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拯救了中國，但中國更拯救了馬克思主義_風聞

提示：本文17000字，分為十一個部分，請閲讀時注意標識、收藏，慢慢閲讀，慢慢消化。也請關注本公眾號，以獲取更多的分析。

一

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關係上，目前國人普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馬克思主義拯救了中國，卻不知中國也拯救了馬克思主義，而且從根本上説，不是馬克思主義拯救了中國，而是中國拯救了馬克思主義。

事實上，如果不明白中國也拯救了馬克思主義，那麼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馬克思主義是究竟怎麼拯救中國的。不明白馬克思主義怎麼拯救的中國，也就不能真正理解今日之中國社會、中國文化。

總之，正確理解馬克思主義與中國之間的相互拯救關係，尤其是理解中國對馬克思主義的拯救，才能真正看懂中國，看懂今日之中國。

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的拯救，體現在兩個方面，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

在經濟體制上，馬克思主義讓中國擁有一個以國企為主導工業化模式和經濟發展模式。以國有企業為主導，同時又通過市場機制，充分調動社會和個人的經濟性，做到公平與效率兼顧。

一方面，在工業化快速推進，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又能保障國家、政府對經濟的控制，讓發展起來的工業系統和經濟系統和積累起來的資本，在根本上服從國家和政府指令，最終服從於人民的利益，為人民利益服務。避免出現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所出現的資本和經濟系統凌駕於人民利益之上，他們的工業、經濟和資本不是為人民利益服從，而是僅僅為自身的利益服務，導致壓迫和盤剝人民。

如果國家和政府不直接掌控資本，掌控企業，如果國家所掌控的企業和資本規模不足夠大，不能對整個經濟系統、資本系統起主導作用，那麼經濟和資本在整體上就會脱離國家和政府的控制，而凌駕於人民之上，背離人民利益。

另一方面，中國在保障國企主導的同時，又放開了市場，不僅國企的運營是高度市場化的，而且也允許私人、私有企業參與市場，與國企一樣，都是平等的市場參與者。私人、私人企業的參與，為市場提供了不同的激勵方式，為市場和經濟系統帶來活力和動力。

這樣就做到了公平和效率的兼顧和平衡，在保持效率的同時，又不失公平，在維護公平的同時，又保證了效率。放眼世界，獨有中國做到了這一點。

因此，毫無疑問的是，中國的經濟體制、模式全球最好，沒有之一。

在政治體制上，從馬克思主義本身的設計看，既然整個國家的資產、資本都是共有的，只有一家，當然也只能由一個政黨，一個政府來管理。這意味着馬克思主義一定只允許一個黨派存在，就是共產黨，然後由其組成政府，對整個國家的所集中起來的資產、資本進行管理。因此，中國在政治體制上採用了一黨制。

在歐美看來，多黨制一定優於一黨制，多黨制是民主，一黨制一定是專制。其理由是，一個國家的人民一定分化成很多集團，每一個集團都必須有代表自己利益的政黨，這樣只有多黨制才能將全體人民的利益反映出來。如果只有一個政黨，那麼這個政黨將僅僅維護一個集團的利益，並且壓制其他集團的利益，形成專制。

但是中國共產黨與西方政黨有着本質不同，不代表任何集團的利益，自身也沒有特殊利益，而是代表全體的人民的利益，或者説以人民的利益為利益。中國共產黨是超越任何特殊的集團利益的，而只代表整體的人民的利益，這意味着共產黨具備一種超越性，超越利益集團，甚至超越利益本身。

將一個社會、一個國家所有的人民，當成一個統一的利益集團，這樣的思維和做法是歐美無法想象的，是匪夷所思的。他們更無法想象，一個政黨，居然沒有自身特殊利益，居然不是利益化的，而全心全意以別人的利益為利益，以人民的利益為利益。

於是，西方人不相信一個國家的人民可以統一成一個利益，更不相信存在一種政黨，自己沒有利益，而是專門代表人民的利益。基於這種認知，他們不僅認為只有多黨制最好，只有多黨制才能保障自己利益，而且他們也不相信自身集團之外的任何人，他們不相信政府，説什麼“絕對的權力必然產生絕對的腐敗”，把“權力關進籠子”，他們將政府和政府官員都當成賊，其制度設計模式也是“防賊式”，想盡一切辦法肢解和分拆政府，讓其無法獨立決策，而只能陷入各個部門之間的推諉和扯皮。

這種防賊式政府，就是多黨制的民主政府。人民不相信政府，甚至敵視政府，不允許政府有獨立的決策權，其實質就是無政府。有局部集團利益而無整體人民利益，有政黨而無政府，有資本集團而無政府，這是西方之現狀。

而中國恰恰相反，不僅存在整體的人民利益、國家利益，而且人民利益、國家利益凌駕於任何的局部的集團利益之上，共產黨只代表、只維護整體的人民利益、國家利益，而不允許任何的集團利益干預、破壞人民利益、國家利益。

同時人民相信政府，尊重政府，尊重政府官員，政府也擁有獨立的決策權。人民和政府之間形成密切的協作和良好的分工和角色定位。

正是憑藉馬克思主義所帶來的以國企為主導的經濟體制，和一黨制的政治體制，中國不僅實現了經濟、軍事硬實力的快速崛起，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國雖然發展了經濟，但卻沒有沉迷、沉溺於經濟，沒有陷入唯經濟主義、資本主義，而是對經濟和資本實現了有效的控制，讓其服從和服務於人民利益、國家利益。

但是，中國獨特的以國有經濟為主導的經濟模式，和一黨制的以人民為中心的的政治模式，絕非僅僅靠馬克思主義本身就可以實現的。

道理很簡單，蘇聯也是實行的馬克思主義，而且從原理上説，蘇聯的馬克思主義似乎比中國更正宗，因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正是由俄國所引入，即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後來中國也一直以蘇聯為師，為老大哥。但是很遺憾，最終這個蘇聯老大哥卻毅然決然地徹底拋棄了馬克思主義，蘇聯隨之解體，此後俄羅斯搞休克療法，一夜私有化，昔日的蘇聯共產黨也淪為毫無存在感的邊緣小黨。

蘇聯為何突然解體，馬克思主義為何在蘇聯遭遇徹底失敗，關於這些問題，只有與中國相比較才能真正看清楚。從根本上説，蘇聯的失敗與美國無關，而是缺乏中國式馬克思主義所包含的重要元素。毫無疑問，中國具備而蘇聯缺乏的因素，顯然不可能來自蘇聯，也不會來自馬克思主義，而只能來自中國自身。

馬克思主義在蘇聯失敗，在中國成功，關鍵的原因是，中國文化中擁有馬克思主義、以及蘇聯所不曾擁有的獨特因素，這些因素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才得以形成中國式馬克思主義，形成中國獨特的經濟模式和政治模式，迸發出巨大的威力。

二

中國有三大元素為蘇聯馬克思主義所無：其一是原生態的市場經濟，其二是根深蒂固的以人民為中心的政治理念，其三是義利之辯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模式。

本文餘下的部分主要就是對這三個問題展開論述。先説第一個中國因素：原生態的市場經濟。

美國攻擊蘇聯的最有效武器就是市場經濟，他們的經濟學家認為，市場經濟才是最合理、最有效的經濟模式，公有制經濟將導致無效和腐敗，蘇聯缺乏市場經濟，因此蘇聯必然崩潰。冷戰時期，尤其是里根之後，美國認為自己的市場是世界最先進最發達的。

事實上，從整個人類史來看，自由交易的市場經濟，其起源地在中國。也可以説，市場經濟在中國是自然形成的，是野生的、原生態的。有史以來，中國就是一個自由交易的行業社會，有行業而無階級。而在現代之前，西方世界則都是有階級而無行業，因此也就缺乏自由交易，沒有市場經濟。

現代之前，西方是一個農奴社會，國家的土地為極少數封建領主所私有，廣大的農民依附在土地之上，也相當程度上為領主所私有，而沒有獨立自主的生產和生活的權力和能力，缺乏獨立自主的意識和精神。也就是説，作為農奴階級的農民，並非獨立自主的經營主體，生活和經營被嚴格規定和限制，沒有自由交易的權力和能力，因此西方也無市場經濟。

近代西方，從理念上系統提出自由交易的市場經濟概念的是英國的亞當·斯密（1723—1790），此人被現代歐美稱之為“經濟學創始人”，其“名著”就是《國富論》。但是，亞當斯密的思想並非原創，而是來自法國的魁奈。18世紀歐洲普遍崇拜中國，以中國為發展榜樣。魁奈、伏爾泰等當時法國名流都是中國崇拜者。

魁奈（1694-1774）甚至出版了一本研究中國的專著：《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魁奈對中國中國的社會和制度非常羨慕和讚賞，其中就包括對經濟不加干涉的“自然”制度。為描述這種經濟模式，他還發明瞭一個新詞“自由放任”，然後發展所謂的“重農學派”的經濟思想。這就是“市場經濟”概念的雛形。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則進一步將“自由放任”的經濟模式系統化，對當時西歐存在的種種限制做了系統性的批判。

現代的研究認為，魁奈的“自由放任”一詞直接翻譯自《老子》的“無為”，這個結論對了一半。説“自由放任”翻譯自“無為”是對的，但是把“無為”説成是老子的、道家的則是錯的。“無為而治”也是儒家的核心思想之一，實際上也是中國傳統的核心政治理念之一，也是中國傳統政治的兩大“憲政”原則，另一個是“不與民爭利”、“不與民爭業”。

“無為而治”、“不與民爭業”，都是對政府行為的限制，也是對政府的角色進行定位，讓政府知道自己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這種古老的憲政原則和明晰的官民定位，對當下之中國也是一筆巨大的財富，依然在當下之中國發揮着基石作用。

中國的歷史與西方恰恰相反，從經濟模式而言，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自由交易的行業式社會、分工協作式社會，而西方則是沒有自由交易的階級社會。中國從不存在西方意義上的階級。馬克思主義中的階級社會一説僅僅適用於西方，並不適用於中國，但是現代中國的歷史教材也將此觀點強加在中國歷史頭上，是赤裸裸的指鹿為馬。

縱觀整部中國歷史，只有兩個時期對人民的經濟行為存在大規模的限制，一個是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另一個則是新中國之後的人民公社時期，也是共產主義實踐時期。但是兩者都很短，僅僅持續十多年，都隨着創始人的逝世而立馬被廢除。此外中國漫長的歷史中再無對人民的經濟行為有太嚴重的干預，更不存在什麼西方意義上的階級。

因此，要真正研究市場經濟，要探尋市場經濟的真精神，就應該研究中國歷史，到中國歷史中去找，而非研究充斥臆斷的膚淺的經濟學。

市場經濟的核心要素是什麼？是內在的獨立自主的生產經營的精神，而非外在的市場制度，更非什麼數學模型化的價格機制。一切外在的市場制度，不過是獨立自主的經濟行為主體在進行經營和交易所自然形成的效果。西方經濟學恰恰關注外在的市場制度，而忽略最為重要的作為市場主體的人，忽略內在的獨立自主的精神。

説中國有史以來一直是市場經濟，更重要的原因是，有史以來的中國人都是具備獨立自主經營精神的獨立主體。以家庭為單位，甚至以個人為單位，進行獨立自主的經營，是中國經濟的一般狀態。歷史上最重要的產業是農業，中國的農業有史以來都是以家庭為單位而獨立經營的，獨立自由地生產，獨立自主地交易。

三

歷史上的中國，土地分散地為眾多農民所擁有，是常態、正態，從未出現過土地為少數統治者所私有的現象，而這恰恰是西方古代階級社會之常態。

為避免政府和政府官員控制土地，自政府在出現時的堯舜時期，中國就制定了一個憲政原則：不與民爭業，不與民爭利。即政府官員的收入必須全部來自俸祿，而不允許在經營任何產業。如果用現代的權力思維，就意味着，官員們是被剝奪了產業經營的權力，這些權力只屬於人民。統治者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人民才是真正的“有產階級”。

三代的中國就高度重視土地的均分，維護農民的獨立自主經營，搞出了井田制。春秋之後，隨着“禮崩樂壞”，三代制度崩潰，井田制被廢除，於是土地兼併開始在中國成為一個問題，尤其是西漢之後。

但是，土地兼併是地方豪強對農民土地的兼併，並非政府本身對土地的合法地私人佔有。恰恰相反，土地兼併恰恰是不合法的，不僅遭到基層的農民的反對，而且也被作為最高統治者的天子所反對。

皇帝反對土地兼併，打擊豪強，與中國一貫的政治理念與核心制度有關。由於“不與民爭利”的理念與制度，皇帝以及官員的合法收入只能來自税收，而不能來自直接的產業經營，不能通過直接擁有土地而獲得經營性收入。而一旦廣大農民失去土地，而被豪強兼併，其税基就被被破壞，因為豪強們總是設法避税。

皇帝不去直接擁有土地，還有一個原因是基層的農民的反對、反抗，由於中國農民自然、天然地擁有獨立自主生產和生活的精神，而擁有土地則是獨立自主農業生產的基本前提，一旦土地兼併嚴重，而且連皇帝也無能為力時，失地農民太多，就會出現農民起義，豪強皇帝一起反。

西漢以來，週期性的土地兼併是週期性的農民起義的重要因素之一。均分土地也是農民起義的重要訴求，唐末黃巢起義就打出“均平”的大旗；北宋王小波、李順起義時曾説：“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他們提出“均貧富”的口號；起義成功後的朱元璋對侵吞土地的豪強和官員展開了血腥鎮壓，直接殺掉一批人，包括自己的“功臣”，將其土地分給農民；太平天國在《天朝田畝制度》中主張絕對平均分配土地。

即便辛亥之後，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革命依然把均分土地作為重要綱領，孫中山提出了“平均地權”，而共產黨在革命時期的口號則簡單明瞭“打土豪，分田地”。建國之後不久，為推進共產主義實踐，中國搞了“人民公社”，將土地集中起來共同耕作。堅持了不到20年，改革開放後，又搞了聯產承包責任制，再次分田到户。

保障農民平均地擁有土地，就是保障獨立自主的經營方式，就是在保障市場經濟的核心精神。這是中國農民天然擁有的精神，同時農民也天然地擁有不惜生命去捍衞這種獨立精神的精神。

從作為市場內在精神支撐的獨立自主精神看，中國市場經濟的基礎在社會人口最大多數的最基層，而西方市場經濟的基礎則在人口極少的上層。

中國式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將人民公社的基礎上進行市場化改革，將國有經濟融入市場經濟之中，並引入私營經濟與之共存，根源就在於市場經濟因素在中國文化和歷史中是固有的，獨立自主的自由經營和交易的精神是根深蒂固的。可以從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清晰看出這一點。

四

包產到户的聯產承包責任制，是改革開放的起點，也是中國發展市場經濟的起點。這一點往往被現代的人們忽略，中國改革是從農村起步的，中國的市場經濟，乃至私營企業也是從農村開始的。

無疑鄧小平在對改革開放貢獻是偉大的，將其稱之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還是有失準確，也會帶來很大誤導。從根本上説，中國的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改革，不是人為設計的結果，不是“頂層設計的”，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自下而上的，市場化的真正動力恰恰來自社會最基層，來自農村、農民。

現在教材，以及輿論媒體，會想當然地認為，市場經濟起源於西歐，最發達的地方是美國，中國搞市場經濟就是從西方引入，從資本主義引入，這簡直是乾坤顛倒。西歐的市場經濟是現代才有的新生事物，而且是受中國影響而出現。更重要的是，與中國的市場經濟相比，歐美的市場經濟是倒是偽劣品。

歷史以來，中國的農民的經營方式都是以家庭，甚至個人為單位的獨立自主的經營，是自由經營和自由交易的，當然也是市場經濟的。儘管是出於善意，為加速共產主義進程，新中國成立不久就開始將農村土地僅僅集中耕作，後來稱之為人民公社。在整個中國歷史上，人民公社化是對農民的獨立自主經營幹預最嚴重的一次。

因此，人民公社開始不久，便遭遇了農民的反對。也正是如此，政府也放鬆了要求，譬如准許農民擁有“自留地”，在有限範圍內恢復自由市場。對自留地，農民的經營完全獨立，其產品也可到市場自由交易。但是，自留地畢竟比例太少，要求分田到户的呼聲和行為依然屢有發生。

毛主席錯誤地認為人們對人民公社的反對是階級鬥爭，其發對者都是走資派，為反對和改造走資派，堅決推行人民公社，他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隨着毛主席的逝世，文化大革命以及人們公社也是失去存在的動力。

安徽鳳陽小崗村，為實現包產到户，其村民和村幹部之間簽訂了一張協議書，18位村民按了18個紅手印。村幹部決定將本村的集體土地分包到每個家庭，如果上級怪罪，村幹部承擔一切後果，如果被殺頭，村民承諾將其子女撫養成人。

小崗村的要求廢除人民公社，分田到户的行為，在全國並非第一次，其他地方也有類似事件的發生。當時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央領導，正確地研判了形勢，充分尊重了民意，於是順其自然地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放開農村的市場，允許農民獨立自己地生產和交易。

因此，聯產承包責任制只是對歷史的迴歸。當然從平均分配土地的角度而言，這是三代以來做的最徹底的。因此，聯產承包責任制堪比三代時期的井田制。2006年免除農業税之後，甚至比井田制還好，因為井田制還是要交十分之一的税，以公田的收入代替。

中國所存在的這種內生的、基層化的獨立自主的市場經濟精神，為西方所無，不僅蘇聯沒有，歐美也沒有。這是蘇聯無法在蘇聯共產主義基礎上進行市場化改革的根源，最終這導致了蘇聯的崩潰。這也是美國在中國加入WTO之後，其經濟競爭力遠遠落後於中國的根源。

同時，如果説蘇聯經濟與市場經濟無法兼容，那麼美國經濟就是無法與國有經濟兼容，因此，美國的經濟就只能是資本主義的，無法對其控制和約束，讓其服從服務於人民利益、國家利益。

這意味着美國經濟在中國面前存在雙重劣勢。一方面，在市場經濟部分，由於基層民眾缺乏獨立自主的市場經濟精神，美國整體的市場競爭力遠遠落後於中國。另一方面，缺乏獨立的國有經濟，政府無法、無力去對經濟整體進行規劃和控制，只能任由資本肆意橫行。

蘇聯崩潰了，美國離崩潰還遠嗎？

五

下面説一下蘇聯所無，中國獨有的第二大要素：根深蒂固的以人民為中心的政治理念。

以人民為中心，以人民的利益為利益，沒有自身特殊利益，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獨特屬性。這種獨特性，不僅蘇聯沒有，美國更無。那麼這種獨特性來自哪裏？不可能來自蘇聯，更不可能來自美國，總之不是來自西方，而是來自中國自身，來自自己的歷史和文化，來自對儒家的繼承和發展。

眾所周知的是，中國是人類歷史中唯一一個歷史悠久且不曾中斷的文明，更為獨特的是，中國保留了大量、系統性的史籍和經典，不僅有四書五經，還有二十五史。大家愈發感到，中國獨特的文明歷史中，中國所流傳下來的典籍文獻中，一定包含着對整個人類有普遍適用的偉大因素，但是這些因素是什麼，尚不為人所知，尚待去發現和闡釋。

政治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所存在的，對整個人類具有普遍價值的核心要素之一。但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政治，與現代政治有着本質不同。現代政治，或者説現代人對政治的理解和定義，都是西方式的、西學式的。這是近現代歐美人，基於西方歷史、西方文化所做出的。

兩千五百年前，孔子就説：“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他還説：“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這兩段話對當今世界依然適用，揭露了中國政治模式的本質，以及中國政治模式與西方（夷狄）的本質不同。

“諸夏”就是中國；“夷狄”就是中國之外的區域，西方歐美國家就是現代的夷狄；“君”就是國君，更廣泛地，也指以國君為中心的政府和制度。“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是説，中國之外的夷狄，即便有政府以及相關的制度，還不如中國之沒有政府，沒有相關的制度。

從歷史看，中國社會秩序的基石，在心性、義理，在道德，這是內在的深層的東西，歷史也更悠久，而政府、制度，只是外在的東西，出現時間也較晚。

政府，以及相關的制度，正式出現是在堯舜時期，也是五帝時期的末期，整個的漫長的三皇五帝時期，則是沒有政府的，當然也就沒有基於政府的制度，但是卻依然存在良好的秩序，甚至更為良好。

既然沒有政府，堯舜之前，中國社會的良好秩序如何實現，這是弄懂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更重要的是，弄懂中國當下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答案是靠契約，而契約的基石又則是內在的誠信，內在的義理、道德。

《周易繫辭》説：“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這是對久遠渺茫的三皇五帝時代的歷史極為重要的歷史資料。“結繩”和“書契”都是契約，當然是最早的最原始的契約，不僅對中國如此，對整個人類也如此。這不僅意味着契約起源於中國，而且意味着中國的上古時代是一個“契約而治”的契約時代、契約社會。“結繩而治”就是“契約而治”。

三皇五帝時代的政治，沒有政府，但依然擁有良好的秩序，此時用來治理社會的工具是契約。堯舜之後，政府開始在中國正式出現。但是，在春秋之前的三代時期，政府以及相關制度本身則是契約化的，同時也包含着多神教的宗教因素，但以契約為主導，即所謂的“禮樂”制度。

春秋之後，中國發生了“禮崩樂壞”，其實質就是三代禮樂制度的崩潰。直至漢武帝搞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新的制度範式才得以形成，可以稱之為儒法範式：儒體法用範式。儒家思想的實質就是禮樂和契約制度背後的義理因素、心性因素，當然也是道德因素。直至辛亥之後。目前正處於新的範式的形成時期，儘管雛形已現，但仍未最終成型。

這樣以來，整個中國歷史就存在三大制度範式，和正在孵化、孕育的第四大制度範式。已經存在的三大範式是：第一，三皇時代的契約範式；第二，三代時的禮樂範式；第三，西漢漢武帝后到晚清，儒法範式。目前正處於第四範式的孵化之中。

同時還存在三大中間期：三皇和三代之間的五帝時代，是從契約範式到禮樂範式過渡的中間期，也是第一中間期；從春秋到漢武帝，是第二中間期，也是從禮樂範式到儒法範式過渡的中間期；鴉片戰爭一直到現在，則是第三中間期，新中國成立之後，新的制度範式正在成型，但是並未最終成型。

儘管整部中國歷史在制度範式歷經了三次巨大變化，從三皇時期的契約制度到三代時期的禮樂制度，再到漢武之後的儒法制度，辛亥後儒法制度也崩潰了，但是，透過表層的制度變化，但是支撐這些制度範式的深層因素，卻一直沒有改變，就是心性、義理，也是道德。

六

關於心性、義理與政治和社會秩序之間的關係，儒家經典裏多有論述，典型的如《禮記大學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就是心性的修養，是通過學習義理而實現，後四條則是心性和義理在秩序上作用、效果和呈現。

這意味着，在漫長的歷史時期，儘管有劇烈的制度範式的變化，但是並無文明範式的變化，2500年前的孔子就已經敏鋭地洞察到這一點。所以他説，“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孔子實際上將歷史、社會分為兩個層面：“所損益”層面和“雖百世可知”層面。“所損益”的，就是表面的制度層面的變化，“雖百世可知”的，則是支撐制度的內在的心性、義理因素，也是道德因素。制度因素隨時代的變化而變化，而損益，但是心性-義理因素卻不會隨時代變化，因此“雖百世可知”，永遠可知。

真正支撐社會秩序的，是內在的心性-義理因素，而非外在的制度因素。外在的制度好學，容易複製，但是內在的心性-義理因素不好學，不容易複製。

蠻夷可以很容易複製外在的制度，包括建立政府，選出政府首腦，這就是孔子説的“夷狄之有君”，但是蠻夷卻很難學到政府以及相關制度背後的心性-義理因素，所以，導致夷狄的制度空有其表。

而中國即便制度出現變革和缺位，但是卻具備內在的、深層心性-義理因素，依然會存在良好的秩序。即便在混亂之中，也有存在努力建設新制度的努力，哪怕非常艱苦，哪怕很多人要為此付出生命的代價。這就是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從這裏邊也可以看出，文明的決定因素，不在外在的制度因素，而在內在的心性-義理因素。是否出現和存在獨立的心性因素，獨立的義理因素，就是衡量文明與否的標準。以此為標準，在整個人類歷史中，唯有中國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中國之外無文明，而只有蠻夷。

現代的世界依然是“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歐美西方，包括曾經的蘇聯，都是空有制度，而缺乏內在的心性-義理因素，缺乏內在的道德因素，因此這些制度一定會走形和失效。蘇聯因共產主義制度的失效而解體，美國也因民主制度的失效而已經陷入嚴重的分裂和混亂之中，瀕臨解體。

因此，中國的政治與蠻夷的政治、西方的政治有着本質不同，中國政治，重在內在的心性、義理，是心性政治、義理政治，即孔孟所説的“仁政”，或者仁義政治。而西方政治的核心則在外在的制度，包括前蘇聯的共產主義政治，以及美國西方的民主政治。

七

仁義政治有三大核心特徵。

第一，仁義政治的基礎是共識和民心，是共識政治、民心政治。

孟子説：“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因此，義理就是人心所一致同意的共識。而且這個共識最大化，是所有時間所有人類的共識。從地理空間上，包括天下所有區域所有的人；從時間空間上，包括所有時期所有的人。不僅需要當下活着的人的同意，而且需要歷史上死去的人的同意，即義理是涵蓋歷史的。

因此，中國傳統的義理與當下西方民主政治的民意有着本質不同，當下的民意無論在空間上，還是在時間上，都太狹隘了。空間上僅僅指一個國家的民意，甚至一個利益集團內的民意；在時間上僅僅是一個特殊時刻的民意，是不包括歷史的。

以義理的共識為參照標準，民主政治的所謂的民意，實為私見，民主政治實為“私見政治”。同時，原始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也是不是共識，而是私見。其基礎都是是利益集團的當下利益訴求，其存在方式是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爭奪。

也正因為仁義政治的共識程度是最大化的，也就意味着，其適應範圍是天下的，即世界的、全球的，是天下政治、全球政治。同時，其可持續性也是永恆的，穿越歷史，並無限延續。

另一方面，儘管中國傳統政治以義理、仁義為核心，但是，義理、仁義並非獨立的實用之物，而僅僅是所有人的人心的思考和判斷之結果。

義理、仁義也可以稱之為道。因此，義理是根植於人心的，由人心所發出。因此義理就是人心、民心。這就是宋明理學所説的“心即理”、“性即理”。

因此，仁義政治基石也是民心，是民心政治。而民主政治則是外在的、機械的“程序政治”。

八

第二，仁義政治是專業政治。

與民主政治和馬克思主義政治不同的是，仁義政治還是一種專業政治，而且是人類歷史中唯一的專業政治。

政治在中國是一個獨立的行業，自堯舜以來就是如此。而中國之外的任何地方，至今都為實現政治的行業化、專業化，而是一種業務政治、兼業政治，民主政治也是如此。

政治行業化、專業化的關鍵，就是絕對性切斷經濟與政治的聯繫，一旦進入政治行業，就不允許再直接從事任何的經濟產業。這就是中國傳統政治所講的“不與民爭業”，後來也被説成“不與民爭利”。

古代經典常用的社會分工狀態是：士、農、工、商，四大行業。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士”，就是政治業，政治行業。

孟子對政治的行業化和專業化做了至為精到論述。他認為，政治業，象工業、農業一樣，是一個獨立的專業化的行業，為社會提供仁義，社會則以税收做交換。

《大學》説：“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這裏的國，其實就是指治理國家的機構，即政府。這句話就是基於行業分工的，意思是説，政治不以經濟為利，而是以仁義為利，即政府的專業職能不是獲取經濟利益，而是為社會提供仁義，讓社會變成和維持仁義社會。

中國傳統的 “義利之辯”，不僅是學術討論，而且還是中國社會的分工模式，而且還有制度支撐。中國傳統社會的整體分工模式就是分成兩大行業部類：義行業和利行業。政府所從事的是“義行業”，人民所從事的是“利行業”。

孟子説：“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

這些話也是基於行業分工的背景。孟子將全體人民分成兩個行業羣體：士和民，其實就是“義行業”和“利行業”。這裏“民”特指“士、農、工、商”中“士”後面的“農、工、商”，主體是農。

通過“不與民爭業”，實現政治與經濟的分離，政治業的從事經濟生產的權力的被剝奪，這個權力僅僅屬於民，屬於農工商。官員的收入只能來自税收，即俸祿。而官員則又是向民選拔，開始是舉薦，後來形成高度標準化的考試，即科舉制。無論舉薦，還是科舉考試，其標準都是道德水平，義理水平。這就是所謂的“學而優則仕”。

其實在三皇時期結繩而治的契約時代，仁義政治已經初具雛形，堯舜之後，政府形成，只是契約時代仁義政治雛形的專業化、職業化。

作為最原始形態的契約，結繩和書契的契約機制與現代的契約機制有着本質不同。現代的契約基本保障在在作為法律制度，而支撐法律的則是暴力。這樣法律就成為凌駕於契約雙方之上的第三方，擁有絕對權威。但在結繩和書契的契約機制中，契約的基石則是契約雙方的直接信任。在契約雙方之外，不存在擁有絕對權威的第三方。

既然，不存在凌駕於契約雙方之上的超越性權威，契約雙方是對等的，那麼契約的簽訂和執行，就唯有基於契約雙方的共識。雙方都基於誠意，相互尊重，平等協商，最終達成的結論就是共識。

契約關係就是二人關係，也是整個社會的最小單元，整個社會關係就是由眾多二人關係所構成，只有每一個二人關係是和諧的，那麼這個社會就會出現良好秩序。因此，二人關係，就成為中國文明看問題的基本出發點。基於這種二人關係，後來就構造出一個漢字“仁”。

“仁”就是二人關係，其歷史實踐場景就是契約關係。將二人關係，進行分類，就出現了“五倫”，就是五類重要的二人關係：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再後來，從五倫中檢出三種最重要的，就是“三綱五常”中的三綱：君臣、父子、夫婦。

這就是“仁政”的契約背景。

但是，二人之間也可能出現分歧，從而單靠二人的協商，無法達成共識，從而無法簽訂契約，或無法執行契約。此時就需要一箇中介，來提供幫助。這就是中國傳統社會中的“評理”。能夠為糾紛、分歧撒謊方提供評理服務的人，都是當地德高望重的“大人”，他們沒有任何的正式權力，沒有任何的強制性權力，他們僅僅是憑藉自己的義理、道德水平，自己的名望，作為第三方對雙方進行義理開導，幫助其進行溝通，然後消除分歧，達成共識。

甲骨文“大”，其字源就是德高望重的，作為契約中介的“大人”。同時，甲骨文總體上就是契約文字，其基本字形結構都是直接來自契約符號，包括書契符號、結繩符號和大人符號。在甲骨文字形中保留了契約機制。這一點我此前已多次指出。

契約時代的作為契約中介的大人，他們提供評理服務，完全是自願的、義務的，不收費用，他們也是中國最早的政治家。堯舜時期，政府的出現，實質就是大人的職業化。進入政府做官的都是大人，因此“大人”也成為對官員的尊稱，直至晚清。

在契約時代，政治業作為一個行業的行業定位和行業屬性已經基本成型，就是大人羣體和大人業。最核心特徵有兩個。一個是無為而治，另一個是隻關注義，而不關注利。

契約的真正主體是契約雙方，作為契約中介，其目的只是幫助雙方消除分歧，達成共識。因此，大人不應該去幹預、插手，雙方的經濟事務本身，那完全是契約雙方的事。

無為而治的實質是，對作為行為主體的契約雙方的最大化尊重，作為中間人，作為第三方不能越俎代庖，不干涉，不參與契約雙方的實際的經濟事務。如果雙方能夠自行化解矛盾，自行達成共識，那是最好的。

無為並非絕對的無為，而是説大人有明確的定位，當分歧發生，契約雙方邀請大人來評理和化解時，大人需要盡力幫助，但是，其行為將僅限於提供義理服務，通過義理講解，教育教化，讓兩人心悦誠服地消除分歧，達成共識。

也就是説，大人和契約雙方之間就形成明確定位和分工。契約雙方是經濟行為主體，是相關經濟活動的參與者，是利益相關方，雙方之間存在利益的博弈和爭奪，屬於“利行業”。但是，大人是不是經濟活動的參與者，沒有利益瓜葛，因此大人是超越經濟的，超越利益的，而只關注其中的義理和公平、公正，屬於“義行業”。

也就是説，整個社會出現“義行業”和“利行業”的分工模式，在遙遠的三皇時代就已經存在了，只是雛形，因為那時的大人不是完全職業化的，有專業而無職業。到堯舜時期政府成型之後，才出現大人的職業化，進入政府，脱離經濟事務，通過基於税收的俸祿，而職業地、專業地從事大人的工作，即義理工作。

當大人開始組成一個職業集團，成為政府時，為確保其職業性，即確保其全心全意地將工作放在義理上，只關注義，而不關注利，他們自我做了一個限定：“不與民爭業”。就是禁止大人再從事任何的經濟生產和經營工作，其收入必須完全來自俸祿，切斷大人、政府與經濟的直接聯繫。確保政府是一個“義政府”、“義理政府”，也是“仁義政府”。

這樣，“無為而治”和“不與民爭業（利）”就成為對中國傳統中對政府、政治的兩大最核心的原則，也是對政府的兩大限制，用現在的話就是兩大“憲政”原則。同時也實現和保障了政府、政治成為一個獨立的行業。

既然政治、政府是一個獨立的行業，一個“義行業”、“義理行業”、“仁義行業”，在對其進行限制、限定的同時，也對其進行給予了充分的尊重，同時也賦予其獨立決策的權力。因為政治行業是義理行業、仁義行業，因此這個行業比其他任何行業都更被人們尊重。“學而優則仕”，社會最優秀的，最被人尊重的人也都會被選拔進入這個行業。在“義”、“義理”、“仁義”這個專業領域之內，官員、政府被賦予了絕對獨立的決策權。

整個人類歷史中，中國之外的任何地方都不曾實現政治的專業化，他們的社會沒有實現義利之區分，也沒有獨立的義理概念，當然也沒有獨立的義行業，義理行業，仁義行業，即沒有真正的獨立的政治，包括西方現代文明。

民主政治和馬克思主義政治，都屬於西方文明的範疇，也都不是專業化政治，不是真正的政治。他們既沒有中國自古以來的最大化共識的概念，也沒有義理的概念，他們的社會不存在一個超越經濟和利益的，能夠為人們提供義理服務，為社會提供公平和正義的羣體。

他們壓根否定義理的獨立存在，否定道德的獨立存在，也否定有道之人的存在。他們想當然地、膚淺地認為，人都是追逐經濟利益，而且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人都是“經濟人”“利益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這樣以來整個社會就是一個利益爭奪的世界。但是面對利益爭奪，又有兩種不同態度。一種態度認為，既然人都是利益人，社會就是利益爭奪的社會，既然利益爭奪是“自然的”，那麼就應該順應之，充分保護每個人的利益爭奪的權力，即財產權、產權。然後，基於經濟利益，人們之間拉幫結派，形成不同利益集團，在這個基礎上形成的政治叫“民主政治”。

另一種態度注意到，在利益爭奪的過程中，資產最少的那部分人老是會吃虧，遭受不公的待遇，因此主張徹底消除這種利益爭奪，實現財產共有的共產主義。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政治。

馬克思主義政治和民主政治，表面似乎相反，但其基本的、深層理念是一致的，都是認為人間只有經濟，只有利益，而再無其他，他們都看不到超越經濟的義理的存在，都是有利而無義。其政府都是基於利益的，基於利益爭奪的。

九

第三，仁義政治具備無限的超越性和適應性，超越現實經濟，適應於任何時代，任何經濟形態。

從歷史事實看，仁義政治在中國的存在是貫穿於整個歷史的，從文明之初的伏羲時代、三皇時代，一直到當下。當前中國的政治模式，從體上、根本上、骨幹上説，依然是中國所固有的仁義政治。

仁義政治之所以能夠具備無限的適應性，能夠適用於任何的經濟形態，任何的時代，根本原因具備無限超越性，對現實世界中經濟行為的超越性。仁義政治不參與經濟事務，而僅僅對經濟活動進行超越性的評價、評判，讓經濟合乎義理，合乎公平和正義。

從整個人類歷史看，無論時代如何變化，無論經濟形態如何變化，人類對公平和正義的追求則是永恆的。仁義政治只關注永恆性的東西。

仁義政治具備無限適用性，不是抽象存在，而是一個對歷史場景、現實條件的具體的判斷和選擇過程。即其適用性的本質，是其判斷和選擇能力，“仁義政治”又是“心性政治”，心性是人的思考認知器官。這一點在下面再詳細討論。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沒有自身特殊利益，以人民的利益為利益，是中國傳統“仁義政治”的應有之義。如今中國共產黨能夠具備此種屬性，顯然是對仁義政治的繼承，而不可能來自馬克思主義。

反過來説也正確，共產黨所具備的沒有自身利益，而以人民利益為利益的屬性，也證明中國固有的仁義政治依然完好存在。

十

下面説一下中國獨有，蘇聯和西方所無的第三大要素：義利之辯的思維模式。

中國之所以會出現貫穿歷史的仁義政治，並被中國共產黨所繼承，發展出當下的人民政治、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最深層的根源在於，中國文明在文明之處就出現了獨立的義理概念，獨立的心性概念。

義理和心性是一體兩面，是同一個東西。到宋明時期，將其概括為“心即理”、“性即理”。對於這一點，現代人真的很難很難理解了，因為現代中國所盛行的學術是西式學術，其基礎是西方的歷史和文化。以西方學術觀察中國，不亞於坐井觀天。受西式學術訓練的現代人，包括現代中國人，猶如井中之蛙，中國文化則是天空。井中之蛙會把井口當成天空，而否定真正的天空的存在。

獨立的心性、義理都是中國文化所獨有，為西方文化所無，但是，現代人卻把西方現代學術視作人類文明最先進，受現代學術薰染的人們，包括西方人和中國人，就拼命否定獨立的心性和義理的存在。

孟子説：“心之官則思”，是説心是思考的器官。在文明之初的伏羲時代，中國先人就意識到人的本質活動在思考認知，並基於思考認知活動，抽象出心和理的概念，兩者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

現代人非常難以理解的是，“心（性）”、“理（義）”都不僅是抽象概念，而是是人類文明中最抽象的概念，沒有之一，比現代科學中的抽象還要抽象，因為它們是對思考活動的抽象，而思考活動在現代人看來本來就是抽象的。而科學的抽象則是針對具體事物的抽象，譬如數學，但是數學在心、理面前則是具象的，心、理比數學更抽象，可以説是抽象的抽象。

中國先人認為思考活動是人的最本質活動，並基於思考活動抽象出心和理的概念，心就是發出一切思考活動的功能性器官，理則是這個功能器官的基本屬性。思考認知功能包括判斷和選擇，理實質就是判斷和選擇時所依據的標準和原則。將理説成心的基本屬性，也就是意味着判斷和選擇的標準是內在的，也是人生而有之的，不需要後天的學習和培養。這就是孟子説的“良知良能”，被後來的王陽明進一步發揮成“致良知”。

由此就有了“心物之辯”、“義利之辯”、“道器之辯”、“體用之辯”，這幾個辯題。

心就是思考功能本身，物則是思考的結果；義就是理，也是思考本身，利則是思考之用，也是物；道就是理、義，也是心，是高度靈活的，而器則是強調一定思考形成結果，就固定了、不變了；體是心，用是物。

這四個辯題實則説的也是同一回事，都是對心、物進行區分、辨識。

既然中國先人認為人的本質活動在思考，人的本質則在心性、義理，認為人就是心性人、義理人。人生的價值，社會的意義，就在於維護每一個人的心性獨立和心性自由，遵循和順應心性和義理，讓心性獨立而自由的發揮。這就是《中庸》説的：“率性之謂道”，“誠者天之道”。

中國文明是人類歷史中唯一一個存在獨立的心性和義理概念的文明，或者説，在整個人類歷史中，唯有中國文明實現了心性突破、義理突破，而且在文明之初。以中國歷史為參照系，唯有實現心性突破和義理突破的文明才是真正的問題，唯有以心性和義理為核心的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顯然，中國之外的任何文明，都滿足不了這一條件，包括現代西方文明。

心性、義理就是思考功能本身，心性獨立和心性自由，實質就是思考獨立和思考自由。中國文化、儒家的核心就是研究思考本身，研究如何真正獨立而自由地去思考，破除一切思考的獨立和自由進行制約的一切障礙。

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獨立而自由的思考主體，真正實現心性自由，思考自由的人，就是道德水平很高的人，就是成德之人，就是大人、君子。他們可以為糾紛雙方進行評理，充當社會秩序的維護者。政府出現之後，政府官員實則就是大人的職業化，政府就是成為一個社會的大腦，是社會中最會思考的人職業團體。

正式區分了思考本身和思考之作用和結果，即區分的心、物，中國文明也實現了對現實世界的超越，而且是絕對超越，也讓以此為原則的中國文明具備無限的適應性。

一切現實都是物，而人的本質，政府的本質則在心性和義理。同時一切現實，作為外物，也不過是心的思考對象，是政府的思考對象。外物是死的，心和政府則是活的。

這是中國文明永遠持續的秘密所在。

十一

最後做一下總結。

説馬克思主義拯救了中國，這沒有問題，因為世界工業化、經濟化的大背景下，馬克思主義為中國提供了一種正確的工業化模式、經濟化模式，以國有企業為主導的市場經濟模式，或者説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支撐中國在經濟和軍事硬實力上成功崛起的同時，又避免讓中國出現唯經濟化，唯工業化，讓資本凌駕於人民之上，而是保持着資本和經濟系統的總體控制，讓其服從和服務於人民的利益。

但是，另一方面，對比蘇聯可以清晰發現，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在蘇聯失敗，在中國成功，而是在於，中國為馬克思主義注入了中國獨有的新元素，這種新元素不僅馬克思主義本身沒有，蘇聯也沒有。這些新元素包括：中國本有的原始市場經濟；沒有自身特殊利益，以人民利益為利益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模式；心物之辯、義利之辯的思維方式等。

毫無疑問，沒有中國的存在，不為馬克思主義注入西方所無的中國因素，馬克思主義將會隨着蘇聯的解體而在世界消失。因此，可以説是中國拯救了馬克思主義。

中國文明的核心在內在而抽象的心性和義理，也在思考本身，因此中國文明是心性文明、義理文明，也是思考型文明，這種特質使得中國文明具備對現實世界的絕對超越性和無限適應性，使得中國文明可以超越時代、超越任何經濟形態和制度形態，可以適應任何時代、任何經濟形態和制度形態，而永恆存在。

經濟形態可以從伏羲時代的漁獵採集，到後來的農業時代，然後再到工業時代，中國文明都可以很好地適應。從三皇五帝時代的契約範式，到三代時期的禮樂範式，再到漢武帝之後的儒法範式，任由制度範式如何變化，中國文明都可以良好適應。

因此，從根本上説，從心性和義理上説，只要中國這塊土地存在，只要中國人一息尚存，中國就不能會滅亡。一個時代可以結束，一種制度範式可以消失，一個特殊的政府更可以消亡，但這絕非什麼亡國。因此，甲午之後，突然興起的“亡國滅種”恐懼，是杞人憂天的，也是膚淺的過度的恐懼。

甲午之後，對中國而言，不是什麼亡國滅種、救亡圖存，而是如何抗擊外來入侵者的問題，這個問題在中國歷史上是個老問題，甚至週期性發生。中國不會滅亡，也不需要任何的外來的拯救，而只是一個“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問題。

甲午之後所出現的“亡國滅種”的過度恐懼，讓中國出現幻覺性的錯誤判斷，在日本的影響下，而認為中國文化是落後的，西方文化是先進的，因此主張徹底否定中國文化，而全盤引入西方文化，在“新文化運動時期”達到高潮。

新文化運動時期實際上引入兩兩套西方文化，西方主流的資本主義和西方邊緣的馬克思主義。國民黨代表資本主義，共產黨代表馬克思主義。

共產黨戰勝國民黨，代表所引入的資本主義在中國失敗。但是，共產黨成功法寶並非固守原汁原味的馬克思主義，而是堅持“理論聯繫實際”，以中國實際為中心和本位，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其實就是為其注入中國因素。

從根本上説，共產黨的成功，並外來的馬克思主義因素的成功，而是中國固有的中國因素的成功。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實際上包括兩個部分：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因素。而且，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因素的關係，是體用關係，內因外因關係：中國因素是體，馬克思主義是用；中國因素是內因，馬克思主義是外因。

從心性和義理的層面看，美國的資本主義和蘇聯的共產主義在本質上是相同的，得了同一個病：卻是仁義和道德。這個病也是昔日中國秦朝在統一中國後，短短十幾年就崩潰的根源所在。事實上，也是人類歷史所有大帝國最終都走向崩潰的原因所在。

美國一度將蘇聯的崩潰功勞據為己有，認為是美國的戰略舉措摧毀了蘇聯，殊不知，自己與蘇聯是病友，目前已病入膏肓，出現蘇聯式的崩潰將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