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奎松 | 共產國際與中共關係研究中的幾個觀念和方法問題（上）_風聞

基本信息

　　摘要：藉助俄國檔案的陸續開放和翻譯出版，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係，尤其是共產國際與中共關係問題的研究，近年來取得了很大進展。但相對於已經公開的俄國和中國檔案文獻史料而言，這方面的研究還明顯存在諸多薄弱之處，距離學術研究，特別是學術性的歷史研究的要求，還有一定的距離。以福建事變期間“共產國際”策略和作用問題的研究為例，面對大量新開放的檔案文獻及説法各異的回憶史料，相關研究應在方法上與觀念上，具體而言，應在檔案解讀和史料運用方面，有更進一步的推進與深化。

　　作者簡介： 楊奎松，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文章原刊：《蘇區研究》2020年第4期。感謝雜誌社授權發佈。

　　在中國，有關共產國際與中共關係史的研究是在1978年以後才逐漸發展起來的。最初階段，這一研究還明顯地帶有傳統的以論帶史的色彩，研究者多為黨史工作者，研究目的主要集中於論證毛澤東獨立自主路線是如何形成和發展等問題。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客觀看待共產國際與中共兩者的關係，包括揭示諸如中共成立及統一戰線政策策略變動離不開共產國際等研究，還很容易受到批評。但近些年來，隨着大量共產國際檔案文獻的開放並被譯成中文，也由於傳統黨史研究方法受到史學研究方法的有力衝擊，有關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係史的研究討論，明顯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包括一些官方黨史研究工作者也認識到，對於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係史，不僅需要做史實還原的工作，而且需要將其進一步深化，因為很多問題“都是很值得研究”和需要仔細辨析的。比如，對長期作為中共上級領導機關的共產國際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的立場、態度和意見，包括在政治、軍事、經濟、社會變革等方面種種基本政策策略的提出和影響的問題；其統一戰線政策策略的反覆和變動問題，不同時期共產國際為什麼會提出這樣或那樣的主張；面對中國的具體事件和具體人物，共產國際為什麼會有這樣或那樣的看法和意見；不同時期聯共（布）中央對共產國際政策方針的具體影響是怎樣的；就實際操作層面而言，中共的哪些做法與共產國際政策方針是吻合的，哪些是不吻合的，為什麼，等等。【李忠傑：《共產國際與中央蘇區研究專題》，《中國井岡山幹部學院學報》2015年第2期。】

　　正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我們可以清楚地注意到，近幾年有許多新的研究成果陸續湧現，絕大多數研究成果都能利用新的檔案史料，提出或揭示出新的史實，因而也做出了不少新的歷史解讀，提出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但也不難發現，在一些注意運用史學研究方法做出的新的研究中，還是存在着不那麼符合歷史研究要求的舊的説法和舊的觀念。比如在發現並肯定蘇聯、共產國際曾努力向中共提供各種“無償的”援助的情況下，研究者們大都會去討論其意義問題：一方面承認這種援助對歷史上的中共起過很重要的作用，也委婉地同意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蘇聯和共產國際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云云；但另一方面，研究者們幾乎都會補充説：“我們也應該看到，蘇聯、共產國際在對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進行軍事援助的過程中，自始至終是基於自身利益和戰略需要考慮的。”或者説：“這種援助歸根到底是為了維護蘇聯的國家利益。”【袁媛、陳榮達：《蘇聯、共產國際對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軍事援助研究》，《紅廣角》2011年第10期；馬曉華、張澤宇：《蘇聯和共產國際對中共的軍事援助述論》，《社會科學戰線》2013年第8期，等等。】同樣地，對於那些從傳統黨史角度來看，共產國際和中共方面都明顯犯了錯誤並遭受了損失的歷史事件，即使在利用大量新史料揭示出諸多新史實的情況下，不少研究者也還是習慣於下判斷、作結論，堅持把這筆歷史“舊賬”算到共產國際的頭上去。正如本文擬討論的福建事變過程中的“共產國際”問題，就存在着這樣一種情況。

　　依照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傳統黨史對1933年下半年到1934年初中央蘇區在應對福建事變問題上的嚴重失策是有過定論的，即認為事變的發生給當時身處嚴重危機中的中央蘇區和紅軍提供了一個有可能改變軍事被動局面的重要機遇，但臨時中央堅持極端“左”傾的關門主義錯誤政策，導致這個機遇白白喪失掉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45年4月20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7頁；馬齊彬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86—489頁。】改革開放後，中共曾經是共產國際下級支部、受共產國際領導這一研究禁區不復存在。作為領導機關的共產國際以及聯共（布）中央，自然被相當多的研究者認為應當對1935年遵義會議以前中共歷史上的各種失敗或錯誤負責。如此一來，《決議》中的不少説法被突破了。在福建事變問題上，臨時中央的錯誤要麼被歸結為臨時中央和共產國際的雙重責任，要麼乾脆被歸結為共產國際的責任。至於對這一錯誤的性質及其影響、作用的認識和評判，則沒有多少改變。【張運洪：《論共產國際對“福建事變”的影響》，《黨史研究與教學》2010年第5期；卓志宏：《論共產國際在福建事變問題上的失策及其原因》，《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6期；劉峯、周利生：《共產國際與福建事變》，《黑龍江史志》2008年第16期，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國內在這一問題上的幾乎所有歸責式的研究和討論，主要依據的都是俄國學者編輯的《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這本檔案資料集裏集中披露的檔案文獻，但似乎沒有人注意到或回應過這些俄國的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係史研究專家們在資料集前言和導讀中對相關史實的新解讀，包括他們不同於中國研究者的對共產國際在這方面指導責任問題的認識與評價。【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3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前言第19—20頁、導讀第11—14頁。】作為一種學術研究，這種情況顯然是不應該存在的。

　　當然，無論是就史實還是就邏輯而言，認為在應對福建事變過程中，作為中共上級領導機關的共產國際是臨時中央決策失誤的根源所在，此種泛泛而言也未必有什麼不妥。問題在於，今人大多會把對這一問題的研究視同為學術研究性質的歷史研究。運用史學的方法做研究，小心比較、考證、辨析，仔細勾連各種史料及其與史事之間的關係，以求儘可能真實地還原並重建史實，既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才是第一位的。僅僅滿足於藉助若干新史料，給已有的結論補充一點新史實，這樣的研究不僅過於簡單化，也喪失了研究的學術價值。

　　具體到像共產國際在福建事變過程中的應對與作用等史實性研究，面對大量新開放的檔案文獻及回憶史料，相關研究至少還應該在方法與觀念上有所推進，尤其是在史學研究的基礎上要進一步細化。比如，我們需要摒棄在共產國際與中共關係問題研究上司空見慣的大而化之的歸責式或結論式的研究方法。我們可能尤其需要弄清楚和解決幾個最基本的問題，比如，誰是“共產國際”？共產國際的檔案究竟應該怎麼讀？能夠簡單地憑藉回憶史料來建構歷史嗎？如此等等。

　　首先要説明的是，筆者並非研究這段歷史的專家，因此也並不打算就福建事變期間共產國際的應對策略及其與中共的關係問題做任何系統性的描述或解讀。選擇就這一時段的共產國際與中共關係問題做討論，僅僅在於它發生的時間短促但史料豐富，而已有的研究不僅嚴重不足，而且需要商榷的問題還頗具普遍性。也正因為如此，以下提出的僅是一些個人的看法，以供關心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係史的研究者參考和討論。

　　一、誰是“共產國際”？

　　1980年底，筆者首度開始準備做中共黨史的論文。在第一次讀到遵義會議上作出的《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時，筆者曾注意到該決議與傳統黨史，特別是《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的論證方法不同。它用來批駁博古中央軍事路線錯誤的“尚方寶劍”，不是“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戰略方針”，而是共產國際的“正確”指示。它列舉的1933年10月、1934年2月和6月的幾條重要指示都顯示，要麼共產國際並非如人們當時所認為的是1933—1934年中央蘇區反“圍剿”戰爭中不顧實際的所謂“進攻路線”的鼓吹者和推行者，要麼就存在着我們還不瞭解的不同的“共產國際”。【《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1935年1月8日），《遵義會議資料選編》編輯組編：《遵義會議資料選編》，內部發行，1985年版，第158、159、166頁。】

　　是否存在着不同的“共產國際”，也是筆者當時讀李德回憶錄【［德］奧托·布勞恩（李德）著，李逵六等譯：《中國紀事（1932—1939）》，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版。】時產生過的疑問。這位自稱“由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派往中國”“擔任軍事顧問”【［德］奧托·布勞恩（李德）著，李逵六等譯：《中國紀事（1932—1939）》，第3頁。李德的説法不準確。從遠東局負責人與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書記的來往文電中可知，李德來華執行的是蘇軍參謀部第四局的任務。該任務主要應該是進入蘇區做軍事情報的蒐集整理的工作。為進入蘇區，他首先被派到上海的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做進入蘇區的準備工作，然後經同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同意，改以共產國際工作人員的身份被派往中央蘇區，同時執行蘇軍參謀部第四局和共產國際遠東局的任務。參見《埃韋特給皮亞特尼茨基的第2號報告（摘錄）》（1932年12月初）、《皮亞特尼茨基給格柏特的電報》（1932年12月31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3卷，第264、288頁。】的德國人，談到當時對十九路軍及福建事變應取的態度時，講到過兩個情況：一是他所瞭解的“共產國際”指導中共革命的不同系統和層級，一是“共產國際”不同機構及其負責人員之間存在的意見和分歧。

　　就前者而言，用李德自己的説法，他是被派到在江西的中共中央去的“沒有指示權力的（軍事）顧問”【［德］奧托·布勞恩（李德）著，李逵六等譯：《中國紀事（1932—1939）》，第35頁。】，他的頂頭上司是共產國際執委會任命的軍事代表M·施特恩（弗雷德）。李德作為弗雷德的助手，其職責主要是隨時彙報蘇區的軍事狀況，同時具體協調並落實弗雷德提出的軍事行動計劃。共產國際執委會此時在上海的派出機構，即遠東局，其負責人是A·埃韋特（又譯為阿瑟·尤爾特），弗雷德自然也是遠東局的成員之一。李德似乎對弗雷德與埃韋特之間在組織上的關係並不十分了解，但他很清楚，中共中央並非一定要執行來自上海的共產國際代表的指示，不論這些指示是出自遠東局，還是出自弗雷德。因為，還有更上一級組織，即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可以接受申訴或出面干預其派出代表與中共中央之間的意見和分歧。【［德］奧托·布勞恩（李德）著，李逵六等譯：《中國紀事（1932—1939）》，第87頁。】

　　就後者而言，李德在回憶錄中聲稱，無論是對蔡廷鍇十九路軍提議與紅軍締結反日反蔣協定一事，還是在應對福建事變發生後紅軍作戰行動的問題，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代表之間都存在不同意見。他自稱，最初埃韋特和他意見一樣，都認為應該按照共產國際1933年1月提出的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指示精神，爭取與十九路軍結為同盟，並在軍事上共同行動。而弗雷德一開始就堅持“先打後談”，反對馬上與蔡廷鍇這種“不可靠的傢伙”締結協定來捆住紅軍的手腳。福建事變發生後，他相信弗雷德説服了埃韋特，因此以遠東局的名義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一個拒絕在軍事上幫助十九路軍共同抵抗蔣介石進攻，要將紅軍主力轉向湖南方向的冒險計劃。李德聲稱，因為自己受弗雷德領導，不能公開表明自己的態度，最後只能以反映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的異議為掩護髮電給上海，實際上表達了自己反對的意見。【［德］奧托·布勞恩（李德）著，李逵六等譯：《中國紀事（1932—1939）》，第85—86頁。按照《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裏面的説法，博古、李德等的反對，只是改變了遠東局提出的將紅軍主力調往湖南方向的計劃，並不是贊同紅軍留在東線行動，打擊進攻十九路軍的蔣介石部隊的側後方。因為他們實際上還是在將紅軍主力西調，包括“勞而無功地去攻擊永豐地域的堡壘”。《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1935年1月8日），《遵義會議資料選編》，第165頁。】

　　李德的回憶形成於中蘇衝突白熱化的年代，具有很強的政治針對性，嚴肅的歷史學者很難不加考證地引以為據。再加上當時條件下俄國檔案披露的數量極其有限，因此，長時間以來，人們也只能很籠統地使用“共產國際”這一概念來認定莫斯科作用於中共的史實。但進入本世紀後，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問題的檔案文獻有相當數量被編譯成書，包括直接關係到1933—1934年第五次反“圍剿”以及福建事變的檔案文獻，也在2007年以後在大陸被譯成中文公開出版。在此種情況下，繼續不加分析地把所有發生在中共與莫斯科之間的問題統統歸於“共產國際”名下，不僅不合乎史學研究的學術要求，而且也不能達到還原歷史真實的最起碼的研究目的。

　　依據現有檔案史料，我們可以肯定，上述李德提到的兩種現象都是存在的。李德或許不瞭解或沒有講清楚，弗雷德作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團即遠東局的成員，必須接受遠東局負責人即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埃韋特的領導。而這位遠東局的領導人，不僅因職位的關係，而且因個性的原因，並非那種可以輕易接受弗雷德勸告而改變自己意見的人。相反，弗雷德擬定的幾乎每一份軍事計劃書或相關報告書，多半都還得經由埃韋特批准同意後，才可以發給江西瑞金的中共中央或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由此也就造成了今天的歷史研究者必須要小心求證才能做出判斷的一些複雜情況。比如，僅就福建事變前後這段時間，究竟紅軍的哪些軍事計劃或軍事行動是受到了弗雷德計劃的影響，哪些受到了埃韋特修改過甚至是改擬過計劃的影響，哪些是受到了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主張的影響，哪些其實是身處蘇區的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蘇區中央局和中革軍委自己的決定，這些都不能簡單地僅憑字面來做判斷。

　　之所以需要提到這一點，首先就在於已經開放的俄國檔案透露，早在11月福建事變爆發前夕，埃韋特和弗雷德兩人的關係就已經惡化到幾乎無法坐在一起開會的地步。至12月下旬，兩人都再也忍受不了對方，因而都去信給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書記皮亞特尼茨基，一個控告對方“越權”，一個控告對方“專制”。按弗雷德的説法：他起草的作戰計劃稿，幾乎“每次”都受到埃韋特的駁斥，“電報或者沒有發出，或者他把電報的意思改成相反”，或者弗雷德的草稿交去後，埃韋特從其中抽出一些段落，“加入到他的新草稿中”。總之，埃韋特只把他認同的稿子當作遠東局的意見發給中共中央，而弗雷德有時甚至不知道埃韋特發出的軍事電報的內容是否真的是他的意見。【《施特恩給皮亞特尼茨基的信》（1933年12月16日、25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3卷，第635—638頁。】

　　從埃韋特的控告信中我們可得知，兩人的衝突至少從10月下旬就開始了。【《埃韋特給皮亞特尼茨基的電報》（1933年11月27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3卷，第629頁。】如果兩人的衝突真的像弗雷德信中所説的那樣離譜，那麼我們今天在談論1933年10月到12月中央蘇區紅軍應對福建事變的軍事計劃的時候，自然就不能不加考據地認定問題都出在“蘇聯軍事總顧問”弗雷德身上；也不能説弗雷德的主意一定就是遠東局的主意，或以遠東局名義發出的軍事電報都出自弗雷德之手；自然更不能武斷地下判斷説，影響到中共中央的此時的軍事計劃、方案或建議等等，都是“共產國際”的“指令”。這不僅僅是因為埃韋特與弗雷德關係所造成的混亂，而且是因為歷史文獻清楚地反映出，無論是靠經常出錯的電報，還是靠外交信使夾帶傳遞的報告，遠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此時既不能準確瞭解弗雷德與埃韋特之間的問題，更無法及時掌握髮生在江西、福建前線的軍事動態。因此，他們除了只能放一些馬後炮外，對於弗雷德與埃韋特或弗雷德與中共中央之間發生的分歧，特別是對蘇區戰爭，幾乎起不到直接的指導作用。

　　其實，從1932年應中共中央請求向中國再度派遣代表團和軍事顧問開始，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就非常明白：無論是從莫斯科，還是從上海，共產國際都不能對蘇區紅軍的行動發號施令。從已公開的共產國際檔案中可以看得很清楚，1932年秋埃韋特上任伊始，就曾想當然地想要對蘇區作戰行動下達“軍事指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中共蘇區中央局第一號軍事指令》（1932年11月29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3卷，第251—252頁。】，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馬上阻止了他的這一做法。進入1933年後，埃韋特把遠東局就軍事問題提出的意見統統改成了“建議”的形式，而且一再向中共中央強調説：“我們關於軍事問題的建議不是具有約束力的指示，如何決定由［中共］中央和［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負責，我們只是提出我們的想法供你們決定。”【《埃韋特給皮亞特尼茨基的第3號報告》（1933年2月7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3年9月29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3卷，第309、509頁。】即使軍事代表弗雷德來到上海，開始頻繁發出各種軍事電報，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也三番五次地出面提醒中共中央説：“關於我們提出的作戰問題的建議，或者我們從上海提出的這種建議，你們只應看作是建議。無論從這裏還是從上海都不能像你們那樣清楚地瞭解戰場上的形勢，因此與戰場上的形勢有關的所有問題，都應由［中共］中央和革命軍事委員會研究決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第334（Б）號記錄（摘錄）》（1933年9月15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3卷，第496頁；《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4年1月2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給埃韋特和中共中央的電報》（1934年3月25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4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7、99頁。】

　　更重要的一點在於，即使是在共產國際指導機關內部，特別是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遠東局和弗雷德，他們在不少問題、甚至是一些重大的軍事方針或軍事策略問題上，也常常會表現出很明顯的意見分歧。比如，埃韋特來到中國後，馬上就站到中共蘇區中央局領導集體一邊，支持他們實行所謂的“進攻路線”，否定毛澤東側重防禦的策略主張。對此，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書記皮亞特尼茨基一經發現即指出：“他們在軍事策略問題上的方針與我們的不一致。”政治書記處因此專門致電中共中央，以回應中共中央1932年10月處理蘇區中央局有關“進攻策略”與“防禦策略”爭論的指示為由，委婉地提醒説，我們認為：“在解決軍事戰術問題時應遵循以下一些原則。在保衞蘇區時，對於中央蘇區來説特別重要的是要保持紅軍的機動性，不要以巨大損失的代價把紅軍束縛在領土上。應該事先制定好可以退卻的路線，做好準備，在人煙罕至的地方建立有糧食保證的基地，紅軍可以在那裏隱蔽和等待更好的時機。應避免與敵大量兵力發生不利遭遇，要採取誘敵深入、各個擊破、渙散敵人軍心和使敵人疲憊的戰術，還要最大限度地運用遊擊鬥爭方法。”電報據此還對當時鄂豫皖紅軍主力主動跳出包圍圈向四川轉移之舉給予了高度評價，稱：“我們認為，在四川、陝南，以及儘可能在新疆方向開闢蘇維埃根據地具有很大意義。”電報固然表示並不反對進攻城市，但強調，一是“要爭取攻佔蘇區內成為反動巢穴的中心城市”，二是要能夠裏應外合，即要“從內部開展行動”；而“對於大城市，在有足夠兵力和可能性的情況下要採取包圍戰術，以瓦解敵人並將其趕出蘇區”。總之，電報不認為紅軍有進攻中心城市的條件和能力，因此，他們強調：有機會奪取城市時必須要掌握一條原則，即“不能以我們有生力量的巨大損失為代價”。【《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3年3月19—22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3卷，第353—354頁。】不難想象，這一指示電對個性極強，且正雄心勃勃地力圖用進攻而非防禦來挫敗國民黨“圍剿”的埃韋特來説，會造成怎樣的刺激和反應。【埃韋特不僅逐條反駁政治書記處電報提出的主張，而且相當情緒化地表示：“我請你們再不要對當時過於籠統的指示發表什麼意見。”“懇請你們能始終將這樣內容的電報（先）發給我們”，不要直接發給中共中央。《埃韋特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1933年4月8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3卷，第393—395頁。】

　　又如，對於福建事變過程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把紅軍西調，向湖南西部和西北部挺進的所謂弗雷德計劃，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儘管得知較晚，也馬上就表示了反對的意見。其電報明確認為，在目前形勢下，這個計劃是不利的。特別是得知弗雷德對中共中央頗多抱怨，對李德不能説服中共中央接受他的計劃十分不滿的情況後，他們更是直接去電給弗雷德，強硬地表示：“我們反對您的計劃，並可以得知我們對您職責的看法。為了避免發生這種誤會，最好您去中央蘇區。那裏您可能更有用武之地……如果不能去那裏，那就請您繼續像以前一樣給［中共］中央和革命軍事委員會提建議，但不要要求他們必須執行這些建議。”【《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給施特恩的電報》（1934年1月2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4年1月2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4卷，第5、7頁。】正如俄國學者所指出的：該計劃不僅遭到中共中央和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反對，而且也被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否定了。【《賴安給哈迪的信》（1934年6月4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4卷，第134頁。】我們很難不加分析地簡單利用諸如王明、李德回憶中的説法，來談論它的危害性。【李德認為是弗雷德的方案以及他堅持的態度阻礙了中革軍委做出正確的決定，導致了一系列失敗；王明更是聲稱：弗雷德“已將紅軍主力從贛江東岸（即江西福建一帶）調去贛西岸（江西湖南一帶）”，共產國際執委會去電要求將紅軍主力調回福建時，弗雷德還拖了些時間才回電説：“已經來不及了。”分見［德］奧托·布勞恩（李德）著，李逵六等譯：《中國紀事（1932—1939）》，第88頁；郭德宏編：《王明年譜（1904—1974）》，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55—256頁。】

　　二、如何讀“共產國際”檔案？

　　俄國這些年來開放的共產國際檔案無疑是中國研究者研究共產國際與中共關係問題的極其重要的資料來源。但是，俄國相關檔案文獻陸續開放已超過20年，我們在這方面的研究迄今並未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大量研究成果看似利用了俄國檔案，但無論是史實還是論點，不少仍舊在既有的窠臼裏打轉轉。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當然十分複雜，但主要問題恐怕一是方法上的，一是觀念上的。

　　方法上的問題看似不大，卻影響不小。俄語的問題、去俄國查檔的問題等姑且不論，今天不少研究發表共產國際與中共關係問題文章的研究者，明顯缺乏對共產國際、聯共（布）和蘇聯與中國革命關係發展歷程的系統性瞭解。這種缺乏造成了很多“燈下黑”的侷限。我們一些研究者守着大量極具研究價值的檔案史料，卻不知其新意所在，甚至分辨不出史料之所屬，或張冠李戴，或以己之矛攻己之盾。此種情況在討論福建事變過程中共產國際作用問題的研究中也是存在的。

　　幾乎所有研究過這一問題的研究者應該都會注意到一個情況，即在1933年9月下旬福建前線紅軍指揮官與十九路軍代表首度直接交涉期間，身處最高指導地位的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沒有就紅軍與十九路軍此次交涉談判方針問題發出過一份電報指示。在前些年編譯出版的《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檔案文獻集中，我們只能看到9月27日和29日兩份標明由遠東局發出的電報指示。因此，如何解讀共產國際對這次交涉談判的應對策略和指導方針，就成了一件眾説紛紜的麻煩事。

　　有研究者也許是意識到莫斯科發聲的重要性，因而主觀認定27日電一定是從上海發出的，29日電一定是從莫斯科發出的。【此説顯然有違史實。事實上此件檔案的俄國編者在該電文首頁已有腳註説明：“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收此文件的日期是1933年10月22日。”在另一個腳註中也可以看到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書記米夫幾天後的批註：“歸（檔）中國機密文件。”亦即該件及其附錄系來自中國的文獻，應歸檔中國機密文件。】其後的研究者或許注意到如此改變毫無史實依據，而且大家也早就習慣於把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發出的聲音直接等同於共產國際執委會的聲音。即使這兩份電報的策略基調存在明顯差異，只要能把兩封電報中部分詞語聯繫起來，證明共產國際一貫無心認真對待協定，只想要瓦解對方就夠了。【目前筆者只見到黃道炫在他的著作中正面評價了遠東局9月27日電。見氏著：《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380頁。】因為滿足於這種歸責式的研究，且缺乏對遠東局工作方式的瞭解，迄今都沒有人對為何遠東局只有這兩份電報指示一事提出疑問。

　　眾所周知，這段時間共產國際堅持的還是下層統一戰線的政策，而紅軍與十九路軍接觸談判明顯屬於上層統戰。在上海直接負責指導中共政治軍事工作的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又怎麼可能在雙方9月22日即開始接觸談判四五天後才去電發聲呢？而且，只要細心一點即能發現，9月27日電開篇第一句話就是“同十九路軍的談判應儘快以令人滿意的方式結束”。它清楚地顯示，這封電報絕不可能是遠東局就談判問題發出的第一封電報。此前他們已經與蘇區黨和紅軍就此有過多次通電，對談判經過、內容和發展進度十分了解。很顯然，即使從歸責式研究的立場出發，恐怕也不應該僅僅滿足於依據這兩封電報來下判斷，而應查找遠東局從9月22日得到蘇區通報開始，接連幾天指示電的主張和邏輯，再來判斷遠東局此時的基本態度和策略主張究竟是怎樣的。

　　為什麼眾多研究過福建事變過程中共產國際問題的研究者沒有去查這些電報？這是因為，直到《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檔案文獻集在中國翻譯出版之前，中文的相關檔案資料出版物中還從沒有出現過福建事變期間標題上標明是“遠東局……電報”的歷史文獻。該資料集中文版出版後，人們也只能在其中看到9月27、29日這兩封與9月下旬談判有關的標題為“遠東局……電報”。而多數人又不熟悉共產國際與中共關係的歷史，完全沒有注意到這兩封電報（其他很多也是如此）的標題都有編譯者的註釋説明：“發報人……是根據內容確定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3年9月27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中央蘇區的電報》（1933年9月29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3卷，第506、512頁。】這是何意？這其實是提醒我們這兩封電報的原件沒有落款，即沒有註明發報人，27日的電報甚至沒有標明收報人。換言之，所謂“遠東局……電報”，是保管者或編輯者後來根據內容判斷添加上去的。如若能夠注意到這個情況，應該就可以促使我們的研究者回想一下，在與1933年9月下旬這次交涉和談判直接相關的其他檔案資料中，有沒有類似的情況呢？如果有，再根據內容和其他往來電文，應該就有可能在早已披露的中文文獻中找到其中的部分指示電了。

　　這裏不擬介紹筆者考證它們的經過和理由，但可以提到的一點是，能夠被印證的幾則電報都是從中共駐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團檔案中翻譯而來的，它們中有的也保存在我們上面提到過的米夫批示歸類的那個“中國機密文件”全宗裏。改革開放後在內部出版的資料集裏，這幾則電報的發報人或被標成“上海”，或被標為“中央局”，或被標為“中央”。凡使用過這幾則電報的研究者，都清楚地知道它們對談判的態度是積極的，儘管其動機主要是軍事上的，但絕對沒有對談判不要過於真誠認真，“而應立足儘量對其利用並從內部瓦解之”這樣的文字。只不過當引用者簡單地依據標題弄錯了發報人之後，原本是遠東局的意見自然也就變成了中共方面的主張了。

　　要證明遠東局此時的態度，特別值得提到一件事，那就是幾乎在與福建前線談判的同時，李濟深、陳銘樞的代表朱藴山、梅龔彬和彭澤湘三人當時也在上海，透過中間人找到中共上海中央局，並再度與共產國際代表機構遠東局發生了關係。朱藴山三人交給中間人要求幫助轉遞一份據稱是《十九路軍司令部的建議書》的資料。這份建議書及其相關文獻，後來和遠東局9月27、29日電裝入同一個外交郵袋，於10月22日送到共產國際執委會，並在26日被米夫批示歸入了“中國機密文件”檔。

　　該建議書和李濟深、陳銘樞給三人的介紹信可以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檔案資料集中看到。【《中共上海中央局關於國民革命軍第19路軍司令部的建議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的報告》（1933年9月），《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3卷，第516—520頁。】但編者所起標題，即“中共上海中央局關於國民革命軍第19路軍司令部的建議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的報告”，其實不準確：第一，此件內容只有三個，一是介紹信，一是中間人（譯為“聯絡員”）胡鄂公（編者注為“胡愛公（音）”）轉達的送件人朱藴山提交的對十九路軍建議的説明書，以及要求緊急答覆的三個問題，並非是發件人提交的“報告”；第二，發件人應該不是中共上海中央局，收件人也不是遠東局。筆者之所以會做這樣的判斷，是因為從資料集編者漏編的、同時送達的遠東局軍事顧問弗雷德的答覆信的草稿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李濟深、陳銘樞的代表所找的交涉對象，和6月份一樣，仍舊是共產國際。【1933年6月10日遠東局給皮亞特尼茨基電明確講：十九路軍司令蔡廷鍇通過廖仲愷夫人聯繫共產國際代表機構進行談判。24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致電埃韋特，要求他不要與任何人直接進行談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皮亞特尼茨基的電報》（1933年6月10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給埃韋特的電報》（1933年6月24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3卷，第443、445頁。】

　　弗雷德起草的這封信的落款時間也是9月27日。他在信中寫道：“我授權向你們轉達以下意見”：我們不願意懷疑你們的意圖，但顯然應當尋找其他途徑來順利地進行談判。我們知道你們已派代表在同我們的朋友紅軍談判，也只有紅軍才擁有直接解決問題的全權，而合適談判的地點也是在接近前線紅軍地區的某個地方。我們瞭解紅軍福建軍團司令部提出的建議，如果十九路軍同意這些最低限度的建議，並立即開始實行，紅軍就會停止對十九路軍作戰，並且不再去威脅延平。“希望能收到你們對於我們關於十九路軍和紅軍達成協議的軍事建議的回答，（和）對於所提出的在十九路軍現在佔據的福建地區要實行的政治措施的回答。”更重要的是，你們迄今還沒有采取任何你們談到的反對蔣介石和陳濟棠的行動，仍舊在同紅軍作戰，“如果你們想讓我們相信你們的話，就希望你們採取另一種行動”。【《致李濟深和陳銘樞將軍的全權代表朱藴山（朱小北）、梅龔彬、彭堯雨（音，即彭澤湘）先生（草案）》（1933年9月27日），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全宗514，目錄1，卷宗801，第118—120頁。】這封信稿的觀點和態度一目瞭然。事實上，從得到福建前線和瑞金中央的通報之後，遠東局的指示都在強調，要盡最大努力，以獲得軍事上的保證為基礎達成停戰協議，哪怕是暫時的停戰協議。【《關於與十九路軍談判的幾個文電》，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5冊，內部發行，1986年版，第229—230頁。注：此則電文即系遠東局的電報，只是編譯者當年誤以為應該是中共中央的。另，該電文有兩種譯文，最明顯的區別在於結尾處的一句話。常見的譯文是：“關於上海方面與十九路軍接觸的情形，最近去的同志可通知你。”另一不常見的譯文是：“我們的軍事顧問了解上海‘談判’的內情，可以向你們説明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的方針。”】

　　當然，相較於某些技術上的問題，我們在觀念上不做改變，或習慣於先入為主的話，發現再多的檔案文獻也無助於客觀還原歷史真實。歷史的重建，很大程度上要藉助於研究者對歷史文獻等史料的引用、概述和解讀。選擇引用哪些史料或文獻，如何概括其內容，包括具體引用史料或文獻中的哪句話、哪段文字，做怎樣的解讀，都決定着重建的歷史究竟是更接近歷史真實，還是隻是研究者主觀意志的一種反映。在歷史研究中我們未必能做到每一份文獻史料的解讀都客觀、準確，但我們至少要注意提醒自己：主觀性、批判性、價值判斷意識過強的話，任何史料或文獻都會因研究者先入為主的、有傾向性的概括、引用和解讀，而失去其作為歷史真實的論據的作用。

　　上文中提到的對遠東局27、29日電報內容的引用和解讀，就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這兩封電報被不少研究者拿來當作“共產國際”對十九路軍政策極端錯誤的重要例證。但正如筆者在前面提到的，直到27日，遠東局對談判的態度都是樂觀其成的。因此，27日給中共中央的這封電報中也清楚地流露出樂觀的情緒。但即使這樣一封明確認為與十九路軍的談判完全可能“以令人滿意的方式結束”的電報，依舊被我們的研究者抓住一句“始終存在着19路軍不執行停戰條件的很大可能性”，然後將其與29日電報中幾句相對消極的説法拼接起來，拿來當成共產國際只是想要利用談判來迷惑對方，以便“作出努力從內部瓦解對方”的重要證據了。【劉峯、周利生：《共產國際與福建事變》，《黑龍江史志》2008年第16期；凌步機：《共產國際與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和福建事變》，《中國井岡山幹部學院學報》2008年第5期，等等。】

　　筆者之所以不認同我們一些研究者對這兩封指示電所做的解讀和判斷，一個最簡單的理由，即兩電文字面意思所反映的對與十九路軍談判的態度和主張是有明顯差異的。如果我們的研究者沒有先入為主的主觀傾向性，應該是很容易就能看出兩封電報字面上的這種不同。可是，如果我們主觀上就認定“共產國際”是反對與十九路軍合作的，相信它總是在盤算如何能夠從下層瓦解其武裝並爭取其士兵的話，那麼，這種字面的差別再明顯，往往也看不出來。更何況，這段時期共產國際還處在統一戰線政策轉變的過渡期，對所有地主、資產階級、軍閥、政客還都抱着高度警惕、戒備甚至是敵視的態度，只相信貧苦工農及工農出身的士兵是唯一可爭取和依靠的力量。他們此時的策略主張再靈活，也還是很有限的。要想找到他們在贊同進行上層統戰嘗試的同時強調堅持下層統一戰線原則，反對信任談判合作對手，甚至時時想要奪取對方的士兵和羣眾的文字，輕而易舉。

　　早些年，共產國際相關檔案還沒開放的時候，找不到能夠直接證明共產國際反對與十九路軍談判的史料，有研究者就用其他間接的材料來證明。比如，當時很流行轉引一則來源不清的共產國際要求揭露國民黨廣東派反日宣傳假面具，堅持下層統一戰線策略的電文。【目前見到最早引用這一史料的，是方長明的《試述共產國際與我黨對閩變的策略》（《黨史資料與研究》1983年第3期）一文，引文未注出處。後來的引用者大都直接轉引該文。】問題是，這種明確指向對廣東陳濟棠一派人的電文，能夠簡單地拿來當作指向十九路軍的政策方針嗎？而且我們稍細心一點即應注意到，中共紅軍當時與十九路談判合作的政治條件之一，就是要求十九路軍既要反日反蔣，也要反對廣東的陳濟棠。【參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3年9月27日）、《埃韋特給皮亞特尼茨基的第8號報告》（1933年10月1日）、《施特恩關於中國紅軍在1933年8、9月間的軍事行動進程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1933年10月1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3卷，第507、523、534頁。】換言之，即使共產國際某個部門此時確有這一要求反對廣東陳濟棠的指示，它也證明不了共產國際主張同樣如此對待蔡廷鍇，反而還證明了共產國際當時確實很重視與十九路軍的談判，因為共產國際很在意蔡廷鍇反不反廣東陳濟棠。

　　遠東局9月29日電為什麼會不同於27日電呢？如果我們不先入為主地認定什麼的話，用歷史分析的方法，亦即基於對電報的形式、文本以及文本所涉及的史實，再結合相關歷史背景，理當不難發現遠東局態度變化是有原因的。造成遠東局這時態度突變的原因是什麼呢？它就是所有研究福建事變和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作戰問題的學者所熟知的蘇區北大門黎川的意外失守。遠東局直到27日都在極力推動談判劃界停戰，一個重要原因正是北線形勢告急，蔣介石中央軍大舉推進，急需福建東方軍集兵北上。讀其27日電文，可知其主要內容都是在強調東線沒有危險，“目前19路軍沒有能力發動攻勢”，絕對不要同它作戰，無論如何要達成停戰，真正要擔心的是：“如果我們還沒有在反蔣鬥爭中取得成績的話，19路軍就可能對我們構成威脅。”【《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3年9月27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3卷，第506—508頁。】

　　萬萬沒想到，一夜之間他們最擔心的情況就發生了。28日，黎川突然失守，原本與十九路軍談判所據有的優勢地位一下子就不復存在了。因此，29日的電報已經不可能再去談什麼與十九路軍應該如何完成停戰談判的問題了。這封電報完全不同於遠東局前面幾天的各指示電，談的並不是談判策略問題，而且也不是發給中共中央的；電報討論的是如何扭轉戰場形勢的軍事行動方針，而且是發給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回憶前文所介紹的遠東局內部分工和人員情況，相信讀者應該能夠意識到，這封電報是弗雷德起草的。無論從弗雷德此前的言論，還是從李德等人的回憶中，我們都不難瞭解到他對蔡廷鍇和十九路軍更不信任，也更多戒備。在此一危機情勢下，他要考慮的是如何不使十九路軍因蔣介石軍事勝利和大軍壓境的刺激，翻臉加入到蔣介石的陣營裏去。這也是為什麼他會在詳細規劃瞭如何奪回黎川的軍事部署後，在電文的末尾提出了幾條防備十九路軍突然翻臉的“策略”：第一條就是要把游擊隊放到十九路軍的後方去造成一種牽制力量；第二條是要繼續進行初步的非正式的談判，利用各種手段迷惑它，爭取能從內部瓦解它；第三條是一定要表現出不同十九路軍作戰的願望，即使必須要從已佔領土地上做退讓，也要忍受，因為“現在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同它作戰”，“我們應該推遲同19路軍算賬的時間”。【一天多後，埃韋特和弗雷德分別就突變的形勢及其應對策略問題給共產國際執委會提交了報告，從中可以更清楚地瞭解到他們此時的擔心所在和他們對與十九路軍談判合作問題轉趨悲觀的原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中央蘇區的電報》（1933年9月29日）、《埃韋特給皮亞特尼茨基的第8號報告》（1933年10月1日）、《施特恩關於中國紅軍在1933年8、9月間的軍事行動進程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1933年10月1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3卷，第514—515、522—523、534、540頁。】

　　坦率地説，就共產國際在福建事變過程中作用問題的研究而言，類似於上述遠東局27、29日電的解讀問題還有不少。惟限於篇幅，只能就此打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