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行福 | “後真相”本質上是後共識_風聞

“後真相”一詞的出現在“後”時代是不難想象的，正如“後歷史”“後現代”“後民主”“後人類”等詞一樣，只需要在“真相”或“真理”前面加以“後（post)”就構成了。如果“後真相”概念對理解當下具有症候學意義，它所表徵的就不應該僅僅是某個事件及其後果，而必須指認出今天社會的歷史性存在所發生的重大變化。筆者認為，後真相的本質是後共識。當一個社會失去對基本價值和社會秩序的基本共識，觀念傳達與接受之間就會短路，其結果是，人們只能根據自己的立場有選擇地相信事實，或者拒絕真相，或者相信“另類事實”。這正是特朗普競選的輿論攻防戰中忠實選民採取的態度。

後真相概念可以從三個方面進行分析，即認識論或形而上學層面、社會學或大眾傳媒生態層面以及政治學或社會共識層面。在認識論或形而上學層面，“後真相”並非是一個新問題。早在古希臘時代和中國先秦就出現了懷疑論和相對主義，在它們那裏，獨立於主觀情感和信念的真相或事實是不存在的。西方最早的懷疑論者高爾吉亞提出了三個著名的懷疑論命題：1.無物存在；2.如果有物存在，也無法認識它；3.即使可以認識它，也無法把它説出來告訴別人。中國古代詭辯論也曾發展出一套自己的學説。總體上説，中外古代懷疑論本質上具有相對主義或虛無主義的傾向，它或者認為任何判斷都是因人而異的，正如普羅泰戈拉所説“個人是萬物的尺度”，或者認為對事實的真正判斷是不可能的。在他們看來，人的許多煩惱是過於較真，如果我們把一切判斷懸置起來，就可以獲得內心的寧靜。顯然，這不是我們今天討論後真相問題所關注的重點。但是，後真相概念的認識論意涵對我們的討論還是有意義的。在認識論上，後真相無非是這樣一種態度：或者認識真相是不可能的，或者認為真相是不重要的。其實，在認識論上真相問題是無解的，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各執一詞，並沒有一個確定的、統一的定義。大致來説，在我們這個後形而上學的時代，越來越多的哲學家傾向於對真相做共識論的理解。所謂真相不過是相關的知識共同體對特定事物的共識，在這裏，客觀性就是普遍性的主觀性。顯然，這一對真理的理解是非自足的，它依賴兩方面的條件。一是研究者有認識真理的意願，二是知識共同體對何謂共識有統一的標準。因此，真理依賴於對認知者的認識意願和真理程序有普遍的共識。雖然哲學家關於何謂真理會一直討論下去，但不是我們關心的重點。今天對後真相現象的熱議更多地指向的它的社會學層面和政治層面。

在社會學層面，真相問題是知識的生產和篩選問題。吉登斯注意到，現代社會是一個後傳統社會，由於社會的流動性和交往範圍的擴大，人們的生活已經“脱域”，他們不再依賴本地性的習俗和個體的經驗，相反，他們更多地依賴於專家知識。然而，專家在許多問題上看法往往是有分歧的，他們常常對同樣的現象做不同的解釋，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處在“解釋衝突”的時代。另一影響我們獲得真相的因素是真相的“過剩”和“冗餘”。隨着互聯網和自媒體的出現，每個人既是信息的接受者，也可能是信息的公共提供者。一部智能手機可以攝影，發佈信息，對信息進行評論。電腦可以對信息進行復制、拼貼，在這裏，信息處在雜草叢生狀態，信息不僅脱離其源頭自行運動，而且超出提供者的控制自行繁殖。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似乎處在鮑德里亞所説的虛擬和超現實（hyperreality)時代。此處的“超現實”並非指比現實更高現實，而是説虛擬的現實被當作比現實更現實、更重要。按照經濟學原理，從過剩和冗餘信息中篩選出真實信息是有成本的，起碼有時間成本。當這種成本過大時，信息的接受者往往依靠個人的情感或習慣去選擇。所謂後真相在社會學上可以視為新部落主義。我們無法作一個客觀的觀察者和中立的判斷者，我們只能依賴他人的影響，依靠自己羣體內部的“共識”來選擇。更為重要的是，培根在現代之初説“知識即力量”，今天變成了“流量即金錢”“粉絲即權力”等，信息發佈者有動機提供越來越多信息，不論真假如何。總而言之，如果權威知識本身已經陷入瞭解釋學衝突，民間信息又出現氾濫和過剩的話，如何獲得真相就成為社會的難題。

社會學條件對解釋類似於“後真相”之類的社會現象是重要的，但“後真相”現象產生的更根本原因，還是真相的生產和傳播所依賴的社會共識的瓦解。雖然此次英國脱歐或特朗普“逆襲”成功催生了“後真相”概念，但要理解這一現象還需把它放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西方社會和政治的變化上來考察。可以説，正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對社會的撕裂，使民意對真相的態度發生了扭曲。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西方國家在凱恩斯經濟學和社會民主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下，形成了一個具有歷史性意義的戰後共識，即自由制度的存續不是無條件的，它需要民主和社會福利制度的支撐。前者馴服國家，後者馴服市場。一個合理的社會需要把自由、平等和民主結合起來。然而，這一對“法治國家—民主制度—福利社會”結合體的共識被新自由主義社會瓦解了。新自由主義是市場主義，它試圖通過經濟全球化把所有國家結合到自由交換的全球網絡之中。新自由主義對其合法性有自己的理解，在它看來，資源、資本、人才和服務的全球自由流動可以提高相關要素的效率。市場經濟是不平等的，但它所創造的效益可以通過“滴漏”效應惠顧所有的人。然而，西方正在品嚐新自由主義的惡果。哈貝馬斯指出：“在那些社會福利國家制度至少取得歷史性社會政治成就的國家，失望的情緒正在逐步蔓延。世紀末，被社會福利國家制度馴服的資本主義出現了結構性的危機，沒有任何社會關懷的新自由主義重新抬頭。”

近年來，西方學界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明顯增加。拉克雷特的《債務人的形成》認為，西方國家已經淪為債務國家。“債務是對整個社會的‘獵取’‘吞噬’和‘榨取’的機器，是宏觀經濟調節和管理的工具，是收入再分配的機制，也是個人和集體主體的生產和‘管制’機器。”債務機器把市場資本主義的“經濟人”變成金融資本主義的“債務人”，不僅通過生產榨取剩餘價值，而且通過消費獲得利潤，因而加劇了社會不平等。施特雷克在《購買時間：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如何拖延危機》中認為，資本主義與民主之間存在着緊張關係，雖然戰後大眾民主和福利國家資本主義暫時壓制了這一矛盾，但當新自由主義把資本主義經濟從民主國家的干預中解放出來時，整個社會就陷入了貪慾和恐懼之中。他説：“我們今天確實處在民主制度的晚期階段，如我們所知，民主制度正在走向一條被閹割為再分配的大眾民主，或者是被縮減為法治國家和公眾娛樂的組合形成的道路上。”但是，通過債務購買時間延緩危機是不可能永遠奏效的。雖然我們不能肯定資本主義是否進入到晚期階段，但可以肯定，民主與資本主義的“婚姻”已經解體了。如果把施特雷克的表述稍微轉化一下，我們就可以理解民主危機與資本主義危機的關係。所謂民主就是把由合理的體制所提供的真相轉變為有約束力的民主的公共意志，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必須會導致民主政治的危機。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可以加深我們對資本主義社會危機的看法。當今資本主義是“世襲資本主義”或“遺產資本主義”，其根本特徵是社會的再封建化。底層人面臨着無法超越的天花板，富人把自己封閉在有門衞的社區裏，社會分裂為對立的兩極。

簡單地説，西方面臨的危機是結構性的危機，當經濟發展失去了必要的互惠和共享性，經濟制度與民主制度之間的聯繫就斷裂了，隨之而來的是西方社會基本價值和社會共識的瓦解。可以説，即使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不以美國金融危機和佔領華爾街運動之類的戲劇性形式出現，它也已經瓦解了社會共識和“真相政治”的基礎，最近英國脱歐和美國大選中出現的後真相現象，正是這一結構性危機的爆發。

為什麼社會共識的失落會改變人們對待真相的態度？我們在此想借鑑福柯的理論。福柯在去世的前一年曾做過有關直言或説真話（parrhesia)的講座，並把它視為西方批判傳統的根源。Parrhesia在英語中一般譯為“free speech”，但在希臘人那裏，該詞有着複雜的含義。首先，直言是坦率地説，直言不諱。其次，直言必須是説出真相，這種真相不是道聽途説的，而是“他知道它是真的；而且他知道它是真的，因為它確實是真的”。第三，直言與危險如影相隨。一個哲人批評僭主是危險的，這個哲人就説了真話，而且相信自己是直言。第四，直言不是一般意義上對別人表明真相，而是一種批評性的話語：“一個希臘人不會説一個小孩的老師或父親在使用parrhesia。但當一位哲人批評僭主、一位公民批評多數人、一個學生批評他的老師時，這些講者可能在使用parrhesia。”最後，直言不是被迫地説，而是感到有義務去説，直言者是把説真相視為應盡的義務。

表面上説，福柯在這裏討論的不過是哲學史的某個概念。其實，福柯是在自我拷問。正如中國古代知識分子要求自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一樣。對福柯來説，哲學家必須是直言者，他有義務對公共事務和真相勇敢地表達自己的觀點，無論是否有危險。説真話是有條件的，有説真話的資格和能力，否則不過是閒言碎語、裝腔作勢或譁眾取寵。凡是不符合上面五個方面的自由言説在福柯看來是有害的，它不僅會敗壞私人的良心，而且會危害到公共的政治秩序。直言本質上是“向權力説真話”，直言者需要智慧和德性、勇氣和義務感。同時，聽眾要從眾多説話者中識別和認出説真話者，並且願意相信他説的真話。前者是對説話者的要求，後者則涉及一個社會是否存在着真相生產和傳播的體制。在政治學意義上，社會共識並非是對真相本身內容的共識，而是對説真相者和真相表達方式的共識。

福柯關於直言的討論當然不可能照搬到今天。今天不再是哲人時代，而是大眾時代，真相的揭示和傳播主要依賴於公共傳媒、公共知識分子以及投身於正義的社會活動家。當前出現的後真相現象突出表現為大眾對精英或主流媒體的不信任，而這種不信任是社會進入後共識時代的結果。今天人們關心後真相問題並非是要告別真相，而是重建真相政治的基礎。如果這種重建是可能的話，真相必須能夠被揭露，而且真相能夠塑造公共意識。今天西方在這兩方面都出了問題。我們知道，人們所説的真相幾乎不是親身經歷的，相反，它們幾乎都是通過媒體獲知的。真相是否能被發現，或被認真對待，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報道真相的體制、機構、人員是否被信任，但今天恰恰是在這裏出了問題。我們還想強調，對真相體制的信任也不是最終的東西，它是人們對社會秩序的信任的累積效應。從此次英國脱歐和美國總統競選中出現的後真相現象可以看出，其最終根源是人們對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態度已經兩極化了。因此當華爾街的經濟精英、硅谷的技術精英和大學的知識精英還在想用真相影響選民時，選民的反應是：為什麼要相信！

在某種意義上，後真相現象是西方社會共識解體後形成的犬儒主義心態普遍流行的反映。按照斯洛特戴克的定義，犬儒主義是一種啓蒙了的虛假意識，自我反思被當作自己保護的工具，對事實的肯定與否定不是根據最好的證據，而是根據個人的好惡。因此，在根本意義上，真相問題本質上是政治問題，而政治問題本質上是社會問題。沒有社會共識就沒有經驗事實的真相。只有一個社會秩序能夠產生出可接受的普遍後果，滿足人們的公平感，產生出必要的社會共識，後真相現象才能得以克服。這一結論既適用西方，也適用於中國當下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