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週刊：“戛納之最”中的憂思和失落 邊芹/編撰_風聞

昆汀·塔倫蒂諾在《無恥混蛋》

首映式上“左擁右抱” 

杜琪峯攜眾明星出席《復仇》首映式

　　戛納一如既往地發出絕望的信息：在這裏除了好萊塢和迪斯尼，沒人能有幸福人生、健康人生，甚至只是平淡人生。

　　撰稿·邊芹(發自戛納)

　　經過十二天在人性地獄的沉浮，回頭看世界電影操盤手烹調的這鍋“醬湯”，世界在這裏不是融合了，而是色彩分明。當北歐的小資為精神困惑而血腥屠戮，馬尼拉的青年則為兒子的奶粉錢參與一場分屍；當簡·康萍將英國詩人濟慈的愛情拍得美輪美奐，中國人卻只能展示陰影中的背倫之戀。戛納一如既往地發出絕望的信息：在這裏除了好萊塢和迪斯尼，沒人能有幸福人生、健康人生，甚至只是平淡人生。世界在這樣龐大而全面的洗腦之下，很快就會忘記善為何物。

　　十二天看點很多而篇幅有限，只能以一些“最”集中看點，共列出十個之最，儘可能簡潔地解構這個如此揪住國人眼球的電影節。

　　本屆影展各單元最大贏家：同性戀壓力集團。從來沒有一屆影展同性戀電影如此氾濫，同性戀電影的數量大有超過異性戀影片之勢。同性戀這些年在西方建立了強大的壓力集團，文化界尤其被滲透，一個部門往往放進一個同性戀，要不了幾年異性戀者就被排斥光了。他們目前正在從事的偉大事業，是通過各種洗腦，讓異性戀者不但不再視同性戀為不正常，反而要意識到自己不正常。我等待這一人類死刑宣判日的到來，也許並不遙遠。作為戛納選片“政治最正確”的主題之一，你可以想像追逐蜜餞的人們冗長而擁擠的隊列。

　　集體表現最佳的是法國電影。法國導演奧迪亞以初次入選的《預言者》，第一個將開幕數天萎靡不振的電影宮喚醒。法國電影表現不俗，要歸功於電影節對本土入選片的政策做了大調整。80年代以來，法國本土入選片一直控制在一個小圈子內，幾乎沒有客觀評價標準可言，以致二十年與獎無緣。就這個問題我多方打探，但業內人多三緘其口，為維護電影節的形象，法國人都懂得向外人訴苦是出讓了尊嚴的一部分。直到偶爾看到一部不對外播放的紀錄片，內容是法國影壇“大腕”們怎麼看戛納電影節，儘管考慮了同行間的分寸，但不滿再也壓抑不住。戛納以往為維持“作家電影”的神話，一直藉本土“作家電影”起表帥作用，擋了諸多大眾和多眾電影的路。也許近年政府資金縮水，戛納日益倚重入選片背後的資金提供者，也許不能無視法國影壇已經擺脱“作家電影”受制、通俗電影盛行的現實，兩三年來法國本土入選片有一個大轉變，尤以今年明顯。以擅長拍警匪懸疑片、作品定位在大眾作家電影的奧迪亞，是近年法國通俗電影的代表。連新浪潮老將雷耐也早已撂槍換炮，專門為老小資們拍些白髮才子佳人的故事，這部獲評委特殊獎的《野草》是其近十年作品的延續。這時候請老將雷耐回來，也是意味深長。當剩下的世界還在為探索不探索爭搶一張入場券，法國入選片已經不宣而做地奔向他方。

　　從“大師”落到“頑童”速度最快的是塔倫蒂諾。一直以來從西方舊通俗片和香港武打片裏東偷西劫，再配上鮮紅的暴力調料，就被捧上動作片“大師”寶座的昆汀·塔倫蒂諾，這一回從雲天掉入凡界。在他籌拍《無恥混蛋》前，不知有沒有人勸他二戰題材碰不得，二戰電影六十年來沒有脱出説教範圍，而且設定好的善與惡的紅線一釐米不可挪動，在如此狹小的空間，歷來不分邪正的他，像頑童玩手槍，只能一槍打在自己的腳上。90年代以來成功掩蓋他之不足的瘋顛級幽默和極端暴力，在不可偏離紅線的歷史題材面前，一半蒸發了，一半難達效果。試想在好人和壞人的界線毫釐不移的故事裏，自認“自由”如頑童的他，又能有多少玩耍空間？

　　自我解構最徹底的是杜琪峯。記得幾年前杜琪峯帶着寫實電影《黑社會》入圍戛納時，我寫了一篇題為《削足適履的杜琪峯》的文章，惋惜拍出《槍手》的他為來戛納玩起寫實；那麼這一次以法方投資片《復仇》並攜法國歌星哈利代威風而來的杜琪峯，我已經不能再用“削足適履”形容他，而不得不用“拆積木”描述他的新片給我的印象。儘管杜在走紅地毯時胸前佩戴了顯眼的十字架，並得了一枚其實早已發濫的騎士勳章，但擋不住還是有法國影評人不願配合宣傳，在文章中説出心裏話。《尼斯早報》記者菲力浦·杜比在5月18日的評論中説：“這是位完全被高估的導演，尤其在戛納，他大部分參賽參展片沒有獲得任何成功。託尼·杜終於露出他的本相，他只是個次吳宇森，雜交了一點次塔倫蒂諾和次Sergio Leone(意大利已故西部片導演)。”對一個在法國記者面前罵罵大陸、在大陸記者面前談談愛國的人，我保持對其才華曾經的敬佩，但已不知説什麼好。

　　本屆影展視覺效果最佳獎：人肉屠宰。缺乏靈感卻要顯得在“探索”路上走得最遠的導演們，如今只剩下三個籌碼：性、暴力、政治。但不是什麼國度都有資格玩政治牌，所以被普遍使用的籌碼實際只有兩個：性與暴力。而性已是見多不怪，只有暴力可以走得很遠。菲律賓導演布里揚·曼多薩在《屠殺》一片中送來了從綁架到分屍的全過程。難怪他對法國傳媒哀嘆：菲國人不支持他，他感到很孤獨。試想恐怕除了中國人，沒有哪個民族覺得這麼捧來的“榮譽”是為國爭“光”。靠暴力發跡的塔朗蒂諾這一次帶來了棒球棍殺人、割頭皮和刺字等屠戮技巧。馮·特里耶則把自殘推到極致。

　　這也是電影兩極分化最明顯的一屆影展。在戛納這個幾乎是以舊時種姓制方式分等劃界的電影節，談電影的兩極分化既容易又複雜。複雜是因為在“貴族”和“平民”界線分明的電影節，為了使電影人經過秘而不宣的價值篩選方式，佔據金字塔的不同等級，電影節通過設數層選拔機制，以一層層設關的方式，蓄流排水。將電影人從“平民”培養成“貴族”，宗旨是培養子弟和價值取向。這恐怕是戛納有別於世界任何一個“正常”電影節的關鍵所在，它是帶有“使命”的。不公開的選拔機制我們尚不清楚，公開的初選機制有“電影基金”，這個基金下又分“基金選片”、“導演公寓”、“工作室”，從挑選電影學院學生的習作到請年輕電影人來歐洲寫劇本，進而資助“邊緣”導演的拍攝計劃，一環套一環。針對世界的哪些國家和地區選拔什麼樣的人並不是偶然的，才華的因素更不是唯一的標準。被選入“電影基金”，只是進入“貴族”沙龍的“平民”學堂，何況來的人裏還有比“平民”低下的“賤民”血統，具有“賤民”血統的人往往有電影之外的使命，重則是政治稻草人，輕則引導一國電影的價值取向。“平民”學堂經過多層篩選，品位被調教成功的人，才得以進入“一種注目”單元，這是“貴族”沙龍的前廳。但“賤民”血統的人時常過關斬將進了“主競賽”單元，“貴族”頭銜最終也是不給的。在剖解了電影金字塔“貴族”、“平民”的構成後，再講電影的兩極分化就容易了。那就是“貴族”們越來越向通俗電影靠攏，而“平民”卻必須寫實了再寫實，探索了再探索。比如同樣表現暴力，菲律賓人布里揚·曼多薩必須是寫實的，而塔朗蒂諾卻可以玩暴力遊戲。自1998年設立“電影基金”，這一體二頭的“怪物”一年比一年露出真面目。現在中國大陸導演已無可能像第五代那樣一步進入“主競賽”單元，以後得“榮譽”的都將是從源頭培養的真正子弟。這讓人禁不住提出疑問：建立這個文化“基地組織”是不是就是為了對付各國電影工業？因為根據邏輯推理，只有電影工業足以構成一國文化城牆，阻止外來文化擴張。

　　最被捉弄的是中國導演婁燁。他在一兩天內創下了中國導演甚至包括華人導演在法國傳媒——主要是非電影專業傳媒的曝光率之最。但與此同時國際電影批評人對他的電影打分最低。沒有一份採訪和報道是談他的作品本身的，他的記者招待會到場的主要是中國人，沒有一個法國資深記者和電影批評人，寥寥無幾的西方記者提的問題幾乎都與作品無關。會場法方主持人總是巧妙地將問題和討論引到婁燁入選的非電影因素上。《費加羅報》電影專欄記者埃裏克·勒羅夫為了向讀者説明婁燁電影之無聊，不惜越了“政治正確”的紅線，他説：“中國可能不會很快放婁的電影，而我們卻沒有這份運氣。”在電影節開幕後的第一場官方酒會上，香檳和海鮮之後不必再擔心“政治不正確”，法國一著名電影批評人對一位大發行商説：“啊別提這人了！這個婁燁，多麼會投機取巧，放映廳居然還有人鼓掌！”這是法國《週日報》當幽默披露的，文章標題即為“這個投機取巧的中國人！”《尼斯早報》影評人在電影節最後一天總結本屆最喜歡、最無動於衷、最討厭的電影，婁燁連最討厭的名單都沒有擠上，在只談電影不談其他的時候，他便徹底蒸發了。不用我多説，國人自去品味婁燁的光榮。

　　本屆影展最暴露獎：人之肌膚。我在旅館用早餐時，鄰座指着當天報紙上的一張照片問：“蔡明亮的電影裏也有裸體？”我説：“我這幾天看祼體和牀戲已經看到消化不良，經過動物園都覺得動物比人要害羞。所以蔡明亮這種靜態裸露在我被剝得精光的眼睛裏，就算是穿了內衣了。”在“政治正確”的紅線繃得越來越緊的時代，在二戰勝利者的歷史版本一根線都不可挪動的世紀，想與眾不同挑戰極限的電影人，比起了看誰脱衣服快。戛納更是個鼓勵“猿猴”的擂台。我這麼口無遮攔，是因為牀戲的美感一年年就消失在動物性裏。戛納在“政治正確”上收得最緊，比如你看不到揭露金融危機內幕的電影，也沒人敢碰去年加沙的那場戰爭，唯一放進來的一位巴勒斯坦人蘇萊曼是以色列國民，留美十幾年，基督教徒，這麼多層保險才放他出來為阿拉伯人説幾句公道話，一頭收得最緊，另一頭就故意放得天花亂墜，這叫障眼法，給你看到的越誇大，你越是意識不到看不見的。要把一大半人都變成窺淫者，多半江山永固。

　　記者放映場散場最安靜的是蔡明亮的電影《臉》，時間是5月22日中午的巴贊廳。放映結束時，奇蹟般的沒有一聲掌聲，也沒有噓聲，我第一次碰到人羣如此安靜地離場，沒有任何人想表達觀後的情緒。沒有情緒還是沒有看懂？蔡明亮想以此片回問“劫持”他一生的法國新浪潮於今何在，甚至把已故導演特呂弗的舊情婦一個個請進電影。但答案是他自己在杜勒裏公園的水池邊，等待一隻不願走進鏡頭的麋鹿。在特呂弗電影裏從小扮到大的演員里奧也被請來演國王，蔡自嘲一番轉而嘲弄一生的“重負”：那國王已經是一個只能在鏡子裏自我欣賞、孤獨得只有一隻鳥為伴的衰朽之王。這場景讓我心酸，那些被無限誇大的才華，翻越千山萬水，專橫地切斷了地球另一邊的人其餘的想象。

　　最被惡搞的兩個國家是伊朗、中國。兩個國家都是非所謂“地下電影”不來，但同時在入選電影中展現的卻是最西化的青年，也就是説電影畫面本身傳達的，與作者和電影節組織者想告訴人們的，仔細看是不相吻合的。為了安排最佳曝光機會，伊朗電影《無人懂得波斯貓》被安排為“一種注目”單元的開幕片，婁燁的電影被放在正式參賽片的第一部。不出所料伊朗片拿了“一種注目”的評委特別獎，戛納的特別獎都是有電影之外的特別用途的。近兩年戛納對某些國家的態度日趨極端，已遠遠超出電影範疇，比如曾為戛納帶來波斯人獨特的“作家電影”那些伊朗人已經“絕跡”，以伊朗名義參賽的電影人多半是生活在西方被“空投”回去拍“使命電影”的。俄羅斯一批好導演也走了，土耳其只剩下那幾個子弟。我其實除了做中國人的尊嚴底線，並不願意選擇立場，只是太愛電影，才看不過打着電影旗號辦其他事。《法蘭西晚報》今年做了一期紀念專刊，回顧從1946年到2009年的戛納電影節，中國人(大陸、香港、台灣)的痕跡全部被抹去，甚至在1993年 “金棕櫚”大獎的照片上，人們也只看到簡·康萍，與之並列拿獎的陳凱歌蹤影全無。從這期戛納影像史的回憶專刊看，中國人好像從來沒有來過這裏。對“卑賤者”來説，歷史要麼只是個故事，要麼不存在。我在寫這些的時候，內心是充滿折磨的，因為我強烈地意識到逆潮流而動的下場。中國近年在戛納也有幾個之最：報道戛納在國際上堪稱熱情之最、追捧之最、無知之最；派遣記者年齡超低之最、娛記(而非影評人、業內人)人數之最、提問無聊之最、不懂戛納不懂西方不懂世界之最；在戛納實際之所得與中國人自我膨脹之感覺南轅北轍之最；對蔑視、愚弄漠然無知、缺乏尊嚴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