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期檔“仙俠劇”《琉璃》大熱背後竟有司馬遷撐腰？_風聞

　　十世付出，只為捂熱一顆琉璃心。

　　今夏不太熱鬧的暑期檔，仙俠劇**《琉璃》**橫空出世。

　　這一部彷彿逐漸**“拿錯劇本”**的男女主角，不同於以往的“仙俠劇”的女弱男強的設定，女性角色呈現出了應有的獨立性。

　　而這樣的**“強強”**人物關係，符合了當今觀眾的情感需求而喜聞樂見，也因此吸引了大量劇粉，一舉搶佔了多個平台的榜首。

　　小夥伴們一定知道，“仙俠劇”這一類型的誕生，還是源自05年胡歌、劉亦菲主演的**《仙劍奇俠傳Ⅰ》**的開播。從此，越來越多的IP衍生出來。

　　與此同時，同樣對“俠”情有獨鍾的**“武俠劇”**則隨着時代的遠去而逐漸式微，乃至沒落 。

　　影視類型變換，“俠”之精神內核亦然，它由“禪武合一”逐漸轉變為“仙道一體”。

　　那麼，“俠”從何處來？在中國古代，“俠”真的如今日那樣受歡迎嗎？

　　為刺客與俠客立傳的第一人——太史公司馬遷在這裏又起到了什麼作用呢？

　　今天，社長就和大家聊一聊。

　　/受歡迎？太難了！/

　　“俠”的形象，大概從先秦時期就有了。

　　到漢代，司馬遷《史記》中更列《遊俠列傳》，描述“俠者”當**“言必行，行必果，己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千里誦義者也”**，奠定了後世人們對於“俠”及其情感、行為諸事的想象基礎。

　　與之並立為傳的，還有俠客的“好夥伴”——刺客們。

　　在司馬遷的那個時代，將他們直接推到和王公將相、君子大夫等量齊觀的位置，真的是需要莫大的勇氣和超越時代的心胸！為什麼這麼説呢？

　　因為刺客與俠客都是妥妥的**“社會危險人物”**，是社會的陰暗面、是亂法者、是黑社會、是沒有爵位的布衣，更是陽光下的罪惡。

　　讓我們來舉一個例子，比如荊軻。“荊軻刺秦王”委實有名，但仔細一想，也着實是不安定分子……

　　彭衞先生在他的著作《遊俠與漢代社會》中，將刺客歸為俠客的一個分支，稱之為**“劍客型俠客”**，其最主要的職責是進行刺殺活動。

　　反正 ，無論是刺客還是俠客，都為當時的統治者與主流思想所不容。

　　所以説，俠客和刺客常常和受歡迎沒有任何關係，畢竟，真的是太難了！

　　就拿法家來説，法家對犯上作亂的行為一概擯斥。為什麼呢？

　　因為法家要實施以耕戰政策為核心的軍國主義，他們只喜歡面朝黃土背朝天的樸實農民，《商君書》：“民弱則國強，民強則國弱；有道之國，務在弱民”。按現在的話説 ，其實還是有點反智的。

　　具體措施也有很多，像是“民不貴學則愚”，“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

　　大家都好好耕作，奇思妙想比較影響勞動力的效率。

　　再説儒家，雖然主張施行認證體恤弱者，但對布衣俠客還是輕視的……

　　儒家最常談**“君子”**，就能看出他們要文質彬彬、要君君臣臣、要尊尊上親，要堅守三代以來的秩序和禮法。

　　統治者，更不喜歡俠客與刺客，前者以武犯禁，後者則直接威脅皇帝本人的身家性命。（此處有秦王落淚）

　　所以，只是在一些非常時刻，他們才會顯得寬容一些。什麼時刻呢？

　　比如周亞夫平叛時到了河南，看見地方豪俠沒有被吳楚所拉攏就很高興，由此 ，他認定吳楚必然不能成事。

　　遊俠在地方的權勢之重可見一斑，“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沒有被敵人收割的豪俠，在這樣的關頭，大概就是相濡以沫的“好朋友”。

　　是的，當然可能下一秒，也就該**“相忘於江湖”**了。

　　畢竟，到了社會安定的時候，統治者就要立馬對他們清除，以恢復在各個層面的秩序和權威了。

　　到這裏，大家一定發現了，彼時俠客與刺客我們今天想象的完美形象真的非常不同！歷史上真實的他們，很多穿梭於規則模糊的灰色地帶。

　　這便形成了遊俠的特別性格，行事作風怪異極端，都是常態！

　　像是郭解，少時殘忍陰毒，胸有不快則殺人甚多；

　　灌夫為人剛直，不好面諛，不喜文學，好任俠。然而——橫行潁川魚肉黎庶，百姓有苦難言，稱“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

　　以禮賢下士著稱的戰國四君子，更是由於其皇親國戚的身份，積累搜刮了尋常百姓數代都難以企及的鉅額財富。

　　至於太史公筆下的刺客，其形貌、為人更是難登大雅之堂……

　　曹沫以勇力而得寵，不符合儒家主張的“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的作風；

　　豫讓吞漆塗炭，自殘身體，不符合傳統文化中“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的修身觀念；

　　專諸庖廚進事，聶政以屠為業，荊軻混跡酒肆，皆為低賤從末之人。

　　然而，就是這些難登大雅之堂的“社會危險因素 ”，司馬遷卻揮毫為其列傳。這當然有很多人是不理解的。

　　比如我們的小夥伴班固，他就因此批評司馬遷説：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敍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值則崇勢利而羞貧賤。

　　所以，司馬遷為什麼要給當時頗有爭議，形象怪異、行事作風讓常人難以接受的羣體立傳呢？

　　/“洗白”的真相是？/

　　太史公作為一代良史，為什麼刻意要“洗白”這些羣體？

　　他的筆下，遊俠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崇高而壯烈，刺客是勇敢的，富有冒險精神。

　　社長覺得，一來，於情，他有“洗白”的動機，二來，他也有着能夠進行可選擇的史書書寫的充分條件。

　　先説前者，在《遊俠列傳》一開始，太史公便提出了一個悖論，那便是太史公對那些守着仁義終了一世的賢者們發出了質疑。

　　他對於儒家所倡導的“求仁得仁”，“仰無愧於天，俯無怍於人”一類觀念深表懷疑，他質疑為什麼一樣的仁義，伯夷叔齊可以揚名，而遵循了這一信條的普通人依然默默無聞。

　　他在《伯夷叔齊列傳》裏的就這樣質問到：“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趣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他們的美名和光輝形象流傳後世，然而亂世之中芸芸眾生的命運卻不因此而改善一分；相反卻往往是那些不入流的鄉曲之俠在危急時刻挺身而出，解百姓於倒懸。

　　所謂**“竊鈎者誅，竊國者諸侯”**。

　　當呂尚遭困厄於棘津，管仲下獄於臨淄，百里奚為奴於楚國，孔子遭囚於匡地，飢餓於陳蔡之時。

　　他們的心裏又何嘗不曾盼望哪怕一瞬間祈禱着某位大俠的從天而降，解自己於危難，救民於水火中呢？

　　這也不違揹他的修史動機。

　　司馬遷寫《史記》，主要是以書寫人物為中心，他筆下的歷史人物都有着豐富的人生故事和鮮活的畫像。

　　司馬遷對歷史人物與事件“彰善貶惡，不避強御”，他不拘泥於階層的成規論調，筆端常帶感情，他“意有所鬱結”，懷揣**“成一家之言”**的理想，其憤慨之情，在字裏行間流淌。

　　於是，司馬遷不可避免地將自己的愛憎褒貶書於文中，也寄託了司馬遷自己的價值追求與理想情懷。

　　再説後者，這就要從先秦兩漢時期素有**“文史不分家”**的傳統追溯了。

　　今天，我們也常講“文史不分家”，但什麼是“文史不分家”呢？

　　可永雪先生《史記文學成就論衡》指出：“這個説法主要是指先秦時代文學與歷史，往往是一而二，二而一，兩位一體或幾位一體。

　　這種現象，一方面説明古代文學自覺意識還不夠發展，獨立的純文學作品還沒有形成，因此常常寓文於史…..另一方面，也説明先秦時期的歷史著作，不少具有文學的意味，包含着不少文學創作的成分，其中有些篇章，的確是優秀的文學作品。

　　戰國時代諸子百家爭鳴形成了中華民族歷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促進了各個學術流派的交流與著書立説風氣的形成。

　　而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尚未鞏固，以及儒學地位尚未正統化，也使得當時官方意志還沒有形成較強的輿論控制，眾多社會羣體與思想流派在社會中尚有一席發展之地。

　　此時，修史著書多為私人行為，尚未完全納入官方範疇。

　　在這種社會大環境的影響下，諸如《左傳》、《史記》等著作多有膾炙人口的名篇也就不足為奇了。

　　“史”是過去發生事情的的真實記錄，是考察歷朝歷代治亂興衰的借鑑；“文”是文人墨客寓情於文、言志抒懷的文字。兩者有着不同的書寫方式，從而形成“史筆”與“文筆”。司馬遷之《史記》文史兼備，為後人書寫歷史提供了一個好的範例。

　　司馬遷在文史未分的階段，作為太史令、中書令，寫作一本具有故事性的史書，像魯迅先生稱讚的“無韻之離騷”，就有着得天獨厚的優勢。

　　既可以使用文學加工的渲染手法，又能相對隨心所欲的建構他的書寫結構。

　　我太史公就寫刺客和遊俠了，你奈我何？又不是專為官方修史。

　　於是這些傳記保留了下來，當然也有不少在《史記》被放出面世前就被扼殺在搖籃裏，沒見過天日的 。

　　《遊俠列傳》與《刺客列傳》來源於社會下層的精神，身居“高位”的司馬遷認同這一民間精神的機緣在哪裏？

　　社長覺得，他把此精神載入史冊，其實是一種意味深遠的文化提升，關鍵在於司馬遷自己所認同的為道義獻身的精神傳統。

　　這個精神傳統原本屬於上層士人的價值信念和追求的人文境界，它最早形成於先秦百家爭鳴時代，體現了其對道義原則的探索和建構。

　　超越物質利益、強調社會責任、為道義獻身的精神，這大概就是司馬遷所追求的，也自始至終貫穿着司馬遷修史的整個過程。

　　然而現實卻不是這樣，司馬遷生活的漢武帝時期，中國社會的政治體制和文化、思想形態方面發生了重大改變，前有削藩，中央政權控制level up，後有獨尊儒術，思想統治plus+

　　士人們順應時代，就只好轉向治經修德，投身仕途官場。在司馬遷眼中，三代上古以來不矜名利的作風逐漸遠去，取而代之的是愈發利祿化的文人階層，和龐大的帝國官僚的專制統治。

　　與此同時，漢武帝朝更是任用酷吏充當耳目和爪牙。

　　救命，這和想象中的不一樣！

　　這些人應和上意，行見知故縱之法，致使大臣們噤聲不敢言。

　　隨着皇權的集中、禁網的嚴密，對民間力量的管制和打擊也逐漸強硬起來，以往行俠仗義、快意恩仇的自由空間也變得很有限了，他們也都必須按新秩序的要求扮演好帝國官員或帝國臣民的角色。

　　太史公讚賞這些人，在當時專制統治極其嚴厲的風氣下，只有他們敢作敢當，能替那些善良、軟弱而受打擊、受迫害的人出一口氣。

　　他悲劇性的遭遇更是加深了這一印象，對這一羣體充滿好感。“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侯之門仁義存。”

　　這是司馬遷心中理想的君子品性。

　　由此，他筆下俠客與刺客，淡化的是放縱嗜血和殺戮的負面形象，放大的是其言出必行、知恩圖報的精神。

　　他借遊俠與刺客羣體，吐露的是胸中對當權者的不滿，在這裏，文史未分時的藝術性成為了史書的加持。

　　可謂，史韻而詩心。

　　“俠”，自太史公刻畫而始，成為了人們在社會動亂和法制缺失時期的精神寄託。

　　至今，人們仍從中汲取靈感，進行文學藝術的再加工，在各個歷史時期，大放異彩之機遇連綿不絕。

　　如今，熒幕成為了“俠”者新的舞台，“武俠”之後有“仙俠”，“仙俠”之後，更有未來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