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麼拉住了自殺懸崖上的你_風聞

摘要                                      

當前對於社會支持預測成年後自殺意念的機制，人們尚缺乏足夠認知。本研究旨在分析自我效能感在                      251名                      過渡期成人                      (116名女性；平均年齡=20.84歲，SD=2.34)社會支持與自殺意念關係之間的中介作用。數據分析採用結構方程模型。結果表明，家庭支持的增加顯著預測                      了自殺意念的減少。但朋友和其他重要支持不能預測自殺意念。中介分析結果表明，自我效能感部分介導了家庭支持與自殺意念之間的關係。儘管成年階段是以生活方式更加獨立為特點，仍建議家庭支持持續到這一時期。這種支持可以增強克服生活困難的自我效能感，而這些困難可能會使人在成年後容易產生自殺意念。

這是社論前沿第S1729次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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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儘管自殺意念和行為是一個主要的公共衞生問題，但數十年來並未顯著下降。在全球範圍內，每40秒就有一人死於自殺，每年累計約80萬人死亡。雖然大多數關於自殺的研究集中在青少年年齡段，但最近數據表明，過渡期成人(18-29歲)自殺死亡數越來越多。除了交通事故外，自殺是15-29歲年輕人的主要死因，死亡率最高，在高收入和中低收入國家/地區中佔比約79%。過渡期成人自殺率上升的前提可能是壓倒性的沉重負擔、不穩定感和身份探索，使這一階段與人類發展的其他階段有所區別。青春期脆弱性和發育過渡不良（特徵在於社會支持的減少，以及社會關係和環境的普遍變化）使過渡期成人容易遭受自殺風險。此外，過渡成年期的出現給與自殺有關的各種心理問題的發展帶來了更大的風險，如情緒障礙、精神分裂症和物質使用障礙。

尼日利亞過渡期成人的自殺率                

尼日利亞過渡期成人自殺事件不斷增加。最近的統計數據顯示，尼日利亞的自殺率為每10萬人9.5例，每年有18608人死亡。自殺研究與預防倡議（SURPIN）報告表示，在尼日利亞的自殺案件中，有20％為13-19歲的年輕人，隨着受害者年齡趨向29歲（後期），傷亡人數急劇上升至50％以上。此外，當前趨勢表明，與普通人羣中的其他羣體相比，尼日利亞高等教育機構中該年齡層的學生更容易自殺。報告指出了該羣體自殺的各種因素。其中包括考試不及格、退學通知、被指控剽竊、戀愛問題、抑鬱、精神錯亂和其他心理健康問題。

自殺意念的風險因素與保護因素                

人們為了瞭解自殺的風險和保護因素。預防自殺的發生，已經進行了大量研究。自殺意念或想法被認為是自殺行為的先決條件，因此，瞭解自殺意念的預測因素可能有助於減少自殺風險。自殺意念的危險因素包括負擔、自負、孤獨與絕望、情感障礙、憤怒、酒精使用障礙、不穩定就業、緊張的學校環境、破碎的家庭與兒童逆境、家人或朋友的自殺經歷、（沒有包括自殺方法在內的）親密朋友和媒體報道。相反，保護和緩衝因素包括宗教信仰、生存、應對信念與希望、體育鍛煉、娛樂與關注積極、堅韌和韌性、正念、勇氣、寬恕、對死亡的恐懼以及對家庭、自尊和社交支持的思考。

社會支持、情感健康和自殺意念                

Zimet等人（1988年）將社會支持概念化為家庭成員、朋友和提供物質與情感資源的其他重要支持的總體可獲得性。正如Goldsmith（2018）所指出的，過渡期成人的家庭支持包括精力、時間和經濟資源對持續發展的貢獻，以及以同樣的精力、時間和經濟資源為易受決策不良影響的過渡期成人提供“救助”。雖然朋友支持的特點是提供情感安全、幫助、親密、可靠聯盟、友情、自我驗證和陪伴，但其它重要支持，包括個人在生活中有一個特別的人，能在需要的時候總是陪在身邊，能與其分享喜怒哀樂，是真正的關懷和安慰的來源。

部分文獻強調了社會支持在情感健康和自殺意念中的作用。例如Pettit等（2011年）表明，家庭支持的增加預示着抑鬱症狀的減輕。Szkody和McKinney（2019年）還指出，家庭和朋友的支持通過自尊影響過渡期成人的心理健康。此外，較低水平的家庭和朋友支持被證明與該生命階段的較強孤獨感有關(Lee&Goldstein，2015)。在三個社會支持維度中，只有家庭支持與自殺史和抑鬱呈反比關係(Bell等人，2017年)。同樣，Mackin等人（2017年）證明了在父母支持方面的家庭支持可以保護青春期女孩避免在經歷壓力生活事件後出現自殺症狀。此外，一般的社會支持被證明是防止一般羣體自殺的保護因素 (Šedivy et al.,2017)。

自我效能感對社會支持和自殺意念之間關係的潛在中介作用                

作為一個與自尊相關但又不同的概念，自我效能感也可以介導社會支持與自殺意念之間的關係。根據自我效能理論，個人對自己行動能力的信念決定了他們決定從事的行為種類，以及他們在克服生活挑戰和障礙的過程中堅持不懈的程度（Maddux，2002）。該理論進一步認為，效能信念在身體健康、心理失調與調適，以及專業/自我指導的行為改變干預中起重要作用（Maddux，2002）。Abdel-Khalek和Lester（2017）發現，跟心理健康與其它相關變量的關聯相比，在成年過渡期的男女性中，自我效能感與心理健康之間的關聯最強。此外，最近的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的降低與青少年和酒精障礙患者的自殺意念和企圖的嚴重程度有關(Berent et al., 2017；Valois et al., 2015；Wu & Yaacob, 2017)。

此外，自我效能感與社會支持之間的關係也在文獻中得到了證實。例如，Martinez-Marti和Ruch（2017）發現，社會支持和自我效能感與瑞士總人口呈正相關。此外，Zhang和Jin表明，在產後婦女樣本中，社會支持和自我效能感呈正相關。還有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介導了社會支持與產後抑鬱的關係。其它研究也發現了類似的結果 (e.g. Tovar et al., 2015；L. Wang et al., 2018)。

目標與假設

鑑於社會支持與自殺意念相關，而自我效能感與社會支持和自殺意念相關，因此本研究假設自我效能感將介導社會支持與自殺意念之間的關係。換言之，自我效能感將解釋社會支持影響自殺意念的途徑。研究結果將填補以往相關研究的空白。此外，結果將有助於專業人士通過自我效能感來管理自殺意念與意圖以及社會支持。

方法                

樣本        

這是一項橫斷面調查，由251名過渡期成人（46%為女性）組成，他們從位於尼日利亞西南的兩所郊區大學中挑選而出。其中公立和私立大學學生分別佔70%和30%，年齡在18-29歲之間(M=20.84，SD=2.34)。從所處年級看，分別為37%（一年級）、22%（二年級)、17%(三年級）和24%（四年級及以上）。根據婚姻狀況，樣本97%為單身，3%為已婚。

測量        

自殺意念問卷

本研究使用15個條目的自殺意念調查表（SIQ：Reynolds，1987）對自殺意念進行了評估（李克特五分量表），範圍從“我從未有過這種想法”（1）到“幾乎每天”（5）。示例條目包括“我有過如果我死了會更好的想法”，“我有過寫自殺筆記的想法”和“我認為沒有人在乎我的死活”。Reynolds（1988）通過將SIQ與相關的情感結構（如抑鬱和焦慮）相關聯，獲得了介於0.56和0.66之間的收斂效度係數。與量表作者報告的α係數值相似，本研究中SIQ的Cronbach alpha值為0.9。此外，本研究還通過驗證性因素分析（CFA）來評估SIQ一維方向的正確性。結果表明，SIQ的單維性符合當前研究數據的共變誤差項，χ                      2                                （79 N = 251）= 179.11，p <0.001；CFI = 0.97；RMSEA =0 .07 [90％CI =（0.057，0.085）]，而SRMR = 0.04。得分越高反映出自殺意念越強。

感知社會支持的多維量表 (MSPSS)

MSPPS（Zimet et al.,1988）包含12個條目，旨在測量三個子集的社會支持感，包括家庭（Fam），朋友（Fri）和其他重要（SO）的支持。參與者的回答以李克特五分量表進行測量，範圍從“強烈不同意（1）”到“強烈同意（5）”。示例條目包括：“在我有需要時有一個特別的人在身邊”（SO），“我可以和朋友談論我的問題”（Fri）和“我的家人確實在幫助我”（Fam ）。在使用尼日利亞樣本測量感知社會支持方面，MSPPS是有效的（Nwoke，Onuigbo & Odo，2017）。作者在當前研究中進一步評估了MSPPS因子結構的適用性。結果表明，該量表的三因素結構完全符合模型擬合標準，χ                      2                                （46 N = 251）= 91.03，p <0.001；CFI =0 .967；RMSEA = 0.06 [90％CI =（0.04，0.08）]，而SRMR = 0.05。在本研究中獲得的α係數為SO（0.85），Fam（0.78）和Fri（0.70）。在分量表中，得分越高表明，人們對社會支持的感知越高。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

自我效能感由GSES進行評估（Schwarzer和Jerusalem，1995），包含10個條目。測量範圍為4點李克特量表，範圍從“完全不正確（1）”到“完全正確（4）”。示例條目包括“只要努力就可以解決難題”，“ 如果做出必要的努力，我可以解決大多數問題”，“遇到問題時，我通常可以找到幾種解決方案”。GSES被發現具有很高的心理測度（Schwarzer＆Jerusalem，1995）。在對誤差項進行協變後，CFA結果表明GSES的單維結構絕對適合當前研究數據，χ                      2                                （30 N = 251）= 39.32，p = 0.12；CFI =0 .99；RMSEA = 0.035 [90％CI =（0.00，0.06）]，而SRMR = 0.03。作者還獲得了令人滿意的α係數0.8。

統計分析                

本研究使用IBM SPSS 24.0版本進行描述性統計和相關性分析。採用最大似然結構方程模型(SEM)估計社會支持對自殺意念的直接影響。鑑於只有家庭支持維度對自殺意念有顯著影響，作者通過指定家庭支持為自變量，自我效能感為中介變量，自殺意念為因變量來進行中介分析。採用IBM SPSS AMOS（25.0版本）進行SEM分析。研究變量的數值符合正態分佈，但自殺意念數值具有的正偏度和峯度值（見表1）不在−1至1範圍內(Blanca等人，2013年)。利用Log10轉換實現數據正態分佈(Mertler&Vannatta，2005)。研究變量的所有z值都在−4到4之間，表明數據分佈沒有異常情況(Stevens，1992)。社會支持分量表之間的多重共線性不成問題，因為每個分量表的公差值都在範圍內（0.38和0.58），高於截止值0.1(Mertler&Vannatta，2005)。採用比較擬合指數(CFI)、漸進均方根(RMSEA)和標準化均方根殘差(SRMR)對模型進行了擬合評價。如果CFI值高於0.90，則實現模型擬合。

結論與討論                

結果發現，研究變量之間的所有二元關係均顯著，社會支持的所有維度都與自殺意念顯著相關          。具體而言，家庭、朋友和其他重要支持與自殺意念呈負相關，其中家庭支持與自殺意念的相關性較強。本結果與以往研究一致，證明了家人、朋友和其他重要支持與自殺意念之間的關係，且與其他社會支持相比，家庭支持與自殺意念之間的聯繫更緊密。

從社會支持維度預測自殺意念的SEM模型結果表明，只有家庭支持能顯著預測自殺意念，而朋友和其他重要支持則不能          。與其他形式的社會支持相比，該結果強調了家庭支持在保護過渡期成人免受自殺意念影響方面的重要性。這是因為與朋友和其他重要支持相比，          家庭支持可能代表着一種更持久且一致的社會支持結構                      。與家人的支持相比，朋友和重要他人的支持對個人縱向影響較小（Tabaac等人，2016年），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後兩者都無法預測自殺意念。無論個人的生活狀況如何惡劣，家庭仍是持續不斷的幫助來源。研究結果證實了以往的發現，強調了家庭聯繫和支持在緩衝個人自殺傾向方面的重要性。研究結果也完全支持以往關於不同種族的性少數羣體女性 (Tabaac et al., 2016)和青少年（Shilubane et al., 2014)的文獻，他們發現家庭支持對降低自殺意念具有重要意義，而朋友和其他重要支持則沒有。

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部分介導了家庭支持與自殺意念之間的關係          ，對以往研究起補充作用。家庭支持對自殺意念的保護影響，部分由一般自我效能感所解釋。換句話説，來自家庭成員支持的感知增加了自我效能感，反過來又預測了過渡期成人自殺意念水平的下降。家庭支持在成年期建立個人自我效能感的作用不能被過度強調。雖然成年過渡期是個人獨立於父母和家庭的時期，但過渡期成人仍需要家庭成員的大力支持，以提高自我效能感，克服生活壓力，受到保護來抵禦自殺意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