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象之爭在非洲：中非關係與印非關係的比較分析_風聞

來源：國政學人  2020-8-20

作者：Philipp Gieg，德國維爾茨堡大學政治學與社會學研究所歐洲研究與國際關係教授。

原文"Same Same but Different? India–Africa Relations and Chinese Involvement in the Continent"刊於Insight on Africa。編譯：邵良

文章導讀

01

引言

以往媒體對中印兩國非洲政策的描述很相似。經常出現的説法是，兩國在非洲尋找石油和其他自然資源的同時，無意於推進非洲的民主。這種説法有兩個不足：首先，中國和印度在非洲的參與並不僅限於尋找資源。另外，這種説法忽視或者至少淡化了印非關係和中非關係中至關重要的細微差異。本文通過全方位比較二者差異來克服上述不足。

02

印非與中非關係的歷史遺產

中國和印度領導人都一再強調，他們各自與非洲的關係源遠流長。二者相同之處在於，都援引1955年萬隆會議通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亞非合作的基礎。不同之處在於，中國與非洲的歷史聯繫，主要包括鄭和下西洋，以及新中國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對非洲去殖民運動的支持。而印度與非洲之間的歷史聯繫比中國更加深入。非洲大部分地區都曾是英國殖民地。許多印度出生的契約勞工、鐵路工人、工匠甚至奴隸被帶到非洲，建立了一個龐大的移民羣體。1893年，莫漢達斯·甘地來到南非做律師，並在南非度過了20年，進而成為印非共同歷史記憶的化身。尼赫魯統治下的印度也積極地支持非洲的去殖民運動。基於共同的歷史記憶，印度在非洲，至少在東非和南部非洲，很容易獲得各國信任。

03

中非貿易與印非貿易

在過去的幾十年裏，中國和印度的經濟增長率都很高。其後果是雙重的：兩國都試圖為其不斷增長的工業和服務部門開拓新的銷售市場；在經濟高速增長導致需求激增的背景下，兩國都試圖使能源和資源供應多樣化。非洲大陸市場潛力巨大，未經大規模開採的自然資源豐富（如石油），這使非洲對兩國越來越有吸引力。這些因素使中國和印度對非洲的貿易出現了異常增長。2009年，中國已超越美國，成為非洲唯一最重要的貿易伙伴國。印度已經是非洲第四大貿易伙伴，並將在未來幾年超過美國，成為繼中國之後非洲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國。

除了貿易增長率驚人，中非貿易和印非貿易還表現出更多的相似之處。首先，從中國和印度類似的進出口比率（1.34：1和1.28：1）中可以明顯看出，這兩個國家從非洲進口的貨物遠遠多於出口到非洲大陸的貨物。另外，中印兩國從非洲進口的幾乎都是自然資源。包括原油在內的礦業原料佔印度從非洲進口總額的70%，佔中國從非洲進口總額的85%。而兩國從非洲進口的工業製成品比例很少。相反，兩國對非洲的出口產品中絕大多數都是工業製成品。

二者的差異在於，近年來印度對非洲的低技術產品出口佔全部出口的比重從40%大幅下降到20%，為中高技術產品出口騰出了空間。藥品、電子和通信設備，以及其他化工、機械和精煉石油等中等技術產品佔據印度對非出口中的主導地位。

中國和印度在非洲大陸上的經濟活動無所不在。不過，儘管從非洲大陸的整體數據來看，印度對非貿易落後於中國，但在肯尼亞、坦桑尼亞、烏干達或毛里求斯等與印度存在密切歷史聯繫的國家，印度尚能保持其傳統的領先地位。

2016年印度總統莫迪訪問南非。

（圖源：africanarguments.org）

04

中印兩國對非洲的投資

近年來，印度和中國都在非洲投入了大量資金以圖開採非洲的自然資源。中國在這方面的投資以大型國有企業為主導，而印度方面私營跨國公司投資所佔的比例要高得多。

兩國在其他領域的投資表現出獨特的行業特徵。中國在非洲的主要投資一直是基礎設施建設。印度在非洲的投資，雖然也涉及基礎設施，但其重點是衞生、電信、IT、教育和銀行業。印度的多傢俬營公司，如巴帝電信（Bharti Airtel）、 塔塔集團（Tata）、 塔塔諮詢服務公司（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以及印度國家信息技術學院（NIIT），在這些行業發揮着重要作用。

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和印度在非洲的參與有着顯著的差異：印度在非洲的經濟活動往往由不同規模的私營企業進行，而中國在非洲的經濟活動往往通過大型國有跨國公司進行。中國國有企業往往能夠在出價上勝過競爭對手，因為它們可以利用本國政府的財力。

這並不是説印度政府不支持私營企業投資非洲資源開採。只是與印度政府相比，中國政府在對非貿易中的參與規模要高得多，其對國有企業的控制能力也比印度高得多。這使得中國政府能夠安排以基礎設施建設換取自然資源的一攬子交易，即“安哥拉模式”。具體來説，中國進出口銀行向一個非洲國家提供優惠貸款，允許該國政府將資金投資於基礎設施項目，並由一家中國國有建築公司承建。與此同時，非洲國家向另一家中國國有企業（如中石化）授予開採原材料（如開採原油）的特許權，用特許經營權的利潤償還貸款。由於中國的成功，印度也嘗試過類似的以石油換基礎設施的交易。這些交易大多包括至少一家印度國營企業。這證明，要達成“安哥拉模式”的一攬子交易，需要政府的果斷參與，以及政府對其中一個參與公司的控制。

05

政治關係

中印兩國近年來在多邊、雙邊和區域層面加大了與非洲的外交接觸。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可以為夥伴國家提供更多支持，因此對非洲國家來説，中國比印度更具吸引力。這也是印度長期以來一直在爭取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原因之一。印度越來越多地與非洲接觸，也是意圖效仿新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初的成功“入常”經驗，希望非洲國家團結起來支持印度對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申請。

雙邊外交是中國參與非洲政策的最重要渠道，因為大多數資源貿易、基礎設施投資和發展援助的“一攬子協議”都是在中非最高領導人級別的雙邊會議上發起、準備和談判的。中國幾十年來一直實行高層頻繁訪問非洲國家的政策，每年都有總理和外長等高級官員訪問非洲。中國在非洲也已經設立了48個大使館。與之相比，印度在領導人互訪以及在非洲使館建設、外交人員派遣方面明顯落後於中國。專家和觀察人士幾乎一致認為，財力和人力資源不足，是印度總體外交政策、特別是非洲政策落後於中國的主要原因。

在過去十年中，中國將對非無償援助的重點轉向了基礎設施，並且一定程度上在學習印度對非洲“能力建設”（capacity building）的政策。具體來説，印度於1964年開始，為非洲人提供了幾十年的技術援助、技術培訓和教育獎學金。同樣，自2000年中非合作論壇第一次會議召開以來，北京也推出了各種針對非洲的獎學金計劃、技術培訓和能力建設項目。儘管可以肯定中國對非洲的援助金額比印度大得多，印度憑藉其獨特的“開拓信息和電信技術、教育和醫療服務等利基市場”的方式，已經積累了相當高的聲譽。

中印兩國對非洲的發展援助政策有兩個非常重要的特點。首先，二者的投資都有嚴格的項目規定。另外，兩國對非洲的發展援助沒有諸如“人權”“民主”“善政”等附加條件——但由於與西方國家做法的不同，中印的行為也引發了西方國家的批評。這一共同特點可直接追溯到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在亞非安全關係方面，中印兩國都是聯合國駐非洲維和部隊和警察的重要派遣國。這是兩國對非洲“魅力攻勢”（charm offensive）的一部分。同時也是為了將自己與那些幾乎從不向聯合國維和行動派遣軍隊的西方大國區分開來。就支持聯合國在非洲的維和行動而言，印度比中國力度更大一點。首先，印度參與在非洲維和行動的時間比中國長。第二，印度向非洲派出了更多的軍隊、警察和專家。此外，與中國不同，印度已經與幾個非洲國家建立了安全關係網絡。印度已經與肯尼亞、馬達加斯加、莫桑比克、毛里求斯和塞舌爾達成了防禦協議。此外，它還與肯尼亞、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亞以及作為印度-巴西-南非海事組織一部分的南非進行了軍事演習。印度在馬達加斯加建立了一個以雷達監視為特色的監聽站，這是印度第一個在外國領土上建立的監聽站。據分析人士稱，由於中印競爭的“升温”，馬達加斯加的監聽站被視為印度監測中國在印度洋活動的有用工具。這些軍事方面的對非合作，在北京的政策中基本上是缺失的。

2020年6月17日，中非團結抗疫特別峯會以視頻方式舉行。（圖源：新華社）

06

中印兩國在非洲的軟實力

印度在非洲的主要軟實力資產之一是非洲僑民。他們主要生活在南非、毛里求斯、留尼汪、肯尼亞和坦桑尼亞。隨着這些印度僑民融入非洲社會，他們可以在印度和非洲之間架起一座橋樑，並充當一個“優先通道”——這是生活在非洲的大多數離羣索居的中國工人無法提供的。

在分析文化關係時，需要注意的是，寶萊塢是印度對非洲“文化外展（cultural outreach）”的縮影，是中國不具備的“文化貨幣”。另外，印度與許多非洲國家之間不存在語言障礙。將這些方面與海外僑民的存在以及甘地所體現的強大歷史聯繫相結合來看，印度在東非和南部非洲具備了很強的軟實力。

中印兩國都在非洲建立了傳播各自文化知識的機構。非洲學生赴印度或中國學習的獎學金計劃是兩國使用的另一種手段。中國的“文化攻勢”表現之一就是“媒體攻勢”戰略。例如，中國國家電視台（中央電視台）2012年在內羅畢設立非洲總部，製作針對非洲的電視節目。與此同時，中國正在對非洲記者進行培訓，目的是讓他們瞭解中國的發展模式。

中國在非洲的參與在非洲輿論中引發了很多批評。對此，中國政府正試圖“幫助”抵消非洲輿論中有關中國的負面因素。在這種背景下，必須分析中國在非洲的公共外交攻勢：中國正試圖通過由國家推動的文化和媒體攻勢來“產生”軟實力。相比之下，印度的由民間社會、私營部門或個人推動的軟實力資產在非洲社會的接受度更高。印度在非洲的參與並沒有帶來太多爭議，反而受到了大多數非洲國家政府的歡迎。這些國家可能將印度視為“第三類”國際夥伴，將之與西方大國和中國區別開來。

印度創造了一些更為“温和”但又創新的政策工具，在不違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前提下在非洲推廣民主。印度選舉委員會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印度以此為基礎建立了一個軟實力工具，將能力建設、發展援助和促進“軟”民主結合起來。早在1953年，印度首席選舉專員就受邀前往蘇丹，協助進行該國的首次選舉。如今，印度民主與選舉管理研究所正在為非洲國家的投票官員提供培訓，甚至讓他們有機會親身觀察2014年印度議會選舉以及印度電子投票系統在這場全球規模最大的選舉中的使用情況。 “民主因素”對印度來説是一個優勢。至少在民主的非洲國家，民間社會對人權問題有着強烈的關注。印度應該比過去更積極地利用這一優勢，獲得更大的外交回旋餘地，避免落入“西方式條件性政治”（Western-style politics of conditionality）的窠臼。

07

結論

總體而言，中國在非洲的參與在貿易和投資額以及發展援助上大大超過了印度。但是，印度已經是非洲的第三大夥伴國，並且是非洲國際關係中具有決定性的新興力量。

就軟實力資產而言，印度在非洲的僑民，文化關係和“民主因素”相對於中國具有強大的優勢。此外，印度駐非公司通常依靠非洲勞動力，而中國駐非公司幾乎只使用低薪的中國勞動力。印度對非的援助不僅“授人以魚”，而且“授人以漁”，這也是中國在非洲的聲譽遠不及印度的部分原因。總之，不能簡單地假設中非關係和印非關係是相同的。

譯者評述：龍象之爭在非洲

根據本文研究可知，中國和印度在非洲事務上存在結構性矛盾。具體來説，在開採非洲自然資源，以及開拓非洲市場需求方面，兩國幾乎是在爭搶同一塊蛋糕。而在文化軟實力方面，兩國也是針鋒相對。中國通過自身力量在非洲文化圈發展“中國模式”。而印度政府則手把手面對面地直接推動非洲國家的民主建設。

當前，由於兩國經濟總量還有很大上升空間，因此彼此之間的競爭尚不顯著。但隨着中印兩國經濟總量、綜合國力的不斷增長，兩國在非洲的競爭必然越來越激烈。因為，一方面，兩國各自在非洲所需的自然資源、市場需求必然會越來越多，但非洲的自然資源和市場需求總量有限。另一方面，兩國在非洲各自的軟實力投資也必然會只增不減，但兩國文化之間客觀存在尖鋭的意識形態對立。

其背後的深層問題在於，所謂的“龍象共舞”到底有沒有可能實現？譯者認為，“龍象共舞”的實現基礎在於，中印兩國至少有一國在綜合國力、經濟體量、居民收入水平等等方面處於欠發達階段。首先，十幾億人口的大國由欠發達國家邁向發達國家，必然需要從世界其他國家獲取海量資源，包括但不限於自然資源和市場需求。此外，歷史經驗表明，大國崛起必然伴隨着文化的對外輻射。因此，在全球自然資源和市場需求有限、中印兩國文化上客觀存在尖鋭的意識形態對立的前提下，隨着兩國的崛起，二者由“龍象共舞”走向激烈的“龍象之爭”，是可以預見的必然趨勢。作為政治學研究者，一定要有區分 “應然”“實然”和“應該”的能力，不要混淆理想中的美好藍圖和現實中的矛盾衝突。否則，隨着中印之間矛盾衝突的加劇，中國將會因為錯失了對印鬥爭的準備窗口期，而不得不在各個領域面臨被動挨打的局面。

那麼迴歸到政策應用上，中國該採取怎樣的行動，來避免在未來的“龍象之爭”中處於被動的地位呢？本文的研究為中國應對“龍象之爭”提供了幾個有用的政策發力點：首先，中國需要加大國有企業以及民營企業對非洲的進出口貿易以及投資額度，尤其是要大力加強中高端工業製成品對非洲的出口以及私營公司對非洲的貿易投資，以此維持中國在非洲大陸的貿易投資領先優勢，避免被印度彎道超車。第二，中國需要警惕印度與非洲國家的軍事合作，採取適當措施對沖印度在非洲大陸已有的軍事領先優勢，以防印度藉助在非洲的軍事存在直接或間接地威脅乃至遏制中國在非洲的經濟活動。第三，中國需要加大開拓針對非洲國家的民間交流項目，以此拓寬在非洲的軟實力存在方式，對沖印度在非洲的軟實力資產優勢，以防印度藉助軟實力資產煽動輿情民意，推動非洲各國政府出台不利於中國的政策法規。最後，中國政府應儘快出台相關強制性的法律或政策文件，確保中國在非的各類企業在員工招聘時吸納較大比例的非洲本土勞動力，以防印度以中國企業拒絕僱傭非洲人為藉口製造事端，鼓動非洲政府對中國在非企業實施經濟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