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拾荒產業：1980年代，3年賺到百萬身家，如今走向謝幕_風聞

◆在社會發展的遞進裏，拾荒產業功不可沒。

正解局出品

已見松柏摧為薪，更聞桑田變成海，沉思往事立殘陽，當時只道是尋常。

上海之後，北京、天津、南京、長沙等等，越來越多城市開始施行垃圾分類。

在垃圾分類這個事物登台後，遊走於城市的“拾荒大軍”卻開始逐漸退出歷史舞台。

拾荒產業日漸式微，更折射出我們時代的變遷。

01

拾荒產業的黃金時代：3年賺到百萬身家

上世紀80年代，市場經濟勃興，廢舊物資市場交易興起。

拾荒羣體也開始自發形成。

這部分人多來自偏遠、貧瘠的村落，終日穿梭尋覓於垃圾桶、垃圾樓、工廠的垃圾車間，一心仰賴城市裏的垃圾發家。

無數人的命運，由此發生翻天覆地之變。

1985年，15歲的河南固始輟學少年喬保鋒北上拾荒，旁人避之不及的一座座垃圾山，卻是喬保鋒求之不得的聚寶盆。

第一個月，喬保鋒就撿出了2000元的收入。

有一次，他找到昌平的一家水泥廠，將所有積壓的牛皮紙袋全部包下，又以高出幾倍的價格，轉賣給山東的爆竹廠，成功提現人生第一桶金。

憑藉原始積累，喬保鋒買了一輛二手貨車，業務延伸至周邊廠礦的所有廢品，漸成壟斷之勢。

短短3年後，18歲的喬保鋒就擁有了百萬家產，成了昌平一帶赫赫有名的“破爛王”。

此後，生意如日中天，用來存放廢品的場地從幾分地擴張到十幾畝，手下最多時有上百人。

典型的拾荒場景

經歷着同樣財富故事的，還有杜茂洲。

1987年，不堪生活之困的四川巴中小學代課老師杜茂洲，敲開了北京環衞部門的大門，“想進垃圾場撿垃圾”。

一切比想象中順利。

在管理部門看來，垃圾場的管理工作既繁瑣又費錢，有人自願請纓撿垃圾，負擔就會減輕，這是雙贏。

杜茂洲並非孤身闖京，而是有備而來。

一夜之間，跟着杜茂洲“賭一把”的家鄉兄弟們，迅速在1000多畝的垃圾場圍牆邊上搭起窩棚，安營紮寨。

雖是辛苦錢，但好在收益可觀，巴中拾荒大軍每人年均收入超過萬元，搖身一變為高收入階層。

當時的人們對於再生利用並無多少概念，垃圾堆裏常能見到大塊廢棄的鐵銅。

1990年代，恰逢中國工業化加速時期，福建安溪縣的小夥林秀成動了心思，他不分晝夜地蹲守在各大鋼鐵企業門口，只要哪家有廢材運出，就趕着上前收下。

外行眼裏不值一文的廢物，都成了他日後撬動財富的有力槓桿。

利用垃圾生意運轉起來的資本，林秀成開始尋求新的突破。

機緣巧合下，林秀成獲得了三明鋼鐵廠的支持，合資成立三安集團，繼而走上商業帝國之路。

如今，三安集團已經是一家多元化企業集團。

在2020年胡潤全球富豪榜中，林秀成以360億元人民幣身家名列其中。

在城鄉發展不平衡的大背景下，這些口口相傳的造富事蹟，不斷刺激着蠢蠢欲動的後輩們，拾荒大軍以突飛猛進之速不斷壯大。

據美國學者Martin Medina曾有一個調查數據，中國擁有全球最多的拾荒者人數，約為600萬。

或為謀生，或為出頭，或為夢想，前赴後繼的外來者們拖家帶口地進駐垃圾場，憧憬自己成為下一個傳奇。

02

拾荒也是江湖，也有門有派

和拾荒隊伍一起膨脹起來的，還有行業內的惡性競爭。

來自全國各地的拾荒者們抱團為王，形成不同的“幫派”，彼此利益衝突不斷，由年輕力壯者組成“飛虎隊”，打架、械鬥時常上演。

僅北京的拾荒大軍，就分為13個幫派，聚集在北京四環外的82個“營盤”，每個營盤2000多户人。

最大的為“川幫”，僅來自巴中一個市的就有4萬人，其次是擁有1.7萬人的“河南幫”，主要來自固始。

各幫派區域劃分森嚴，潛規則眾多。

新人必須按月上供，一旦出現逾矩行為，將以叛徒身份遭到驅逐，終生不得再踏入拾荒行業。

即便如此，矛盾仍在不斷激化。

到1997年，北京七成以上的刑事案件都是拾荒者犯下的，撿不着就偷，偷不着就搶，井蓋兒、護欄、變壓器、電纜，都成了“回收對象”。

北京的境況並非個例。1998年初，山東發生多起搶奪垃圾場，羣毆致死的案件。

昌平“破爛王”喬保鋒，則成了嚴打下的典型反面教材。

1999年，喬保鋒出資承包白浮鑄造廠，由於不懂技術，井蓋的箅子、自行車、下水管道都被“拿去”作了無辜的試驗品。

急於求成的喬保鋒更是直接將一顆廢棄炸彈扔到了鍊鋼爐裏，造成了爆炸事故。

被舉報後，氣急敗壞的喬保鋒又帶領手下鋌而走險，多次故意損壞電錶“偷電”。

數罪併罰，喬保鋒最終被判處有期徒刑19年。

財產如泡沫般灰飛煙滅。

喬保鋒被判處有期徒刑19年

四川幫“把頭”杜茂洲在2001年創辦了廢品回收公司，統領起北京崇文、通州、平谷、昌平、密雲5個區的垃圾埋場的廢品資源。

作為正面案例，杜茂洲被邀請到了中央電視台，聚光燈下，他激動難掩，一度哽咽：

“北京遍地是寶，只要你肯彎腰。”

2000—2010年，堪稱拾荒行業的“黃金十年”，只要敢吃苦，不怕髒，月入過萬並不是難事。

令拾荒大軍們始料未及的是，潛移默化間，一場行業地震正在逼近。

03

“這個行業已經垮了”

伴隨着經濟增長放緩、產業結構轉型，廢品回收價格開始呈現斷崖式下跌。

2015年，我國十大品種再生資源回收總值為5149.4億元，受主要品種價格持續走低影響，同比下降20.1%。其中，廢鋼鐵價格大幅下降，降幅高達36.4%，歷史罕見。

這種情況下，僅靠撿破爛，已無法維持“温飽”。

由於庫存積壓嚴重，不少人因此破產，不僅前半生積蓄化為烏有，後半生還將揹負鉅額債務。

禍不單行，城市規劃進程的加快推進，使得環境整治癒加嚴格。

2016年夏天，北京有81個廢品交易集散地被廢止，浙江、廣州、河南、江蘇、河北等地紛紛響應，也開始推進。

曾經的北京“東小口”

“一搬三年窮，搬兩回離倒閉也不遠了。”寓居地拆了搬、搬了拆，拾荒者們只能往城市更邊緣的地塊走，尋覓下一個據點。

但這種代價無疑太過高昂，租金沒法退，場地投入打水漂，還會丟失大量訂單，倒下、重啓的惡性循環下，利潤越來越薄，生意越來越難做。

傳統經營模式難以為繼，轉行成為拾荒者們沒有選擇的選擇。

當年風光無限的杜茂洲，也面臨工廠被取締的尷尬境地。在打點好工人工資和補償後，杜茂洲離開了北京，選擇退休。

比起杜茂洲還算“功成身退”的結局，大部分人並沒有那麼幸運。

作為一代拾荒者，二十多年摸爬滾打，徐江（化名）從四處拾渣滓的青澀少年，變成了精幹的“座攤”老闆。

行業的沉沒，如同懸在頭頂的鈍刀，萬般無奈的徐江通過地下通道借了高利貸：“撤出這一行，就得轉讓全部家當，加起來好幾十萬，以後想要拿回來，也沒有能力了，要是不撤，錢的漏洞越來越大，不想給家人惹麻煩。”

順着老鄉們的指點，趙瑾元（化名）和妻子在2012年來到北京打拼，成為垃圾分揀流水工，日子剛剛稍有起色，便撞上了“垃圾分類”的槍口，趙元和妻子只得重新返回家鄉。

“這個行業已經垮了，但我想不出還能做什麼。”有拾荒羣人説。

04

結語

長久以來，拾荒者揹負着“低素質外來務工者”與“拾破爛”的雙重污名。但事實上，拾荒者們為循環經濟作出了巨大貢獻。

他們用自己的力量，回收了中國60-80%的電子廢棄物，回收了90%以上的家庭廢品，向電子廢棄物拆解回收企業提供90%的原材料，每年節省大量垃圾處理開支。

如今，他們正在悄悄退出我們的時代，但在社會發展的遞進裏，拾荒產業功不可沒。

江湖雖已經改寫，我們與垃圾的鬥爭，卻還將繼續。

參考資料：

人民網 《京城“破爛王”被判19年》

極晝工作室 《拾荒者在北京》

央視網 《講述-廢品村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