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之後，美國對華政策的演變_風聞

　　我與世界相遇，我自與世界相蝕，

　　我自不辱使命，使我與眾生相聚。

　　——蘇格拉底

　　歷史的終結

　　1993年，在美國的《外交》季刊上，一篇名為《文明的衝突》的文章引起了世界範圍內的廣泛討論，隨着爭議的日漸增多，其作者塞繆爾·亨廷頓在這篇文章的基礎上進一步闡述，出版了《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

　　在這本書裏，亨廷頓將人類文明分為了包括西方文明、中華文明在內的八個文明。他指出：文明和文明之間以核心國家為主體，其影響力向邊緣地區逐漸衰減，並最終在邊緣線上兵戎相見，相互攻伐。

　　一幅即將開啓的世界文明大戰的畫卷在他筆下緩緩展開，並通過一系列的建構向西方的政治精英發出了警告：西方文明正在走向衰落，其他文明正在緩緩崛起，西方正面臨着來自其他文明體的挑戰。

　　就在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在西方引起爭論的同時，或者説稍早些的時候，另一種與之截然相反的學説——“歷史終結論”，卻獲得了整個西方主流的掌聲。該學説的創造者弗蘭西斯·福山在1992年出版的《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之人》裏，向人們提出：人類社會歷史形態已經走向歷史的頂點。

　　這位日裔學者認為，推動人類歷史不斷前進的是一種謀求獲得他人承認的嚮往。而福山認為，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自由民主社會已經實現了這種嚮往。從這個意義上講，人類的歷史已經走向終結，因為西方的政治社會模式已然到達了人類的最高峯。

　　而福山最大的理論支撐則是克里姆林宮上空飄揚着的三色旗。1991年12月，在萬眾矚目下，以俄羅斯為首的十一個加盟共和國正式簽訂了《阿拉木圖宣言》，扮演着冷戰社會主義陣營一方領頭羊角色的蘇聯正式退出歷史舞台，冷戰時代宣告結束。

　　《阿拉木圖宣言》簽署，蘇聯消失

　　紅色鐮刀旗降下，三色旗的升起將歷史終結的狂歡氣氛推到了高潮。作為資本主義世界的代言人，美國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姿態審視着即將到來的新時代：社會主義陣營在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的浪潮中支離破碎，只剩下包括中國在內為數不多的幾個國家仍高舉着紅色旗幟。

　　在歷史終結的歡呼聲下，美國的對華政策何去何從成了擺在華盛頓精英們面前的一個問題，在新的時代裏，他們徐徐拉開了答案的幕布。

　　第一幕：克林頓時代

　　1993年5月28日，一道行政命令從白宮中發出，要求當時的國務卿克里斯托弗就是否在1994年7月後延長中國的最惠國地位提出建議。發出這道命令的，是剛上任不久的總統新人威廉·傑斐遜·克林頓。

　　畢業於耶魯大學的克林頓曾六任阿肯色州州長，民主黨出身的他憑藉着出色的口才和幹練的形象在1992年大選中擊敗了老布什，成為白宮新主人。而當春風得意的克林頓從老布什手裏接過象徵着當世第一強國的權杖時，一同交到他的還有一份沉甸甸的中美關係遺產。

　　在蘇東劇變的過程中，中國內部亦出現了一些動盪，聞聲而至的老布什政府趁機發動對中國的制裁。西方資本全部從中國撤資，美國大使館的車輛載着豐厚的物資駛離中國，中美關係一度降到了冰點。1992年9月，老布什政府向台灣出售軍備，剛剛緩和的中美關係又再次緊張。

　　繼承了老布什政治遺產的克林頓，憑藉着新官上任三把火的衝勁，在處理中美關係上極具當世第一強國的霸道氣勢，而1993年5月28日發出的行政命令，就是他給中國的一個下馬威。在落筆簽字之前，意氣風發的克林頓對周圍的幕僚説：“我明年是否延長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將取決於中國在改善人權方面取得的重大進步”。

　　將“人權”作為外交武器對目標國施壓，這既是對自卡特以後歷代美國總統外交手段的繼承，同時也是對自身優越性的絕對自信。

　　除了在經貿上對華施壓，在台海問題上克林頓也有着自己的看法。隨着其內部“以台製華”口號的提出，克林頓一度嘗試將美國政府和台灣地方政府的官方來往合法化。

　　1995年5月，白宮正式對外宣佈允許時任台灣地區領導人的李登輝對美做“私人訪問”，而李登輝當時正是島內台獨的領袖人物。出生於日本殖民時代的李登輝，在日本的“皇民化”運動中改名自稱“巖裏政男”，從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畢業後成為了日本日軍高射炮部隊的士官生，雖然祖籍是福建，但他心裏刻印着的卻是富士山下的櫻花。

　　蔣經國去世後，李登輝繼任“總統”一職，此後連任十年。這位對日本抱有極度狂熱的台灣地區領導人，在任期間一反他在蔣經國時期一箇中國的態度，大力鼓吹兩國論，是台獨勢力的標杆性人物。克林頓政府對於李登輝的“外交優待”致使中美雙方外交關係一度降為代辦級別，隨之而來多次穿過台灣海峽的美軍航母編隊更是直接加劇了緊張的態勢，釀成第五次台海危機的爆發。

　　如果説最惠國問題和台灣問題只是克林頓對華政策的局部調整，那麼“銀河號事件”的發生，則盡顯其政治主流對華的真實態度。1993年7月，美國宣稱在中國前往伊朗的遠洋貨輪“銀河號”上，載有製造化學武器的原材料，隨後要求銀河號停船接受美國的檢查。

　　為了迫使銀河號聽從命令，美軍軍艦尾隨在後，武裝直升機多次盤旋抵近威脅，揚言如果銀河號不配合美國政府的要求，美軍將會不惜一切代價對其實施武力擊沉。處於槍口之下的銀河號被迫在霍爾木茲海峽外停船拋錨十餘天，靜待雙方政府的溝通談判。

　　適時勢弱的中國政府並未能夠有足夠的力量進行反制，而美方卻富有餘力地對中國實施了貿易制裁，雙方最後達成協議，中國政府拒絕了由美國政府直接上船查驗的要求，改由中立國沙特查驗，美方人員以沙特專家的名義參與其中。

　　在對運往伊朗的貨物檢查中，美方並未發現情報中的物品，美駐沙特使館參贊馬克尤姆隨之向負責談判的中方人員要求擴大查驗範圍，且必須直至結果獲得華盛頓的承認為止。

　　“銀河號事件”的發生對當時的中美關係產生巨大的衝擊，美國政治精英在取得冷戰勝利後表現出來的霸主高姿態和優越感從中一覽無餘，儘管二十餘年過去了，時任中國外交部國際司參贊的沙祖康在回憶起這件事時仍然連説十餘個“窩囊”。

　　雖然上任後的對華政策十分強勢，但克林頓也明白“主義歸主義，生意歸生意”。比起通過不斷的施壓將中美關係拖入泥沼，從改革開放中的中國獲得經濟利益才是一名優秀的資本主義代言人所應該做的，為此，克林頓政府提出了“全面接觸”的對華戰略。

　　對於這個戰略的解釋，克林頓憨厚地對世人宣告是因為“美中有許多共同的利益，這些利益只有通過兩國建設性的交往才能實現”，但同時，他也精明地對美國的政治精英説這是“促進中國自由化的最佳途徑”。

　　在這個新的政策下，克林頓推翻了之前發佈的“5·28政令”，將中國的人權問題和最惠國問題脱鈎，給予中方1994年-1995年期間最惠國地位，並在2000年簽訂了對華永久正常貿易關係法案，取消最惠國年度審議。

　　在經濟合作加速的同時，中美之間的高層聯繫亦日益密切，在1997年和1998年之間，雙方的最高領導人實現了互相訪問，而在1999年中國國家總理朱鎔基出訪美國更是15年裏中國總理首次訪美，雙方關係在冷戰後繼續向前發展。

　　現實遠比童話更加殘酷。在中美友好這一童話在譜寫的同時，衝突和矛盾也是現實中不可忽視的因素。1999年5月，美軍的隱形戰機向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投下五枚炸彈，新華社記者邵雲環，光明日報記者許杏虎、朱穎被炸身亡，數十名中國外交人員受傷，這一事件直接將正在緩和的中美關係再次推至谷底。

　　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時犧牲的記者

　　美方對於該事件僅以誤炸進行解釋，而克林頓對於此事也僅僅是表示“遺憾和哀悼”，並未有任何道歉，直至1999年年底中美雙方方才正式就此事達成協議，給予中方經濟賠償。

　　如果説要對克林頓時期中美關係做一個評價，那麼，毫無疑問，美國的霸主氣息是貫穿其中的一個特點。不論是對台問題、人權問題還是銀河號事件以及南斯拉夫大使館事件，美國的強硬態度至今仍是許多中國人心中的一根刺。

　　但在對華遏制的同時，“全面接觸”政策又對緩和中美關係、加強雙方經濟合作提供了空間。隨着任期將盡，克林頓時代也在逐步落下帷幕，就像浪花一般，在一個時代走向盡頭的同時，所有人都將目光聚焦在隨之而來的後浪之上。

　　第二幕：小布什時代

　　2001年7月28日，釣魚台國賓館，隨着兩道身影慢慢步入所有人的視線之中，在場的數十名中外記者紛紛舉起相機將兩名國家政要友好握手的畫面用膠捲記錄了下來。

　　時任中國外交部部長的唐家璇面帶微笑，眼神自信而又帶有一絲喜悦，站在他對面的，是一位同樣面帶微笑的美國客人——時任美國國務卿的科比·鮑威爾。

　　在這次訪問的過程中，鮑威爾向世人透露了一個消息：美國希望能夠與中國建立“建設性關係”。當記者問到他對北京的印象時，他回答説“我非常渴望瞭解北京，但我只能通過車窗看北京，透過車窗，我看到很多建築正在建設，北京在發生着巨大的變化。”

　　當然，發生着巨大變化的不僅僅是北京，還有邁入新世紀後的中美關係。

　　2001年1月，在克林頓任期期滿，白宮迎來了第43任總統——喬治·沃克·布什，也就是小布什。這位看起來略顯憨厚的55歲老人，在年輕時候喜好飲酒，個人私生活亦放蕩不羈，但步入政壇後他始終站在保守派的立場上，強調保守派價值觀。

　　雖然跟隨了父親的腳步當上了美國總統，但在對待中美關係上，比起老布什，小布什更像是一頭獵鷹，霸道而又充滿雄心壯志。早在競選的過程中，小布什就面對着媒體批評克林頓的對華政策，向美國人表明在他眼裏：“中國是競爭對手，而非戰略伙伴”。

　　在台海問題上，小布什也有自己的看法。他一改以往“戰略模糊”的政策，清楚地表明美國在台海的利益就是使台海問題保持不戰不和的局面。為了進一步具體化美國在台灣問題的立場，2001年4月小布什政府對台灣地方政府宣佈不再逐年審查對台出售武器的議案，而改為“根據需要作出決定。”

　　不過，小布什的強硬並不止通過對台政策來體現，他選擇了用一種更極端的手法來表現美國的強大。2001年4月，美軍EP-3偵察機飛進海南島附近的中國空域進行探查，中方在雷達探測後派出兩架殲—8戰機進行驅逐，在海南島東南距離70海里處，美方一架偵察僚機與中方81192號戰機發生碰撞，81192號戰機墜落海面，飛行員王偉犧牲，生前最後一句話是：我已無法返航，你們繼續前進。

　　事件發生後，美國國務卿鮑威爾在接受新聞採訪時説了句“我們已經表示了遺憾，我們表示了我們的悲痛，我們為一條生命的喪失感到對不起”。

　　在美軍機組人員回國之後，小布什甚至對外宣稱責任在於中國。之後，美國空軍為了以“保障今後對中國沿海地區的偵察飛行”為由，在日本沖繩嘉手納空軍基地開始實施偵察飛行的預演訓練。中美關係降到了新世紀以來最冰點。

　　2001年7月份的鮑威爾訪華，是南海撞機事件後小布什政府尋求緩和中美關係而做出的決定，儘管小布什將“遏制”作為對華政策的大棒，但隨着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和中美經濟聯繫的日益密切，在經濟上則更多的強調“建設性關係”這一胡蘿蔔，以圖將中國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

　　2001年7月，美國國會在小布什的敦促下通過了延長中美正常貿易關係的法案，將與中國的正常貿易關係延長一年，而在此前6月的上海會談中，小布什同樣表示將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如果説鮑威爾在緩和中美關係上功不可沒，那麼本·拉登則可以説從根本上扭轉了小布什政府的對華政策。

　　2001年9月11日，兩架遭到恐怖分子劫持的民航客機分別撞向了美國紐約世界貿易中心和五角大樓，超過2000人在這次事件中死亡。

　　這是美國本土第一次遭到大規模的恐怖襲擊，全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在小布什身上。而小布什也十分清楚，如果這件事處理得不好，那麼剛上台不久的他很快就會遭到各方勢力的攻擊——美國人民需要在他那裏得到一個解釋。

　　在這種情境之下，根據FBI的可靠情報，小布什政府將本·拉登作為911事件的頭號兇手，在塔利班的萬般否認和美國民眾的歡呼聲中出兵阿富汗。

　　隨着小布什政府政策重心向反恐轉移，其對華定位也發生了改變，在副國務卿佐利克2005年發表的講話中，他表示希望中國能夠成為一個“利益相關者”，與美國“共同經營國際秩序、共擔風險與責任”。

　　在這種重新定位下，中美關係在小布什執政期間有了新的發展。不論是在2002年的克勞福德會晤中，還是在陳水扁提出“一邊一國論”之後，小布什都明確表示支持一箇中國的立場。

　　2004年，國務卿鮑威爾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明確表示“台灣不是一個獨立國家”，支持中國“和平統一”。經濟上，在取得美國的表態後，2001年12月，中國順利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隨後中美之間的貿易額從2001年的804.8億美元，2003年上升到1263.3億美元，至2005年達到2116.3億。

　　不過中美關係的改善並不意味着完全沒有衝突，在2005年美日發表的聯合聲明裏，仍把“敦促中國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作為兩國“共同的戰略目標”。

　　可以説，在小布什執政的初期，對華政策以強硬遏制為主。911事件發生之後，隨着美國政策重心的轉移中美關係快速升温，在經濟領域上獲得空前的發展，雙方關係也達到新世紀以來的最高層面。

　　隨着小布什時代的結束，美國對華政策是否會做出改變成為了影響中美關係的決定性因素，而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在奧巴馬的演講聲中逐漸展現在世人的面前。

　　第三幕：奧巴馬時代

　　2008年11月5日，芝加哥格蘭特公園，一名身着正裝、眼神之中帶着喜悦的黑人正對着台下的支持者發表屬於他的勝利演講，他用一種極富情感又鏗鏘有力的語調向世人宣告：

　　“那些所有懷疑美國能否繼續照亮世界發展前景的人們，今天晚上我們再次證明，我們國家真正的力量並非來自我們武器的威力或財富的規模，而是來自我們理想的持久力量：民主、自由、機會和不屈的希望。”

　　在一陣又一陣的掌聲中，美國迎來了歷史上第一位黑人血統總統——奧巴馬。

　　出生於1961年的奧巴馬，在幼年時期曾跟隨母親與繼父居住於雅加達，10歲後隨祖父母定居於夏威夷。1991年從哈佛大學獲得學位後，又在芝加哥大學教授了12年的憲法課，在2008年的總統大選中憑藉着“變革”一詞獲得民眾的青睞，在資本和媒體的幫助下順利成為了白宮裏的第一位黑人領袖。

　　比起小布什剛上任時的強硬與霸道，這位白宮的新主人在對待中美關係上顯得更為老練而成熟。在對台政策上，他一方面延續了小布什政府維持現狀的政策，以一種讓人無法懷疑的語氣向中國保證將會遵守《中美聯合公報》中“一箇中國”的原則，但另一方面，他又用一種獨有的悲愴音調為台灣地方政府搖旗吶喊。

　　奧巴馬在2010年1月簽訂了64億美元的對台軍售，在數額上達到了歷史最高峯，而在2009年發佈的《中國軍力報告》中，白宮也毫不諱言認為“中國軍隊武器的發展將用來威脅和攻擊台灣”。

　　如果説在台灣問題上奧巴馬只是秉承着先輩們的“榮光”，老調重彈，試圖實現兩岸均勢的戰略，那麼在西藏問題上面熱點化則可以稱作他對華“人權外交”的新手段。

　　在2010、2011和2014年三次會見達賴之後，2015年，奧巴馬更與達賴共同出現在全美祈禱早餐會上，宣稱“達賴喇嘛激勵我們為全人類的尊嚴與自由大聲疾呼”。在西藏問題上，奧巴馬政府一方面對中國保證西藏歸屬於中國，但另一方面又延續了卡特以來的“人權外交”，以“人權”為藉口向中國施壓，其背後的邏輯仍是延續了喬治·凱南的遏制政策。

　　喬治·凱南

　　儘管遏制政策同樣也是奧巴馬政府對華政策的主基調，但對於美國總統來説為國內的資本家賺錢仍舊是其重要的職責之一，和中國加強經濟合作是其中一個重要途徑。

　　2012年，美國成了中國最大的商品出口市場，雙方的貿易額為4386億美元，達到了歷史之最。不過這種日益發展的經濟聯繫同樣也給了奧巴馬政府危機感，雖然雙方貿易額同比上升了了8.2%，但其中美國從中國進口的數額為3194億美元，而中國從美國進口數額為1192億美元，雙方的貿易差額達到了2002億美元。

　　在貿易差額和經濟危機的壓力下，奧巴馬政府同樣在經濟上也對中國採取了遏制措施，除了多次要求促使人民幣升值以圖改善貿易差額外，《跨太平洋戰略伙伴關係協定》（TPP）也是這種遏制政策的體現。

　　美國歷史學會曾經發表過一份報告，認為歷史上東南亞諸國之所以能夠與中國保持一個長時間段的和平態勢，原因在於他們在經濟上以中國為核心形成了一個利益體系。奧巴馬正式提出加入TPP談判實際上就是對這種歷史體系的重新建構，以實現亞太各國在經濟上加強對美國的依賴，從而維護其亞太老大的地位。

　　TPP的前身是由智利、新西蘭、文萊、新加坡在2005年發起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簡稱“P4協議”，但在美國加入了之後，TPP國家數額很快就從4個國家擴展至包括日韓等美國傳統盟友國家在內的12國，而中國則被排除在外。

　　從宏觀的角度上看，奧巴馬對華政策的實施都是建立在“重返亞太”這個基調之上的，雖然是世界霸主，但是憑藉着聯合整個西方將蘇聯打趴下的美國也明白“雙拳難敵四手”的道理，因此在中國周圍籠絡一批小弟也就成了奧巴馬對華政策中的“巧實力”之一。

　　2010年7月，希拉里在越南向世人表示“南海關係到美國的核心國家利益”，“美國支持和維護南海航行自由”，號召南海相關各國要反對“脅迫”，矛頭直指中國。在同一個月，在老大的帶領下，太平洋裏先後舉行了“環太平洋”和“不屈意志”兩場聯合軍演。

　　除了強硬的態度和軍事行動之外，2013年發生的“南海仲裁案”同樣也是由美國一手籌謀的對華遏制手段。2013年1月，菲律賓就與中國的南海主權糾紛正式向聯合國聯合海洋法法庭遞交了訴狀，要求確認菲在其200海里專屬經濟區內享有的權利。

　　在美國的幫助下，菲律賓成立了仲裁法庭。在中國表明了對於該事件的態度是不參與、不接受、不承認的立場態度之後，菲律賓政府自費替中國繳納了訴訟費用。經過三年多的自導自演，“仲裁法庭”在2016年7月正式宣佈菲律賓勝訴。

　　這次的仲裁鬧劇，美國始終扮演着菲律賓幕後大佬角色，在“仲裁結果”出來之前，美軍太平洋艦隊司令哈里斯放話“美軍已經做好今夜與中國開戰的準備”，隨之帶着兩個航母戰鬥羣聲勢浩大地開進南海。

　　作為回應，中方三大艦隊在四名上將的帶領下齊聚南海，開展了兩次大規模的軍事演習。南海局勢一時如同上弦之箭，一觸即發，雙方在菲律賓等國的注視下大有兵刃出鞘之勢。但隨着“仲裁案”結果的出台和美軍航母羣的改道航行，南海局面重歸平靜，而菲律賓也在杜特爾特強勢掃毒之後恢復了理智。

　　2017年1月，隨着新總統的走馬上任，奧巴馬時代亦逐漸成為過去。儘管只有一半的黑人血統，但奧巴馬的上台可以説是美國政治史上具有歷史性的一幕。他在推動中美關係發展的同時，也秉持着先輩遏制政策，時不時露出獠牙。不論如何，奧巴馬時期在表面上可以説是中美關係較為平穩的一個時期，而這個時期隨着新總統上任後顯得彌足珍貴。

　　歷史的潮流

　　當福山以一種高傲者的姿態向世人宣佈“歷史即將走向終結”的時候，實際上只是一個全新時代的開端。

　　緊隨而至的克林頓、小布什和奧巴馬在高舉着從喬治·凱南那裏繼承而來“人權遏制大棒”的同時，也未曾忘記“和平演變”的祖輩訓誡和為資本謀福利的責任擔當，在摩擦和合作中推動着中美關係跌跌撞撞向前發展。

　　2017年1月，商人出身的特朗普成為了美國第45任總統。憑藉着“沒人比我更懂”的天賦和“讓美國再次偉大”的雄心壯志，上台之後便急匆匆地對中美關係做了調整：貿易戰、企業封殺、南海航行……舊時代的霸主以一種極致的瘋狂維護其賴以生存的四根支柱：美元、科技、軍事和網絡壟斷，中美關係似乎已經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

　　當中美關係將會何去何從這個問題再次擺上枱面時，華盛頓的精英們所擁有的已然不是取得大勝之後的高傲心態，取而代之的是需要回答一個完全不同的問題：他們需要以何種姿態去迎接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號角下全新的歷史潮流的到來。

　　在新的時代環境下，新的幕布正在徐徐揭開。

　　END

　　本文作者：黃金洲 ，血鑽故事研究員。

　　部分參考資料：

　　1、陶文釗：《中美關係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吳心伯：“論克林頓政府的對華政策”，《復旦學報》，1996年第04期；

　　3、呂香芝：“冷戰後美國對華接觸政策簡論”，《運城學報》，2019年第05期；

　　4、郭勇虎：“奧巴馬時代美國對西藏政策探析”，《藏學學刊》，2017年第02期；

　　5、Jean Garrison：“The Rise of Hedging and Regionalism: An Explanation and Evaluation of President Obama’s China Policy”，《An American Review》，2016年第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