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循環”時代到來，文化產業如何應時而變_風聞

從202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首次提出“兩個循環”的概念之後，引起社會各方關注的“內循環”，已然成為了近日熱門的關鍵詞彙。習近平總書記也一再強調“內循環”之於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性。那麼在當前局勢下，文化產業又應當如何對接“內循環”大勢呢？

作者| 韓晗（武漢大學國家文化發展研究院副教授）

編輯| 謝廷玉

來源| 文化產業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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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首次提出了“兩個循環”概念。**在5月23日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6月18日，劉鶴副總理在陸家嘴論壇開幕式上表示“一個以國內循環為主、國際國內互促的雙循環發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在7月21日的企業家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再度強調，“在當前保護主義上升、世界經濟低迷、全球市場萎縮的外部環境下，我們必須充分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通過繁榮國內經濟、暢通國內大循環為我國經濟發展增添動力，帶動世界經濟復甦。”

作為一個最近熱門的關鍵詞，“內循環”引起了社會各方的關注。可以預見的是，“內循環”將影響到國民經濟各個領域，因此相關論説也呈“井噴”趨勢。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化產業促進法》即將出台的今年，國內文化產業如何對接“內循環”，卻鮮有人關注。我認為，在目前局勢下，文化產業領域也應積極採取應對策略，對接“內循環”大勢。

首先，這裏要闡明一個基本概念，這裏所言的“內循環”，不是閉關鎖國、計劃經濟，更不是絕對意義上的“出口轉內銷”，**而是在認清客觀現實的前提下，保證生產供給與就業穩定的一種經濟槓桿，即以不斷擴大內需，主要服務國內市場為導向，以國內消費側的需求推動文化供給側的改革。**具體來説，有如下幾點值得我們重視。

其一，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意識形態“鐵幕”下，互聯網的壁壘化日趨森嚴，以“互聯網+”為主導的國內互聯網文化產業，應當首先認識到“內循環”的迫切性與重要性。

近年來，隨着互聯網技術的高速發展，中國文化產業憑藉微信、抖音、優酷、新浪微博、B站等網站或軟件，積極走向世界，形成了蔚為壯觀的“文化出海，技術護航”，並取得了積極的效益，但就目前局勢而言，這一“出海”的難度顯然加大，當中以Tik Tok被迫出讓美國市場份額為標誌。倘若美國的“文化鐵幕”拉下，從經濟效益而言，國內文化企業只能在國內市場謀求生存之道。

不言而喻，國內文化產業特別是互聯網文化產業領域應當未雨綢繆，積極做好“內循環”的準備，在未來的時日，很可能國產網遊、個人通訊終端等軟件會全面受到一些西方國家的封禁或部分封禁。按照西方國家的行政邏輯，首先會以法案、總統行政令等明文形式明確使用中國相關軟件的違法性，這種潛在的法律風險在歐美國家並非紙上談兵，因此我們難以寄望於西方國家用户以“翻牆”的形式繼續使用國產軟件。因此，如何對接“內循環”，才是當務之急。

在互聯網文化產業領域，我們應當進一步開拓國內消費羣體的需求，拓寬消費者的渠道，積極與國家戰略如精準扶貧、創新創業、“新基建”、“四史”教育等相結合，繼續做精、做優國產互聯網文化產業品牌，以文化科技深入融合的姿態，推動傳統文化業態如圖書、電影、音樂等進一步便捷化，促進互聯網文化消費的“內循環”。

△數字新基建

舉例而言，文化產業與“新基建”有着密不可分的聯繫，但目前兩者的合作甚至接觸都非常有限，包括5G基站建設、特高壓、城際高速鐵路和城市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七大領域的“新基建”，代表着我國未來基礎設施投資的重要方向。當中如5G基站建設、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等等都與文化產業有着密切的聯繫，尤其是文化大數據的人工智能應用方面，文化產業化的程度仍然較低。文化企業應積極與高校、科研院所、圖書館、檔案館與博物館深入合作，通過合作建設數據庫等方式，在傳統文化“兩創”方面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從而依託先進的產學研平台，藉助沉浸式體驗技術，激發前沿科技為文化產業的進一步賦能。

**其二，從文化金融的角度來看，我們對於目前潛在的國際金融風險應當有足夠認識，努力確保文化產業領域的國際資本安全。**在有條件時，優先將資本投入到國內文化產業發展領域，對於在海外上市的文化企業，應當做好風險預案工作。

目前，國內一些文旅企業或與之相關的企業在海外上市，取得了較為矚目的成績，但是就目前局勢而言，其風險控制能力仍有值得擔憂之處。文化產業作為輕資產領域，潛在的國際金融風險對於大多數文化企業很可能是滅頂之災。

當然，認識潛在的國際金融風險並非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動輒從國外市場匆忙退市或撤資顯然並非明智之舉，而是**應當積極有為而治、謀篇佈局，有步驟、分過程地將相關可能出現風險的資本轉移到政治更為安全、市場更為健全與中國有着傳統友誼或戰略合作關係的國家或地區，以形成廣義上的“內循環”。**當然，條件許可，也可以將資本投入到國內相關文化行業如重工業電影、在線知識付費、國產動漫等等長期資金缺乏的領域。

**在這裏，國有文化企業與民營文化企業應當採取相對差異化的戰略。**在“內循環”層面上，民營企業應當利用自身民營優勢，積極藉助亞洲投資銀行、“一帶一路”倡議等機構或政策，推動中國文化產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發展，比如以版權進出口、合作拍攝影視劇、合作開發旅遊線路等形式，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在我們可以掌握“內循環”主動權的前提下，促使中國文化產業“繞牆而出”，繼續尋求新的“出海”機遇；而國有文化企業則應當在國內重工業電影、工業遺產保護性開發、鄉村振興等層面，積極有所作為，有序推動“文化精準扶貧”、“鏽帶變秀帶”與“鄉村文旅開發”等重大文化產業項目落地。

△鄉村文旅景觀

其三，對接“內循環”意味着文化企業應當主動出擊，在城市改造更新、文化資源開發當中積極承擔，尤其在工業遺產保護性開發、博物館與大學文創等領域，文化企業應積極介入、深入融合。

**以工業遺產為例，目前我國工業遺產的改造更新主要停留在大型城市的部分工業遺產當中，**而且是地產項目主導的改造工作，如北京798、武漢“漢陽造”與景德鎮的“陶溪川”等等，毋庸置疑，以目前全國工業遺產的體量來看，文化特別是文旅企業介入仍很有限，當中不少處於城市中心，政府在工業遺產保護的投入中極其有限，而這些都是潛在且未開發的市場，亟需在對接“內循環”時予以重視。

△工業遺產

**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領域就是博物館與大學文創，與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相比，國內博物館與大學文創的開發程度仍然較低，**據不完全統計，中國的博物館文創開發程度，僅為美國的24%，而大學文創僅為美國的3%，目前我國大學文創基本尚未起步，而絕大多數市級博物館都缺乏應有的文創產品，博物館與大學雖然是公益事業單位，但卻是自帶“文化流量”的機構，在文化資源開發上有着巨大的前景，從這一點而言，國內文旅企業應當主動出擊、積極有為地進行市場佈局。

博物館與大學並非專業從事文創的機構，在設計、創意、生產與銷售方面等資質與經驗，顯然不如專業文創企業。而且隨着校屬企業逐漸脱鈎剝離，部分剛成型的大學文創也逐漸式微。因此，國內相關文創企業應當化被動為主動，積極合作，實現文化資源市場開發的館（校）企合作，推動博物館與大學文創的活化與市場化，促進傳統文化、大學精神的傳播。

其四，因為文化產業的特殊性，對接“內循環”更應當注重文化產業人才培養導向，積極與新文科、交叉學科等相配合，形成中國特色的文化產業理論研究與人才培養體系，推進文化產業的學科建制化。

因為中國文化產業本身是在晚清外僑移植入華的結果，故而長期以來，我國文化產業在研究上也藉助西方理論、在實踐上引進西方經驗，甚至在文化產品上也引進了較多的西方文化產品如好萊塢電影、日韓暢銷書等等。這確實對中國文化產業發展有一定的積極意義，與此同時也促進了中國文化產業的國際化發展，併為中國文化產業爭取了“走出去”的機遇。但毋庸諱言，這影響到了國內文化產業人才培養機制，長期以來，國內文化產業在人才培養上普遍存在着“重產業，輕文化”的現實，“文化產業”始終不是一個一級或二級學科，且多半掛靠在經濟、管理等學科門下，使得在文化產業人才培養中，對於文化產業的意識形態屬性多不重視。

在目前的國際形勢下，曾經的“拿來主義”顯然已成明日黃花，可以想象的是，很多原本可能進一步擴大的文化產業的國際市場將進一步縮小，在這樣的語境中，我們更應當抓住“新文科”與“交叉學科”的建設機遇，在人才培養上更加註重立足中國立場、解決中國問題，推進文化產業研究的“中國化”，想千方設百計地推出中國的文化產品，講好世界文化產業領域裏的“中國故事”，傳遞出“中國聲音”，早日推進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文化產業學科建制化。

綜上所述，文化產業對接“內循環”建議重視如下兩個層面，一是在風險控制層面要加以重視，“內循環”是應對目前國際形勢的國家戰略，我們當然應積極轉危為機，但風險控制亦不容忽視，切不可將“內循環”作為投機方式，或者鑽政策空子，製造出更大的金融風險，否則必然給整個文化產業帶來不可挽回的損失；**二是在國際合作層面也不能輕言放棄、輕易退縮，**國際局勢瞬息萬變，以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為核心的全球化是不變的主潮，文化產業本身具有推動經濟一體化、文化多元化的職能。中國文化產業正處於引領期，更要在這個特殊的時局下起到中流砥柱的時代意義，我們既要趨利避害，也要有策略地迎難而上，以“走出三峽”的氣魄，推動中國文化產業邁向一個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