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沉一浮：《人權論集》的命運_風聞

辛亥革命以後，雖然建立了民國，但政壇混亂，政府散弱，軍頭們忙於互相混戰，社會失序，民不聊生。由於政壇、軍壇的強人們都在忙着爭權奪利，倒是無意中給那些文化人帶來了一個學術自由的社會空間。

此後政局所有趨穩後，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施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大政，一時政治局面迎來難得的一段”和諧”時光，皆大歡喜。

大學者胡適是個自由主義的竭力追崇和倡導者。

1917年，胡適通過哲學博士學位考試後結束留學由美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參加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的編輯，宣傳倡導民主、科學。此後把宣揚西方自由作為己任，寫文章、辦刊物、建社團、開書店，樂此不疲。1927年12月1日在上海蔣介石與宋美齡婚禮上結識蔣介石。

但就是在這一年，蔣介石控制國民黨後，徹底違背孫中山的政治主張。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寧可錯殺一千，絕不放過一個，對中國共產黨人進行大肆搜逋，血腥屠殺，實行獨裁統治，禁錮言論自由，社會急速滑進”白色恐怖”階段，與先前難得的寬鬆與和諧的形成巨大反差。

面對此種狀況，追崇自由的胡適自然極不適應，也不甘就此默聲。1929年，他在自創的《新月》雜誌上發表了《人權與約法》一文，掀起了一場人權運動，槓起了人權鬥士的大旗，反對國民黨專制統治。隨後接連發文，抨擊時弊，反對”訓政”，維護自由，落實”憲政”。這場運動震動了文化思想界，許多學者先後捲入其中。1930年，胡適、羅隆基、梁實秋三人有關人權問題的文章結集為《人權論集》由新月書店出版，要剷除打倒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此書不久即被國民黨政府查禁，打入地獄。當然，這場人場運動也沒能絲毫撼動蔣介石的暴力專橫，最終不得不以妥協退讓作結束。

《人權論集》可以看作是這場運動的原始材料記錄。

崇尚自由的胡適，雖然一生沒有加入任何政黨，但他後來卻又一直心甘情願地為酷愛獨裁、專制、暴力的蔣公石所利用。即便以前禁了他的《人權論集》，也心無芥蒂。一個是追崇自由的鬥士，一個是緊抱獨裁的典範，兩者居然時常納入一個畫面之中，堪稱奇觀，箇中緣由，令人費解。究竟是胡適的自由離不開蔣介石的獨裁？還是蔣介石的獨裁離不開胡適的自由？矛盾的統一？

1948年11月，解放軍兵臨北平城下，中共用電台廣播喊話，呼籲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胡適留下來繼任校長，共商國事，共建共和國。胡適不為所動，不作理睬。12月傅作義邀請胡適在中南海懷仁堂商討是戰是和，胡適送了”和比戰難，堅持待變”八字。不久，胡適坐蔣介石派來的飛機飛往南京，只帶走朱家驊、傅斯年、俞大維、陳雪屏四人。

其實，胡適棄校棄生南飛，對於全校師生來説，很有些背叛的意味。但站在胡適的立場上細細想想，也不難理解。

胡適是民國數一數二的大學問家，36個博士學位，可見非同小可。老蔣場面上得用他，客氣他，抬着他。胡適在蔣介石這裏，無論是在政治地位，還是經濟待遇，都是豐厚有加，可以説是名利雙收。至於追求的人權、自由，在高官厚祿面前，可以讓得遠遠的，可以壓在心裏，拋在腦後，嘴上偶爾説説而已。

事實上，蔣介石對此也是心知肚明，所以，表面上愈是敬重，心底裏愈是鄙視。在給蔣經國的信中，把胡適説成三無產品”無道義，無人格，大蠹賊”。胡適死後，蔣在日記説，”晚，聞胡適心臟病暴卒。”沒有惋惜之意。過幾日又寫”胡適之死，在革命事業與民族復興的建國思想言，乃除了障礙也。”言外之意，死得好，死得晚了。

《人權論集》被胡適死心追隨的國民黨打入死牢。倒是一直被胡適所不齒的共產黨政府，胸襟曠達，讓它在80年後重見天日。

《人權論集》作為研究胡適的思想或當時民國社會的狀況，具有參考價值。如果是制定人權政策，那大可不必去浪費時間研讀，因為目前世界上所有人權理念的先進性，還遠遠不堪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比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