然正向發展；反之，如果精英階層沉溺在自己的小確幸與詩與遠方中，不問人間疾苦，那社會必然逆行至崩潰。

這種規律，是政府無限責任制的必然；也是天下情懷在中國人文化心理中打下的思想鋼印。

然而因為近代歷史的特殊，特別是新文化運動在某些地方的矯枉過正，配合西方殖民化的全球整合戰略。那種源自於古羅馬/古希臘式的浪漫的，理想主義色彩濃厚的個人主義，自由情結悄然地潛入了我們的文化中。雖然中華文明向來具有強大的反向整合性。但是我們這次遇到的對手卻因為率先完成了全球化的絕大部分進程，從而對我們形成了話語權上的壓倒性的優勢。

而最近二十年，由於經濟的高速發展，西方思想的進入，這種帶有一定階級性的個人主義逐漸侵蝕了我們一部分社會精英，破壞了其本身應該具備的天下情懷，導致炫富奢靡之風瀰漫，不食肉糜之感抬升，激化了整個社會上下階層的矛盾。

雖然歷朝歷代也有不同程度的腐敗，但這次的腐化卻是系統性的，上升到了方法論與思想的層面。即無關天下的個人主義，在西方工業文明取得的成就光環下，被包裝成了一種看似合理的，甚至超越了華夏文明的更為高級形式的指導思想。

這感覺，就像是上帝授予了你東征劫掠他國的殺人執照/license to kill，在道德上擺脱了固有文化對其的強大束縛後，這種腐化往往是更加奔放，更加沒有罪惡感的。

這種性質的腐化往往與文化殖民相伴，是以斷其文化之根為目的。力圖最終塑造出一羣無根的，喪失了天下情懷的，心中只有小確幸與詩和遠方的，不問人間疾苦,不食人間煙火的社會精英。

《三十而已》中，那些爭先恐後以愛馬仕為自己階級符號的“貴婦人”，還有沒事就曬一曬幾千萬豪車的中國特色富二代。這些現象用西方的文化觀念叫做“個人自由”，但用東方的天下情懷來看，卻是徹底的墮落與腐化。

因為這樣的人，並不清楚在中華文明的框架內，所謂貴族的貴，貴在何方。

他們誤將消費主義創造出的符號作為貴的象徵。這點，與中華大地浸潤千年的天下情懷所相悖，也最終激化了所謂的階級矛盾，衍生出中國民間普遍的仇富心理。

在我看來，當今國之疾，不在於草根，而在於精英；不在於體制，而在於思想。而疾之實質，在於天下情懷之稀薄，在於個人主義之繁盛。

定體論之所以謬誤，就在於它把本來存在於社會精英思想中的問題與責任，強行扔給國家體制來揹負。正所謂無道本是禽獸事，卻笑廟堂聖賢痴！

所謂的軟實力不足，恰恰是對於傳統文化中一些有價值的東西的提煉做得不夠，而天下情懷作為一種能夠聯通不同社會階層，不同文化的大智慧，顯然是我們首當其衝需要去深挖的東西。

在我看來，中國社會要歸於穩態，需要我們的社會精英多多汲取自身文化的特點，深入思考，解構西方文明，進而領悟到更為高級的人生真諦。

勿再被自由主義與消費主義雙重包裝下物化的“尊貴”所矇蔽了雙眼，反而要睜開眼睛看世界，去尋找天下情懷中所藴含的更符合中華五千年文明演化而沉澱下來的“尊貴”。做一個真正的有文化有修養的“士”，而不是所謂的沒有什麼文化水準的“愛馬士”和“勞力士”。

結語：

可以説，天下情懷是我中華民族最為強大的對星寶具，對此我們應當認真審視，思考，不應被西方的話術給帶到陰溝裏去。

 格物致知以尋道，明辨善惡以求真。何為道，天下中華之道，何為真，天下大同之真。

這本質上，就是修身的過程，而完成修身，才可能齊家，治國，平天下。

正如林毅夫先生在最近一次的採訪中提到，這是一個需要理論的時代，這亦是一個需要思想的時代，我們應當構建屬於中華文明獨特的話語體系。

中華兒女，切不可辜負了這個大好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