錫安之路—猶太人迴歸以色列的心路歷程3：非我族類_風聞

宗教教義的辯論對於絕大多數還是文盲的天主教信眾甚為遙遠，除了教會的開導外，廣大信眾還是認定簡單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作為歐洲最大的堅持獨特的風俗習慣、宗教和語言的少數民族族羣的猶太人，一般民眾的反猶情緒與其説是宗教的，不如説是世俗的，或者是兩者兼而有之。

除了正統的教義，帶宗教色彩的迷信和以訛傳訛也為猶太人安上更多的罪名。聖經新約中，耶穌死而復活之後，允諾會再回人間，將信眾帶往天國，這就是聖經上的第二次顯靈（Second Coming）。一些人相信猶太人拒絕接受耶穌才阻礙了耶穌的第二次顯靈的結論，猶太人被放逐出以色列是因為他們的罪孽，上帝要通過猶太人的苦難向世人證明忤逆上帝的後果，因此懲罰猶太人就變成替天行道，這些都加劇了歐洲的反猶主義。民間流傳猶太人和魔鬼和秘密契約，猶太人因此得到邪惡的魔力，中世紀肆虐歐洲幾乎奪去一半人口生命的黑死病流行期間，猶太人下毒或施行邪惡魔法時人得病的謠傳更是風行，不少猶太人因此在暴力中喪生。關於猶太人偷吃基督教視為神聖的用於聖餐儀式的聖餅和聖酒（host desecration），把基督徒（尤其是兒童）的鮮血用於秘密的猶太邪教祭祀（blood libel）的以訛傳訛，更增加了普通人對猶太人的憎恨。

基督教教義不準基督徒從事高利貸生意，但社會對借貸的需要切實存在，猶太人就這樣被半推半就地推進了“註定要下地獄”的高利貸生意，這是猶太人從事金融業的開始，也是對猶太人貪婪、無恥的印象的開始。千百年來在夾縫中求生存、在敵對環境中保持民族特質的經歷，使猶太人長於在有權有勢的人中周旋，長於陽奉陰違。猶太人也有較高的文化水平。在從耶路撒冷放逐出來伊始，遠在巴比倫的猶太教拉比代表大會就決定，不管在世界何方，所有成年猶太男人必須認字，好在沒有拉比的情況下，自己在家研習《塔爾慕德》。和當時文盲占人口絕大多數的非猶太人相比，猶太人的識字率和文化水平自然就要高很多。儘管在宗教上受到歧視，猶太人的文化水平還是使他們在歐洲各國朝野普遍擔當管帳和收税的職責，但在民眾的眼裏，這些外來的猶太人靠阿諛奉承、欺上壓下得到的，這種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狗腿子”的活既遭人妒又遭人恨。猶太人很早就有經商的天才，被放逐後飄蕩天涯，反而使猶太人的聚居點在羅馬帝國結成星羅棋佈的網，方便了經商，特別是從當時依然蠻荒的歐洲到高度發達的東方的商路。被歧視的猶太人不得擔任公職，不得擁有土地，經商和手藝也有很多限制，只有裁縫等少數行業容許猶太人經營。猶太人被擠入税務、放貸、當鋪、舊貨等行業，但被依靠土裏刨食的一般民眾看作牟取暴利、不勞而獲，這是普通百姓將生活中的艱辛遷怒於猶太人的重要原因，也是歐洲反猶主義的社會基礎。猶太人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選民”，是上帝派駐人間、給人間帶來光明的，這種優越感和外界環境的壓迫，使在異國他鄉的猶太人自然地抱成一團，往往將對猶太民族的忠誠置於對當地族羣的忠誠之上，進一步加劇了人們對猶太人的不信任和排斥。

歐洲的王公貴族對猶太人則是既利用，又排斥。王公貴族也有需要借錢的時候，猶太錢商那裏自然是有求必應。王公貴族需要人管帳收税，讓猶太人收税官去面對怨氣沖天的百姓，既轉嫁百姓的怒氣，又不影響百姓對王公貴族的忠誠。有的時候，王公貴族索性煽動反猶情緒，當温度炒作到一定程度時，驅逐猶太人，剝奪猶太人的財產，或者假意網開一面，收取賄賂，既壯大了自己的腰包，又轉嫁了百姓的怒氣，還凝聚了人氣。這是歐洲反猶主義的政治基礎。十八世紀中葉，奧地利女大公瑪利亞·特蕾莎（Archduchess Maria Theresa）命令將所有波希米亞的猶太人驅逐出去，但很快就收回成命，猶太人被容許“暫免”驅逐，但是要每十年交一次贖金，被人戲稱“女王的私房錢”。

伊比利亞半島的賽法迪猶太人在摩爾人入侵前後的獨特經歷加深了人們對猶太人的偏見。賽法迪猶太人和早期伊比利亞的西哥特（Visigoth）人大體是和平共處的。儘管有埃爾維拉教會頒佈的反猶教令，教會在羅馬帝國西端的影響尚未強大，所以實際影響並不太大。公元6世紀時，統治伊比利亞的西哥特人開始信奉基督教，猶太人的日子開始不好過。公元8世紀時，在西哥特人的內鬥中弱勢的一支的內應下，信奉伊斯蘭教的北非摩爾人入侵伊比利亞，很快席捲了除阿斯圖里亞斯王國（今西班牙西北）以外的整個伊比利亞半島，並向法國擴張，但在圖爾之戰（也稱普瓦蒂埃之戰）被“鐵錘查理”（Charles Martel，後來建立神聖羅馬帝國的查理曼大帝的祖父）大敗，伊斯蘭勢力最終被擋在比利牛斯山（Perennes）以南，建立西南歐歷史上著名的安達魯斯（Al Andalus）王國。摩爾人對猶太人比較寬鬆，猶太人將入侵的摩爾人看作救星，主動幫助摩爾人征服西班牙。猶太士兵和摩爾士兵一起守衞已經征服的伊比利亞城市，猶太商人、醫生、律師幫助重建社會秩序，猶太官員幫助管理被征服地區，猶太人宰相Hasdai ibn Shaprut甚至寫信給拜占庭王室，要他們善待治下的猶太人，作為交換，他也會善待安達魯斯的基督徒。安達魯斯在中世紀是歐洲文明的一盞明燈，其灌溉、通商、文化遠遠領先於希臘羅馬文明已經失傳的歐洲。翻譯成阿拉伯語的古希臘文獻在安達魯斯被翻譯成希伯來語，希伯來語和阿拉伯語的古希臘文獻又背進一步翻譯成拉丁語，成為文藝復興的思想食糧。猶太人文化程度高，此時改學阿拉伯語，自然成為文獻翻譯的主力。這是猶太人的黃金時期，不光伊比利亞的猶太人得益，世界其他地方的猶太人也紛紛移居伊比利亞。這也是被逐出耶路撒冷後猶太教唯一一次對基督教居高臨下的時候，猶太人甚至試圖勸使基督徒改信猶太教。然而，伊比利亞的猶太人頗為勢利，不屑與下層人民為伍，這不光加寬了宗教和種族的隔閡，也加寬了社會隔閡。猶太人的好日子不長，基督教勢力對伊比利亞的“再征服”（Reconquista）從摩爾人一落腳就開始了。隨着基督教勢力的反攻，摩爾人節節敗退，北非的倍倍爾人（Berbers）乘虛而入。倍倍爾人沒有摩爾人那麼寬容，猶太人面臨要麼送命、要麼改信伊斯蘭教的選擇，紛紛逃往北方的基督教地盤。為了牟取較好的待遇，很多猶太人改信基督教，但背地裏依然秘密信奉猶太教，這些人被稱為Marrano。在基督教力量奪回穆斯林的城鎮時，猶太人的阿拉伯語知識和專業技能又得到重用，但猶太人的對國家和對基督教的忠誠受到懷疑。猶太人試圖用重金收買貴族的保護，但一些人一旦受到保護就公開放棄基督教、迴歸猶太教，這進一步激發天主教徒為主的民眾的不滿，導致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宗教裁判所的產生，激發更嚴重的宗教迫害，更多猶太人遭到屠戮和驅逐，其中很多是已經改信基督教但對信仰的忠誠受到懷疑的猶太人。猶太人破財而沒有能夠免災，還換來了一個狡詐、勢利、賄賂、不忠的惡名。

類似的事情也發生在奧斯曼帝國的猶太人，為了生存而在公開場合下改信伊斯蘭教，但私下裏依然信奉猶太教，這些人被稱為Donmeh。奧斯曼帝國垮台時，一些巴爾幹（尤其是現屬希臘的薩洛尼卡地區）猶太人重新亮出其猶太人身份，希望避免被作為穆斯林遣返。土耳其建國元勳開末爾的“青年獅子”組織內，有一些人就是Donmeh，對後來土耳其軍方和以色列的深厚關係有極大影響，這也被土耳其的一些穆斯林民眾看成潛入統治集團內部的顛覆，對土耳其-以色列的長遠關係或許會有影響。

十字軍是以收復耶路撒冷為號召的，但十字軍的成員很多是飢苦的暴民，希望在神的佑護下，從東方的“野蠻人”那裏劫掠財富，宗教狂熱正好為貪婪提供了正當的門面。歷次十字軍東征中，常常還沒有抵達聖地，沿途的猶太人就先遭了殃，以至於梵蒂岡教廷都看不下去，頒佈敕令禁止，可是為時已晚。在十字軍之前，猶太人差不多壟斷了和東方的貿易。十字軍之後，基督徒也開始進入和東方的貿易，猶太人的存在就開始礙事，猶太人的經商範圍就受到進一步的限制。

羅馬帝國覆亡後，以《查士丁尼法典》為代表的羅馬法被拋棄，但對猶太人的歧視還在繼續。1215年的第四次拉特倫大主教會議（Fourth Lateran Council）就規定，猶太人必須在服飾上標明自己的猶太人身份，或者是黃色的猶太人六角星標記，或者是猶太人的長袍，或者是猶太人的小帽。在中世紀，特定服飾可以是顯赫的象徵，也可以是歧視的表現。貴族、騎士有自己的紋章、族徽、綬帶、袍色，別人不得亂用，但麻風病人、“改邪歸正”的異端邪説者、妓女也有自己的特定服飾作為標識，不可不帶。由此，猶太人的特定服飾就有了歧視的意味，但是久而久之，有些特定的服飾反而成為猶太人傳統的一部分。

中世紀時，很多城市的猶太人被要求聚居在城市內由圍牆或自然屏障圈起來的指定區域，稱為ghetto。法蘭克福在1423年已經有了強制性的猶太人聚居區，但1516年的威尼斯ghetto首次使用ghetto的名稱，。1555年，教皇保羅四世在羅馬建立了羅馬的ghetto，此後歐洲主要城市都建立了ghetto。各國ghetto的限制不一樣，但一般都限制猶太人在夜間外出，在特定的基督教節日期間，猶太人也不得外出。

德意志30年戰爭後，歐洲列強簽訂了威斯特法利亞和約，民族國家和主權的概念開始形成，這是一個“營造民族”（nation building）的時代，人們開始強調民族國家內共同的語言、傳統和文化，民族自豪感和對國家的認同油然而生。相對於疆界由戰爭和皇族的繼承來決定的帝國時代，這是對人文主義的一種肯定。不幸的是，這也是種族主義的開始。很多國家在建國初期並沒有統一而明確的民族概念，像法國大革命期間，只有不到一半的法國人説法語；19世紀意大利實現統一期間，説意大利語的人更少。語言和教育成為在文化上統一一個民族的主要手段。但是猶太人堅持自己的語言、傳統和文化，拒絕融入主體民族之中，被看作異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成為以種族歧視為特色的反猶主義的思想原因。

文藝復興和法國大革命為歐洲政治舞台吹來一陣清風，在思想領域裏，就反映為啓蒙運動。政教分離、人權、平等、自由、民主、法制的概念都是在這個時候開始的。資產階級革命的排頭兵拿破崙率領大軍，兵鋒所指，封建勢力如摧枯拉朽。從某種意義上説，一代梟雄拿破崙最偉大的貢獻不是累累軍功，而是建立拿破崙法典，用法律保障了啓蒙運動中的自由、平等思想。拿破崙所到之處，猶太人ghetto被拆除，宗教自由得到保護，弱勢族羣（包括猶太人）獲得平權。這被稱為猶太解放運動（Jewish Emancipation），猶太人在背放逐出聖地後，第一次在歷史上獲得平等地位。法國大革命後，法國以外的歐洲各地的ghetto也紛紛被拆除，猶太人可以和本地居民自由雜居，直到納粹上台。與此同時，歐洲經濟由農業化向工業化發展，歐洲社會也由鄉村化向城市化發展。猶太人本來就聚居城市，從事工商業，走出ghetto的猶太人和進入城市的主流社會發生了衝突，這是一種族歧視為特色的反猶主義的經濟和社會的原因。

18、19世紀的歐洲浪漫主義運動是對啓蒙運動倡導的理性主義和文藝復興後依然遺留的貴族式的謹嚴的一種反叛。浪漫主義崇尚英雄主義，強調情感和鄉土。這是一個偉人輩出的時代，歌德一部《少年維特之煩惱》把歐洲少男少女和偽少男少女們整得神神叨叨的，詩人拜倫、雪萊、普希金、萊蒙托夫，小説家雨果、司當達爾，畫家德拉克洛瓦，作曲家貝多芬、門德爾松、肖邦、舒伯特、舒曼都是這個時代的浪漫主義巨匠。瓦格納作為浪漫主義音樂的大師之一，熱衷於將德國民間傳説昇華為德國精神的精髓，並從中尋找音樂的靈感。瓦格納以恢宏、華麗的歌劇著稱，但瓦格納的反猶立場，使瓦格納的音樂至今仍然在以色列受到抵制。瓦格納的文章《音樂中的猶太人》（Das Judenthum in der Musik）不遺餘力地攻擊同時代的猶太裔德國作曲家門德爾松和Meyerbeer（專長歌劇），力圖證明猶太人在秉性和人格上的缺陷，以此來證明猶太音樂家不可能譜寫出優美、深刻的音樂，瓦格納的歌劇人物中的一些反角也被認為影射猶太人。瓦格納堅信亞利安人種的優越性，他認為將猶太人從墮落中挽救出來的唯一途徑是消滅他們，儘管現在有人爭辯這是對瓦格納原意的誤讀，因為瓦格納同時熱衷於對猶太人的同化。希特勒對瓦格納極為推崇，指令納粹高官取聽瓦格納音樂會，並要求在那些大而無當的紐倫堡納粹集會前奏瓦格納的音樂。但在生活中，瓦格納卻有一些終身摯友是猶太人，像慕尼黑的音樂指揮Hermann Levi不光受邀指揮了瓦格納最後一部歌劇《帕西法爾》，還獲得被邀請在瓦格納的葬禮上肩扛棺槨的殊榮。

文藝復興之後，人們崇尚科學思考，偽科學也與之俱來。出於種種政治目的，優生學被用來人為地促進人種的優存劣汰。社會達爾文主義也以科學的面目，營造“超人”，讚揚人間的弱肉強食，鼓吹不能保衞自己的種族就沒有生存的權利，不應該擠佔優等種族的生存空間。由於猶太人主要在族羣內近親通婚，猶太人容易患有某些遺傳病和血液病，這被用來證明猶太人是劣等民族。甚至猶太人的外貌特徵（如鷹鈎鼻、大下巴、大鬍子、棕黑頭髮）也被用來和“優美”的亞利安人相比，作為猶太人的劣等性的證據。猶太人的團結和排外也使猶太人成為陰謀論的受害者。沙俄秘密警察為了國內政治需要，偽造了《猶太長老訓令》（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指責猶太人陰謀在世界上散播道德敗壞和製造無政府主義，控制世界輿論以達到洗腦的目的，控制世界金融以操縱國計民生，通過虛假的自由和民主而控制世界。這份偽作日後被作為真實的歷史文件廣為流傳，至今仍然是反猶主義的主要證據之一。俄國在布爾什維克革命成功之後，積極宣傳革命輸出，很多歐洲猶太人也傾向社會主義，希望通過社會主義來達到社會平等，改善猶太人的地位，這樣的政治傾向也被看作猶太人企圖控制世界的一個實證。

猶太人從事金融業由來已久，但19世紀的羅斯希爾德家族成為猶太人金融實力的象徵。邁耶·羅斯希爾德（Mayer Amschel Rothschild）於1844年出生在德國的法蘭克福，在法蘭克福經營錢莊成功後，將5個兒子派往5個重要歐洲城市：倫敦、巴黎、維也納、法蘭克福、那不勒斯，建立起一個龐大的金融網絡，首創國際金融業務。在1813-1815年拿破崙戰爭期間，羅斯希爾德家族的銀行為英國的戰爭開支提供劃賬服務，極大地幫助了惠靈頓公爵及其軍隊在歐洲大陸的戰爭行動，羅斯希爾德家族也在這中間獲得豐厚的利潤。出於龐大的國際金融業務需要，羅斯希爾德家族在整個歐洲建立了一個巨大而迅捷的信使網絡，常常在所有人之前得知歐洲各地的消息。在滑鐵盧戰役期間，所有人都在觀望羅斯希爾德的動作，希望從中看出戰場上的端倪。滑鐵盧戰鬥剛結束，人們對戰場上的勝負還不清楚，但羅斯希爾德開始大量出手手頭的股票，人們猜測英國輸了這場決定性的戰鬥，紛紛大量拋售，股價全面暴跌。此時羅斯希爾德再次出手，全面吃進。等人們終於醒悟過來惠靈頓贏得了這場歷史性的戰鬥時，羅斯希爾德已經賺得缽滿盆溢了。羅斯希爾德家族日後在歐洲的工業化中用投資起到關鍵作用，很多國家的鐵路甚至蘇伊士運河都有羅斯希爾德家族銀行的份。巨大的財富和影響為羅斯希爾德家族贏得了歐洲皇室的青睞，5兄弟都被封為男爵。在歐美的公開上市銀行主導金融市場之前，羅斯希爾德家族的銀行在世界金融界裏一言九鼎，羅斯希爾德的名字成為財富的象徵，自然，作為猶太人，羅斯希爾德家族也成為反猶主義陰謀論的犧牲品，成為猶太人陰謀控制世界的又一個實證。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德國國內充滿動盪。自由主義的魏瑪政府軟弱無力，社會主義思潮盛行，工運學運兵運此伏彼起，老兵們貧寒交加，舉國對“在背後被捅一刀”導致一戰失敗充滿憤怒，中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對社會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充滿恐懼和仇恨，急切希望恢復舊日的社會秩序。希特勒的納粹主義以強勢姿態，在經濟上推行無失業和政府開支拉動經濟的政策，在軍事上重整軍備，在政治上鎮壓左翼，在思想上鼓吹亞利安民族的優越性和“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領袖”的大日耳曼主義，在經濟上富可敵國的猶太人成為不忠於大日耳曼主義、“在背後捅一刀”的賣國賊，成為德國經濟的寄生蟲、吸血鬼，成為擠佔優越的亞利安人生存空間的劣等的“蹲着茅坑不拉屎”者，最終成為“最終解決”的受害者。猶太人的苦難達到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