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民與農村問題的思考_風聞

最近農民與農村問題又熱起來了，新農村建設是建立國內大循環，國內大市場的必要條件。這個問題我思考了20多年，96、97年的時候曾經想用互聯網進行農村資源的重新組織，通過互聯網的信息組織進行農村資源的重新組織。當時在一家中日合資的諮詢公司幹，也跟農業部的相關處進行了聯繫，他們很有興趣，我也參加了農業部組織的蔬菜產業化會議，在淄博召開的，但是很遺憾的項目被老闆強令終止了，日本文化很難培育出新經濟，這次遭遇讓我思考文化與經濟模式的關係，日本經濟陷入30年停滯的泥淖跟日本文化有絕對的關係。後來思考農業農民農村的問題，有了一點心得，差不多20年前了，寫了一篇文字，今天看來也可以看，不過有一些想法是膚淺的，比如對於毛主席的經濟思想，其實毛主席對於經濟理論的瞭解是從亞當斯密開始的，而且準確地理解了近代經濟的起點是分工，這比現在主流經濟學家對於“看不見的手”的理解深刻的多，更加深入到近代化經濟的本質。再有鄉鎮企業是在“人民公社”體制下發展起來的，而且是只有在“人民公社”體制下才能產生的工業化道路，這在那個時候也是沒有認識的。再一個問題是一種生產方式一定與一定的社會組織結構相關聯，沒有這種組織結構的支持，新的生產方式和技術結構無法成功。這一點就連温鐵軍先生也忽略了，他的鄉村試驗不可能成功就是因為他不可能去建立一個新的社會組織結構支持他的經濟試驗。這一點是新農村建設成敗的關鍵。這是新的國內經濟政策的盲點。關於組織結構的重要性我在前面的文章中説過了，這裏就不再囉嗦了。

我們都知道現代經濟不論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都是社會化大生產。它的生產流程是擴大再生產。如果生產不能實現擴大再生產，人民的收入就不可能增加，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不可能得到持續的提高。而“大包乾”卻使得中國農村回到自然經濟狀態，而自然經濟的經濟流程是簡單再生產。在自然經濟條件下，經濟和人民的生活都不可能得到持續的增長和提高。這是經濟規律的鐵的法則，這就是目前三農問題的根本原因。而目前農民收入的增加，主要來源是農民外出打工的工資收入。對於這個問題毛澤東在解放以前就想明白了。他在《組織起來》一文中就明確指出小農經濟是封建主義的經濟基礎。後來他又指出：小農經濟不但不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也不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毛澤東可能並不瞭解經濟學的原理，但是他憑藉着政治家的直覺和敏感堅決拒絕“包產到户”的全面推行，防止小農經濟在中國的重現。現在看來他的直覺比大多數“經濟學家”的理論更正確。

小農經濟有兩個根本問題導致小農經濟無法進入到社會化大生產中。第一是中國農村人多地少，小農經濟高度的混業經營，無法形成專業化生產，基本上是自給自足，商品化率極低，無法形成經濟的循環，更由於土地數量是基本不變，單純農業經濟內部無法形成擴大再生產，這是農業發展的資源制約。只有參與社會化的交換，農業才可能實現擴大再生產。但是第二個問題又出來了，就是社會交易成本的制約。只要有制度經濟學常識的人都知道，交易成本對於競爭力影響巨大。社會交易成本對於國家的競爭力具有決定性影響。因為社會交易成本的降低會極大提高社會運轉效率。反之社會交易成本的提高會極大降低社會運轉效率，提高社會運轉成本，最終這些成本將分攤的每一個老百姓頭上。而且這種成本的提高完全是一種浪費，把可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福利的資源無謂的浪費掉了。

“大包乾”把中國農村60-70萬個生產大隊“改革”為2.6-2.7億個家庭，生產單位增加了幾百倍。同時意味着交易單位的增加和單位交易量的減少。我們從常識就知道商品批發的價格要明顯低於零售價格，這其中的差別的根據就是交易成本。商品零售的交易成本遠遠超過批發，因此批發的價格遠遠低於零售。這種價格有時可以差到幾倍到十幾倍。隨着“大包乾”形成的小農經濟，直接導致農村經濟商品化的交易成本劇增而喪失競爭力。喪失農村經濟的社會化的基礎。交易成本的提高直接的反映是農業生產資料特別是化肥價格的增長和糧食部門的鉅額虧損。中國在農村改革之初經濟管理體制還是計劃經濟，化肥作為生產資料實行全國統一價格。在“大包乾”以後，由於交易成本急劇增加必然導致化肥企業的政策性虧損。同時價格體制改革增加了化肥原料成本。國家無法繼續承擔鉅額虧損，因此農資價格上漲，改革的成本開始向農民身上轉移。由於國家雖然提高了化肥的價格，但是還對化肥的價格進行控制。化肥企業為了降低成本採取賣大户的方式將交易成本轉移到一般農民身上。當時“倒”化肥是一項非常賺錢的買賣。在“大包乾”以後，中國每年在糧食上虧損上千億人民幣。這其中非常大一部分是交易成本提高造成的。

除了以上的問題外，“大包乾”還導致中國農村公共服務體系的崩潰。在改革開放前，中國農村的公共服務是依託於集體經濟體系。如教育、衞生、科技、治安、文化、環保等等。如衞生依託“赤腳醫生”體系，科技有遍佈全國的農業技術推廣站等等。而依託集體經濟建立農村的公共服務體系是在中國農村經濟水平下唯一現實的選擇。因為中國農村的經濟水平低下，據薄一波回憶，在1948年時，華北農村每100農民只能負擔2個脱產人員，負擔3人就明顯感到負擔沉重。而依據城市模式的公共服務是中國農民無法負擔的。同時中國農村人多地少，有大量富餘勞動力。把富餘勞動力組織起來提供公共服務，雖然不能直接提高農民收入，但是卻能明顯提高農民的福利水平。美國有研究表明，在預防疾病上投入每一元錢，就可以減少9元治療疾病的費用。而“大包乾”破壞了依託集體經濟的農村公共服務體系，最終導致農村公共服務的流失如醫療衞生、文化或公共服務的成本轉化為農民的負擔如教育等。而減輕農民負擔的措施最終又往往導致公共服務因缺乏財政支撐從農村退出，如治安、醫療等。公社化時代農村治安主要依靠農村組織如民兵等，在公社一級只有公安特派員而沒有公安機構。“大包乾”以後，農村治安體系瓦解，農村治安惡化，於是在鄉建立正規的派出所。機構的增加必然增加農民的負擔，但派出所還是因得不到足夠的經費支撐而無法保證鄉村治安，這又導致部分地區鄉村治理的黑社會化。交易成本的提高導致正規金融機構從農村退出，現在幾乎所有商業銀行都從農村退出。正規金融退出又導致農村高利貸橫行。“大包乾”的推行破壞了改革開放前建設的農村基礎水利設施。總而言之，“大包乾”給中國農村造成了巨大的福利和制度損失，而這些公共服務體系和基礎設施是任何一個現代社會必備的社會基礎。中國農村曾經擁有被聯合國譽為世界上發展中國家最好的醫療服務體系。這個體系為每一箇中國人提供了相當巴西人均250美圓提供的醫療保障，也就是相當巴西250美圓的社會福利。這個福利現在在中國農村是徹底損失了。因此“大包乾”決不是免費的午餐，而是交換長子繼承權的稀粥。

人民公社時代的“三農”問題

講了那麼多“大包乾”的問題，為什麼中國農民喜歡“大包乾”？人民公社有那麼多優越性為什麼沒有普遍改善農民的生活？

中國農村的人民公社是從合作化發展起來的。在剛解放時，中國農村普遍進行了土地改革。土改後的農村極其貧困落後，以家庭為單位的農民普遍缺乏生產力要素如勞力、農具和牲畜。這種情況極大限制了農業生產。而隨之而來的工業化要求農業有一個迅速發展。這種時候合作化成為當時唯一正確的選擇。據薄一波回憶，從1952年到1957年中國農業增長19%，其中17%的增長歸結於合作化。正是合作化的巨大成功導致中央決定擴大合作規模來加速農業生產，支持工業化，這最終導致人民公社和“大躍進”。關於“大躍進”不是這裏討論的對象。這裏的討論的是正常情況下的人民公社的利弊。客觀的講集體經濟解放了生產力。中國農村從主要是依靠人力、畜力到機械化，農村的生產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中國公社化時代的“三農”問題的根源不在於集體經濟，而在於計劃經濟下條塊分割造成的部門壟斷。

我們都知道農產品剪刀差的問題，為了儘快完成工業化。中國在相當一段時期通過剪刀差進行積累。這樣農產品的價格被人為壓低了。俗話講：賠本的生意難做。長期的農產品低價格確實打擊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但是還有另外一個問題長期以來被忽視了，那就是中國從蘇聯引進的條塊分割的經濟體制割裂了社會化大生產天然的內在聯繫，造成了生產力的破壞。費孝通先生在他的文章《重回江村》中提到一個案例。費先生1957年重回江村，當時江村的糧食生產從合作化以前的300到400斤/畝增加到700多斤/畝，產量增加不少。但是人均糧食增加不多，主要是解放以後人口增加抵消了糧食的增產。解放以前農民用溺嬰的方法控制人口增長。解放以後人民政府不許溺嬰，溺嬰屬於犯罪行為，這導致人口的過快增長。農民還是希望增加糧食產量，也積極想辦法努力增產。增加產量的辦法是增加肥料。但是化肥不好搞，農民想養豬積肥。但是缺乏飼料，農民就想建一個礱糠廠，把米糠粉碎後做飼料。這本來是一件好事，但是上級不同意。因為他們也要建礱糠廠，想低價收購農民的米糠加工後再作為飼料賣給農民。農民很生氣，後果很嚴重。農民把米糠添了灶坑，飼料變成柴火，飼料沒了，豬也沒了，肥料也沒了。

從這個案例可以看出，實際上所有人都知道農產品通過加工可以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而“上級”部門力圖通過不平等交換獲得最大的部門利益。 因此他們利用行政權力限制農民進入農產品加工領域，通過自己的權力來保護自己獲得壟斷利益。

中國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是從前蘇聯引進的條塊分割的管理體制。這些條條和塊塊擁有體制賦予的壟斷權力，這種壟斷權力必然導致壟斷利益。一旦形成壟斷利益，這些利益的擁有者必然不惜一切保護自己的這種利益。所謂“割資本主義尾巴”就是這種壟斷利益的所有者為保持自己利益而編造的“理論”根據。

一般來説，在農產品的整個流程中，種植業的利益是比較小的，而加工流通獲得的利益是比較大的，這個比例大致是３、７開。在上世紀８０年代，在市場上一斤活魚的售價在4.5到5元錢，而從魚塘收購活魚的價格僅僅1.3元到1.5元。也就是説農民辛苦一年所得遠遠比不上加工和流通所得。在農業生產鏈上，種植養殖的比較效益是比較低的。從經濟學的角度講，經濟資源必然趨向流向比較效益高的領域。在公社化以後，中國農村普遍出現勞動力富餘，而且集體經濟由於公積金、公益金等積累也有相當資金積累。這一切為農民和農村經濟轉向效益更高的工業、農產品加工業和流通業創造了條件。有遠見有膽識的農民利用這種有利條件開始了農村工業化的道路。這樣的農民如河南劉莊的史來賀，現在大名鼎鼎的吳仁寶等。

當時影響農村工業化的因素有思想意識和制度限制。思想意識是深埋中國歷史2000年的農本思想，陳永貴同志就是這一思想的代表，認為農民只有種地才是本分，經營工商業是不務正業。這是一種歷史的侷限性。實際上，公社化時代的中國農村並不象現在宣傳的那樣一團漆黑。實際上從統計上看，公社化時代中國農村的社會發展指標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改革開放以後，如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在文革十年從62歲增加到66歲，到1978年增加到68歲，12年增加6歲。而改革開放以後到2005年，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僅僅增加到70歲，增加2年。其餘如人均受教育年限和醫療保健的普及率，改革開放以後的增長不如公社化時代，有些還發生了倒退。作家趙瑜在寫記實文學《革命百里洲》時，原準備一直寫到改革開放，但是寫到文化大革命時就寫不下去了。因為他原來以為文革中百里洲一定是一片哀鴻，到改革開放後農民才富裕起來。但他沒想到，文革期間，百里洲的農民生活比武漢市的工人還好。這樣文章沒法寫了，到公社化就結尾了。為什麼百里洲的農民在文革期間都生活很好？因為百里洲以種棉為主，是國家棉花基地。種棉國家有許多優惠，除全部收購棉花外，還獎勵糧食、化肥和布票等。不僅是棉花，當時的農業商品基地大都能得到國家的獎勵。當時國家採取雙低政策，即低農產品價格、低農資價格。而得到國家農資獎勵等於得到國家的補貼，這樣就減輕了農業剪刀差的壓力。這樣進行社會化生產的農業地區和農民一般生活還比較好。而象小崗村這樣長期生產不能自給的地方，自然得不到國家的補貼。這樣落後是貧困的根源，貧困是落後的理由，陷入惡性循環。而低價的農資無法大量供應，也造成大量農村無法利用工業進步帶來的成果增加糧食產量。總而言之，改革開放前的三農問題主要是前蘇聯式的計劃經濟體製造成的價格扭曲和條塊分割的結果。

 “大包乾”後，解決了剪刀差的問題，中國農村的改革是從提高農副產品的價格開始的。農產品價格的提升刺激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另一方面，“大包乾”改革的前提是中國的工業化已經基本完成，農業在國家財政的貢獻已經比較小了，而國家的財政支農資金已經超過農業對國家財政的貢獻。1978年中國財政支農資金佔財政支出的13.8%，成為財政的沉重包袱。這種情況下，國家開始放棄對農民的干預。也就是國家大量減少對農民的責任（大量減少了支農資金）的同時，也放棄了對農民經營權的過度干預。這樣就為農村的工業化打開了制度的藩籬。這樣“大包乾”就對造成公社化時代三農問題的制度性因素做出了根本性改革。但是，強制性的包產到户又破壞了農村工業化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在這個時期，有膽識的農村基層領導人充分利用公社化時代遺留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就是富裕勞動力和集體積累，果斷轉向加工業。同時中國處於供應不足特別是農副產品和消費品供應不足的條件特別有利於加工業的發展。這些條件導致了中國農村工業化的高潮-鄉鎮企業建設高潮。鄉鎮企業的發展掩蓋了農村小農經濟化的惡果。實際上到1985年，中國糧食產量在經歷1984年的高峯後下降，已經表明“大包乾”的政策效應結束。這時中央沉醉與“大包乾”的“成功”之中，沒有把通過農村工業化來減少農業人口，實現社會的均衡發展作為國家戰略。相反為了保持經濟的增長速度，大量引入外國資本嚴重擠壓了本國企業的發展空間。鄉鎮企業的發展遇到了極大困難，陷入困境。因為鄉鎮企業原本就缺乏技術和管理的支撐，國家沒有給鄉鎮企業足夠的成長空間和緩衝時間，也沒有給予相應的技術、資金和管理的支持，使它能夠成長起來與國外資本抗爭，要知道中國的國有資本在國家的支持下發展了40年與外國資本競爭尚且如此困難，何況鄉鎮企業只有不到10年的發展歷史，而且外資企業是在國家的支持下（有各種免税的超國民待遇）與本國企業競爭。從上世紀90年代鄉鎮企業的衰落立即加劇了中國農村的危機，因為中國農村的的公共服務體系已經基本被破壞，由公共服務導致農民的負擔日趨一日的加重，而鄉鎮企業的衰落又導致農民收入的減少，農民收入減少導致農村市場的蕭條，進而影響到全國的經濟和導致農村普遍的社會矛盾加劇而影響穩定。這就是現在“三農”問題的根源。

 “三農問題”的出路

中國“三農問題”的唯一出路是市場經濟+人民公社。現在中國“三農問題”歸結起來是人向那裏去？錢從那裏來？前面提到在整個農產品生產流通鏈中，加工和流通的利益佔70%，將來農民要擺脱貧困，人要向農產品加工流通去，錢要從農產品加工流通來。實際上現在的公司+農户的經營模式就是公司佔據那70%的利益，農民佔有30%。這對於農民是非常不利的，因為在農民獲得收入增長的同時，一般會失去未來的發展空間。要想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一定要從經濟發展，從社會化大生產，從擴大再生產中取得解決。否則任何解決方案都不可能持續。而農民要把自己的農業生產變成社會化大生產的一部分，僅僅依靠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是不夠的，在中國到處都是富餘勞動力。農民只有把自己的勞動力、土地和土地上出產和依附於土地的資源變成資本，通過資本與市場的結合才能夠進入社會化大生產。從而使自己獲得持續的收入增長。要知道，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只有資本才能帶來利潤，而資源本身是不能帶來利潤的。而小農經濟下，少量的土地，個體的富餘勞動力是不可能成為資本的，就像個人手裏的錢不是資本一樣。農民只有組織起來，形成有規模、有組織的富餘勞動力、有規模的大片土地才有可能成為資本，使自己不僅是勞動力的出賣者，而且成為資本的主人。這樣農民不但獲得勞動的收入，而且能夠獲得資本的收入。只要中央的農村戰略正確，中國的“三農問題”是有可能在比較短時間內取得重大突破，為中國未來的發展奠定一個比較好的基礎。

要想三農問題取得突破，必須破除一些錯誤思想。一是農業只適於家庭經營。我們都知道以色列的農業就不是建立在家庭農場基礎上的。而且他們的農業取得的成績是我們無法比的。就是日本，在家庭農户之上存在農協（農業協同組合），農協負責農户所有的生產服務，提供農户生產資料和種子等，農户必須按農協的要求種植和養殖，全部產品必須交售給農協。農協完全壟斷了農户的生產經營活動。在北歐國家，農民參加各種協會，由協會提供農民各種服務和與市場的聯繫，並且代表農民的利益，保護農民的利益。可以説，沒有一個發達國家他們的農業是建立在中國這樣小農經濟的基礎上的。二是依靠私營經濟。在中國私營經濟需要發展，過去禁止私營經濟吃了大虧這個教訓必須吸取。但是在現在的中國要解決三農問題不能依靠私營經濟。私營經濟可以為政府提供税收，但無法解決三農問題。因為私營經濟要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一般是通過將其他農民的資源變成自己的資本來完成的。他不可能提供農村的公共服務，也不承擔解決農民貧困化和城市化的問題，而且極可能抽吸農村資源，加劇農村的貧困化。這是資本的本性造成的。農民僅僅建立生產合作行不行？生產合作是解決三農問題的基礎和必須，因為解決三農問題必須從擴大再生產中求得解決。但是僅僅生產合作是不夠的，因為生產合作不能解決公共服務提供的問題。要建設新農村，必須解決公共服務的問題。生產服務由於市場的連續性要求這種合作要突破地域的限制。而公共服務一般是有地域性和社區性的，在中國農村一般是以自然村為單位。因此生產合作是集體經濟的基礎，但是兩者又是有重合的不同領域，不能相互代替。

中國新農村建設一定要有民主化作為政治支持。因為新農村建設要依靠廣大農民，他的財政是直接來源於農民，只有民主才能動員農民參加到新農村建設中，就像抗戰中只有民主才能動員人民參加抗戰一樣，因為新農村建設是關係到億萬農民切身利益的事情，同時只有民主才能防止改革的成果落入少數人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