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 | 從秦漢北邊水草生態看民族文化_風聞

基本信息

　　作者簡介： 王子今，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明德書院院長、中國秦漢史研究會顧問。文章原刊：《中國社會科學報》2020年8月14日。

　　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一書中分析了世界歷史進程的規律性現象，指出草原和海洋對文化交流的作用。他寫道，“航海的人民很容易把他們的語言傳播到他們所居住的海洋周圍的四岸上去。古代的希臘航海家們曾經一度把希臘語變成地中海全部沿岸地區的流行語言”。“在太平洋上，從斐濟羣島到復活節島、從新西蘭到夏威夷，幾乎到處都使用一樣的波利尼西亞語言，雖然自從波利尼西亞人的獨木舟在隔離這些島嶼的廣大洋麪上定期航行的時候到現在已經過去了許多世代了。此外，由於‘英國人統治了海洋’，在近年來英語也就變成世界流行的語言了。”湯因比指出，“在草原的周圍，也有散佈着同樣語言的現象”。就便利交通的作用而言，草原和海洋有同樣的意義。草原為交通提供了極大的方便。草原這種“大片無水的海洋”成了不同民族“彼此之間交通的天然媒介”。“草原象‘未經耕種的海洋’一樣，它雖然不能為定居的人類提供居住條件，但是卻比開墾了的土地為旅行和運輸提供更大的方便。”（湯因比：《歷史研究》上冊，曹未風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34—235頁）中國上古文獻不使用“草原”這一地理語彙，但注重“善水草”（《史記·李將軍列傳》）、“水草美”（《史記·淮南衡山列傳》）、“水草之利”（《漢書·趙充國傳》）對遊牧射獵經濟的意義。“逐水草遷徙”“逐水草移徙”（《史記·匈奴列傳》）、“逐水草往來”（《漢書·西域傳上》）的歷代民族的發育、強盛及其活躍表現，促進了歐亞大陸多元文化的融合與進步。

從“弱水”“流沙”看草原

　　上古時期，中原人似乎注意到了“草原”和“海洋”兩種地理樣態對於文明融匯的相似意義。對於後世所謂的“草原”地貌，他們習慣使用“大漠”“流沙”“瀚海”等似乎與“海洋”有關的稱謂。華夏文化的邊緣“西至於流沙”（《史記·五帝本紀》），中原王朝的版圖“西被於流沙”（《史記·夏本紀》），甚至秦始皇宣佈其統一帝國的疆域時，自稱“西涉流沙”（《史記·秦始皇本紀》）。此外，漢武帝歌詩言“天馬”之來：“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史記·樂書》）

　　長期“轉牧行獵於塞下”的“胡人”（《漢書·晁錯傳》），以其文化風格為中原人所矚目。對於他們的進取意識和尚力之風，漢人稱為“狼心”（《後漢書·南匈奴傳》）、“其性悍塞”（《後漢書·烏桓傳》）。漢人還注意到他們與中原文化傳統的差異，強調其“貴壯健，賤老弱”“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然而關於雙方“禮義”方面的差別，漢使與漢人降匈奴者中行説的辯論，《史記·匈奴列傳》的記述中卻並沒有表現出明顯的傾向性態度。

　　出土於湖北鄂城的一面漢鏡，銘文可見“宜西北萬里富昌長樂”（《鄂城漢三國六朝銅鏡》，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體現中原人對西北方向的特殊關注。對於西域絕遠之國的探索，司馬相如賦作言，“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絕浮渚涉流沙”（《漢書·司馬相如傳下》）。相關知識應當在張騫出使西域之前就已經向東傳佈，博望侯“鑿空”之後則全面影響了社會各階層的認知。

相互往來促進民族融合

　　秦漢人習稱北部邊地為“北邊”，時有“北邊郡”和“內郡”的對應關係。當時雖然也有“南邊”和“西邊”的説法，但是“北邊”為朝廷上下密切注目，為社會各階層共同關心。這是因為這個方向存在着匈奴這一強勢政治實體。由於交通能力與機動性方面的優勢，其軍事力量對漢地農耕社會造成嚴重威脅。

　　克勞塞維茨《戰爭論》寫道：“戰爭是一種人類交往的行為。”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經指出， 戰爭本身“是一種經常的交往形式”。他們特別重視民族關係在這種“交往”中的動態：“對野蠻的征服者民族説來”，這種形式“被愈來愈廣泛地利用着”。秦漢時期北方草原地區具有軍事強勢的“征服者民族”匈奴，就曾經“廣泛地利用着”這種“交往形式”取得戰利。即使在戰爭狀態下，據説“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史記·匈奴列傳》），依然“關市不絕”。而戰爭形勢的需要，也使得漢王朝興起馬政，發展屯田，繁榮了“北邊”經濟。由漢王朝的行政中樞，可以看到“胡巫”影響中原人信仰世界的表演。“胡騎”甚至成建制地在漢軍中服務。而“胡賈”“入塞”之後在經濟生活中的活躍表現，對內地市場產生了激活作用。漢家百姓亡入胡地，也將中原掘井築城等技術帶到草原，影響了那裏的經濟生活。

　　西域曾經長期為匈奴控制。霍去病部佔領河西之後，漢文化向西全面擴張，至於“西域三十六國”（《漢書·百官公卿表上》）。當地民族原本或“其俗土著，耕田”，或為“行國，隨畜”（《史記·大宛列傳》）。這一時期道路的開拓與漢王朝使團的活動有關，相互連接形成“去長安”若干裏的定位關係後，連貫各個綠洲國家的東西貿易通道實際上已經形成。

　　武裝征伐條件下實力與效率的競爭，使得相關民族的文化氣質和民俗風格有所改變。匈奴騎兵“攻戰”“退兵”，或“如鳥之集”，或“瓦解雲散”（《史記·匈奴列傳》）。這種節奏急驟，機動性甚強的風格也影響了漢人。據説“迫近戎狄”地方，“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漢書·地理志下》）。此時，人才地理分佈中有“山西出將”之説，就是因為“處勢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所謂“高上氣力”，指出戰爭背景導致的英雄主義精神的提升。

　　各民族日常相互往來，也全面促進了文明的融匯。漢與匈奴、漢與西域民族、匈奴與西域民族的和親，西域民族相互之間的和親，以及較廣闊社會層面的跨民族情愛與婚姻，顯著影響了種族人口構成。在物質生活層面，絲綢向西傳輸，香罽則成為中原人的日常消費品。穀物、牲畜、果品往來，出現了物種流動的新局面。在精神生活層面，禮俗、音樂等東西方互有影響。而紙向西方的傳佈，更是影響世界文化面貌的重大歷史性進步。

秦漢抗擊匈奴影響世界

　　秦王朝雖然短暫，但因秦人在西北方向長期的活躍表現，以“秦”為標誌的民族文化共同體在遼闊的空間內形成顯著影響。兩漢時期，西域及北方草原民族仍稱中原人為“秦人”。實例見於《史記·大宛列傳》《漢書·匈奴傳上》《漢書·西域傳下》及新疆拜城《劉平國刻石》。關於“China”的語源，有人解釋為“絲”、有人解釋為“茶”、有人解釋為“荊”即“楚”、有人解釋為“昌南”即“景德鎮”。也有學者以為與稻作有關，是“粳”的譯音。而較多學者傾向於該詞由來於“秦”的判斷。《美國遺產大詞典》的解釋是，“China”一詞與公元前三世紀的秦朝有關。《哥倫比亞百科全書》的編者也主張“China”一稱來自於秦王朝。以“秦”為標誌性符號的歷史階段不但對世界文明進步有很大貢獻，而且保留了我們民族光榮的久遠記憶。

　　秦漢人抗擊匈奴侵擾的重要軍事方式是修築長城。陳序經撰寫於1954—1956年的《匈奴史稿》在考察公元前3世紀中原民族與匈奴的關係時寫道：“歐洲有些學者曾經指出，中國的建築長城是羅馬帝國衰亡的一個主要原因。他們以為中國建築長城，使匈奴不能向南方發展，後來乃向西方發展。在公元四五世紀的時候，匈奴有一部分人到了歐洲，攻擊哥特人，攻擊羅馬帝國，使羅馬帝國趨於衰亡。”陳序經認為：“長城的作用，主要用於防禦匈奴入侵。匈奴之西徙歐洲是匈奴經不起漢武帝與漢和帝的猛烈攻擊，但是中國勞動人民所修築的長城，象徵了秦王朝的強盛和阻止匈奴南下的決心。長城的主要作用是防守，當然，做好了防守同時也為進攻做好準備。長城不一定是羅馬帝國衰亡的一個主因，然長城之於羅馬帝國的衰亡，也不能説是完全沒有關係的。”（《匈奴史稿》，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匈奴向歐洲遷徙的歷史動向，有的學者認為自秦始皇令蒙恬經營“北邊”起始，世界民族文化格局因此有所變化（比新：《長城、匈奴與羅馬帝國之覆滅》，《歷史大觀園》1985年3期）。有的學者更突出強調秦始皇直道對於這一歷史變化的作用（徐君峯：《秦直道道路走向與文化影響》，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2018年版）。這樣的認識有一定的學術依據，可能也需要進行更充分、更深入的論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