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道炫：淞滬戰役的戰略問題_風聞

　　1937年8月13日開始的淞滬戰役，是抗戰初期中日雙方以上海為中心進行的一場總兵力達百萬人的大會戰。這一戰役揭開了中國全面抗戰的帷幕，對抗戰的進行發展有着相當重大的影響。近年來，隨着史學界對這一戰役研究的不斷深入，出現了一些不同意見，特別是有關戰役戰略問題，見仁見智，分歧較大。一種意見認為，中國統帥部通過發動淞滬戰役，將日軍主力由華北吸引到華東，使日軍原定由北向南進攻方向改為由東向西沿長江仰攻，解除了日軍沿平漢線南下武漢，將中國東西部一分為二的威脅，中國軍隊由此得以沿長江節節抵抗，從容退入既定的西南根據地，贏得時間，實現持久抗戰。［（1）a］另一種意見對此持否定態度，他們認為，中國統帥部在淞滬戰役中，目標不明確，準備欠充分，既沒有改變日軍進攻方向的既定戰略，也未能真正改變日軍的進攻方向，由於戰略失誤導致的巨大犧牲，嚴重挫傷了中國軍隊繼續抗戰的能力，戰略失分遠高於得分。［（2）a］兩種不同意見的討論，從不同角度加深了人們對這一戰役的認識，但由於討論多侷限於戰役本身進行，對戰略制定的背景、過程及戰略發展的階段性研究不夠，有些觀點和結論存在着忽視戰爭艱鉅性、複雜性、全局性，忽視戰爭本身趨勢的缺失。本文願從戰前準備、戰場態勢、戰役設想及戰略發展幾個方面，對這一問題再作探討。

　　一　國民政府的戰前準備與初期戰略　

　　淞滬戰役發動時，日本侵略軍在華北已對中國軍隊展開了猛烈進攻，華北戰場我軍處境艱難。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統帥部決定主動開闢新戰場，在上海地區對日軍發動攻勢作戰。這一決定和國民政府的戰前準備及總體戰略思想、戰略計劃有着密切關係。

　　國民政府的對日軍事準備充分注意到華北前線及沿海地帶作為戰爭前沿的重要地位，將其列為戰略首要之區，同時出於對當時中日兩國軍事力量懸殊對比及華北特殊政治態勢的考慮，對後方防線也十分重視。蔣介石認為，川黔一帶作為理想的抗戰根據地，至關重要，而九省通衢之地武漢，東控長江，西扼川黔門户，更為一戰略要衝。早在1933年2月，他就指示：“長江沿岸各要塞……必須構築防禦工事”［（1）b］，計劃以武漢為中心，“在蘇皖鄂贛各省江岸，分散佈置潛伏炮兵……此種潛伏炮兵陣地，構築至易，須多設處所，以便戰時可常常變換，出敵不意，乃能收要擊之效。”［（2）b］1934年，根據國防計劃，中國開始在武漢、南京、上海等地構築大規模防禦工事。1936年初，蔣介石致電陳誠，指示：“武漢要塞工程應從速着手進行，晝夜趕築，務限本年四月底完成。”［（3）b］他還告誡程潛等人，對“東西梁山、馬當、湖口、田家鎮各要塞，希派員切實調查設計，以便第二期工事修築時，亦可加入在內”。［（4）b］“對於長江中游，及上游，均籌建遊動炮陣地，以期節節防守”。［（5）b］蔣介石對以武漢為中心的長江防線的重視，在下面一段話中表露無遺：“現在我們就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來講：中國的精華——國家生命的根基是在長江流域……所以我們現在要救亡復興，當以穩定四川統一長江以鞏固國本為第一要着。”［（1）c］確實，當時國民政府軍政統一可資依賴的幾個省份也正是沿長江一線展開。以長江作為戰略中心，制訂沿長江節節抵抗的國防計劃，是較為明智的選擇。　

　　就蔣介石一貫軍事思想言，他向以武漢、川黔、秦晉為戰略要地。早在1917年，孫中山南下護法開府廣州時，蔣介石提出北伐戰略，即以武漢為中心，四川、秦晉為必爭之地。1921年，他致書陳炯明討論北伐戰略時，再次強調：“以後關於全局戰略……以時間論，則對蜀當先對吳，以地勢論，則先當圖蜀而後可以統一長江……若為根本解決中國計，尤當以西北為根據。四川為西北與西南之重心，更不可不急圖之。”［（2）c］1926年北伐時，他即採取正面主攻武漢、控扼長江，西南穩住四川、西北聯合陝馮（馮玉祥）、晉閻（閻錫山）的策略，獲得很大成功。當然，中日戰爭和當年形勢已完全不同，對立焦點主要在華北和沿海地帶。但由於敵強我弱的總態勢，初期在華北、沿海進行的戰爭必然要向腹地延伸，儘早建設抗日根據地，建立鞏固的抗日大後方至關重要。因此，以長江、武漢為龍頭，綏靖秦晉，撫和滇桂，控制川黔仍具非同尋常的意義。對這一點，蔣介石曾談到：“到川以後，我才覺得我們抗日之戰，一定有辦法。因為對外作戰，首先要有後方根據地，如果沒有象四川那樣地大物博人力眾庶的區域作基礎，那我們對抗暴日，只能如‘一二八’時候將中樞退至洛陽為止，而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所以自民國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入川剿匪為止，那時候是仍無對日抗戰的把握……到了二十四年進入四川，這才真正找到了可以持久抗戰的後方。”［（1）d］1935年7月，他明確提出：“對日應以長江以南與平漢線以西地區為主要陣地，以洛陽、襄陽、荊州、宜昌、常德為最後陣線，而以四川、貴州、陝西三省為核心，以甘肅、雲南為後方。”［（2）d］同年，他親自主持開辦峨嵋軍事訓練班，在重慶設立國民政府軍委會委員長重慶行營，相機處理軍政要務，抗戰大後方基礎逐漸奠定。

　　由於蔣介石對日戰略構想中予長江流域及川、黔、陝以重要地位，對上海、南京、武漢長江一線作了特別部署，因此，對這一帶作戰抱有較大成算。抗戰爆發後，中國統帥部主動出擊上海之敵，和這一點密切相關。

　　二　戰略初期的戰場態勢

　　中國統帥部決定在上海地區發動進攻並擴大戰場時，華北地區我軍戰況明顯不利。

　　根據國民政府事先的判斷，戰事爆發後，日軍“主戰場以華北為中心，並以有力之一部，沿平綏路西進，及由山東半島、海州等處登陸，截斷我南北聯絡線，策應其主力軍之作戰，以囊括我華北全部，同時一部由揚子江口和杭州灣上陸，以掠奪我資源，威脅我首都”。［（3）d］針對日軍進攻方向，戰爭初起時，中國統帥部在華北投入了全國60％以上兵力，採取重點部署、立體防禦方針，力保山東、山西平漢線兩翼，在平漢線正面與日軍周旋。8月20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頒佈《國軍作戰指導計劃》，強調在平漢路正面與日軍相持，實施柔性攻擊，晉魯兩個側面則利用山地固守，對正面日軍構成犄角之勢。應該説，在日軍洶洶而來的戰爭初期，中國統帥部對日軍攻擊方向的判斷是準確的，力守晉魯，在戰場側面爭取主動，避免在平漢路正面實施日軍期望的主力決戰，這一戰略構想及戰略展布也頗具眼光。　

　　但是，華北戰況對中國方面卻十分不利。7月底，平、津相繼失陷。8月下旬，南口、張家口、宣化也落入敵手，晉北門户洞開。9、10月份，在日軍強大攻勢下，平漢線中國守軍大面積潰退，保定、石家莊不守，山西方面也全線吃緊，太原成為危城。山東韓復榘在日軍壓力下，消極避戰，蔣介石寄予厚望的魯北守軍，沒有對平漢線日軍構成任何威脅。中國統帥部的華北戰略幾乎全面落空。

　　華北戰場失利，原因複雜。就日本方面看，華北是日軍主攻地區，志在必得，作戰準備充分。8月初，日軍確定的作戰目標是：“首先向保定、滄州一線前進。主決戰方面定為沿平漢線地區。決戰時間預定在9月下旬或10月上旬。”［（1）e］9月，再次確定：“在保定—滄州一線的附近努力圍殲進入該線及其附近的中國軍隊，為此，在平漢線地區為主決戰方面，預定決戰時間大概為10月上旬。”［（2）e］冀、魯、豫一帶平原坦蕩，交通便利，便於日軍機械化部隊協同展開，日軍企圖在此揚己之長，打擊中國軍隊主力，屈服中國抗戰意志，因此投入近20萬兵力，對中國守軍形成巨大壓力。　

　　就中國自身言，除實力不足及指揮失誤造成的一些失利因素外，還存在着一些特殊的客觀原因。華北地方實力派宋哲元、閻錫山、韓復榘等與中央政府長期處於半獨立狀態，雙方貌合神離，明爭暗鬥，中央在山西、河北、山東、察、綏等省難以插足，地方實力派之間也矛盾重重，相互拆台。日本人認為“中國實力派之大部採個人或小集團之繁榮主義，缺乏為國為民的觀念，因此就形成獨霸一方，獨裁私兵的狀況。”［（3）e］由於這些地方正處於華北抗戰最前線，對抗戰部署造成了很大的不利影響。　

　　首先是國防工事的修築。晉、魯、察等省由於半獨立於中央政府，事權不一，國防工事建築嚴重滯後。直到戰爭爆發前夕的1937年初，國民政府方得“派員前往標定陣地，稍候方能呈出總需數目再行決定協撥數目”。［（1）f］七七事變前夕，冀察、晉綏、山東一帶國防工事匆忙完工，由於多系臨時趕築，質量普遍不過關，實戰中作用很小。如南口之戰，由於事先沒有構築堅固防禦設施，守軍趕到後，“臨時構築，亦復不易，我陣地守兵，僅可堆石為壘，聊作遮蔽而已”。［（2）f］直到七七事變爆發後，宋哲元仍“對滄保線工事不主張構築，主張以四師兵力由天津衝山海關。前中央所發工事費五十萬元，以廿五萬給劉汝明，築察省工事，至河北則主攻不主守”。［（3）f］這就嚴重延誤了河北防禦工事的修築。

　　其次，中央和地方實力派之間的矛盾，使華北友軍協調十分困難。事變爆發後，宋哲元仍要求從河南北調的中央軍從冀南“稍為後退”［（4）f］，不願中央軍勢力伸展到平津。主持察省軍政的劉汝明對省外軍隊入察也疑慮重重，南口戰役中，使奔赴南口前線增援的陝西部隊“作不須有之停留者，達二十四小時之久”。［（5）f］韓復榘直到抗戰爆發後，仍拒絕中央軍進入其勢力範圍，以圖保存實力，與日軍謀求局部妥協。在戰場瞬息萬變，機會稍縱即逝情況下，中國為此自己喪失了許多作戰先機，這對華北戰事的消極影響難以估量。當時負責華北前線指揮事宜的委員長石家莊行營主任徐永昌訴苦説：“隊伍太雜，能戰者甚少，情形殊難描寫。”［（6）f］這反映了當時的實情。

　　交通問題也是華北作戰的一大不利因素。由於戰前中央軍僅限駐於江蘇、安徽、河南黃河以南一帶，戰事爆發後，向華北大規模調兵成為一大難題。中國部隊裝備落後，機動能力差，迅速增兵十分困難，所以在南口等戰役中，屢犯逐次增兵的兵家大忌，失去一舉擊退敵人的機會。

　　華北的這些不利情況，使中國統帥部面臨戰略選擇的難題。如何將戰爭向有利於己方方向引導，既避免在華北實施主力決戰，又消弭日軍南下武漢危險於無形［（1）g］，成為關係戰爭持久的關鍵。華北戰場的失利，凸顯了在中國戰力相對較強地帶開闢新戰場，以爭取作戰主動的必要性。　

　　三　淞滬作戰的有利條件及初期計劃　　

　　上海地區自一二八淞滬抗戰後，即被劃定為中國軍隊非駐紮區。日軍在上海屯兵上千人，中國海防門户大開，寧滬間又近在咫尺，首都安全受到很大威脅。華北事變後，日軍雖暫無上海作戰計劃，但從軍事戰略角度説，上海日軍無疑是置於中國心臟地帶的定時炸彈。從日軍作戰計劃看，雖欲避免在華北、華東兩線作戰，但也未排除時機成熟在滬作戰的可能。1936年，日軍制定的作戰計劃曾考慮以兩個軍的兵力，“策應向南京作戰，以實現佔領和確保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帶”。［（2）g］七七事變後，日本軍部再次要求：“要確保上海及青島使其成為作戰基地”，並計劃“對上海、青島方面再派兩個師團”。［（3）g］7月底，海軍省又要求：“對華全面作戰和保護青島及上海，也應完成必要的準備。”［（4）g］可見，上海始終是日本計劃中的重點。當時日本第三艦隊司令長官長谷川即主張對華發動全面戰爭，認為：“華中作戰應以必要的兵力確保上海和攻擊南京”，“為華中作戰應派遣陸軍的五個師團。”［（1）h］9月初，日軍下達的作戰目標是：“方面軍在現在正進行的河北省中部會戰中，給敵人以決定性的打擊後，即乘敵人的劣勢迅速進入山西省內，河南北部，山東省內追擊敵人，並且伺機指向徐州方面作戰，佔據戰略上，特別是政略上的要點，挫傷南京政府的抗戰意志。”［（2）h］如果日軍這一目標實現，東起徐、海，西至豫、晉，對中國東南部構成扇形壓力，中國沿長江一線失去憑恃，日軍可從多方面出擊，腰斬長江，切斷中國東西通路。因此，先發制敵，避免被動挨打，已成中國抗戰當務之急。

　　經過慎重抉擇，中國統帥部決定在上海出擊，這包含了多重考慮。首先，以上海為出擊點，可佔先機之利。由於上海在戰略上的突出地位，國民政府對上海始終採高度戒備，在寧滬間重點構置了吳福、錫澄、乍嘉等數道防線。到1937年初，政府用於江浙陣地建設經費達497200元，佔全國實發總經費的69．3％［（3）h］，遠高於華北等地。在江海防方面，整理順序為“先求鞏固長江下游之江防，其次漸及粵、閩、蘇、魯諸海岸”［（4）h］，將重點放在寧滬一帶。1936年2月，軍事委員會在蘇州設置京滬警備區，張治中任負責長官，轄第八十七、第八十八等精鋭師，積極對日備戰。同時，長江一帶還集中了大部分經過整編的中央正規軍，部隊精幹，事權統一，作戰效能遠較華北充分。

　　其次，從全局戰略説，在上海發動主攻，還可吸引華北敵軍兵力，遲滯敵人在華北的進攻，以華東攻勢支援劣勢中的華北戰場。時任作戰部部長的黃紹hóng＠①認為：“‘八一三’事變的發生，是出乎日本意料之外的，亦可以説日本是被動的，而我國是主動的。最高統帥的決策，是要以主動的姿態，先把上海的敵軍根據地摧毀，然後再主動的向華北作戰，即使不能把敵人根據地剷除，亦須吸引其兵力到這方面，以攪亂其既定的計劃。”［（1）i］蔣介石自己也曾總結説：“我們這次為什麼要在上海作戰呢？就是要打破敵人的戰略，使他們不能再按照原定計劃，集中兵力侵略我們華北。”［（2）i］上海成為中國初期抗戰戰略中的一顆重要棋子。　

　　第三，上海的地理位置及地形也促使中國軍隊對日軍發動進攻。上海地處寧滬杭三角區，其安全與南京息息相關，對中國政治、經濟影響甚大。在此作戰，清除駐滬日軍的肘腋之患，對安定東南、拱衞南京，有着重要意義。淞滬地區地形狹窄，溝渠縱橫，中國軍隊通過構築密集工事防守，有利於實行消耗戰術，穩固防守。而日軍在這一狹窄地帶內，機動化能力及立體作戰能力均難充分發揮。這種地形上的不利因素，戰前日本人已有注意，認為淞滬一帶“構築了堅固的陣地網，因此考慮到作戰規模將會擴大時限定在這一狹小地區，對我（日軍）戰略態勢顯然不利”。［（3）i］當然，上海地形對中國方面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在無法有效阻止敵人從海上登陸的情況下，淞滬地區凸出地形容易被敵人從兩翼突破，切斷後路，遭致夾擊，另外在經濟命脈所在地開闢戰場也有犯忌之嫌。不過，當時中國大陸除東北、華北外，只有上海駐有較大規模日軍，我軍可以主動出擊，開闢戰場。事實上，中國統帥部要開闢新戰場，舍上海外，別無選擇。　

　　第四，從政略上考慮，就國際關係言，上海是國際都會，在此作戰易於引起各國干預與同情，對爭取國際輿論幫助有一定意義。從國內輿論看，雖然中國已確定對日持久作戰方針，但抗戰初期要求打一場大仗、硬仗，一戰以顯聲威的呼聲也很強烈。閻錫山就曾建議：“最好在敵傲慢之下，第一次須求得勝利，以正世界視聽，爾後再將軍隊疏散，實行持久戰。”［（1）j］蔣介石本人也希望以一場勝仗震懾日本軍方，迫使其放棄全面侵華方針。這種情緒反映在中國統帥部制定的作戰計劃中，即強調：“長江下游地區之國軍，於開戰之初，應首先用全力佔領上海，無論如何，必須撲滅在上海地區之敵軍，以為全部作戰之核心，爾後直接沿江海岸阻止敵之登陸，並對登陸成功之敵，決行攻擊而殲滅之。不得已時，逐次後退佔領預設陣地，最須確保乍浦—嘉興—無錫—江陰之線，以鞏固首都。”［（2）j］“該戰區應以掃蕩上海敵軍根據地，以達成鞏固首都及經濟策源地，為作戰指導之基本原則。”［（3）j］利用上海地區我軍優勢，力爭速勝以扭轉戰局，應是中國統帥部期許的最佳戰況。

　　綜上所述，中國統帥部開闢淞滬戰場的意圖是多方面的，其直接目標主要有兩個：一是解除寧滬地區敵軍威脅，利用上海及長江方面優勢殲滅敵軍取得速勝；二是支援華北戰場，以上海之長補華北之短。同時，中國統帥部對持久作戰也有一定準備。由於戰爭的複雜性，艱鉅性，實際戰局發展並不完全合乎中國統帥部的預定計劃，戰爭進行過程中，中國統帥部根據戰況發展，適時調整、深化其總體戰略。在一舉擊敵，取得速勝的希望破滅後，轉而調動、利用中國東南地區相對充足的戰力，逐漸擴大淞滬戰役規模，將其發展為主戰場，以求在總體戰略上爭得主動。1938年底，初期抗戰告一段落後，蔣介石曾總結説：“在去年平津失陷的時候，我們不能將全國所有的部隊調到華北去與敵人爭一城一池的得失，而要將我們主力部隊，作機動的使用，節節抵抗，逐步消耗敵人，一定先要引誘他到長江流域來……孫子兵法上又説：‘凡先處於戰地而待敵者逸，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我們能誘敵深入，處處地方我軍是先處戰地以待敵，敵人處處地方是後處戰地而趨，在我們完全是以逸待勞，步步致敵，而不為敵人所致。”［（1）k］蔣介石在此揭示的淞滬戰役總體戰略，就是在會戰中逐漸形成、發展的。

　　四　淞滬戰役的戰略發展

　　8月中旬，由於日軍持續向上海增兵，加上中國進攻部隊指揮失當，進攻不力，武器裝備也遠遜日軍，全殲上海日軍計劃告吹。在此情況下，將淞滬戰場定位在何種規模上，成為擺在中國統帥部面前的一大難題。當時日軍堅持華北大規模作戰計劃，對華東取應付方針，淞滬戰場繼續進行、發展的主動權握在中國手中。據陳誠回憶：淞滬戰事爆發後，他於8月18日與熊式輝銜蔣介石命赴上海考察戰事。“返京後，領袖詢問視察情形。陳雲：‘敵對南口，在所必攻，同時亦為我所必守，是則華北戰事擴大已無可避免。敵如在華北得勢，必將利用其快速裝備沿平漢路南下直趨武漢，於我不利。不如擴大淞滬戰事以牽制之。’領袖遂雲：‘一定打。’陳又云：‘若打，須向上海增兵。’遂發表陳為第十五集團軍總司令，並增調部隊赴滬參戰，而整個中日戰爭亦即由此揭開”。［（2）k］陳誠所云日軍沿平漢線直趨武漢，將中國東西一分為二的危險，也正是蔣介石的一大心病：武漢、長江一直被蔣視為抗戰心腹地帶，武漢過早失陷，節節抵抗戰略即難以實施。所以淞滬戰役期間，他與徐永昌談話時，曾透露這一擔心：“蔣先生以為敵如越黃河南下，斯真不了。”［（3）k］陳誠當時的議論可説正中蔣的下懷。

　　關於蔣、陳談話後淞滬戰場的發展及地位，史學界存在不同看法。一種意見認為：淞滬戰場直到10月份前一直居次要地位，日軍大量增兵上海後，其與華北戰場地位才發生變化。［（1）l］根據是8月20日南京統帥部發布的《戰爭指導方案》明確宣稱：“主戰場之正面在第一戰區，主戰場之側面在第二戰區。”［（2）l］這兩個戰區均位於華北，而且中日雙方在淞滬戰場的兵力配置也直到10月份才全面超過華北。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淞滬戰場在8月下旬即逐漸發展為主戰場［（3）l］，理由主要是8月20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頒佈的作戰指導方針有如下説法：“國軍一部集中華北，重疊配備，多線設防，特注意固守平綏東段要地，最後確保山西、山東，力求爭取時間，牽制消耗敵人。以主力集中華東，迅速掃蕩淞滬敵海軍根據地，阻止後續敵人之登陸，或乘機撲滅之。”［（4）l］這裏，華東被確定為主力出擊點，華北則擔負牽制消耗任務。

　　關於這一問題，應具體加以分析。從當時情況看，8、9月份，國民政府以華北為主戰場是對客觀事實的承認，是必然的。戰爭態勢由交戰雙方構成，在初期中國被動應戰的情況下，主戰場的選定不可能以中國的意志為轉移。由於日軍陳重兵於華北，擺出重點進攻華北的態勢，華北戰場理所當然成為中國防禦的要點。另方面，國民政府確定在華東集中、出動中國軍隊主力，反映了中國統帥部對華東戰場的高度重視，並且暗含着將華東戰場發展為主戰場的可能。

　　中國統帥部對“主戰場”和“主力”的不同提法，準確反映了其實際決策。以華北為主戰場是對當時戰爭客觀態勢的承認，而在華東集中出動主力則包含着力爭主動，打破現有戰爭格局的意圖。從此後實際戰爭進程看，也是如此。蔣、陳談話後，8月21日，中國正式組成以陳誠為總司令的第十五集團軍投入戰場，下轄第十八軍、第三十九軍、第七十四軍，均系國軍中的精鋭部隊，其中第十八軍及七十四軍部分部隊由華北戰場南調。這樣，淞滬戰場的中國部隊已達15個師以上，且均系中央精鋭部隊，和華北以地方雜牌部隊為主存在很大差異。實際上，此後中國部隊雖是節節增兵，但在最前線與日軍直接接觸部隊始終保持在15—20個師左右，淞滬戰場的規模到這時已初步形成。所以，9月1日，《大公報》即指出：“南北兩個戰場，我們的看法，一向是北重於南，看現在的情形發展，卻南北並重了。”

　　由於中國軍隊的巨大壓力，日軍於8月23日被迫向上海增援兩個師團，到8月底，日軍投入淞滬戰場兵力達5萬人。中國軍隊雖未實現徹底打擊日軍的初衷，但卻使其陷入了兩面作戰的境地。應該説，淞滬戰場的開闢擴大，是中國軍隊主動求戰和保持壓力的結果，而且，中國的持續增兵，一步步將淞滬戰場推到了主戰場的地位。

　　8月下旬開始，中國增援部隊即源源不斷地開赴上海、江浙一帶。川、黔兩省部隊8月底、9月初動員出發，“沿湘黔公路徒步行進，到湖南辰溪，乘木船至常德，再換輪船經洞庭湖抵達長沙”［（1）m］，到上海前線時已是10月初。廣西部隊從8月下旬出動，9月中開抵徐州、海州一帶佈防，後又增援上海。在當時情況下，交通不便，通訊困難，部隊機動性差，增調部隊涉及問題很多，所以雖然到9月底、10月初，淞滬全線部隊才全面超過華北戰場，達70個師左右，中央軍的3／5投入戰場，但在此之前，川、黔、桂、鄂、湘、贛等省部隊已先後開始出動，淞滬戰場從決策出動主力到發展為主戰場，大致經歷了一個月的時間。在當時情況下，戰爭指導不可能一蹴而就。

　　日軍9月中旬投入淞滬戰場兵力已達10萬人，從9月下旬起，繼續大規模增兵。10月5日，“決定從華北調用兵力，把主作戰轉移到上海方面”。［（1）n］此後日軍調集各方部隊近4個師團，其中兩個師團直接由華北戰場調來，投入淞滬戰場總兵力共達9個多師團20餘萬人，超過了華北戰場兵力。這樣，淞滬戰場無可置疑地成為中日雙方的主戰場。　

　　在軍事上積極進取、力爭主動的同時，中國統帥部加緊部署西遷，貫徹持久作戰的總體戰略。7月底，國民政府即開始西遷準備。8月10日，行政院組織上海工廠遷移監督委員會，12日，上海工廠遷移委員會正式成立。到年底，上海地區共遷出民營工廠146家，技術工人兩千多人。此外，政府機關、文化事業單位也開始西遷。淞滬戰事爆發後不久，南京各級機關的“實際人員和辦事機構都已開始分散，有些撤向漢口，有的撤向湖南和廣西”。［（2）n］中國歷史上一次規模最大的民族大遷徙由此開始。在這一過程中，武漢作為西遷的關鍵樞紐，充分體現了中國統帥部以它作為戰略重心的遠見。11月中旬，淞滬戰事基本結束後，蔣介石曾談到，淞滬和太原戰況不利，原非意外，而是為了我方所預期的，“軍事上最要之點，不但勝利要有預定計劃，即挫折亦要有預定的打算”。［（3）n］從順利組織西遷這一事實看，蔣此一説法當非虛言。

　　和中國相比，日軍投入上海戰場基本是被動的，直到10月份大量增兵時情況仍未見好轉。日本戰史記載：“在10月上旬這一階段，上海派遣軍還正在苦戰中，打開戰局還不能逆料，所以作戰成果還沒有充分的把握。”［（1）o］由於在上海消耗過大，華北頓顯空虛，以致太原會戰時，日軍感到：“幾乎沒有餘力為太原作戰增加兵力。”［（2）o］參加淞滬戰役全過程的第八十八師師長孫元良回憶説：“上海敵我主力三個月的激戰，使在華北的敵軍不能任意行動，造成我華北有利的形勢，尤其是使山西的國軍有準備的餘裕，結果在山西的敵軍始終不能西越雷池一步，關中保持完整（西南大後方得在安定中厚蓄潛力），這實為戰略上最大的成功。”［（3）o］日軍努力爭取主動，寄望於在淞滬地區與中國軍隊主力決戰，達到消滅中國軍隊主力，屈服中國抗戰意志的目的。由於蔣介石在會戰最後階段未能當機立斷，及時撤出戰場，造成中國軍隊一些不應有的損失。但日軍消滅中國軍隊主力的企圖未獲成功。此後，日軍客觀上陷入兩面作戰境地。為協調南北雙方，相互呼應，攻佔南京後，日軍不得不回頭打通津浦線，使南北聯成一氣，解除西進部隊的側面威脅。李宗仁説：“京滬戰事一旦結束，津浦線必然是敵人攻擊的次一目標……因敵人在京滬線得手之後，必定要打通津浦線以清除右側面的威脅，然後才可西進。”［（4）o］台兒莊戰役就是抓住日軍急於打通兩翼、單兵突進的機會，一舉擊敵取得成功的。日軍的這一行動方向無疑為中國調整部署，由東南逐漸西撤提供了寶貴時間。

　　淞滬會戰是中國抗戰史上一個空前壯烈的大戰役，整個戰役，中國軍隊傷亡18萬多人，斃傷敵軍6萬多人。它有力地消耗了日軍的有生力量，遲滯了日軍進攻的步伐，中國也為此付出了損失大批精鋭部隊的慘重代價。中國最高統帥部在戰役指揮中，審時度勢，適時確定我軍的總體戰略方針，對戰役發展及整個中日戰爭進程產生了積極的影響。誇張地估計中國統帥部的先見之明，認為其一開始就有誘敵改變進攻方向的分兵戰略，稍失嚴謹；而看不到中國統帥部戰前的充分準備，低估其在總體戰略上的良苦用心，似乎也有欠客觀。　

　　（1）a　參見蔣緯國《抗日御侮》第1卷，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8年版；吳相湘《中國對日的總體戰略》，香港《明報月刊》第27期。

　　（2）a　參見王樹蔭《評國民黨開闢淞滬戰場之得失》，《教學與研究》，1987年第1期；餘子道《論抗戰初期正面戰場作戰重心之轉移》，《抗日戰爭研究》，1992年第3期。

　　（1）b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印，1981年版，第295頁。

　　（2）b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第301頁。　

　　（3）b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第301頁。

　　（4）b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302頁。　　　　

　　（5）b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三），第365頁。　　　　

　　（1）c　蔣介石：《四川治亂為國家興亡的關鍵》，《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3卷，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印，第471—480頁。　　　　

　　（2）c　蔣介石：《致陳炯明縱論全局戰略書》，《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36卷，第56頁。　

　　（1）d　蔣介石：《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4卷，第653頁。　

　　（2）d　張其昀：《中華民國史綱》第4卷，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4年版，第211頁。　

　　（3）d　《民國檔案》，1987年第4期。　　　　

　　（1）e　《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1卷第1分冊，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216頁。

　　（2）e　《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1卷第2分冊，第41頁。

　　（3）e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三），第362頁。

　　（1）f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三），第362頁。

　　（2）f　《第七集團軍傅作義部南口會戰迄太原守城歷次戰鬥詳報》，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3）f　《盧溝橋事變後國民政府軍事機關長官會報第一至第十五次會議記錄》，《民國檔案》，1987年第2期。　

　　（4）f　《中國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二編》（二），第65—66頁。　

　　（5）f　《第七集團軍傅作義部南口會戰迄太原守城歷次戰鬥詳報》。

　　（6）f　《徐永昌日記》，第4冊，台北中央研究院1990年版，第129頁。　

　　（1）g　從事後材料看，當時日軍沒有南下武漢的計劃，但從戰略角度言，嚴防日軍南下侵奪武漢，確為戰略必需。　

　　（2）g　《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1卷第1分冊，第93頁。

　　（3）g　《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1卷第1分冊，第168頁。

　　（4）g　《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1卷第1分冊，第204頁。

　　（1）h　《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1卷第1分冊，第169頁。

　　（2）h　《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1卷第1分冊，第59頁。

　　（3）h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三），第361—363頁。

　　（4）h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三），第363—364頁。

　　（1）i　《黃紹hóng＠①回憶錄》，廣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9頁。

　　（2）i　蔣介石：《抗戰檢討與必勝要訣》，《蔣委員長訓詞選輯》，第2冊，第554頁。　

　　（3）i　《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1卷第2分冊，第93頁。

　　（1）j　《民國檔案》，1987年第2期。　　　　

　　（2）j　《民國檔案》，1987年第4期。

　　（3）j　《民國檔案》，1987年第1期。　　　　

　　（1）k　蔣介石：《第一次南嶽軍事會議開會訓詞》，《蔣委員長訓詞選輯》，第3冊，第454—455頁。

　　（2）k　《民國檔案》，1987年第1期。　　　　

　　（3）k　《徐永昌日記》，第4冊，第148—149頁。

　　（1）l　馬仲廉：《論淞滬戰役》，《軍事史林》，1989年第3期；餘子道：《論抗戰時期正面戰場作戰重心之轉移》，《抗日戰爭研究》，1992年第3期。

　　（2）l　《民國檔案》，1987年第1期。

　　（3）l　王樹蔭：《論國民黨開闢淞滬戰場之得失》，《教學與研究》，1987年第1期；馬振犢：《開闢淞滬戰場有無“引敵南下”戰略意圖？》，《抗日戰爭研究》，1994年第2期。

　　（4）l　蔣緯國：《抗日御侮》，第3卷，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8年版，第101頁。另外，據原始檔案揭示，8月12日，蔣介石主持國防最高會議確定的作戰指導原則是：“國軍一部集中華中持久抵抗，特別注意之天然堡壘，國軍主力集中華東，攻擊上海之敵，力保吳淞要地，鞏固首都；另以最少限度兵力守備華南各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轉引自嚴如平、鄭則民《蔣介石傳稿》，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314頁。）

　　（1）m　向廷瑞：《灑盡熱血，為國爭光》，《八一三淞滬抗戰》，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333—334頁。　

　　（1）n　《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1卷第2分冊，第22頁。

　　（2）n　《何廉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208頁。　

　　（3）n　蔣介石：《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4冊，第653頁。　

　　（1）o　《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1卷第2分冊，第85頁。

　　（2）o　《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1卷第2分冊，第72頁。

　　（3）o　《孫元良回憶錄》，台北世界出版社1974年版，第208頁。　　　　　　

　　（4）o　《李宗仁回憶錄》下冊，廣西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80年版，第707頁。　　

　　字庫未存字註釋：

　　＠①原字立加宏下

　　文章出處：《抗日戰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