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振凡 何爽 | 抗戰爆發前後方誌敏“抗日民族英雄”形象 在國內外的傳播_風聞

基本信息

 摘要：方誌敏一生，是為黨和人民事業英勇奮鬥的一生，是中國共產黨為了民族獨立和振興而自強不息、捨生取義的縮影。方誌敏形象體現了中華民族面對強敵，勇於抗爭、敢於勝利的民族精神，切合抗日戰爭爆發前後中華民族團結抗戰的時代需要。方誌敏犧牲後，在中國共產黨的主導下，海內外掀起了一個宣傳方誌敏“抗日民族英雄”形象的高潮。方誌敏形象傳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它激發了海外正義人士的抗日愛國熱情，為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推動抗戰順利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

作者簡介： 萬振凡，男，江西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何爽，女，江西師範大學歷史系中國近現代史專業碩士研究生。文章原刊：蘇區研究》2020年第4期。感謝雜誌社授權發佈。

迄今，學界關於方誌敏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方誌敏生平、贛東北革命根據地、方誌敏精神及方誌敏理想信念等方面，對方誌敏形象傳播史的研究則非常薄弱。【代表性成果主要有唐志全、陳學明：《方誌敏式革命根據地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餘伯流：《方誌敏精神瑰寶的三大亮點：愛國·清貧·創造》，《黨史文苑》2006年第18期；劉國雲：《方誌敏是如何煉成的》，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萬振凡、萬心：《方誌敏的理想信念研究》，《蘇區研究》2018年第4期；等。】抗戰爆發前後，方誌敏形象在海內外得到廣泛傳播，對抗戰動員發揮了重要作用，是一個通過典型人物傳播我黨的形象的成功案例，其中藴含着豐富的歷史信息。系統地研究這一時期方誌敏形象傳播史，不僅對進一步推動方誌敏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而且對於今天在國內外更好的傳播黨和國家形象，爭取更多的理解和支持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基於以上考慮，本文擬以文獻資料為中心，採取歷史學、傳播學等多學科結合的研究方法，對抗戰爆發前後方誌敏形象在海內外的傳播作初步的探討，旨在拋磚引玉。

一、方誌敏形象的意藴

形象學理論認為應從三個維度來確立“形象”概念內涵。第一個層次是真實的本體形象，即形象主體本身所展現的感性的、客觀的形象；第二個層次是社會集體想象的“心理形象”，即想象主體通過各種形象素材或資源獲得的關於形象主體的“想象的形象”；第三個層次是表意實踐的“形象”，即傳播主體通過某種形象傳播所表達的價值主張和倡導的實踐標杆。

“方誌敏形象”第一層次意藴，可對應為方誌敏一生革命經歷所展現的方誌敏形象。方誌敏是我黨歷史上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傑出的農民運動領袖、閩浙皖贛蘇區的創建人。國民革命時期，方誌敏曾擔任中共江西農委書記，在他的領導下，江西農民運動蓬勃發展，是當時黨內與毛澤東、彭湃齊名的農民運動領袖。土地革命時期，方誌敏創建了全國模範的閩浙皖贛蘇區，組建了紅十軍團，為中國革命新道路的開闢作出了巨大的貢獻。1934年11月，為了策應中央主力紅軍長征，喚醒全民族抗日熱情，方誌敏奉命組建“北上抗日先遣隊”，率先舉起了北上抗日的旗幟，毅然率部向敵人的心臟地區進攻，與於己數十倍的敵人頑強作戰，經過數月激戰，終因寡不敵眾，不幸為敵軍所俘，囚於南昌軍法處監獄中。在獄中，面對敵人的利誘威逼，方誌敏矢志不移，堅持鬥爭，嘔心瀝血總結經驗教訓，繼續為黨的工作出謀劃策。1935年8月6日，方誌敏同志在南昌英勇就義，為中國革命獻出了自己的寶貴生命。方誌敏一生，是為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為共產主義事業英勇奮鬥的一生，是中國共產黨人為中華民族獨立富強百折不撓、自強不息的象徵。

“方誌敏形象”第二層次意藴，即想象主體通過各種形象素材或資源獲得的心理層面的“方誌敏形象”。關於“方誌敏形象”的素材或資源有很多，其中特別值得強調的是“方誌敏獄中文稿”。在獄中，方誌敏寫下了《自述》《我從事革命鬥爭的略述》《我們臨死以前的話》《可愛的中國》《死!——共產主義的殉道者的記述》《清貧》等10多萬字的遺作，真實地記錄了方誌敏戰鬥的一生及其在在獄中所思所想，成為想象主體從心理上獲得方誌敏形象傳播的重要素材。比如在《自述》中，方誌敏旗幟鮮明地向敵人公開自己的政治觀點。他説：“我對於政治上總的意見，也就是共產黨所主張的意見。我已認定蘇維埃可以救中國，革命必能得最後的勝利，我願意犧牲一切，貢獻於蘇維埃和革命。”【《方誌敏自述》（1935年1月29日），《方誌敏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頁。】《我從事革命鬥爭的略述》則真實地記錄了他從學生時代求學，到被捕後準備就義的戰鬥一生，充分展現了一個共產黨員追求真理、開拓創業、英勇奮鬥、不怕犧牲的光輝形象。在《死！——共產主義的殉道者的記述》一文中，他寫道：“敵人只能砍下我們的頭顱，決不能動搖我們的信仰！因為我們信仰的主義，乃是宇宙的真理！為着共產主義犧牲，為着蘇維埃流血，那是我們十分情願的啊！”【《死》（1935年5月25日），《方誌敏文集》，第135頁。】鏗鏘話語，穿越時空，震憾人們的靈魂。在《可愛的中國》一文中，方誌敏飽含深情地説：“我愛護中國之熱誠，還是如小學生時代一樣的真誠無偽。”他認為，中華民族具有偉大無比的創造力，相信中國一定有個可讚美的光明前途。他呼籲，“無論如何，我們決不能讓偉大的可愛的中國，滅亡於帝國主義的骯髒的手裏”。【《可愛的中國》（1935年5月2日），《方誌敏文集》，第133頁。】這無疑表達了一個共產黨人熾熱的愛國情懷，成為愛國主義千古絕唱。在《清貧》一文中，方誌敏寫道：“我一向是過着樸素的生活，從沒有奢侈過。經手的款項，總在數百萬元；但為革命而籌集的金錢，是一點一滴的用之於革命事業。”他説：“清貧，潔白樸素的生活，正是我們革命者能夠戰勝許多困難的地方！”【《清貧》（1935年5月26日），《方誌敏文集》，第155—156頁。】這表現了方誌敏寧貧不貪、一心為公的高尚品德。總之，這些文稿充分展現了一個具有崇高理想信仰、無私奉獻精神、民族國家情懷、清貧廉潔品質的共產黨人崇高形象，尤其是集中展現了方誌敏為了祖國，不懈奮鬥、捨生取義的“民族英雄”形象，而這些都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和動員全民族抗戰的極佳素材。抗日戰爭爆發前後，隨着方誌敏獄中文稿的陸續傳出，方誌敏的精神和業績深深地感動了海內外一切正直、愛國的人們，一個“抗日民族英雄”高大形象逐漸在國內外人們的心中樹立起來，激勵着千千萬萬的中華兒女為民族的獨立和國家的富強而不懈奮鬥。

“方誌敏形象”第三層次意藴，是我黨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通過方誌敏形象傳播所表達的價值主張和倡導的實踐標杆。抗戰爆發前後，中日矛盾急劇上升，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在此關鍵時刻，中華民族需要一個海內外都能認同的形象符號，來喚起全民族抗日救國的熱情。形象傳播學的理論認為，在危機時刻，“每一個民族國家的成員，都會以想象的方式擁有一個共同認同的身份”【［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吳叡人譯：《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頁。】。這種“身份認同”對個人融入社會生活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它能使行動者“自我反思能力”和行動的“反身性監控能力”得到極大提升【李友梅：《社會認同：一種結構視野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頁。】，成為個體思想和行動的指針，進而形成集體意志，採取一致行動，朝着共同的目標前進。方誌敏是堅定信念、愛國創造、清貧奉獻的典範，是中國共產黨整體形象的一個縮影，堪稱抗戰爆發前後中華民族抗日救國的人格代表和化身。方誌敏形象所承載的為民族和國家不懈奮鬥，直至獻出生命的精神，是民族危亡之際中華民族共同的價值追求和行動標杆。當這種形象被傳播之後，就能直接為危難中的中國同胞提供行動參照，從而成為推動全民族投入抗日救國的強大精神力量。這是當時傳播方誌敏形象的核心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三個層面的意藴，存在相互聯繫、相互滲透關係，在形象傳播的實踐中，只有將三者密切結合起來，才能取得良好的傳播效果。

二、方誌敏抗日民族英雄形象在海外的傳播

形象傳播的主題隨着形勢和時代的變化而變化，不同的時代要求會產生與之相應的人物傳播形象，這是形象傳播史上普遍現象。如上所述，方誌敏形象的“具像”內涵非常豐富，他既是革命英雄、民族英雄，又是清貧廉潔的典範、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者、赤誠的愛國主義者等等。多個“具像”中究竟着重傳播那個“具像”，則要取決於時代要求和傳播主體面臨的中心任務。抗戰爆發前後，日益上升的中日民族矛盾，成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是“發揮輿論宣傳作用，廣泛動員一切可以動員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黨中央在有關文件中指出：目前日本帝國主義瘋狂地掠奪我土地，屠殺我人民，得寸進尺，驅中華民族於滅亡之境，因此首先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然而，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國內有藉口“攘外必先安內”而行殘暴內戰、出賣國家利益之實者。因此除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之外，尚須反對內戰和出賣國家利益的政策和行動。但是中國是世界的中國，中國的問題是世界問題的一部分，所以我們應當聯合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及以平等待我之國家，共同奮鬥。【《北平學生聯合會宣傳大綱》（1935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廳、中央檔案館編研部編：《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15—1937）》，學習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0頁。】因此，在方誌敏形象的諸多“具像”中，迫切需要得到廣泛傳播的是“抗日民族英雄形象”。

最先向海外人士宣傳方誌敏的是英文報紙《字林西報》。1935年2月上旬，此時方誌敏同志還在獄中，上海《字林西報》一名記者到監獄探訪了方誌敏。他在探訪後的報道中作了如下記述：

他三十七歲（指虛歲），這是一個奇特卓絕的人物。他向我説：“各人都有自己的信念，我很高興為自己的信念而犧牲生命。”我對於他的回答並不驚奇，我早已料到他到死都要保持他自己的人格和勇敢精神，佩服他的魄力和戰略天才。他告訴我，他還有父母，有妻子，有四男一女。死的恐怖並不足以動搖這個鐵一樣的人。他極其鎮靜地向我辭別説：“我有一個信念永遠留在我心中———就是深信必要不惜生命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為民族獨立而奮鬥，為中國被壓迫人民的解放而奮鬥。【江西省方誌敏研究會編：《方誌敏年譜（1899—1935）》，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434頁。】

《字林西報》，是英國人在上海出版的歷史最久的最有影響的一份英文報紙，主要讀者是外國在中國的外交官員、傳教士和商人，它有一支很強的作者隊伍和通訊員隊伍，常刊載有關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信息，受在華外國人士的重視。儘管《字林西報》沒有中國共產黨方面的政治背景，但也客觀公正地傳播着方誌敏“為民族獨立而奮鬥，為中國被壓迫人民的解放而奮鬥”的“民族英雄”形象。

方誌敏犧牲後，其獄中文稿先後由看守高家駿、“囚友”胡逸民等分批帶出，分別交到上海中共地下黨負責人手中。由於此時中央蘇區主力紅軍正在長征途中，難於接收寄件，所以，上海中共地下黨負責人將一部分方誌敏獄中文稿以拍照形式轉送了到莫斯科共產國際東方部，共產國際東方部又將文稿傳到巴黎《救國時報》社，一部分則在上海某銀行的保險箱裏保存。

由於方誌敏獄中文稿首先被傳送到莫斯科，加上當時國內白色恐怖嚴重，國內無法公開出版刊物進行抗日宣傳。因此，方誌敏事蹟首先受到共產國際的高度重視。1935年8月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代表，為之起立（默哀）致敬，風暴一般長期的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共中央代表在大會上發言中説：“中國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總司令方誌敏同志中計被俘以後，在幾個月的時間內，受盡了虐待和凌辱……表現出至死不屈的節操和為國盡忠的義氣。方誌敏同志的肉體雖被摧殘了，但方誌敏同志的抗日救國精神，將如日月經天，江河亙地而永垂不朽。”不久，共產國際在文件中，把方誌敏和毛澤東、朱德並列一起，評價為“中華蘇維埃和中國紅軍的領導者”、“中國紅軍之父”。【《方誌敏年譜（1899—1935）》，第365頁。】

1935年9月12日，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報《真理報》發表美國記者哈馬丹撰寫的《方誌敏——中國人民的英雄》一文，該文從三個方面宣傳了方誌敏“中國人民的英雄”形象。一是描述了方誌敏革命宣傳者和組織者形象。作者指出“凡是有羣眾的地方，都可以看見這一個具有無限毅力的行動家的足跡，在每個城市裏，在每個窮鄉僻壤裏，在敵軍兵士羣眾中，他都做過革命的鼓動工作。他總是與羣眾在一起，總是在羣眾前面。這就是我們民族英雄方誌敏”。二是呈現了方誌敏為中國革命不懈奮鬥的革命者形象。文章強調方誌敏在學生時代，即加入共產黨，積極參加革命運動。國民革命時期領導江西農民運動，土地革命時期創立建立蘇維埃政權，領導農民進行土地革命，創建中國紅軍的正式部隊，1934年11月親率北上抗日先遣隊，牽制強大的敵軍，直到英勇犧牲。三是刻畫了方誌敏堅貞不屈、視死如歸的英雄形象。作者寫道，在“慶祝生擒方匪大會”上，方誌敏“氣魄昂然”，“使觀眾表示無限敬仰”“無限之尊敬及同情”，當反動派威逼利誘時，方誌敏“態度非常強硬”，堅決表示“頭可斷而志不可搖”，至死都沒有動搖。【美國記者哈馬丹：《方誌敏——中國人民的英雄》，《真理報》1935年9月12日，轉引自中共弋陽縣委員會、弋陽縣人民委員會主編：《方誌敏印象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7頁。】1936年1月，方誌敏的兩篇遺著《在獄致全體同志書》和《我們臨死以前的話》，連同他人撰寫的《方誌敏傳略》及幾篇文章，一併集結油印出版，這是方誌敏獄中遺著在社會範圍內傳播的最早版本。《方誌敏同志傳》連同其他二十四位英烈傳略，被編入在莫斯科出版的《烈士傳》一書，其扉頁注有“中國共產黨成立十五週年紀念叢書”。【《方誌敏年譜（1899—1935）》，第366頁。】不難看出，以莫斯科為傳播陣地，共產國際對方誌敏革命形象的構建與傳播是十分重視且迅速的。

海外宣傳方誌敏形象的另一中心是法國巴黎出版的《救國時報》，該報以海外華僑為主要讀者，面向43個國家發行，是中國共產黨在海外宣傳的主要陣地之一。1935年12月9日，《救國時報》刊載了方誌敏遺著《我們臨死以前的話》，這是方誌敏部分獄中文稿最早公佈於世。該報主編吳玉章在按語《抗日烈土方誌敏遺書》中寫道：“他是寫給全國一切反日救國同胞的，他是為反日救國而犧牲了的，他的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堅決反日救國到底的精神，是值得每個反日救國的同胞效法的。”【《方誌敏年譜（1899—1935）》，第365頁。】

1936年1月29日，《救國時報》開闢“紀念方誌敏烈士被捕一週年”專欄，以整版篇幅紀念方誌敏被捕一週年，發表了《民族英雄方誌敏傳》《方誌敏同志等被俘一週年紀念》《紅軍抗日先遣隊在閩浙皖邊的艱苦鬥爭》《革命先驅方誌敏》等紀念文章，並配以方誌敏被捕時的照片。【《方誌敏年譜（1899—1935）》，第365—366頁。】其中陽樸撰寫的《革命先驅方誌敏》一文，重點宣傳了方誌敏的“抗日民族英雄”形象。文章指出，“日本帝國主義加緊進攻華北，蘇維埃中央政府組織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方烈士被任命為北上抗日先遣隊總司令，督率第七第十兩軍團實行北上，領導羣眾進行抗日民族革命戰爭。抗日先遣隊在方烈士領導下得到廣大羣眾的擁護，所以不數月，便經過福建、浙江、安徽，而直撲長江蕪湖近郊……抗日先遣隊取得偉大勝利與迅速的發展”，而“帝國主義及反動派集中一切力量截斷抗日先遣隊渡過長江北上的道路，因此，方誌敏在德興懷玉山為敵人所暗算而被捕獲入獄”。文章強調：“抗日英雄方烈士是為着中華民族的解放神聖事業，而貢獻他的生命，奮鬥到最後一滴血！”“方烈士遺下的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是交在一切不願意做亡國奴的中國人民的肩上了。我們應當繼承方烈士的精神和模範行動，以再接再厲的革命精神，來完成方烈士未竟的爭取中國民族自由解放的偉大事業，把方烈士的鮮血作為中國人民抗日救國神聖戰鬥的旗幟，只有這樣，方烈士的血才不會是白流的。”作者疾呼：“抗日救國的志士們！起來！團結起來！繼方烈士的熱血，舉着方烈士遺下的抗日救國光榮的旗幟勇敢前進吧！”【陽樸：《革命先驅方誌敏》，《真理報》1936年1月29日，轉引自《方誌敏印象集》，第8—13頁。】1937年9月18日，《救國時報》為紀念九一八事變六週年，刊登了方誌敏、吉鴻昌等六位烈士遺像，稱“以爭取抗戰的勝利，來紀念民族諸先烈”【《方誌敏年譜（1899—1935）》，第366頁。】。顯然，這表現出抗戰時期我黨倡導的以方誌敏等革命烈士為樣本的民族大義與價值取向。

三、方誌敏抗日民族英雄形象在國內的傳播

從國內情況看，方誌敏犧牲之時，主力紅軍正在長征途中，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失去聯繫，並不知道方誌敏同志犧牲的消息，因而未見有關方誌敏的宣傳。此時國內形勢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正如193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在《中央為轉變目前宣傳工作給各級黨部的信》中所指出的：“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東北四省後，在日本強盜進一步的吞併中國與蔣介石賣國政策下，河北、察哈爾、綏東，又相繼淪亡於日本了！亡國滅種的大禍，刺激着全中國。”【《中央為轉變目前宣傳工作給各級黨部的信》（1936年1月27日），《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15—1937）》，第1199頁。】在這種形勢之下，黨的策略路線，是發展團結和組織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的主要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和賣國賊頭子蔣介石及其統治，建立抗日統一戰線。因此，當時宣傳工作最中心最緊急的任務，就在於用一切的力量去暴露日本強盜的兇暴侵略行動，與蔣介石無恥的賣國政策，使一切不願當亡國奴的中國人聯合起來，去開展民族革命戰爭。所以，黨的宣傳工作必須為適合於黨的策略路線，適應於民族革命統一戰線而急劇的轉變。至於宣傳工作適應形勢和黨的策略的轉變的具體方式問題，中共中央在有關文件中明確指出，“一切宣傳鼓動……應利用已經產生並正在產生的民族革命典型，向前線後方國內國外，廣為傳播……用以達到提高民族覺悟,發揚民族自尊心與自信心之目的”【毛澤東：《論新階段》（1938年10月12日）,《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37—1949）》，第26頁。】。毛澤東在有關指示中也強調“表揚這些英雄及其英勇行為,對外宣傳與對內教育具有重大意義，各政治機關應注意收集這些英雄的事蹟，除在各部隊報紙上發表外，擇其最重要電告此間及廣播”【毛澤東：《收集和宣傳八路軍、新四軍民族英雄主義事蹟》（1939年3月18日）,《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37—1949）》，第37頁。】。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當紅軍主力到達延安後，中國共產黨立即根據形勢的需要，掀起了方誌敏形象宣傳的高潮。其主要標誌是1937年1月24日在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機關刊物《鬥爭》第一百二十二期，編成“紀念民族英雄方誌敏專號”，專號收錄了方誌敏兩篇獄中遺著《在獄中致全體同志書》和《我們臨死以前的話》，發表了邵式平撰寫的《紀念我們的領袖民族英雄方誌敏同志》等三篇紀念文章。從傳播學的角度看，專號謳歌方誌敏的豐功偉績和不朽精神，較好地樹立和傳播了方誌敏“抗日民族英雄”形象。1937年邵式平在《中華魂——方誌敏同志被捕二週年紀念》一文中回顧了方誌敏同志從五四運動爆發，到加入中國共產黨，到創建閩浙皖贛蘇區和第十軍團、率北上抗日先遣隊北上抗日、在獄中頑強與敵人鬥爭等，為中國革命事業而英勇艱苦的奮鬥的一生。作者把方誌敏同志稱之為“中華全體同胞的民族英雄”，主要基於三大原因：一是方誌敏同志領導着他的同志及廣大的工農勞苦羣眾，舉行了贛東北武裝暴動，創造了強大的紅十軍團，創建了閩浙皖贛革命根據地，根據地各方面建設取得巨大成就，成為全國模範蘇區。尤其是1934年方誌敏奉中央命令，率領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首先北上抗日，為北上抗日開路先鋒司令，率先舉起了抗日的旗幟，為驅逐日寇，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建立了不朽功勳。二是當方誌敏同志率領的北上抗日先遣隊北上抗日之際，國民黨反動派推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調集重兵，對北上抗日先遣隊圍追堵截，“方誌敏同志等為了抗日救國事業，為了中華民族解放運動，為了中華人民的幸福和自由，堅定地英勇地領導着北上抗日先遣隊”與數十倍兵力以上的敵人，進行了頑強的戰鬥，他是在北上抗日的征途中被捕的，併為此英勇就義的。三是方誌敏同志被俘後，他的意志猶如鋼鐵一般的堅硬。他英勇無畏地與敵戰鬥，以他的激昂憤怒的詞句，宣佈了日寇和國民黨法西斯漢奸賣國賊的罪惡狀，用他的熱血與頭顱衝擊反革命的營寨，並於1935年8月為中華民族解放和中國革命事業，貢獻出自己年輕的生命。因此，作者認為方誌敏是當之無愧的“抗日民族英雄”。【邵式平：《中華魂——方誌敏同志被捕二週年紀念》（1937年1月），《方誌敏印象集》，第1—7頁。】

抗戰爆發後，除了發表專題論文外，國內傳播方誌敏形象的方式還有三種：一是出版發表方誌敏獄中文稿，如1939年上海史社出版的《民族解放先驅方誌敏》，上海霞社出版的《方誌敏自傳》等，將方誌敏的《在獄中致全體同志書》《我從事革命鬥爭的略述》和《我們臨死以前的話》等結集出版，這是建國前國內首次公開出版方誌敏獄中文稿。【《方誌敏年譜（1899—1935）》，第366頁。】二是出版發行方誌敏的傳紀，如1936年1月莫斯科油印本《方誌敏傳略》以及1936年在莫斯科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十五週年紀念叢書”中的《方誌敏同志傳》，【《方誌敏年譜（1899—1935）》，第366頁。】在抗戰爆發後也先後傳回了國內，成為黨員幹部學習的重要材料。三是我黨、我軍領導人，通過詩歌等形式謳歌方誌敏光輝業績和高尚精神，如1940年8月，時任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主任的葉劍英作詩：“血戰東南半壁紅，忍將奇蹟作奇功。文山去後南朝月，又照秦淮一葉楓。”1940年9月19日，郭沫若作詩：“千秋青史永留紅，百代難忘正學功，縱使血痕終化碧，弋陽依舊萬株楓。”這些都在一定的範圍內傳播了方誌敏為了可愛的祖國，不懈奮鬥、捨生取義的“民族英雄”形象。在傳播方誌敏形象的過程中，方誌敏的“民族英雄”個性被集中、提煉，成為抗戰的時代標杆，很好的影響、引領着社會各階層羣眾規範自己的日常行為和內心道德準則，自發地像方誌敏那樣為挽救民族危亡、爭取抗戰勝利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四、方誌敏“抗日民族英雄形象”傳播效果

從學理角度看，某個政黨進行典型人物形象傳播，其目標主要有三：一是傳播社會理念，達成某種民族認同和社會共識；二是宣示政治主張，展現政黨形象；三是提供思想、行動規範和導向，服務黨的中心工作。三種目標達成程度，顯示人物形象傳播的效果。

首先，方誌敏“抗日民族英雄形象”傳播增強了中華民族的民族認同感，強化了抗日救亡的社會共識。民族認同是維繫一個民族和國家的重要紐帶,是一個國家的凝聚力所在。一般來説，民族成員都渴望自己的民族振興,渴望民族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方誌敏形象體現了處於民族危機中的中國人民面對強勢敵人不屈不撓、敢於並善於抗爭的民族精神。這種精神是中華民族一直以來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撐，符合抗日戰爭爆發前後中華民族面臨嚴重危機之際民族認同的迫切需要，有利於增強中華民族的民族認同感。這種認同感，不僅在國內得到強化，就是在海外華僑中也表現得十分明顯。據《救國時報》報道，方誌敏被害消息報道後，國外僑胞紛紛舉行追悼會，表示要繼承方誌敏遺志，發揚方誌敏精神。廣大華僑羣眾在方誌敏事蹟的感召下，深感“抗日之切及方烈士等感人之深”【《方誌敏年譜（1899—1935）》，第366頁。】，紛紛表示要為中國的抗戰出一份力量。在亞洲，南洋華僑組織“祖國難民總會”，從人力、物力、財力等多方面做好支援國內抗戰準備；在美洲，旅美華僑成立“義捐救國總會”，積極為祖國抗戰籌集資金；在歐洲，華僑組織“全歐華僑抗日聯合會”，積極開展抗日救國的活動。這些充分説明，通過方誌敏形象傳播，中華民族的民族認同感得到了增強，抗日救亡日漸成為社會共識。

其次，方誌敏形象傳播宣示了中國共產黨政治主張，展現了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日救國的政黨形象，為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起到了積極作用。任何的形象傳播都藴含着某種政治的表達。通過塑造和宣傳人物形象，可以展現傳播者的政治主張、政治傾向、政治目的和政治要求。在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中國共產黨於1935年8月1日發表《八一宣言》，提出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全國軍事總動員、全國人民總動員、肅清漢奸賣國賊親日派、實現抗日的民族團結等“抗日救國十大綱領”，號召全國人民：堅決反對漢奸賣國賊，為民族生存和國家獨立而戰。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戰問題上的基本政治主張。方誌敏形象所藴含的抗日救國、愛國主義、反對投降賣國、堅定信念、大公無私、自強不息等意涵，是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政治主張的良好載體。因此，通過傳播方誌敏形象，中國共產黨宣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政治主張，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反共賣國的罪惡行徑，展現了中國共產黨為民族獨立而艱苦奮鬥的政黨形象。透過方誌敏形象，人們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悲壯奮鬥史，及其背後藴含的精神偉力，能夠從方誌敏形象中汲取營養，砥礪前行，激發責任感和使命感，從而積極投身抗日救國時代潮流中來。方誌敏形象傳播為建立國內外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推動抗戰向前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有關史料表明，方誌敏的有關消息發佈後，美國、古巴等國西方人士組織的“中國人民之友社”等團體，紛紛致電國民黨南京政府，強烈要求釋放方誌敏；【《方誌敏年譜（1899—1935）》，第366頁。】蘇聯駐華大使館也發出外交照會，要求將方誌敏交給蘇方處理，給國民黨當局造成了巨大壓力。【《方誌敏年譜（1899—1935）》，第364頁。】當時中共駐共產國際負責人陳紹禹曾指出，海外人士“凡讀方誌敏同志遺書者未有不下悲憤和興奮之淚”【邵式平：《中華魂——方誌敏同志被捕二週年紀念》（1937年1月），《方誌敏印象集》，第7頁。】。正因為如此，世界各國人民紛紛伸出援助之手支持中國抗戰事業。英國、法國的鐵路、碼頭工人開展拒絕向日本運輸貨物運動，美國人民則開展抵制日貨運動，蘇聯、朝鮮、印度和歐洲、拉丁美洲、大洋洲、亞洲其他一些國家的人民也紛紛聲援中國的抗日戰爭。

其三，方誌敏形象傳播為迷茫中的中國人提供了思想、行動規範和導向。一個良好的人物形象樹立，可以成為一個時代的道德標杆，成為受眾的日常行為和內心的道德準則。抗戰爆發前後，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中國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各種思想交流匯聚，人們的價值觀和社會意識呈現出多元化發展。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將抗日救亡時代所需要的道德規範植入人心，成為關係到民族存亡的重大問題。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中國共產黨把方誌敏這樣一個具有堅定理想信念、熾熱愛國情懷、創造擔當精神、寧貧不貪品質、無私奉獻人格的“抗日民族英雄形象”呈現給觀眾，旨在引導人們樹立與抗日救亡時代相適應的理想信念、價值觀、人生觀。由於方誌敏事蹟真實、感人，具有強大的感召力、感染力、吸引力，讓觀眾獲得了心靈的震撼和洗滌，從而成為個體行動效仿的典範，極大地激發了人們抗日救國熱情。正如時人所指出的：“讀方誌敏同志在監牢中致同志的遺書和遺囑以及民族英雄方誌敏同志的傳記，凡我中華民族的同胞，誰不為之感慨而淚，憤極而起！”總之，方誌敏形象的影響既深且巨，“方誌敏同志雖然被敵人所殺害了，然而他早已創造了革命必然勝利的堅固的基礎，火一般遺留在羣眾中”，他“用自己的性命頭顱來鋪平革命前進的道路”，“他的精神早已深入到全中國的同志和革命羣眾中去”，【邵式平：《中華魂——方誌敏同志被捕二週年紀念》（1937年1月），《方誌敏印象集》，第2頁。】併成為激勵中華民族兒女為民族獨立、人民幸福不懈奮鬥的強大精神動力。

結語

綜上所述，抗戰爆發前後方誌敏形象在國內外傳播的主要推動者是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主要陣地是蘇聯莫斯科出版的蘇共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報《真理報》、法國巴黎出版的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機關報《救國時報》和延安中共中央機關報《鬥爭》。傳播的主要內容有二：一是介紹方誌敏一生愛國、奮鬥、清貧、奉獻的英雄事蹟；二是通過發表、出版方誌敏獄中文稿以展現其堅定革命意志和崇高人生追求。此時，海內外主要傳播的方誌敏形象是“中國人民的英雄”和“抗日民族英雄”，尤其以“抗日民族英雄”為重點。之所以側重於宣傳方誌敏“抗日民族英雄”形象，是因為當時我國正處在抗戰爆發前後，黨的中心任務是要團結、動員一切力量進行抗日戰爭，黨的宣傳工作也必須為這一中心服務。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通過方誌敏“抗日民族英雄”形象傳播，增強了中華民族的民族認同感，展現了中國共產黨為民族獨立而艱苦奮鬥的政黨形象，宣示了中國共產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政治主張，為建立國內外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推動抗戰向前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抗戰爆發前後，方誌敏形象在海外傳播之所以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主要是因為傳播主體順應了時代需求，滿足了抗戰爆發前後海內外受眾關注焦點和內心訴求，而方誌敏形象恰恰符合了這個要求。加上方誌敏的形象生動具體，感人至深，易於引起人們的情感共鳴。這些經驗為我們今天圍繞黨的中心任務，通過黨員幹部典型形象宣傳，在國內外做好黨的形象傳播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啓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