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根：從封鎖階段到常態防控，疫情將如何影響生育？_風聞

文/陳根

儘管我國已進入疫情的常態化防控階段，但全球範圍內COVID-19大流行的形勢仍未見減退跡象。截至北京時間8月20日上午6時，全球已有超過2224萬人感染。目前確認因該病毒而死亡的人數已超過78.3萬人，與此同時，COVID-19對人類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秩序造成的影響也愈漸嚴重。

縱觀人類歷史，戰爭、饑荒和瘟疫會導致人類死亡率激增，而這些災難過後，又會引起出生率的暴漲。例如，一個世紀前的西班牙大流感造成2500-4000萬人死亡，而後，世界人口在“出生潮”期間迅速恢復。

毫無疑問，COVID-19大流行在全球範圍內造成了大量的人員死亡，並且死亡人數仍在斷增加，而被波及的生育率在疫情期間又經歷了什麼變化？在全球生育率普遍下降的大背景下，後疫情時代的人口結構又會朝哪個方向發展？

封鎖期間的生育風險

疫情對生育率的影響可以分為疫情期間和後疫情階段，但無論是在封鎖期間還是常態化防控階段，疫情對生育率的影響都是深刻而長遠的。

首先，從疫情對生育計劃的影響來看，新冠肺炎的社交隔離給全世界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損失。與失業潮同時的是物價的增長，人們的收入以及消費意願普遍下降，未來的不確定性更讓養育子女的成本大幅增加。**這樣的背景迫使大部分家庭推遲任何長期投資——**比如孩子。

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人口與全球衞生學院的研究人員在預印本平台medRxiv上發表題為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the reproductive health of people living in Australia：findings from an online survey的研究論文。

在此項研究中，研究人員共獲得了518名年齡50歲以下的女性的問卷並使用描述性統計分析了她們的懷孕意向和避孕方法。研究通過定性分析表明，COVID-19大流行影響了許多人的懷孕計劃，不少參與問卷調查的人不得不推遲生育，甚至決定不生育。

**其次，COVID-19大流行對孕婦的死亡風險顯然更高。**孕婦作為社會更為脆弱的羣體常常得到更多的照顧，但新冠肺炎作為一場飛來橫禍卻並不區分羣體地肆虐生命。

6月份，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發佈的數據表明，在91412名感染冠狀病毒的育齡婦女中，有8207名孕婦最後住進了重症監護病房（ICU），這概率相較於那些未懷孕的同齡人要高出50%。此外，孕婦需要呼吸機的可能性也增加了70%，而她們死亡風險並沒有因此減少。

同時，瑞典公共衞生機構的一項研究統計分析了2020年3月19日至4月20日期間，瑞典患有COVID-19的孕婦和產後婦女在ICU接受治療的數據報告。研究結果表明，與同年齡的非孕婦比較，孕婦和產後婦女進入ICU的比例更高——近乎是前者的6倍**。**

研究人員表示，“病毒感染在孕婦中可能更嚴重，其部分原因是孕婦的免疫系統會減弱以避免對胎兒產生免疫反應”。而為了保護嬰兒的健康，母親不得不犧牲自己的免疫防禦。

**此外，根據威爾·康奈爾醫學院的研究，產婦面臨的危險並不會隨着分娩而結束。**研究人員在3月底到4月份對紐約3家醫院的675名孕婦進行了為期4周的隨訪，在70名感染了SARS-CoV-2的孕婦中，有9人（約13%）在分娩後至少出現了3種併發症中的一種：發燒、低血氧和再入院。與之相對，在605名未感染的婦女中，僅有27人（4.5%）存在上述問題。

**最後，是孕婦所面臨的垂直傳播風險。**垂直傳播，也稱母嬰傳播或圍生期傳播，指在圍生期病原體通過胎盤、產道或哺乳由親代傳播給傳給子代的方式。事實上，關於母嬰傳播的可能性至今未既未被證實也未被排除。

《JAMA》曾發佈的一項對中國武漢兒童醫院33名確診COVID-19孕婦所生嬰兒的跟蹤研究。研究人員發現，經鼻咽拭子和肛拭子新冠病毒核酸檢測，其中有3例（9%）出現早髮型感染。

同樣發表在《JAMA》上的另一項研究也表明，垂直傳播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線索來自IgM抗體。

人體感染病毒後，免疫系統會產生大量的免疫球蛋白，其中IgM抗體是機體產生的第一類抗體，約在 5~7 天產生，維持時間短、消失快，血檢陽性可判斷早期感染。IgG抗體在 10~15天產生，可在血液循環中保持較長時間的存在，血檢陽性則可作為已感染或曾感染的指標。對於母嬰來説，這兩種抗體的區別在於，IgG抗體是唯一一種可以穿過胎盤為胎兒提供被動免疫力的種型，可以保護嬰兒在出生後免受細菌和病毒的侵害。而IgM抗體由於分子結構較大，通常不會通過胎盤進入胎兒體內。

武漢大學中南醫院的研究人員對2020年2月16日-3月6日期間收治的6個病例進行了分析。報告顯示，醫院在產婦分娩期間進行了嚴格的感染預防，6名COVID-19產婦所生嬰兒，咽拭子和血樣RT-PCR檢測結果均為陰性，且尚無新冠肺炎症狀。但血清中都檢測到了抗體，炎性細胞因子IL-6均顯著升高。其中2名新生兒IgG和IgM抗體都高於正常水平，3名新生兒IgG抗體升高但IgM抗體濃度正常。

前不久，《自然-通訊》發表了一篇來自法國研究團隊的病例報告，認為一名確診感染新冠病毒的新生兒是在母體子宮中被感染的。其母親在孕晚期感染了新冠病毒。這名男嬰出生於3月，在出生後24小時開始出現嚴重症狀，包括嚴重的身體僵硬，極度煩躁等神經系統症狀。這似乎給母嬰傳播提供了新一項證據。但總之，母嬰傳播的可能性並未被排除，顯然，這也將對生育率造成影響。

後疫情時代會否引發“出生潮”？

疫情在封鎖期間對生育率的影響顯然易見。那麼，在全球生育率持續走低的大勢之下，後疫情時代是否還能遵循以往的規律再次引發“出生潮”？

對於上述的問題，一個可能的參考是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西班牙大流感於1918年至1919年期間導致美國出生率下降了13%，**具體原因包括育齡成年人發病率和死亡率高（青壯年死亡率更高）、產婦死亡率和死產率較高以及疫情期間人們減少了社會交往。值得注意的是，1920年之後的“出生潮”卻不僅僅與西班牙大流感相關——也有文獻認為這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密切相關。

西班牙大流感後帶來的“出生潮”使人口得到了快速增長，但COVID-19大流行與其相比，依舊有諸多不同之處，而這些區別可能使COVID-19與西班牙大流感的生育率走向相反的方向。近日，意大利博科尼大學的研究人員在 Science 上發表題為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human fertility 的文章，**研究人員在這篇文章中也表示，**COVID-19大流行或將不再帶來“出生潮”，甚至會導致世界生育率進一步下降。

首先，與西班牙大流感相比，這場全球性流感奪走了5000萬條生命，而死亡率最高的則是年輕人。與其相比，COVID-19感染者大多是老年人，老年人由於免疫低下，除了易感染，也更容易加重病情。根據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青壯年的死亡，更容易促進社會生育率的增長，而老齡人口的死亡對生育率的影響較小。

其次，COVID-19大流行發生在全球生育率持續走低的大背景下。在過去半個多世紀裏，生育率下降發生在世界各個角落，在時間和空間上不斷蔓延和深化。20世紀中葉，世界總和生育率為4.96，2015年降至2.52，降幅高達49.22％。

20世紀90年代，世界生育率出現新的變化，歐洲部分國家婦女總和生育率相繼下降至1.3以下，開創了極低生育率時代。進入21世紀後，亞洲部分國家和地區（如日本、韓國、新加坡和中國台灣）也先後進入該行列。

而由於人口學機制（低生育率、人口老齡化等）導致的長期且難以逆轉（除非存在規模足夠大的國際淨遷入）的負增長，其影響也將更為深遠和複雜。這也意味着，低生育率背景下發生的COVID-19不僅不會帶來出生潮，甚至會進一步降低全球生育率。

但這並不是絕對的，事實上，由於經濟水平和社會環境的多重因素，COVID-19大流行會對不同的國家產生不同的影響。

**對於高收入國家，****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一直是近幾十年來生育率持續下降的最強大推動力之一。**在這些國家，學齡前兒童進入託兒所、幼兒園已成為常態這些兒童只有進入託兒所或幼兒園，才能讓父母雙方更好地投入到工作中。

然而，COVID-19疫情卻使得學校長期停課，這就意味着父母必須付出更多的時間照看孩子。這就造成了更大的時間負擔，使得原本希望生育二胎的夫婦不得不延遲生育。此外，鑑於高收入國家產婦年齡較高，輔助生殖技術對許多想要生育孩子的夫婦至關重要，而新冠疫情無疑影響了相關生育機構的營業。

更重要的是，COVID-19疫情對高收入國家經濟造成更大危害。由於養育子女的成本重大，失業或收入減少必然會降低生育率，這與2008年經濟危機之後的生育率變化趨勢相類似——經濟衰退越嚴重，生育率下降越多。

而在低收入國家中，隨着經濟復甦，生育率是否會再次上升，從而扭轉近幾十年來生育率下降的趨勢也受到學界的關注**。**人口統計學對高生育率有兩個主要的經濟解釋：貧困增加了家庭中無薪童工帶來的利益，同時降低了教育投資的終身價值；高生育率為父母提供了一種養老保障。

然而，過去幾十年，社會經濟發展和農村向城市遷移的增加，將農村人口的比例降至不到一半。這些結構上的變化改變了生育成本，同時現代避孕工具的普及，都對生育產生負面影響。

時下**，新冠肺炎疫情迫使計劃生育中心暫時關閉或減少活動，無法獲取避孕措施導致意外懷孕的增加，或可在短期內造成中低收入國家生育率的上升**，這一現象在近期西非埃博拉危機中也有出現。

疫情下的人口學事件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大規模的傳染性流行病不僅是一個醫學事件，一個經濟事件，一個政治事件，還可以是一個人口學事件。疫情帶來的生育率轉變進程的推進以及低生育率的維持，將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影響人口的負增長。

首先，低生育率對人口負增長的影響具有時滯性和隱蔽性，是一個不斷積聚、逐漸顯化的長期過程，而不是**“立竿見影”的****。**人口總量在生育率低於更替水平之後往往會繼續維持較長一段時間的正增長，但期間負增長慣性已經開始積累，人口增速也將逐漸放緩。例如，韓國生育率從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迅速下降，至80年代降至更替水平以下，目前更是處於超低生育率階段。但是，總人口並沒有隨着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以下就立即轉為負增長，而是仍然維持不斷增長的態勢。

**其次，在無法維繫大規模國際淨遷入的條件下，低生育率長期維持終將導致人口負增長時代的到來，**德、意、俄、日在這一過程中均出現過人口負增長現象（國際淨遷入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低生育率的影響，如德國）。

**再次，生育率的走低，不僅影響人口總量及其增長狀況，而且往往還伴隨着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低生育率、人口負增長及人口老齡化這三個人口學現象之間存在天然的內在聯繫。人口負增長的過程往往也是人口年齡結構不斷老化的過程，因此人口負增長不僅是數量問題，也是結構問題。

顯然，在後疫情時代，我們還將面臨更多的不確定。面對人口的結構變革，我們也需要更多的研究和更多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