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審視修昔底德陷阱——戰略判斷與走向戰爭_風聞

（第一次發文，如有不足之處請見諒）

什麼是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是由美國學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2012年的《修昔底德陷阱已凸顯於太平洋》一文中提出的概念。在2017年出版的《註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當中，他援引修昔底德關於雅典與斯巴達之間發生戰爭的原因——“使得戰爭無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壯大的力量，還有這種力量在斯巴達造成的恐懼”——對此進行了詳細的界定，指出 “當一個崛起國威脅到守成國的主導地位時，會引起嚴重的結構性壓力。在這種情況下，不僅僅是非同尋常的、未曾預料到的事件，哪怕是外交事務上一丁點的尋常火苗，都能夠引發大規模的衝突”。簡言之，“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雅典與斯巴達之間存在的“結構性的權力轉移困境”。結構性困境，簡單點説就是這種困境是由當時國際體系的結構所造成的，是客觀現實所形成的。一定程度上，雅典與斯巴達就是因為這種“結構性困境”而爆發的伯羅奔尼撒戰爭。

    既然是結構性困境，那麼就有必要説明當時希臘世界的國際格局到底是一種什麼狀態？公元前400年左右的希臘地區是一個無政府狀態的叢林世界：這一地區處於一種事實上的兩極格局——即雅典主導的提洛聯盟與斯巴達主導的伯羅奔尼撒聯盟——當中，根本不存在城邦或者邦國之上的權威。這種兩極格局的形成與希波戰爭有着很大的關係。按照修昔底德的記載，雅典實力的擴大始於希波戰爭，在這一場戰爭中雅典供給了最有才智的將軍，提供了最多的戰艦，極大的提高了雅典的威望。隨着戰爭的勝利，雅典逐漸確立了自己在同盟內的主導權，這場戰爭的結果之一就是雅典的崛起，通過這場戰爭，雅典確立了自己在提洛同盟內的主導地位，並且大力擴張，與斯巴達領導的伯羅奔尼撒同盟形成兩極之勢。

這種處於“叢林狀態”的兩極格局，產生了兩個極其重要的影響：

1，雙方對於彼此實力的變化極為敏感，兩極格局的權力變化是一種零和博弈，一方的實力上升，帶來的就是另一方的實力下降，這幾乎是一個無解的困局。

2，安全困境。安全困境是一個專業的學術概念，簡而言之就是“你説你練肌肉是為了健身，可是我怎麼知道你練肌肉不是為了揍我呢？”前面説了，兩極格局下彼此對於權力的變化是極為敏感的，但是國家實力的發展快慢又是不相同的，那麼問題就出現了，甲認為自己擴張海軍是正常的，因為我的經濟實力允許我擴張，而且我的經濟利益（例如海外的經濟利益）需要海軍來維護，那我就得擴張啊，乙卻可能會認為甲擴張實力是為了幹掉它來做老大，這就產生了所謂的安全困境，即“一方增加自己安全感的行為卻減少了另一方的安全感”，在多極格局下可能不會如此，因為行為體的數量增加了結果的可能性，但是在兩極格局下，這就是一個“很可能”的問題，請注意只是很可能，因為除了權力與結構這一因素之外，還有其他因素，這些因素就是今天要討論的。

  這就是當時雅典與斯巴達之間的結構性困境，這種對於權力變化的極度敏感以及對於對方意圖的擔憂確實造成了一些衝突。在當時希臘世界兩極格局當中，任何一方的任何行動都會加劇兩者之間的對立。尤其是隨着雅典以及其領導的提洛聯盟的實力的不斷強大，而斯巴達卻因為捲入伯羅奔尼撒聯盟內部的衝突而受到的相對削弱。這種兩極格局的存在使得雙方對於對方實力以及行為的變化異常敏感。然而，雖然存在着由於權力的相對性轉移以及對對方意圖的猜測而導致的結構性困境，但是這種結構性困境卻未必會導致戰爭。  

為什麼呢？這與安全困境的一個特點有關，處於安全困境的雙方都是出於對對方實力與意圖的擔憂，也就是説只是擔心對方實力增強對自己不利，擔心對方對自己有不良意圖。雙方都是擔心彼此對於現狀的破壞，而非自己要破壞現狀。那麼問題來了，只要雙方都沒有破壞現狀的“壞心眼”，對於對方的猜疑都是出於對自身安全的擔憂，那麼這種安全困境就是可控的，並且在加強戰略溝通與對話，並且用實際行動明確戰略意圖的基礎上，防止安全困境“惡化”為戰爭是可以實現的（當然，這很難實現）也就是説，格雷厄姆艾利森所描述的結構性困境只能算是修昔底德陷阱實現的原因之一，除了這種困境的存在之外，還有一種原因在於改變現狀的意圖，這種意圖來自於兩個方面：第一，認為與對方的實力已經超過己方，戰爭已經不可避免，因此需要採取行動，並且最終走向戰爭；第二，認為己方的實力已經超過對方，戰爭的收益將會大於成本。這説明，修昔底德陷阱想要實現的另一個重要條件就是：行為體對於當前局面的戰略判斷。這種判斷又有兩種情況：第一，對方存在改變現狀的意圖且對方的實力遠超己方；第二，己方的實力遠超對方，認為戰爭的成本大於收益。

事實上，我認為在斯巴達與雅典走向戰爭的過程中，除了權力轉移的客觀因素之外，主觀原因在於雙方均發生了錯誤的戰略判斷，這種錯誤的戰略判斷在局勢的作用下，導致雙方走向戰爭。

綜上所述，如果要簡單概括一下“修昔底德陷阱”的話，“修昔底德陷阱”是處於兩極格局之下的國家由於結構性困境的負面反饋而導致的戰爭。修昔底德陷阱的實現包含兩個要素：第一，兩極格局；第二，結構性困境的負反饋——戰略判斷，或者説錯誤的戰略判斷。兩極格局產生結構性困境，結構性困境對於行為體形成了對於當前局勢的負面反饋，認為對方有破壞現狀的意圖與實力，或者認為自身有實力改變現狀，並且對此採取行動。從走向伯羅奔尼撒戰爭，即實現修昔底德陷阱的過程來看，戰略判斷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

伯羅奔尼撒戰爭的過程

伯羅奔尼撒戰爭，是發生在以雅典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聯盟之間的一場前後持續了二十七年的戰爭。 根據修昔底德的記載，雙方破壞合約的起因源於埃比達姆諾斯的爭端，這場戰爭前後持續了二十七年（公元前431-公元前404），在戰爭進行的第十七年，雅典在錯誤第二次遠征西西里，雖然前期獲得了一些勝利，但是由於亞比西得的叛變和斯巴達的參戰，以及雅典方面對於形勢的錯誤估計，導致了最後的全軍覆沒。遠征西西里的失敗導致了連鎖反應，波斯的干涉以及盟邦的暴動導致雅典實力大為受損，同時雅典自身還發生了政變，進一步加劇了雅典的衰落。前404年，雅典投降，伯羅奔尼撒戰爭結束。

公元前436年，埃比達姆諾斯爆發內戰，城內民主派向母國克基拉求援，被拒絕以後轉向科林斯求援。科林斯接受了埃比達姆諾斯的邀請，派遣了一支軍隊去支援埃比達姆諾斯的民主派。修昔底德認為，科林斯接受埃比達姆諾斯的邀請主要是出於對於克基拉的憎恨，因為“他們怨恨克基拉人，因為克基拉人對科林斯沒有表示一個殖民地對母國的尊敬。” 科林斯的干預使得克基拉不再冷眼旁觀，向埃比達姆諾斯發出了通牒，要求科林斯的駐軍和殖民者離開。隨後雙方發生了衝突，科林斯戰敗雙方都開始尋求盟友的幫助，都派了使者去雅典。克基拉人表示：“斯巴達人害怕你們（指雅典），所以渴望戰爭，而科林斯人是斯巴達的盟友，所以是你們的敵人”。

雅典的選擇是“最低限度威懾戰略”。與克基拉締結了“防守性同盟”，並且派遣了十艘戰艦開赴克基拉。在保持了行動的主動性的同時，讓科林斯保持克制，避免克基拉戰敗而增強科林斯的海軍實力。唐納德認為，防禦性同盟是一種精心設計的外交手段，十艘戰艦是象徵意義的，目的是讓世人看到，雅典是在非常認真地威懾科林斯人，組織它的行動。 同時，這也是在極力避免衝突的擴大，避免斯巴達的捲入。

在徹底捲入同科林斯的衝突以後，雅典開始積極的備戰準備，同時“他們繼續努力積極避免將伯羅奔尼撒聯盟捲進來”。 然而，雅典卻對其同盟的成員、科林斯的殖民地——波提狄亞——展開了威脅，在波提狄亞沒有做出任何具體的挑釁行為的情形下，“雅典人卻命令波提狄亞人拆毀其面向大海的城牆，送走科林斯每年派來的行政長官，並向雅典交出一定數量的人質”。 這一次，斯巴達改變了不干預的政策，表示“如果雅典進攻波提狄亞的話，斯巴達人就入侵阿提卡”。 在對波提狄亞發出最後通牒的同時，雅典又向墨伽拉施加了經濟制裁，以懲罰其出兵援助科林斯。

雅典的決策者是伯利克里，他知道斯巴達的國王阿西達穆斯二世是主和派，不會因為這個開戰。“伯利克里希望斯巴達人能夠理解他的和平用以與有限禁運的目標，並幫助其他斯巴達人理解這些。他對阿西達穆斯二世的判斷是正確的，但他低估了自雅典與克基拉結盟以來的一系列事件在一些斯巴達人胸中激起的怒火，儘管國王阿西達姆斯二世不主張戰爭，但是國內的主戰派壓過了主和派。

前432年，墨伽拉禁運之後，斯巴達及其盟邦包括墨伽拉、科林斯在斯巴達召開了公民大會。國王阿西達穆斯二世認為，雅典人有着廣泛的海上經驗和很好的裝備，經濟上富裕，軍隊人數也很多，還有很多的人口和同盟國和納貢者。 不應該貿然行動。然而，斯巴達最近並沒有軍事上失敗的記憶，也因此對於雅典的海軍實力沒有一個明確的認知。 最後在國內主戰派和盟邦的壓力之下，斯巴達還是選擇了開戰。不過斯巴達還是沒有輕易行動，他們向雅典先後派出了三次使團，以求緩解局勢，然而正是斯巴達使團提出的最後通牒使得雅典選擇了戰爭。

原因主要是三個方面：第一，斯巴達提出的最後通牒雅典不能接受，“斯巴達希望自由和平，現在和平還是可能的，只要你們願意給予希臘人以自由的話”。 這等於是要求拆解雅典帝國。 這加劇了雅典對於斯巴達的擔憂，伯利克里認為，“如果你們讓步的話，你們馬上就會遇着一些更大的要求，因為他們會認為你們是怕他們而讓步的。”

第二，伯利克里所考慮的——斯巴達國內長期以來對於雅典的敵意，“雅典的讓步或許能夠讓大多數斯巴達人在一段時間內放心來，但斯巴達內部的反雅典派系始終是一支破壞性力量。如果雅典在前431年讓步，或許只能讓斯巴達人更加冥頑不靈，於是未來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

第三，伯利克里對於自身實力以及戰爭形勢的錯誤預期。

伯利克里認為，伯羅奔尼撒人缺乏金融財富無法建造龐大的艦隊，同時也沒有在海外作戰的經驗，而且斯巴達的盟邦只關注自己的利益，缺乏統一行動。伯利克里還設計了一種新的戰略，即充分發揮雅典的海上優勢，使得斯巴達人沒辦法攻擊他們。並且“只要你們在戰爭中不擴大帝國，只要你們不自動地把自己牽入新的危險當中去，對於最後的勝利應該是有信心的”。 雅典在充分的經濟實力的支持下，認為自身勝券在握。伯利克里認為，雅典的經濟實力足夠支撐一場三年的戰爭，而三年時間足夠打敗斯巴達。

然而，伯利克里所考慮的經濟優勢只維持了前三年，而這場戰爭卻持續了遠遠不止十三年。而 “對於雅典而言，其所依賴的經濟來源是盟邦繳納的“貢金”以及自身商業貿易收入等，但是伴隨着戰爭的進行，斯巴達對於雅典的劫掠，以及瘟疫都使得雅典的收入顯著減少” ，伯利克里設想的防禦性戰略在其死後就被放棄，雅典採取了更為積極主動而非防禦性的戰略，全面開展對伯羅奔尼撒的戰爭行動。這一戰略的最大缺陷在於：對於當時斯巴達與雅典之間的矛盾，“最理想的結局是通過威懾來避免戰爭，所以伯利克里這種防禦性的戰略並不適合”。在各種因素以及戰略錯判的相互作用下，雙方的結構性不斷惡化，前431年，戰爭爆發。

雅典與斯巴達雙方走向戰爭是一個不斷產生錯誤判斷、並且錯誤判斷不斷強化的過程。

雅典認為自己的行為是合理的，並且認為斯巴達方面會理解這些行為，採取的是“最低限度的防禦性威懾戰略”，而恰恰是這一戰略，使得雅典方面極力避免戰爭的意圖破滅，對於當時雅典與斯巴達之間的矛盾，“最低限度的防禦性威懾”缺乏必要的武力支持，是沒有作用的，這也是伯利克里在收到斯巴達最後通牒時會如此氣憤，以至於他認為一旦接受斯巴達的要求，只會使得斯巴達變本加厲。在伯利克里看來，雅典前期的行為都是力圖避免與斯巴達的戰爭，並且採取的是最低限度的防禦性威懾政策，無論是與克基拉結盟還是派出十艘戰艦，都是一種“最低限度”並且是為了維持現狀所必需的行為，而這些行為卻遭到了斯巴達的無視，甚至認為雅典軟弱可欺，提出旨在使雅典解體的最後通牒斯巴達則認為雅典的行為是對於現狀的破壞，是對於斯巴達的挑釁，在國內主戰派以及盟友的施壓下選擇了戰爭。斯巴達的最後通牒則讓雅典感受到了屈辱，加劇了雅典的敵意。

雙方都認為戰爭的成本是自身可以承受的，都對戰爭的結果抱有積極的預期，然而十五年的戰爭卻使得兩個國家國力一蹶不振，希臘世界也就此衰落下去。此外，戰爭爆發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對於彼此實力的錯誤認知，兩邊都沒有明顯的軍事優勢，但兩邊都對於自己的能力自信過了頭，這才是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