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權之路：美國社會性別平等的過去與未來_風聞

　　1920年8月18日，隨着田納西州議會的批准，美國憲法第十九修正案成功獲得四分之三州議會批准，完成修憲程序。同年8月26日，第十九修正案正式生效，美國婦女在經歷了漫長的鬥爭後終於取得了投票權，每年的這一天也因此成為美國“婦女平等日”(Women" alt=“500” />本文將從這兩條憲法修正案切入，簡要回顧美國女性主義運動的歷史，論述當下美國女性所面臨的現實狀況及其問題，並探討美國女性主義與身份政治的結合對於美國社會以及即將到來的大選可能帶來何種影響。

　　一、從兩條憲法修正案談起：美國女性主義運動發展回顧

　　《第十九修正》與《平等權利修正案》是美國憲法中與女性直接相關的兩條重要修正案，也是美國女性主義運動發展史中的重要節點。《美國憲法第十九修正案》的核心訴求是賦予女性投票權，於1919年6月4日提出，1920年8月18日批准生效。《平等權利修正案》則不再滿足於政治權利方面的性別平權，進一步要求在憲法文本中加入“不得因性別而剝奪公民在法律上的平等權利”等內容，在更廣泛層面保證性別平等。該修正案於1921年首次在美國國會中提出，引起了廣泛的爭議和討論。受到女權主義思潮影響的女性在很大程度上支持該修正案，反對者則擔心該修正案將會改變女性在傳統家庭中的角色、使女性失去在勞動力市場中的既有保護，從而使得女性處於不利地位。1972年3月，《平等權利修正案》被提交給州議會，按照程序應在1979年3月22日前獲得四分之三（38個）州議會批准則能生效。截至1977年，共有35個州議會批准了該修正案，然而，隨着社會活動家菲莉絲·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等保守派聲勢壯大，四個州要求撤回其對於修正案的批准，修正案未能獲得生效資格。由於美國憲法中並無撤銷修正案批准的機制與先例，《平等權利修正案》成為美國法律史上的遺留問題。時任總統卡特將批准期限延長至1982年6月30日，但修正案仍未獲得足量州議會批准。2020年1月，弗吉尼亞州在2020年1月批准了該修正案，《平等權利修正案》終於得到了第38個州議會的批准。然而由於弗吉尼亞州的投票已經超過了批准時限近40年，《平等權利法案》仍然無法正式生效。

　　《第十九修正案》與《平等權利修正案》在美國女性主義運動歷史上同樣具有標誌性意義。**美國女性主義運動自其產生之日起大致經歷了三次浪潮，《第十九修正案》一般被視作美國第一波女性主義運動的階段性成果，而《平等權利修正案》則是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的標誌性事件。**美國第一波女性主義運動的持續時間大致為十九世紀到20世紀初。部分學者認為這一波女性主義運動始於1848年7月9日召開於塞內卡福爾斯的婦女權利會議，會議通過的《感傷宣言》(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要求婦女享有包括投票權在內的平等權利，被視為早期美國女性爭取投票權的重要文件。而1920年8月18日《憲法第十九修正案》的通過則被公認為美國女性主義運動第一階段的鬥爭成果以及結束的標誌。這一時期，美國女性主義運動以白人中產階級婦女為主體，她們認識到女性在政治參與、受教育、獲取勞動報酬、財產等諸多方面的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並呼籲女性為爭取平等權利而鬥爭。隨着公民投票權的財產和種族門檻消失，性別仍然成為阻止女性獲得投票權的因素，爭取投票權逐漸成為這一階段美國女性主義運動最為重要的訴求。 

　　**如果説第一波女性主義運動解決了男女在法律上的不平等，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則更加關注社會和文化上的不平等。**20世紀60年代，隨着戰後美國經濟的繁榮，婦女不再滿足於僅僅扮演妻子和母親的角色，要求在更加廣泛的層面與男性享有平等的權利。卡羅爾·漢尼斯（Carol Hanisch）提出的“個人就是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凸顯了第二波女權主義運動的特徵，即把女性的不利社會地位與政治化的性別權力結構聯繫起來，要求囊括教育、工作、婚姻、生育等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平等權利。而在女性主義理論發展過程中，“個人就是政治”所實現的對性別議題中私人生活與政治邊界的重新定義也被視作是19世紀女性主義運動最重要的貢獻(Freedman, 2002：327)。20世紀70年代，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逐漸走向高潮，《平等權利修正案》成為女性主義者與反對派交鋒的焦點。女性主義者在全美廣泛開展集會、遊行等活動，吸引了包括少數族裔女性以及部分男性對於修正案的支持。然而，隨着以菲莉絲·施拉夫利為代表的保守派對《平等權利修正案》的猛烈抨擊和對於傳統家庭價值觀的不懈宣揚，四個此前支持修正案的州公然倒戈，宣佈撤銷對其批准。隨着1982年修正案批准期限的來臨，將男女平等寫入憲法的努力並未獲得理想結果，與此同時，強調女性在傳統家庭中角色的保守派勢力增強，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趨於沉寂。

　　90年代隨着全球化趨勢日漸顯著以及社會思想領域的變革，美國第三波女性主義運動呈現出更加多元化的特徵。作為對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的反思，第三波女性主義運動更加強調參與者的不同種族與文化身份，有色人種女性與性少數羣體的參與受到更多關注，女性主義與反種族主義等運動更加緊密地聯繫。同時，第三波女性主義運動在其內容上更加強調女性身份以及對大眾傳媒中性別、審美等觀念的重新定義，試圖打破傳統的社會性別規範與性別觀念，從而實現更加徹底的女性解放。地下朋克女權即“暴女”（Riot Grrrl）運動、性解放以及反對歧視性稱呼等均被視作第三次女性主義浪潮的重要內容，同時也反映了這一階段女性主義運動對於塑造全新性別觀念的強調。

　　**美國女性主義運動的發展不僅觸動了美國的憲法和法律，也極大地改變了社會對於女性的認識。**越來越多女性在這一過程中被喚醒，通過不同方式加入到爭取自身權益的運動中，推動着女性主義運動不斷前進。

　　二、美國女性主義發展現狀及問題

　　**經歷了兩個世紀的不懈追求，美國女性主義運動取得了諸多成就，女性的權益得到更大程度的保障。然而美國社會距離性別平等還很遙遠。**世界經濟論壇2020年全球性別差距指數排行榜顯示，美國的性別差距指數在153個國家中僅排在第53名。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的一項調查也指出，僅有三成美國成年人認為美國已經達成了性別平等，57%的受訪者認為美國在推動性別平等方面還有很多欠缺的工作。許多受訪者認為，女性在職場中仍然面臨晉升瓶頸、性別工資差異、性騷擾等問題。全國婦女和家庭夥伴關係（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Women and Families）2020年數據顯示，美國全職工作的女性平均年薪為45,097美元，而男性的平均年薪為55,291美元，每年的性別工資差距為10,194美元。顯著的職業性別隔離也阻礙了女性薪資水平的提升。此外，美國也是發達國家中唯一沒有實行全國法定帶薪育兒假制度的國家。

　　**生育權也是美國女性主義運動中的重要話題，最受關注的則是其中的墮胎與避孕權利。**絕大部分宗教團體依據教義認為墮胎是對於嬰兒生命的扼殺，將其視為不道德行為，而從生命倫理的角度出發，反對墮胎者認為墮胎合法化是對於胎兒生命權的剝奪。在節育問題上，保守的宗教人士傾向於將生育視作個人使命，甚至將使用避孕措施視作支持濫交；支持節育者則認為決定是否受孕是一項基本人權。美國女性對於生育權的爭取早在20世紀初就被提上日程，20世紀60年代美國女性掀起了一波反對《墮胎法》的鬥爭，1973年美國最高法院就“羅伊訴韋德案”（Roe vs Wade）做出判決，此後，美國大多數州承認女性合法享有墮胎權。但是圍繞墮胎的法律和倫理爭論從未停歇，反墮胎者對於女性墮胎行為的抗議和譴責一直持續，特朗普上台後更是廢除了旨在保障女性生育權與健康的強制性避孕保險政策。2019年5月，阿拉巴馬州通過了被稱為“史上最嚴的”禁止墮胎法，規定只有在孕婦健康受到嚴重威脅以及胚胎已經死亡的情況才允許墮胎。而在2020年7月8日，美國最高法院在“安貧小姐妹會”訴賓夕法尼亞州政府案（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 Saints Peter and Paul Home v. Pennsylvania）中支持特朗普政府的規定，即僱主有權以宗教和道德理由拒絕為女性員工提供避孕保險。可以預見，在未來一段時間內，美國女性爭取生育權的努力將持續受到宗教和保守勢力的阻撓。

　　**另一方面，自從女性主義運動在美國興起，反女性主義的勢力便一直存在。這其中既包括處於性別權力結構支配地位的男性，他們認為女性權益的取得建立在對男性權利的剝削之上；同時，一些持保守主義立場的女性同樣構成了反女性主義陣營的重要成員。**在美國女性爭取選舉權的鬥爭中，曾出現由富裕白人婦女領導的有組織地反投票權的活動。領導反選舉權鬥爭的女性本身大多已通過組織公益活動等方式成為父權政治空間中的既得利益者，女性普遍獲得選舉權則意味着她們喪失自己的特殊優勢。而在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中，對於扭轉各州對《平等權利修正案》支持態度至關重要的菲莉絲·施拉夫利則從傳統的價值倫理出發，反對女性主義運動的訴求。她通過強調傳統家庭分工中的女性角色獲得了大量美國家庭婦女的支持；對《平等權利修正案》將廢除勞動力市場中針對女性的保護性法律的攻擊，也使其獲得了大量工人階級女性的支持。

　　經歷了兩百多年的努力與堅持，美國女性的生存境況與權利保障得到了顯著地改善，但不可否認的是，當前美國女性主義運動距離實現性別平權的最終目標仍有一定距離，在未來的抗爭中也將面臨許多方面的挑戰。

　　三、女性、女性主義與身份政治

　　在女性主義運動發展過程中，強調女性身份對女性主義運動的發展起到了不可否認的整合作用。在女性主義運動發展歷程中，始終伴有對於女性主義運動包容度的反思，女性主義運動的主體從運動初期侷限於富裕的白人婦女，逐漸發展為不同種族、不同階層的女性，性少數羣體也逐漸參與其中。對於“女性”這一身份認同的強調使得女性主義運動能夠聚集和動員大量女性投身爭取自身權益的抗爭中。女性主義運動正逐漸擺脱“白人中產女性的運動”的侷限，儘管這一過程需要面臨重新定義什麼是女性權益等挑戰，但單一女性形象的打破無疑是實現不同身份的女性相互交流以及正視除白人中產女性外廣大女性訴求的第一步，這對於女性主義運動在更加廣泛的層面爭取女性權益起到了積極作用。

　　但另一方面，激進的女性主義者往往**過於強調性別這一身份界定及作為羣體的女性的權益，**甚至認為只有實現了性別平等，種族和階級的不平等才有可能消除，這一傾向往往不利於女性主義運動與少數族裔、中低收入階層的互動(Freedman, 2002：87)。而當女性身份認同與公共政治結合，其對政治治理的影響也不盡樂觀。過度依賴身份政治往往伴隨着視野窄化的風險，國家治理層面呼籲更廣泛的敍事，而不僅僅是基於性別這一邊界劃定身份認同、決定價值取向。左翼知識分子對於身份政治的反思已經持續了十餘年，無論是種族還是性別議題，過度強調身份政治往往都意味着對於更加實質且廣泛的社會經濟問題的忽視。對於女性主義的支持固然能幫助左翼政黨獲取來自這女權主義者的支持，但這些政黨也始終應警惕其中暗含的過度迎合特定羣體而淪為少數羣體代表，拋棄對於社會經濟問題關注的危險。

　　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希拉里喊出“I’m with Her”的口號，並在其競選活動中積極宣揚自己在生育權以及工資政策等方面對女性權利的捍衞，試圖藉此爭取女性選民的支持，但卻最終敗給了一個幾乎公然蔑視女性的候選人。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歸因於希拉里對於女性主義的過度依賴以及對於身份政治聯盟的過高估計，這一失誤使其忽視了更加廣泛的經濟問題。儘管她做出了改善女性薪資狀況的承諾，但這仍無可挽回地讓她失去了更加廣泛的白人中下層選民，而特朗普正是抓住了這一羣體對於經濟和民生問題的焦慮，為其贏得總統大選奪得關鍵一局。希拉里在2016年總統競選中的失敗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視作是對於女性主義與身份政治結合的警示，作為一場社會運動的女性主義運動將其關注點聚焦女性這一羣體的權利無可厚非，但當女性主義與美國政治實現直接聯繫，參與到選舉與國家治理中時，則應該重新思考這一結合為美國政治帶來的究竟是不同羣體間的利益整合，還是更加嚴重的割裂。

　　四、女性主義、身份政治與2020美國大選

　　美國女性主義運動發展狀況以及美國女性的總體境遇也將對2020年總統競選結果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美國婦女與政治研究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Women and Politics）的研究表明，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男性和女性選民在總統大選中的政黨偏好就十分顯著，女性選民更傾向於支持民主黨，男性選民更傾向於投給共和黨，而決定選舉結果的搖擺州選票性別差距相對較小。隨着女性政治參與的不斷增加，女性選民被視為特朗普和拜登在爭取搖擺州的過程中的關鍵角色。特朗普上台後對於女性權益的無視使其逐漸失去女性選民的支持，而持續數月的新冠疫情為包括女性在內的美國民眾帶來的經濟壓力以及疫情期間特朗普政府對於女性墮胎權利的挾持都使得越來越多的女性選民放棄支持特朗普。民調結果顯示，特朗普在密歇根州、賓夕法尼亞州等關鍵搖擺州的女性支持率和總體支持率明顯落後於拜登，女性選民或幫助拜登贏得關鍵搖擺州，從而成為影響美國2020年總統競選的關鍵角色。

　　前不久，拜登宣佈選定賀錦麗（Kamala Harris）為自己的副總統選舉搭檔，這位同時具有印度裔與非裔雙重少數族裔身份的女性民主黨政客被不少人看作是幫助拜登擊敗特朗普的不二人選。賀錦麗曾擔任加州總檢察長以及舊金山地方檢察官，並聲稱自己是一名“進步的檢察官”，而她對於自己豐富司法經驗的強調也進一步向選民，尤其是少數族裔選民傳達了自己有能力改革司法體系的信號。考慮到弗洛伊德事件後美國各地廣泛興起的反種族主義與警察暴力抗議，賀錦麗的這一身份對於少數族裔選民無疑帶有巨大吸引力。而作為一名女性政客，賀錦麗光輝的政治履歷與公眾形象也將幫助其吸引更多的女性選民，尤其是各種渴望看到自己在國家領導層中得到反映的普通女性選民。儘管特朗普在這一消息公佈後很快針對賀錦麗的身份做出了侮辱性的攻擊，並聲稱郊區家庭主婦仍然更願意投票給自己，但由於新冠期間特朗普在醫療與經濟方面的欠佳表現等因素的綜合作用，白人郊區女性對於特朗普的支持率正在明顯下降，賀錦麗的出現或許能夠進一步幫助拜登爭取郊區女性選民的支持。競選搭檔的女性身份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幫助民主黨擊敗對手也成為女性主義與美國大選碰撞的一項值得關注的話題。

　　無論女性的力量在2020年美國大選中的最終表現如何，不可否認的是，美國女性的權利意識在經歷了兩百多年的調動與發展後已經不再有回頭路，女性主義不僅關乎性別平權，也關乎民主的價值內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