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奎松 | 共產國際與中共關係研究中的幾個觀念和方法問題（下）_風聞

三、回憶史料應該怎麼用？

傳統黨史研究高度重視黨內路線鬥爭的歷史，揭露、批判錯誤路線及其後果，是要印證並彰顯正確路線的價值與意義。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係史的研究，早期在很大程度上延續了這一研究模式。只不過隨着研究者的民族主義意識逐漸取代了傳統的階級意識，淡化共產國際作為世界共產黨與中國共產黨的階級組織關係，強化兩者民族、國家的差異、隔閡及其利益衝突，已逐漸成為一種潮流。正是這樣一種研究傾向的不斷發展，一方面導致了共產國際在中國革命中作用影響評價的全面負面化，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激發了中國研究者致力於發掘中共歷史當事人更能聯繫實際抑或更能獨立思考的研究熱情。

以對福建事變期間這方面情況的研究為例，從紅三軍團司令員彭德懷，到紅軍總政委周恩來，到當時並不直接參與軍事工作的毛澤東和張聞天，以至於在傳統黨史敍事中被認為只是共產國際傳聲筒的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被指為1931—1934年導致蘇區紅軍失敗的所謂第三次“左”傾路線的最高負責人王明，幾乎都有研究者著書作文，論證他們曾經有過與共產國際不同的主張和思考。但令人遺憾的是，幾乎所有這類研究論證或發現，依據的都只是當事人多年後的回憶資料，缺乏相關史料，特別是得不到第一手文獻史料的佐證。這種研究論證的可靠性和準確性都是很容易受到質疑的。

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這類問題就曾引發過不少質疑。具體涉及福建事變期間共產國際問題研究的，就有過幾篇文章是針對藉助回憶史料建構史實的説法的。其中有研究者就對80年代開始流行起來的，認為福建事變期間毛澤東曾主張通過紅軍主力外線作戰來間接援助十九路軍的説法，發表過商榷文章。【温鋭、周聲柱：《毛澤東在“福建事變”期間是否提出過“間接配合”十九路軍作戰的戰略性建議》，《江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2期；丁長清：《毛澤東是否提出過利用福建事變實行戰略外線作戰的建議》，《探索》1991年第4期。】

流行的説法認為，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在軍事上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接受毛澤東在福建事變發生後提出的“將戰略防禦轉變為戰略進攻”的作戰方案，即“紅軍主力無疑地應該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於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禦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迫使進攻蘇區之敵不得不回援，一方面可以打破蔣介石之“圍剿”，一方面也援助了十九路軍。【《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36頁。】

商榷者的意見最主要是兩點：一是沒有史料能夠證明毛澤東曾經提出過這一主張，堅持毛澤東曾經這樣主張過的研究者能夠引用的唯一證據，只有毛澤東幾年後發表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的説法。而毛澤東在文中並沒有説這個主張是他提出來的，毛澤東後來歷次談及五次反“圍剿”時也均未提到他有過這樣的主張。而對照《彭德懷自述》可知，這一主張應該是福建事變發生後時任東方軍司令員彭德懷提出的，毛澤東後來認為正確，寫到了自己的文章裏，表示贊同。二是有研究者明確指出，應該注意美國學者施拉姆就此提出的看法，即：“一方面，這一戰略與毛一貫的（至少是前幾年）的謹慎作法不一致。【這裏指的是1932年毛澤東與蘇區中央局及紅一方面軍領導人在擴大蘇區方針問題上持續爭論中表達的傾向性看法。見《周恩來、王稼祥、任弼時和朱德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2年5月3日）、《中共蘇區中央局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2年9月30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3卷，第146、208—210頁。】另一方面，1933年底至1934年初，毛髮表的意見與中央委員會大多數人的意見幾乎是一模一樣的。”毛澤東當時不止一次公開宣告過他對福建人民政府的看法，即認為他們是“企圖於國民黨道路與蘇維埃道路之外，尋找第三條道路，以保持反動統治階級垂死的命運”的“中國反動統治階級的一部分”。【［美］斯圖爾特·施拉姆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國外研究毛澤東思想資料選輯》編譯組譯：《毛澤東》，紅旗出版社1991年版，第165—166、167—168頁。並見毛澤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對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報告》，《紅色中華》1934年1月26日，第1版。】注意到這種情況，任何要想證明毛澤東當時更看重十九路軍和福建事變作用的研究者，其實是非找到能夠令人信服的第一手史料不可的。很可惜，後來的研究者對此並不在意，這些商榷文章也沒有能夠起到應有的作用。從民間到官方，至今在福建事變研究中，此類受到商榷的説法仍舊比比皆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65頁；李蓉：《毛澤東與福建事變》，《重慶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3年第4期，等等。】

回憶史料當然不是不能夠作為史學研究的依據，但史料運用必須掌握一些最基本的原則。上述彭德懷關於乘福建事變，集中紅軍主力向閩浙邊進軍的外線作戰設想，也是源自於彭德懷個人幾十年後的回憶。但是，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明確提到此方案，等於為他的回憶背了書。由於毛澤東的這篇講話和文章是在十九路軍失敗幾年後發表的，瞭解此事的當事人印象都還比較清晰，因此毛澤東回憶的失真度較低。【關於此文從講稿到發表的簡要經過，可參見拙作：《毛澤東為什麼要寫<論持久戰>？》，《抗日戰爭研究》2018年第3期。】再加上在延安整風期間黨史問題大討論中，也有和彭德懷共同工作的領導人談到過這件事。故此，即便今天還找不到第一手的文獻史料來佐證，我們仍舊可以基本肯定其説有據。然而，這並不等於説，我們因此就可以完全依據回憶者的説法來敍述這段歷史了。對這則回憶，研究者在使用的時候還是需要謹慎地注意其使用的範圍，因為：

第一，我們並不清楚彭德懷當時對這一設想具體是怎樣陳述或説明的，特別是其中有沒有像他在自述中講的那樣，提出了“支援十九路軍的福建事變，推動抗日運動”這樣的主張。【《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4頁。】因為，此前在與十九路軍代表談判過程中，彭德懷像當時其他中共領導人一樣，曾不止一次地表示過，對蔣光鼐、蔡廷鍇及其十九路軍“不應有絲毫幻想，但把戲仍可玩一些”。【《第三軍團關於與蔣光鼐、蔡廷鍇談判之條件與所用之名義給項英、朱德、周恩來電》（1933年9月22日），原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資料室藏油印件。】福建事變後，我們有什麼證據説明他已經改變了此前的看法而有了新的思考呢？

第二，福建事變發生後，弗雷德與彭德懷先後都提出了集中紅軍主力，跳出內線，轉到外線作戰的方案。雖然兩個方案都被否定，但在今天的研究評價中，弗雷德的方案倍受批評，彭德懷的方案則大受肯定。對此顯然需要在比較研究的基礎上有所討論和辨析，以便弄清楚，何以弗雷德從敵人力量薄弱的西北方向突圍，轉而威脅並進攻南昌及長沙的作戰計劃，是錯誤的；彭德懷從中央軍相對集中的東北方向突圍，並馳騁於蘇、杭、寧、蕪及南昌之間，劍指“敵之根本重地”的作戰計劃，就是正確的。如果我們不回答這個問題，只強調並肯定彭德懷的提議，從學術研究的角度，是無論如何都不能使人信服的。

第三，無論我們對福建事變發生後圍繞着這類作戰計劃的肯定或否定持怎樣一種看法，我們同時也都不能不回應國外研究者對中國研究者熱心於這一話題所提出的質疑。這就是施拉姆當年講過的，也是參與編輯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檔案文獻集的俄國學者們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一書的前言中特別提出來的一個疑問，即我們如何能夠證明，如果當年中共紅軍採取了這種戰略，就能夠挫敗蔣介石及其德國顧問的堡壘戰術，確保中央蘇區不失呢？【參見［美］斯圖爾特·施拉姆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國外研究毛澤東思想資料選輯》編譯組譯：《毛澤東》，第168頁；《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3卷，前言第19—20頁。】

就這裏談論的歷史時段而言，個人回憶史料最多也最不可靠的莫過於王明瞭。特別是孟慶樹整理的王明口述史料《陳紹禹——王明傳記與回憶》和《王明同志對於50個問題的回答》，所談從1933年初開始提出“三條件”宣言【指王明以毛澤東和朱德名義發表的《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宣言——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入華北願在三個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共同抗日》（1933年1月17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9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58頁。】，到年底干預紅軍調動不成，眼看福建人民政府失敗，許多説法都不準確甚至違背史實。我們之所以能做如此判斷，就是因為《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檔案資料集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文獻檔案，再加上過去已經發表或公開的王明以及中共代表團的大量文章、報告、電報、書信，包括會議記錄等等，足以讓我們對他的回憶及口述史料所述內容加以研究和鑑別。

但是，對於其他歷史當事人的回憶史料，要做這樣的研究鑑別的工作就相當困難了。如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他當時對與十九路軍談判和對福建人民政府究竟是怎樣一種態度，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但以目前所能看到檔案文獻，我們卻很難對此一問題做出準確的解讀和判斷。之所以要特別提到這一問題，是因為在上個世紀70年代李德的回憶錄中提出了一個與傳統黨史説法很不一樣的説法。李德寫道：“在政治上應該怎樣估計蔡廷鍇和十九路軍，當時有三種不同意見。博古一個人——也許得到周恩來半心半意的支持……的觀點是，這是一次難得的時機，應該抓住這個時機實現1933年初以來就在醖釀建立新的民族統一戰線的思想，組成遠遠超出蘇區範圍的、以國民黨統治區的廣大人民羣眾為基礎的抗日陣容。因此，我們應該全面支持蔡廷鍇，儘管蔡自己有顧慮，在軍事上也要給予直接的支持。中央委員會上海局卻相反，它多次急迫地警告説，不能相信蔡廷鍇……共產國際代表的意見與此相似……毛澤東把蔡廷鍇的起義稱為‘反動統治階級的一部分企圖通過新的謀略來欺騙民眾，以便逃避它們越來越迫近的滅亡’。”迫於黨內的壓力，“博古沒有堅持自己的意見，他作了讓步。”但是在抵制弗雷德計劃和調派紅軍再度挺進福建援助十九路軍的問題上，雖然猶豫再三，博古最後還是和政治局及革軍委一起，作出了唯一正確的決定。【［德］奧托·布勞恩（李德）著，李逵六等譯：《中國紀事（1932—1939）》，第84—87頁。】

對於李德的這一説法，不少研究者很早就引以為據。【李志英：《博古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頁；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44—45頁。】但博古延安時期幾次談及這段歷史，只在一點上和上述説法近似，即説自己是反對上海軍事顧問那個讓紅軍主力脱離根據地的外線作戰計劃的。事實上，在福建事變過去幾年後，即1939年9月，李德曾向共產國際相關部門提交過一份關於福建事變的調查材料。他在這個材料裏的説法，與他後來回憶錄中的説法也有明顯的出入。相同的地方是，他記得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後，中共上海中央局，可能遠東局埃韋特也贊同，不主張予以支持。他説，“博古同志在取得了中央的同意後”，“提出了直接進行聯繫和給予支持的必要性”。而不同的地方是，他明確寫道，當時中共中央和革命軍事委員會從“沒有談到真正援助十九路軍同蔣介石作鬥爭的問題”，只談到過為了紅軍如何利用敵人之間的矛盾的問題。他説，包括弗雷德那個方案，大家都明白它“實質上（也）是要利用蔣介石和蔡廷鍇之間的衝突，率領我們的所有軍隊渡過贛江向贛西北挺進，並對蔣介石的戰略性翼側和後方南昌，發動大規模的攻勢”，來打破“圍剿”。只是十九路軍瓦解得太快，中共中央擔心主力跳到外線去太冒險，後來改變了對弗雷德計劃的看法，雙方來回電報磋商，在軍事決策上耽擱了太長時間。【馬貴凡譯：《有關李德的兩份重要檔案文件》，《中共黨史資料》2003年第2期，第172—183頁。】

同為傳統黨史認定的第三次“左”傾路線的代表人物之一，博古問題的研究之所以會比王明問題的研究要困難得多，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共產國際檔案中他這段時期留下的文獻資料太少。即使1933年他率臨時中央政治局進入蘇區，全面主持了中央蘇區的領導工作，以他個人屬名發給遠東局的電報也十分少見。【目前所見僅有的幾件都收錄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中，發報人是俄國編者根據電報落款“波戈”的署名推測的。但這幾份僅有的電報所談都是軍事形勢和部隊作戰計劃，它們是否由博古所發，還是一個疑問。】因此要想了解博古個人對福建事變及其對十九路軍問題的態度，目前還只能查看他的文章以及事變前後由他主持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宣傳部等發出的相關指示，包括給共產國際的報告等。這部分文獻中直接涉及福建事變及其對十九路軍問題態度的數量也很有限。但它們畢竟還是可以讓我們瞭解到，博古作為當時中共最高領導人，在政治上是如何看待與十九路軍的談判問題，如何認識福建事變和包括蔡廷鍇在內的福建事變那些發動者和參與者的。

目前所見最早的一份中共中央直接談及與十九路軍談判問題的電報，是6月中旬的，當時正是十九路軍代表到上海嘗試聯絡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時間。中共臨時中央給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提交了一份報告，裏面是這樣談論他們對反蔣的國民黨將領的看法和黨的應對之策的：“我們打擊對馮（玉祥）幻想的傾向，對蔡（廷鍇）更沒有幻想，而要與他玩把戲，根據三條件去奪取和動搖他的羣眾。馮、蔡的表示，（顯示他們）統治的動搖。我們是以獨立路線去進行革命工作，不是重複一九二七年的錯誤。”【《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大綱》（1933年6月），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全宗514，目錄1，卷宗745，第403頁。】此説清楚地表明瞭博古中央當時對與十九路軍談判的原則性與靈活性之所在。

在福建事變發生後，中共中央及其中宣部相關的宣言、指示較多。這裏只舉兩件：一是12月初中共中央發表的告全國民眾書，它公開宣稱：自福建事變發生以來，福建人民政府除了空話之外，沒有采取任何真正反帝與反軍閥官僚豪紳地主的實際行動，這就在“事實上證明，這一政府還不是人民的，而且也還是不革命的”；一是12月10日中央宣傳部給黨的各級組織下達的宣傳大綱，對事變性質的看法講得更加直白，稱：“福建事變是地主資產階級反動營壘之中的一派，用新的欺騙，以民族改良主義的武斷宣傳來愚弄羣眾，緩和羣眾的革命情緒，阻止羣眾走向蘇維埃的道路，以此來奪取反動統治中的領導權，去挽救地主資產階級剝削制度的最後崩潰。”“中國的兩條道路——殖民地化的道路和蘇維埃革命的道路的鬥爭，中國的兩政權的對立——地主資產階級專政和工農民主專政——的對立，在福建事變之中格外明顯出來，更加尖鋭的開展出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福建事變告全國民眾書》（1933年12月5日），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5）》，中央文獻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032—3035頁；《中央宣傳部關於福建事變宣傳大綱》（1933年12月10日），原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資料室藏油印件。】很明顯，這兩份文件清楚地顯示出，福建事變發生後，博古中央不是像李德説的那樣，力主直接聯繫並積極支持十九路軍，而是明顯加強了對反蔣派企圖走第三條道路，與中共爭奪羣眾的政治戒備心理。

事實上，在福建事變發生後，中共黨內不少指示——少數是中共中央發的，多數是黨的地方組織自己發的——都表現出了類似的擔心和警覺。時任紅一軍團政委的聶榮臻後來回憶時就談到過，因受長期堅持下層統一戰線方針的思維方式的影響，剛一得知紅三軍團彭德懷等受命與十九路軍代表進行了談判的消息，幹部中間就開始議論紛紛。“説什麼第三勢力可以迷惑一部分人，因此，比蔣介石還要壞。還有人説，蔣介石是大軍閥，福建人民政府是小軍閥，我們去給小軍閥當擋箭牌幹什麼！”聶榮臻還特別提醒道，當時有這種説法的，“有時還不是一般人”。【《聶榮臻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版，第191頁。】這其實也從一個側面印證了李德1939年回憶時講的，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為什麼12月前後花了四五週時間與遠東局電報往來，包括自己內部研究磋商軍事行動方針問題，卻“沒有談到真正援助十九路軍同蔣介石作鬥爭的問題”。實際上，直到1935年遵義會議之後的相當一段時間，新的中央領導層也還是保持着同樣的看法。遵義會議上，博古中央受到了嚴厲批評，但對於它在福建事變問題上的錯誤，所有批評者的認識都是一樣的，即認為是策略問題和思想僵化，是“根本不瞭解十九路軍人民政府當時的存在對於我們是有利的，在軍事上突擊蔣介石側後方以直接配合十九路軍的行動，這正是為了我們自己的利益，為了粉碎五次‘圍剿’”。會議的決議仍舊明確講：十九路軍及其福建事變的參與者，“不過是反革命內部的一個派別，這個派別企圖用更多的欺騙與武斷宣傳甚至社會主義之類的名詞，來維持整個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1935年1月8日），《遵義會議資料選編》，第165頁。】

如果我們能夠了解中央蘇區在福建事變前後接連開展的種種“路線”鬥爭，當不難想象，在當時中共黨內那樣一種高壓的政治氛圍下，誰能突破下層統一戰線的思維，從1935年後上層統一戰線的思維出發，來看待對十九路軍及蔣光鼐、蔡廷鍇和福建事變參加者的統戰問題呢？在談判期間以及涉及與十九路軍談判等問題的許多電報中，之所以不時會出現“玩把戲”之類的説法，正是人們在策略運用時想要努力堅持“政治正確”的一種反映。但在那樣一種政治氛圍下，即使只是從策略的角度來“玩把戲”，人們也還是充滿疑慮：一方面，這可能給自己造成麻煩；另一方面，它也可能給黨和蘇區帶來危險。

1943年底，在遵義會議上曾被推舉為黨的總負責人的張聞天在反省筆記中，對他與博古在福建事變前後的關係有過一段回憶。這段回憶既描述了作為當時博古之下黨內第二號領導人，他眼中的博古是怎樣的，同時也很形象地講述了以他那樣一種地位的領導人，在那樣一種政治氛圍中戰戰兢兢的尷尬和恐懼。他説，他和博古從到中央蘇區後開始，就在一些政治問題上出現了分歧：

關於三條件（宣言）的瞭解我們一開始即有區別。博古説，三條件是宣傳的號召，只對下層士兵與廣大工農羣眾講的。我説，三條件是宣傳的，也是行動的號召，也是對上層軍官説的。對於十九路軍的策略，他完全採取開玩笑的態度，在軍事行動上完全不配合，我則主張慎重其事，在軍事上主張積極配合。但這種不同的意見，沒有在正式的會議上發生過公開的爭論。雖是關於十九路軍問題，我曾經在《鬥爭報》上發表過一篇文章，主張在這個問題上的兩條戰線鬥爭（請參看《鬥爭》三十六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其他關於經濟政策也曾經有過個別的不同意見。他曾經寫了一篇文章《關於蘇維埃的經濟政策》（沒有寫完），暗中是駁我的個別意見的。我總感覺到，他在無論什麼問題上總要比我“左”些。我在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中，在個別問題上也反過“左”，如關於勞動政策上的“左”，同十九路軍統一戰線上的“左”，黨內鬥爭中的“左”，肅反問題上的“左”……但是我卻從來沒有一次見過博古反對過任何問題上的“左”。相反的，他的拿手好戲，就是把你的反對“左”，曲解為右而加以打擊。我平時就怕他這一點，怕他找到我的“右”打擊我。所以我的反“左”，常常是膽怯的，在反右傾中附帶説及的，或者反了一下“左”，趕快轉過來説要反右。【《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整風筆記片斷》（1943年12月16日），《張聞天文集》第3卷，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218頁。】

回憶史料的效用，很多時候並不能幫助我們準確地還原歷史，但卻可以幫助我們進入到歷史的情境之中，更深切地體會歷史的複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