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將在持久戰中戰勝美國_風聞

一，中國政府主導的市場化

鄧小平開啓的中國改革開放，撒切爾和里根對英美經濟的改革都在1979-1980年這同一時期展開。這些改革的共同點是借重市場機制提高經濟效率，但不同點是鄧小平從未像撒切爾和里根那樣把私有化和市場化作為終極目標，鄧小平始終把市場經濟作為一種資本主義能用，社會主義也能用的工具。

中國引入市場機制最根本的難題是既要保持現行政治體制，又要建立大量的市場主體以及相應的社會管理機制。

中國的根本做法是保持現行政治體制基本不變，同時賦予省市和區縣政府發展經濟和實施改革的必要權力。地方政府有權主持大規模企業改制，招商引資，推動土地財政和房地產開發。

然而，中國政府主導的市場化同樣繞不過去一個發展市場經濟必須面對的問題：既市場經濟有能夠繁榮經濟的一面，也有導致財富向少數人集中而造成社會分化和不穩定的一面。

中國改革設計師對市場經濟會引起社會分化的基本立場有兩點：1，適當的分化對激活經濟是必要的，脱穎而出的能人可以承擔起建立市場主體的重任。2，只要保持中國政治體制不變，社會的分化就能控制在可以承受的範圍內。

也許正是出於對中國政治體制的自信，中國政府在推進市場化上相當大膽，一些地方出現了各式各樣的國有資產“賣光”現象。

此時的中國改革處於半渡之中，實行雙軌制，仍然是計劃和市場經濟的一種混合。致富機會和社會分化同時出現，意識形態和社會價值觀需要重建。中國政府的立場是擴大開放，加入WTO，用進一步的開放倒逼市場化改革。

為了落實WTO承諾，中國政府建立了以上海浦東為代表的一系列和世界高度接軌的新區，推動國企股份制改革，建立了一批外資參股的股份制銀行，擴大了國內證券市場，探索匯率浮動。這其中，土地財政和房地產的作用尤為重要，如果説美國靠美元全球貨幣的地位印鈔發債維持住了美國經濟，而美國股市是美國超發貨幣的主要去處之一；那麼中國則是靠土地財政發放了大量的貨幣，又靠房地產蓄積了大量的貨幣，既為搞活經濟注入了活水又防止了惡性通貨膨脹。

中國政府深度介入市場經濟活動是一柄雙刃劍，政府雖然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提供穩定的大環境，但也易於出現腐敗。腐敗和伴隨市場化改革而起的社會動盪，對政府造成很大壓力，逼迫政府動用更多的資源做大蛋糕，證明政績，消彌矛盾。

政府驅動的經濟擴張帶有兩個顯著的缺陷，第一，政府依靠土地財政不斷的加槓桿，各地紛紛建立以土地為抵押的投資公司，地方債務規模越來越大，房價越炒越高，產能越來越過剩。第二，公司管理，審計税務，媒體監督似乎永遠跟不上國企改制和金融市場化改革的步伐，導致國有資產流失。

2008年金融危機前後，中國金融，外匯等方面的改革使得大型民營企業能夠運用貸款，併購，發債等一系列金融工具擴大企業規模。2013-2016之間中國民營企業實行大規模海外併購和投資，交易金額總計超過兩千多億美元，（作為對比2020年上半年中國“一帶一路”總投資額為234億美元。）民企巨頭萬達，復星，海航，安邦的很多海外投資項目是地產，酒店，體育俱樂部，電影院線等。很多投資併購涉及違規金融操作和增加虛假資本金，拉高了國內金融機構的風險（周小川）。針對種種異常，中央政府在2017年對海外投資實行了嚴格監管。

成百上千億資本的交易，其中不乏大規模跨境流動，成就了不少中國社會頂尖的富豪。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發佈的報告《中國民生髮展報告2014》稱，中國頂端1%的家庭佔有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根據瑞士信貸《2019全球財富報告》，70%中國富有家庭在2018-2019年度提高了海外房產，股票和其他固定收益產品的投資。華安基金首席經濟學家林採宜撰文指出：2019年，中國可投資資產上億的高淨值人羣達到17萬人次。《中國經營報》曾報道，2018年在香港上市的的內地企業家有15名設立了離岸信託，總計將285億美元資產轉移到國外。2017年中國在澳大利亞投資100億美元，因為中央政府的管控，2018年下降到62億美元。私人部分佔中國對澳投資額的87％。商業房地產佔中國2018年對澳投資的第二位，佔總價值的35.8％。

顯然，中國富人的消費和投資的很大一塊，每年至少達到上千億人民幣，是和中國經濟脱節的。在提高國內消費成為中國經濟轉型關鍵一環的時刻，這部分資本的境外流動無疑令人扼腕嘆息，這也是中國實行市場化的的一大代價。

客觀的説，中國實行的市場化改革在付出很大代價的基礎上取得了巨大成果，正效應遠超負效應。計劃經濟時，鋼產量是中國經濟的關鍵指標，那時的國家守着大量土地不能變現，因為沒有錢投資，鋼的年產量常年在幾千萬噸徘徊。改革開放後，市場化魔術師般地把大量土地和人力資源激活起來轉化為資本，中國鋼產量一路突飛猛進，2018年佔了全球的一半。

改革開放以來，大量資本推動中國走向全面工業化，中國實現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脱貧和最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出現了華為，阿里巴巴，大疆，字節跳動這樣的民營企業，每年富起來的中國普通老百姓出國旅遊達到上億人次。但即便如此，在各種資源轉化為資本的過程中，以及資本的擴張過程中，存在着大量的不公平，嚴重的產能過剩和資源分配不合理現象。

二，西方並非榜樣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各種弊端使得政治改革的呼籲不斷高漲。中國的新自由主義者強烈要求完整的引進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他們把中國市場化改革出現的各色問題，歸咎於市場化還不徹底，政府和國企力量仍然過大，企業和個人的基本權力沒有受到應有的保護，中國社會缺乏西方那樣的民主制度對權力進行監督，中國文化不支持人性的自由和解放。

西方的政治經濟體制真能有效的抑制資本對社會的分化嗎？這要辯證的看，在馬克思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影響下，西方民主法治體系的確發展出了一些防止資本贏者通吃的機制。新聞自由就是其重要一環。西方的新聞媒體在大多數情況下能夠對國內熱點問題（國際問題除外）窮追猛打，儘量挖出內幕，內幕的曝光在一定程度上能影響法庭的判決和大選結果。

西方國家民眾對政客經常表示各種不滿和不屑，但對新聞媒體，選舉制度和法治體系認可度相對較高。新聞自由和選舉制至少在程序上形成了一定的透明度和公平模式，在此之上形成了西方的軟實力。

然而，如果説西方民主能有效防止資本贏者通吃，保證社會公平發展，那是誇大其詞。其實真正奠定西方戰後至1970年代輝煌時期的最重要因素不是民主選舉而是西方長期積累的技術優勢和市場優勢。憑藉技術和市場優勢，西方可以維持高就業，高工資，高税收和高福利。但隨着發展中國家的崛起，西方的優勢和高福利開始受到壓力。雖然撒切爾和里根試圖通過強化市場作用的改革扭轉頹勢，但長期而言，撒切爾和里根的改革並不成功，鼓勵資本擴張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推動了資本全球流動和過度金融化，西方出現了嚴重的產業空心化和兩極分化，政府債台高築，年輕人對資本主義開始懷疑。

資本主義的本質就是競爭和分化，擁有資本的社會集團努力維護資本的利益，社會民主主義力量則竭力推出福利政策加以反制。在參雜了太多的民粹和政客私人利益的情況下，選舉並不能保證選出符合國家利益的領導人。在選票接近的情況下，會出現弱政府（例如美國民主黨控制眾議院，共和黨控制參議院），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經常互相推諉和攻擊，難以形成統一的國家意志，頻繁的選舉和政府的不確定性使得西方國家難以制定和實施長期戰略。

西方民主制度的健康運行需要廣泛的社會條件，例如龐大的中產階級，相對同一的意識形態和文化基礎，經濟的不斷成長。如果這些條件缺失，西方的民主很可能演變成“多數人的暴政”，美國“黑命貴”運動中出現的打砸搶，特朗普為了連任毫無底線的瘋狂政策都是“多數人的暴政”的一種體現，其背後實質是“身份政治”，就是以種族，宗教，地域，國別為基礎的一部分人壓倒另一部分人的政治鬥爭。

資本主義社會的分化還以人口的畸形發展呈現出來，因為競爭壓力和維持較高生活水平的雙重原因，西方中產階級普遍不願意多生育，（韓國和日本的生育率甚至比西方還低）。大多數西方國家或多或少需要移民來維持經濟增長。移民一般處於社會底層，因為文化原因，移民和少數民族人口生育率很高，這使得西方社會的貧富矛盾，種族矛盾和文化宗教矛盾交織在一起。穆斯林和有色人種過高的生育率已經成為影響西方社會穩定的一個因素，並且隨着時間的推移這個問題將越來越嚴重。

撒切爾-里根改革以來的西方歷史並沒有擺脱螺旋向下的趨勢，當下的西方體制存在結構性缺陷。中國不能照搬西方的資本主義和西式民主。如果把中國的國有企業全部私有化了，實行撒切爾的小政府大市場政策，中國必定成為資本和權貴的天下。

中國當下的新自由主義者強調民主法治，表面上很有擔當地“為民請命”。但實質上他們提倡的民主法治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基礎上的。中國一些新自由主義者試圖從土改開始就證明當代中國革命剝奪了人們的基本人權和財產權，以此解釋中國社會生長不出哈耶克定義的資本主義市場主體。他們希望中國整個社會結構推倒重來，全面私有化，實行多黨議會制度，文化上他們吹捧胡適，龍應台，為民國招魂。真的走那條路，資本對中國社會的分化將達到登峯造極的境地，這種分化不僅僅以社會貧富衝突的方式呈現出來，還會以民族矛盾，地域矛盾和意識形態矛盾激化的方式呈現出來，打着民主自由人權幌子的港獨，台獨，疆獨就會大行其道，中國真可能被分成“七塊或八塊”（李登輝）。那樣的話中華民族危矣。

三，用公平民主法治應對新冷戰

貿易戰以來，中國準備進一步對外開放，有人提出“三零”，利用中國市場之大化解美國的壓力。但中國的左翼對進一步國企改革和金融開放心有疑慮，擔心這可能是一個温水煮青蛙的過程。

然而美國的右翼也等不及了，中共的反腐，黨建，控制資金外流的政策使他們認定中國不會因為發展市場經濟而改變中國的政治體制。班農比中國的左翼還着急，害怕中國的温水煮了美國的青蛙，他到處遊説美國只有一個5年的窗口期，如果美國不能在這個窗口期把中國搞垮，中國就會取代美國成為新的世界霸主。

特朗普為了連任起先和中國談貿易協議，但美國新冠疫情持續惡化逼迫他把打壓中國作為他選戰的根基。特朗普的翻臉鼓動了美國的反華極右派，現在他們的邏輯就是，無論中國國企還是民企，都受中共領導，都是中國挑戰美國的一部分，必欲除之而後快。特朗普和他的高官們擺出了和中國打新冷戰的架勢。

面對美國的步步緊逼，中國最高領導層表態將堅持改革開放和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時提出以內循環為主的內外雙循環經濟發展對策。這不是權宜之計，而是國際形勢變化後中國由外向型經濟向內向型經濟轉變的重大調整。

分配公平是經濟內循環的基礎，中國現在6億人口月平均收入只有一千元，他們消費能力有限，中國高收入人口在國內部分的消費也有限。中國要想辦法使低收入人羣的收入增加，擴大中產階層的規模，爭取把每年幾千億海外循環的人民幣資金轉化為國內循環。

中國需要新的思想解放運動對經濟內外循環的涵義和落實方式進行討論。改革之初提倡“不爭論” 有其必要性，然而40年後的今天，需要對過去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進行總結。

首先中國不能推行撒切爾-里根主義，如果形成資本寡頭，社會兩極分化，資金外流，富人移民，中國改革註定失敗。

然而，反對撒切爾-里根主義不等於否定市場機制。市場機制的妙處在於用價格信號反映市場的供需關係，把各種生產要素轉化為資本，調動企業和資本開展生產滿足市場需求。鄧小平提出的市場經濟可以為社會主義所用就是指要尊重和利用這套價格體系，價值規律和激勵機制。

在如何利用市場機制上，首先遇到的問題是如何協調集中力量辦大事和市場機制的關係問題，在這方面中國40年來的實踐成績斐然。

任何經濟體的市場需求都不是完全自然形成，外部因素扮演重要角色。當今世界許多國家迫切需要大規模基建，但因為投資巨大，投資週期長，單靠市場機制難以啓動，潛在的需求形成不了實際的需求。中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機制使得中國能把這類需求培育起來，使之成為帶動國民經濟的火車頭。在這些項目的實施中，招標和國際合作等市場機制也廣泛運用，民營企業廣泛參與。中國高鐵，5G通訊，北斗就是這種發展模式的典型體現。當前的農村脱貧和西部大開發也是例證。中國這種以國家資本和國企作為中堅的國家能力，遠遠超過西方。美國的星球大戰計劃，NASA和特斯拉的星鏈計劃也有些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味道，但和中國的舉國體制不在一個數量級。中國絕對不能放棄集中力量辦大事這個競爭優勢。

然而國家戰略投資只是國民經濟中的一方面，政府不可能按照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方式直接管理市場經濟下數目龐大的各類企業。就國民經濟整體而言，中國應該通過財政和貨幣政策，税收政策，工資政策，勞動保護和環保政策進行間接管理。這方面，因為長期實行計劃經濟，中國有先天不足和後天的迷惑。

中國在改革之初缺乏市場主體。這使得政府在改革中擔負多重角色，中國政府為了穩定推進改革實行雙軌制，政府不僅是比賽（經濟發展）的組織者，也是運動員，裁判員。中國地方政府普遍“公司化”，政府控制着關鍵的生產要素，例如土地，資金，緊俏物資等等。地方政府都具有強烈的“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意願，在取得政績的驅動下，地方政府傾向於投入更多的資源“做大蛋糕”。但由於缺乏透明度和監管，這“做大蛋糕”的過程往往涉及利益輸送，為權錢交易，任人唯親，甚至發展黑社會提供了可乘之機。

中國改革是一個艱難複雜的過程，既要反對全盤西化和全面私有化，也要反對倒退到計劃經濟時代；政府在保持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機制和能力的同時，又要逐步把屬於市場的功能轉移給市場，尋求一個合理的平衡。中國改革的難點在於市場化改革不可避免的會造成既得利益者，而改革的深入又取決於能否成功的削弱利益集團的特權。在削弱利益集團的過程中，既要通過體制內的機制反腐，也要加強社會民主，發揮社會力量特別是媒體的監管作用，也要反對藉機否定中國革命和現行政治體制的傾向。

當中國政府把屬於市場和社會的功能轉移給企業和相對獨立的法律，税務，金融，勞動仲裁機構以後，相信中國政治的透明度就會顯著提高。當媒體如同挖明星花邊新聞那般挖各種社會政治財經新聞時，各種腐敗就更不能藏身，各種把中國説成專制集權和警察國家的污衊之詞就會不攻自破。

核武器使得中美競爭不太可能訴諸戰爭，中美新冷戰的關鍵是誰能建立一種更有效更公平的社會制度來擴大國家實力和國際勢力範圍。

長期以來，佔據話語權的西方大國鼓吹小政府和減税。他們的邏輯是：減税可以刺激投資，減少政府幹預，加強市場競爭可以活躍經濟做大蛋糕。這條路在盎格魯撒克遜人當權的國家特別吃香，撒切爾用過，里根用過，現在特朗普又在用。但事實證明從撒切爾-里根到現在，美英澳這些國家的財富加速向少數富豪集中，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美國各種矛盾的關鍵是生產資料私有制，美國式民主政治在資本的框架裏再怎麼折騰，也擺脱不了社會走向兩級分化，而當兩極分化超過臨界點後，社會就不可能穩定，美國新冠疫情的嚴重性和黒人抗議運動的規模説明了美國社會的不平等已經到達非常嚴重的地步。

現在美國一些民主黨人士希望學習北歐國家，用高額所得税來提供公共衞生和教育服務，彌補社會裂痕。但北歐國家都有人口少，自然資源豐富，只要有一兩門獨門絕技就能維持高生活水平的特點，別的國家難以複製。美國民主黨要走這條路不僅要過美國資本集團這一關，還要防止養更多的懶漢，成功的希望渺茫。

美國這次大選許多堅定的共和黨人也公開反對特朗普，這説明美國的共和黨同樣對將來的路充滿迷茫。在此關鍵時刻，美國弄出兩個都不配位的老頭對決總統寶座，使人想起中國古代晉人阮籍的感嘆：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中美之爭必定是持久戰。中國現在面對的很多問題雖然棘手但是屬於前進中的問題，只要調整好就能保持繼續前進的勢頭。為什麼中國能夠保持這種狀態，關鍵是中國有強大的國有經濟，中國的很大一部分生產資料是公有制。國有經濟和中國社會主義性質是保證財富分配公平的根本保證。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集中力量辦大事和市場機制的平衡協調優於資本和市場獨大。

疫情之前的世界各國已苦於貧富不均久矣。如果中國在追求社會公平上取得突破，在通過法治和現代社會管理機構方面取得突破，中國模式就會形成自己的軟實力。中國軟硬實力的結合將推動普惠的新型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