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思·羅威談英國的移民問題_風聞

　　對造訪英國的外國人來説，最讓他們驚訝的地方之一就是英國人口極富多樣性。眾所周知，倫敦是一座文化多元的城市，但伯明翰、利物浦、曼徹斯特，甚至雷丁或貝德福德這樣較小的城市亦是如此。英國並非只有白人，也有黑人和棕色皮膚的人，甚至還有華人。英格蘭幾乎每座城鎮都有一家中餐館。大多數城鎮也有印度便利店、意大利咖啡廳、波蘭或土耳其超市，並且最重要的是，還有經營這些商店的少數族裔。多元文化不是倫敦的獨有現象。它隨處可見。

　　所以英國政府上個月公佈關於種族平等的調查報告時，引起了不小的轟動。報告的結果令人沮喪。根據該報告，非洲和亞洲背景的人在英國學校裏更有可能遇到困難。這些族裔的失業率較高，犯罪率也較高。英國各大報紙滿是心急如焚的報告，列舉了國內這些問題最突出的地區。包括我在內的英國人不得不向自己提出棘手的問題：對那些外貌與我們不同的人，我們有沒有阻撓他們得到平等的機遇？我們所在的難道是一個種族主義國家嗎？

　　我們也許可以從往昔學到一些有價值的教訓。在英國，多元文化不是新現象，而是已經發展和演化了數百年。在英國的早期歷史中，古羅馬人、撒克遜人、維京人、諾曼法蘭西人都入侵過不列顛。每一次入侵都把新一波人口帶到英國，他們在這裏定居，英國成為他們的家園。這些外來者抵達的證據保存在我們的語言裏。英語是一個內容豐富的混合體，包含拉丁語、德語、古諾爾斯語和法語來源的詞彙。對外國人來説英語之所以難學的原因之一是，英語裏有很多不同的詞的意思都差不多。比如源自古英語的road（路）一詞，如今往往和street（來自拉丁語）、lane（來自荷蘭語）或avenue（來自法語）混用。

　　在過去將近一千年裏，英國本土沒有遭到入侵。恰恰相反，英國人開始向海外擴張征服。從16世紀開始，英國士兵和冒險家開始襲掠全世界的其他國家。他們返回英國時帶回了奴隸和僕人，這些人不管願不願意，都必須在英國安家。但英國曆史的這個階段不完全是暴力衝突或剝削的歷史。也有很多不同種族的人為了愛情、友誼、貿易或者單純是為了新體驗而來到英國。歷史學家戴維·奧路索加（David Olusoga）最近寫了一部獲獎的歷史著作，表明至晚到伊麗莎白時代英國就有黑人，他們有的是奴隸，但也有普通公民。例如利物浦擁有全英最古老的黑人社區，可以上溯至18世紀30年代。這些移民來到英國時有的是獲釋的奴隸，有的是海員和商人。從那以後，他們就一直生活在英國。

　　英國是個島國，歷史上歐洲其他地區受到宗教迫害的人常常逃往英國避難。17世紀末，成千上萬新教徒逃離比利時和法國，到英國定居，主要是在坎特伯雷市周邊和倫敦東區。19世紀有好幾批猶太人為躲避俄國的虐猶運動而來到英國；20世紀，又有很多猶太人為逃避希特勒而來到英國。從1880年到1920年約有14萬猶太人移民到英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又有10萬人。這在當時是很高的數字。

　　受到政治迫害的人也逃往英國。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後有大量法國人來到英國，逃避本國的政治亂局。19和20世紀有成羣結隊的歐洲共產主義者來到英國，因為英國的政治氣候比較寬容。這些人當中就有卡爾·馬克思。他最後長眠在倫敦的海格特公墓。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全歐洲的形形色色反納粹人士逃往英國。其中很多人在戰後留在英國，在英國社會留下了印跡。例如，倫敦西部今天有一所波蘭大學、一家波蘭文化中心、一家波蘭研究所和大量波蘭俱樂部和教堂。這些機構都是20世紀40年代建立的。約20萬抵抗希特勒的波蘭軍人及其家屬在戰後定居於倫敦。

　　但是到英國的移民潮背後最強大的驅動力量還是帝國主義與貿易的結合。在18和19世紀，英國成為全世界最富裕也最強大的國家。隨着英國的軍事和商業力量增長，英國也成為全球貿易網絡的中心。倫敦是當時全世界最忙碌的港口，布里斯托爾和哈爾港緊隨其後。

　　這些地方成為大批移民的家園，他們不僅來自歐洲，也來自加勒比海、非洲和印度，當然也有中國。英國是全歐洲最古老華人社區的所在地，可以追溯到18和19世紀。英國的華人社區也是全歐洲最大的之一。這些早期華人移民有的是來自上海和天津等中國港口城市的水手和商人，但更多是來自香港和全世界更廣闊地區的流散華人。和這一時期的其他很多人一樣，這些華人來到英國謀求生計和財富，後來留了下來。和其他羣體一樣，英國華人也傾向於組成緊密的社區，部分原因是為了逃避英國人對他們的偏見。所以英國很多城市有“唐人街”。最有名的一個唐人街位於倫敦的蘇活區，但紐卡斯爾、利物浦和曼徹斯特也有唐人街。

　　要想理解英國人口為什麼變得如此多元化，就必須理解大英帝國的歷史。英國的民族多樣性不僅是因為我們“引進”人口，也是因為我們“輸出”人口。這乍看起來有點違反常識。每年有成千上萬移民來到英國，但也有成千上萬英國人離開。事實上，離開的人多於進入的人。這很重要，因為就是這樣英國文化和英語才傳播到全世界。這在後來的歲月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我自己的家族也參與了這種人口流動。我的高祖父於19世紀50年代以殖民地官員的身份去了印度。他的兒子返回英國讀書，但長大成人之後也要到海外殖民地去工作。這成為我們家的傳統，一直延續到我父母那一代。我母親於1939年出生於印度，從小印地語説得和英語一樣流利。在帝國的每個角落都有無數的英國家庭遵照類似的傳統來生活。

　　第二次世界大戰改變了這種傳統。在長達六年關於“自由”和“民族自決”的政治宣傳之後，英國再也不能為自己剝削位於亞非的龐大海外帝國給出合理的辯護。並且這個帝國在經濟上也不可能維持下去了。在1945年，英國處於破產邊緣，再也養不起在海外的龐大行政機關。於是各個殖民地一個接着一個獲得了獨立。在海外殖民地生活了許多代的英國家庭，包括我自己的家庭，不得不“回家”。

　　很快，就有大量曾經是大英帝國臣民的殖民地人民緊接着來到英國。在20世紀40，50和60年代，南亞、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區有很多人潮水般湧向英國，尋找工作與機遇。他們知道，英國的各大城市在二戰中受到嚴重破壞，需要重建。英國的就業機會很充足。

　　他們選擇來英國，因為這很容易。作為前大英帝國的公民，他們不需要簽證，也不需要工作許可。他們自動有權獲得英國護照。與來自世界其他地方的移民不一樣，這些人已經會説英語，並且熟悉英國文化。他們畢竟在帝國境內生活了很多年，很懂英國。到20世紀70年代初，有超過30萬加勒比海地區移民在英國定居，還有約45萬印巴人和超過17萬非洲人。這些人當中的大多數都找到了不錯的工作，安家落户，發展得比較順利。出生於牙買加的詩人露易絲·本奈特（Louise Bennett）愉快地説這是“反向殖民”。

　　我必須説，英國社會並不是完完全全地歡迎這些移民。很多英國白人不願意接受他們曾經支持的殖民帝國造成的後果，尤其因為這意味着他們自己的家鄉城鎮會發生社會與文化層面的變化。在20世紀60年代，著名的英國政治家伊諾克·鮑威爾發出警示，外國人大量湧入會給英國造成社會騷亂，並預言將會“血流成河”。很快出現了一些種族主義政黨，其中最有名的是“國民陣線”，它要求把全部近期移民遣送回其來源國。儘管如此，移民還是留了下來，漸漸地得到了絕大多數英國人的接受。鮑威爾預言的“血流成河”並沒有發生。最後勝利的是英國一項歷史悠久的傳統，即吸收來自其他國家和文化背景的人。

　　不同民族融入英國社會的過程並不完美。如英國政府的調查報告所示，即便今天，不同社羣之間仍然存在緊張氣氛。但在那些早就習慣於看到其他文化和種族的人的地方，特別是港口和大城市，少數族裔融入社會的進程最成功。最顯而易見的例子是倫敦，它在漫長的歷史裏已經見證過許多波移民。今天，倫敦有至少五十個人口達到或超過一萬的外來社羣。差不多五個倫敦人中就有一個有亞洲背景，另一個則是黑人或混血兒。2013年，倫敦市長鮑里斯·約翰遜自豪地宣佈，倫敦是法國的“第六大城市”，因為在倫敦的法國人比波爾多還要多。倫敦有超過三百種語言，所以它很可能是世界上最文化多元的城市。

　　我每天都能見證這一切。我居住的街道曾經是傳統的工人階級社區，住滿了普通的英國白人，他們在當地的傢俱廠和糕餅廠上班。今天，這裏更像是聯合國。我有很多土耳其和希臘鄰居，也有來自德國、法國、意大利、波蘭和歐洲其他地方的鄰居。我家隔壁是一户來自南美的學生；他們家隔壁是一户孟加拉人；再往旁邊是一家索馬里人。路對面住着一家菲律賓人和一户西印度移民的後代。這條街上的少數英國人之一常和我開玩笑，説他和我是這裏僅有的兩個土生土長的倫敦人。

　　但我們仍然是一個社區。每年夏天，我們封閉街道，把車挪走，舉辦一個社區派對。每户人家都裝飾門前的樹和路燈柱，然後我們把桌椅搬到路上，做各種美食給大家分享。在這樣的日子裏，我可以興高采烈地吃到來自幾乎全世界每個地區的飯菜，而不需要離開自家前門五十米遠。這就是2012年奧運會期間我們向全世界展示的倫敦的面貌，但對絕大多數生活在倫敦的人來説，倫敦就是這個樣子。

　　我不希望對移民遇到的困難輕描淡寫。英國歷史上有很多宗教和種族不寬容的時期。這些問題在今天仍然很嚴重。英國歷史學家詳細探討過英國人（哪怕是在倫敦這樣的城市）對外來者的偏見。例如，彼得·阿克羅伊德在《倫敦傳》裏用了整整一章描寫歷史上倫敦對外國人的不信任，乃至暴力。在戰爭或經濟蕭條時期，英國人對外國人的偏見會更顯突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成千上萬猶太難民被英國政府拘禁，因為政府擔心他們當中有些人是德國間諜。2008年的全球經濟危機之後英國人對外國工人的怨恨大幅增長，這是八年後脱歐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過去三百年裏，英國整體的氣氛，特別是倫敦的氣氛，更多時候是寬容、接受，甚至歡迎。英國是個島國，對自己的邊界很少有真正的焦慮。英國是個富國，一般來講都自信有能力吸收外來者。

　　統計數字不言自明。今天，生活在英國的人當中有八分之一出生於英國境外。如果我們再算上他們的子女和孫輩，那麼這個羣體在英國總人口當中佔的比例就更大了，也許達到四分之一，或甚至更高。（具體的比例無法量化，因為英國人都沒有想到去清點父母出生於外國的人的數量。我們覺得這一點不重要。）英國大學裏將近20%的學生來自其他國家，外國留學生當中超過20%來自中國。這種寬容與開放的氣氛不是一夜之間形成的，而是在幾百年裏慢慢建立起來的。

　　英國有很多問題（哪個國家沒有問題？），但至少英國致力於解決自己的問題。最近關於種族平等的政府調查報告也許向英國人揭示了一些讓他們尷尬的真相，但也表明了英國人在未來推進平等的決心。即便最熱忱的“脱歐派”也有這種決心。在脱歐運動期間，他們不僅要求加強我們與歐洲大陸的邊境管控，也説到要向世界其他地方放鬆邊境管控。他們説，英國的大門會永遠敞開。

　　真正的種族和諧需要時間才能實現。但與此同時，儘管近期有一些不好的消息，我們仍然滿懷希望。

　　作者簡介：

　　基思·羅威（Keith Lowe）為英國歷史學家和作家，主要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他的作品《野蠻大陸：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榮獲海賽爾-提爾特曼獎（Hessell-Tiltman Prize）和意大利全國凱拉斯科文學節（Italian National Prize Cherasco Storia），被翻譯為16種語言。他的新書《恐懼與自由：第二次世界大戰如何改變我們》（The Fear and the Freedom: How the Second World War Changed Us）將由社科文獻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推出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