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罕見發文:保護郊區;克魯格曼:醜陋的政治選擇 (附兩人全文)_風聞
大眼联盟-2020-08-18 10:20
原創 ChineseInNY 紐約時間
【編者按】今天(8月17日),美國總統川普罕見地在《華爾街日報》發表觀點文章,題為《我們將保護美國的郊區》,文章的聯合作者是美國住房和城市發展部部長本·卡爾森。文章稱將為大多數美國人(包括大多數少數族裔)所居住的郊區保持低密度,並抵制多家庭住宅。然而,上週四(8月13日),著名經濟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專欄作家保羅·克魯格曼就已經在《紐約時報》發表觀點文章,稱川普所説的“美國郊區生活方式夢”不是真實的,它只是建立在種族主義的醜陋歷史上的,而“郊區戰爭”也只是保守派的政治攻擊途徑。以下是兩篇文章的全文翻譯。
來源: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
編譯:SUN
我們將保護美國的郊區
我們反對極端自由主義的觀點,即聯邦官僚機構應該規定人們的生活地點和方式。
文:唐納德·川普 和 本·卡森
民主黨管理的城市中的犯罪和混亂已變得如此嚴重,以至於自由主義者甚至逃離了曼哈頓上西區。左派不是要重新考慮他們破壞性的政策,而是要確保沒有人逃跑。該計劃是要重塑郊區形象,使其與現在所管理的功能失調的城市相似。像往常一樣,任何敢於説出左派行為真相的人都被塗為種族主義者。
我們不允許這種情況發生。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停止了上屆政府的激進社會工程項目,該項目將從上到下改變郊區。我們推翻了奧巴馬-拜登法案,該法案將授權住房和城市發展部廢除單户住宅區劃,強迫在居民區中建造高密度的“堆疊式”公寓樓,並在整個美國強制改造居民區,所以他們以極左派空想家和技術官僚認為他們應該做的去看去感受。
我們反對極端自由主義的觀點,即聯邦官僚機構應該去規定人們的生活地點和方式。我們相信,只要允許他們自下而上地有機成長,郊區就能為所有種族和背景的美國人提供美好的生活。今天的郊區就是這樣——除了那些已經被糟糕的規劃和政策毀滅的。
繁榮的郊區對每個美國人都有利。可恥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美國大多數人都居住在郊區,其中包括大多數非裔美國人、西班牙裔美國人和亞裔美國人。美國郊區是美國夢的光輝典範,在那裏人們可以在安全、宜人的街區中的自己的家中生活。左派想要把美國夢從你那兒帶走。
不管如此巨大的成功,一個曾經無法想象的議程,狠狠推動更高密度住房進入單户住宅區,已成為左派的主流目標。在奧巴馬-拜登任職的八年中,住房和城市發展部向紐約州威徹斯特縣(WestchesterCounty, N.Y.)施壓,要求其更改分區規則。儘管從未發現韋斯特切斯特歧視任何人,但住房和城市發展部利用扣留聯邦資金的威脅向其施加壓力,要求其提高財產税並建造近11000個低收入、高密度公寓房。其他由自由主義者經營的城市和州也承擔了壓力。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今年在投票表決解散警察部隊幾個月前就取消了單户住宅分區。俄勒岡州去年禁止單户住宅區劃。在過去三年中,議長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的舊金山州參議員領導了取消加利福尼亞單户住宅區的努力。
自由主義者甚至相信,應對氣候變化需要聯邦對郊區進行前所未有的破壞。他們説,郊區是個問題,因為一個擁有自己的房屋、院子、兩輛汽車和一隻狗的家庭所產生的温室氣體水平高得令人無法接受。
拜登-桑德斯聯合平台要求重新提出奧巴馬-拜登反烏托邦式的構想,即在郊區房屋旁建造低收入房屋。一些領先的民主黨人希望走得更遠。參議員科裏·布克(Cory Booker)和眾議員詹姆斯·克萊本(James Clyburn)提出了一項法案,除非當地政客同意提高郊區密度,否則該法案將扣押超過120億美元的給各州用於安全道路的聯邦撥款。就像白宮所擔心的那樣,這個法案在到達時就已經死亡。
美國是建立在自由和獨立之上的,而不是政府的強制、統治和控制。讓聯邦政府負責地方決策,從分區和規劃學校,這將是一個可怕的錯誤。我們的創始人知道這是通向暴政的道路。
各行各業的美國人都用腳投票並在郊區紮根。在所有收入階層和人口羣體中,郊區的家庭擁有住房的比率高於城市中心。數十年的自由統治使許多城市無法負擔,而另一些城市則無法居住,無法滿足其公民在住房、公共安全和教育方面的基本需求。
儘管我們每天都在努力通過機會區等創新手段來恢復城市的繁榮,但左翼人士反對我們重建經濟、維持法制和選擇學校。我們不會讓他們將失敗的經歷出口到美國的郊區。我們將拯救那些可怕政策出台的城市,並拯救我們的郊區。
川普的種族主義者、國家主義者的郊區夢
種族不平等並非偶然。這是一個醜陋的政治選擇。
文:保羅·克魯格曼
紐約州Levittown,由開發商William Levitt設想的郊區理想國。
保守主義者的確喜歡他們的虛假戰爭。還記得聖誕節的戰爭嗎?還記得“ 煤炭戰爭 ”嗎?(唐納德·川普曾許諾結束那場戰爭,但在他任總統的第三年,煤炭產量降至自1978年以來的最低水平,能源部預計這一數字將繼續下降。)
現在,隨着川普競選活動拼命尋找政治攻擊的途徑,我們聽到了很多有關“ 郊區戰爭”。
在共和黨的硬核基礎之外,這條路線可能行不通;喬·拜登(Joe Biden)和卡瑪拉·哈里斯(KamalaHarris)並沒有像激進分子那樣,帶領着安提法掠奪美國的各個分支。
然而,的確,拜登-哈里斯(Biden-Harris)政府將恢復並可能擴大奧巴馬時代的努力,以最終使1968年的《公平住房法》生效,尤其是尋求糾正因美國利用政治權力而造成的一些不公正現象、造成並加劇種族不平等的醜陋歷史。
川普所説的“ 郊區生活方式夢想 ”並不是自然發生的;它是由政府政策創建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郊區住房熱潮是通過聯邦政府的鉅額補貼得以實現的,特別是通過聯邦住房管理局和退伍軍人管理局等計劃,這些計劃通過確保合格的房屋抵押貸款來保護貸方免受風險。到1950年,聯邦住房管理局和退伍軍人管理局已為全國所有抵押貸款的一半提供了保險。
當然,這些補貼不僅幫助購房者。他們還是房地產開發商的金礦,其中包括一個名叫弗雷德·川普(Fred Trump)的人,該人後來因歧視黑人租户而被起訴,其兒子目前在白宮居住。
但是這些補貼僅適用於白人。實際上,它們僅在全白人社區中可用。正如理查德·羅斯斯坦(Richard Rothstein)在其2017年的著作《法律的顏色》中所報道的那樣,聯邦住房管理局指導特別警告不要在一些社區中借貸,在這些社區中,兒童可能與其他代表“較低社會階層或不兼容種族元素的兒童”共享教室。
的確,聯邦住房管理局遠遠超出了全白地區的支持範圍;它開始創建它們。戰後,當像威廉·萊維特(William Levitt)這樣的開發者開始在曾經的農田上建立新社區時,他們提前通過聯邦住房管理局獲批了計劃,從而保證了購買者可以自動獲得補貼抵押。聯邦住房管理局要求此類計劃採取的措施之一是嚴格的種族隔離,以確保財產價值。
現在,所有這些聽起來都像是古老的歷史。但是戰後住房政策的原始種族主義給我們的社會蒙上了長長的陰影。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20多年為中產階級鞏固其地位提供了獨特的機會——但是這一機會卻拒絕了黑人。
你會發現,50年代和60年代是一個普通工人相對收入較高以及郊區住房相對廉價的時代。工資相當高,部分原因是美國仍然有強大的工會運動,而且只要你能夠使用那些聯邦住房計劃,住房就是負擔得起的。因此,數百萬的美國人有機會積累一些財富。
然後機會之窗關閉了。經通貨膨脹調整後的工資停滯不前。房價飛漲,部分原因是許多郊區的建築限制禁止多户家庭居住。在許多其他美國人分享住房繁榮的成果的同時,黑人家庭卻被排斥在不斷上漲的市場之外,他們購房的財務障礙尤其令人生畏。
因此,川普的郊區生活夢想基本上是政府為白人建造的圍牆村莊,當其他人試圖進入時,其大門被關上。
拜登建議採取什麼措施來糾正至少其中一些不公正現象?合理的、重要的但幾乎沒有革命性的內容——諸如擴大租賃憑證,同時打擊紅線劃分和排他性分區。川普可能聲稱這些政策將“ 摧毀郊區 ”,但這只有在你相信血腥無政府狀態的唯一替代方案是一個看起來與1955年的利維敦(Levittown)完全一樣的社區時才有意義。
非常重要的一點是要了解,關於郊區戰爭的恐慌言論與通常關於“自由”的保守言論還有沒有讓政府能告訴美國人該怎麼做之間沒有任何關係。個人選擇和自由市場並不是讓美國成為一個孤立、不平等的社會的原因。歧視是一項國家主義政策,涉及行使政治權力以剝奪人們的自由選擇權。
而且它還在繼續。“黑人命也是命”運動的所作所為是要向許多白人美國人揭示,我們要成為一個社會,無論膚色如何,每個人都受到法律同等對待,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美國黑人已經很清楚這一點。)
但是現在雙方之間的最大區別是,拜登和哈里斯都在努力使事情變得更好,使我們更像我們應該成為的國家。相比之下,川普和邁克·彭斯基本上是在試圖使公開種族主義再次盛行。
作者介紹:
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於1999年加入《紐約時報》,擔任專欄作家。他是研究生中心經濟學博士的傑出教授。紐約市立大學盧森堡收入研究中心的高級研究員和傑出學者。此外,他還是普林斯頓大學伍德羅·威爾遜學校的名譽教授。
2008年,克魯格曼先生因其在國際貿易理論方面的工作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克魯格曼先生於1974年獲得耶魯大學文學士學位,並獲得博士學位。1977年從麻省理工學院再次獲得博士學位。他曾在耶魯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斯坦福大學任教。在麻省理工學院,他成為福特國際經濟學教授。
克魯格曼先生是27本書的作者或編輯,並撰寫了200多種專業期刊和編輯過的論文。他的專業聲譽主要取決於國際貿易和金融領域的工作。他是“新貿易理論”的創始人之一,這是對國際貿易理論的重大反思。為了表彰這項工作,1991年,美國經濟協會授予他約翰·貝茨·克拉克勳章。克魯格曼先生目前的學術研究專注於經濟和貨幣危機。
同時,克魯格曼先生為廣大公眾撰寫了大量文章。他最初發表在《外交事務》、《哈佛商業評論》、《科學美國人》和其他期刊上的有關經濟問題的文章,在《流行國際主義》和《偶然理論家》中都有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