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雲覆雨50年: 左右美國對華技術政策的邏輯究竟是什麼？ | 文化縱橫_風聞

《文化縱橫》2020年8月新刊上市

《文化縱橫》微信：whzh_21bcr

投稿郵箱：[email protected]

✪ 黃琪軒 | 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

**【導讀】**2020年美國大選將近，特朗普政府對中國高科技企業的限制和打壓仍步步加強。這種對華技術政策取向，究竟是大選前為吸引選票的權宜操作，還是美國精英達成共識的長期策略？

本文認為，作為世界政治領導國，美國的對外技術政策很大程度上源於應對大國戰略競爭的需要。當美國面臨直接、迫切的大國戰略競爭壓力時，往往會通過放寬技術進口和出口限制來爭取合作者、應對競爭者，即“利用強者打敗更強者”。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對華技術政策經歷了從逐步放鬆再到加強限制的過程。蘇聯的安全競爭壓力迫使美國在加強對蘇技術出口限制的同時，放寬對華技術出口限制；日本的經濟競爭壓力促使美國在加強對日技術進口限制的同時，放寬對華技術進口限制。而當蘇聯和日本對美國的競爭壓力逐漸褪去時，美國對華技術政策再度迎來重大調整，這也是近年來美國發起對華經貿戰和科技戰，打壓中國高新技術產業，全面收緊對華高技術進出口限制的重要原因。今後相當長的時間內，來自美國的技術競爭將是中國技術進步難以繞過的障礙。作者認為，保障關鍵技術自主可控、發揮超大市場容量優勢、尋找技術市場替代選擇、佈局全球科創戰略協同，是中國抵禦國際經濟波動、防範大國競爭干擾、保障核心技術安全，進而引領未來技術革命的重要戰略選擇。

**本文原載《外交評論》2020年第3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位參考。

大國戰略競爭

與美國對華技術政策變遷

▍大國競爭如何影響領導國對外技術政策

技術具有二重性，技術進步既可以服務於國家經濟發展，也可以鞏固國家安全地位。因此，對外技術政策成為大國競爭的重要內容。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對華技術政策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是第一階段。在這一時期，美國逐步放寬了對華技術進出口限制，因此，該時期是“雙放鬆”時期。20世紀90年代，美國對華技術政策進入第二階段，在這一時期，美國對華技術政策出現短暫、小幅波動。儘管如此，美國大體延續了此前的“雙放鬆”政策，對華技術進出口限制並沒有隨着冷戰結束而收緊。到了21世紀，美國對華技術政策進入第三階段。尤其是唐納德·特朗普當選總統以後，美國對華技術政策出現大幅調整。此時，美國政府不僅加強了對華技術出口限制，還加強了對華技術進口限制，呈現“雙收緊”趨勢。如表-1所示，在不同歷史時段，美國對華技術進口與出口限制呈現較大差異，從“雙放鬆”逐步走向“雙收緊”。那麼，為何美國對華技術政策會呈現出這一變遷?

權力轉移理論關注世界政治的領導國常常遭遇崛起國家構成的戰略競爭壓力，但是，該理論聚焦於世界政治中的領導國與挑戰國。事實上，當新興大國迅速崛起對領導國構成戰略競爭壓力時，參與大國競爭的往往不限於兩個大國，常常有多個國家直接或間接、主動或被動地置身其中。為了維護自身的領導地位，領導國常常需要爭取合作伙伴來共同應付直接、迫切的戰略競爭壓力。國內有研究者稱當前美國的戰略調整為“規鎖”，即鎖定中國的增長空間和技術水平，把中國的發展控制在無力挑戰美國主導權的範圍內。 而要成功實現“規鎖”，領導國往往需要與其他大國協調合作。

要理解領導國在面臨戰略競爭壓力時的對外技術政策調整，可以從三個方面來審視：

（一）領導國重點爭取的戰略伙伴是大國。對大部分現實主義政治經濟學者而言，世界政治的領導國往往對與其他大國展開技術合作持警惕態度。這是因為，如果合作伙伴是大國隊伍中的一員，伴隨其技術實力增長，以往的夥伴就很可能對其構成安全競爭與經濟競爭壓力，因此在通常情況下理性的大國應加強對其他大國的技術限制。

換句話説，**掌握技術優勢的大國應更願意和實力較弱的中小國家展開合作。**喬納森·塔克對歐洲的研究發現，當兩國的實力差距較大、兩國的競爭關係較弱時，雙方均有較強的意願進行技術合作。而當兩國的實力差距逐漸縮小，雙方競爭關係增強時，兩國的合作意願就降低了。鑑於大國之間更容易構成安全競爭與經濟競爭，掌握技術優勢的大國往往傾向於防止技術流向競爭者。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現代國際結構並不同於微觀經濟學中的完全競爭結構，而類似於寡頭結構，各個寡頭是價格制定者，而不僅僅是價格接受者。因而，在大國戰略競爭加劇時，獲得其他寡頭(大國)的支持就變得非常重要。一個強大的合作伙伴有助於領導國應對戰略競爭壓力，維繫自身霸權。此時，領導國傾向於選擇大國隊伍中的一員來共同應對戰略競爭壓力，即“聯合強者來打敗更強者”。

(《文化縱橫》8月新刊)

（二）領導國調整技術政策的目標主要指向當期國家利益。當期國家利益與未來國家利益之間會存在差異。大量實驗經濟學關注“理性人”的“現時偏好”(present bias)，即為滿足當期利益，個人往往做出損害長期利益的選擇。不僅個體如此，“理性”的國家也會因為競爭壓力而存在現時偏好。當經濟競爭壓力足夠強的時候，領導國在世界政治中的主導權會受到挑戰，此時，領導國更重視當期利益而忽略長遠利益與聲譽，用“短視”的政策調整如貨幣貶值等手段來削弱競爭對手。在面對直接、迫切的大國戰略競爭壓力時，維繫自身霸權的需要會促使領導國向其他大國轉讓技術，以爭取合作者、對抗競爭者。這是為當期國家利益服務，卻無意中促成技術向現在的合作者、也是未來的競爭者轉移。通過“聯合未來的競爭者以應對當前的競爭者”，其促成了“未來的競爭者”的成長，進而影響未來的國家利益。

（三）領導國調整技術政策的背景是面臨直接、迫切的戰略競爭壓力。已有研究向我們展示，外部壓力往往有助於內部團結。當一個羣體面臨戰爭、自然災害等壓力時，即便是“自利”的個體也願意合作以應對壓力。外部壓力越大，羣體內的合作意願也就越強。外部壓力與威脅感知促成精英內部形成強大的凝聚力，塑造了日本、韓國等“發展型政府”。外部壓力不僅會促成羣體內的團結，還會加強羣體間與國家間的團結。塞巴斯蒂安·羅薩託的研究表明，歐共體的起源是出於應對安全壓力的需要。在冷戰高峯期，法國和聯邦德國需要制衡蘇聯帶來的威脅。兩個歐洲大國基於安全壓力，通過合作推動了歐共體的形成。約瑟夫·帕蘭特的研究則顯示，在面臨嚴峻外部壓力的情況下，獨立的國家之間會讓渡自主權，結成聯邦。米爾斯海默指出，大國有時願意幫助重要盟友獲得經濟優勢，因為它可以通過這樣做來威懾或者打擊一個更強大的競爭對手。換言之，為了維護世界領導權，世界政治中的領導國需要尋找合作伙伴來應對緊迫的、直接的壓力與威脅。在此背景下，我們才能理解為何領導國要找尋其他大國合作，為何領導國同意向未來的競爭者轉讓技術。領導國需要爭取合作者來應對戰略競爭壓力，這既包括安全競爭，也包括經濟競爭。

當領導國面臨競爭者的安全競爭時，它往往會加強技術出口限制。一個新興大國的技術進步會改變戰爭中的攻守平衡，技術進步也會擴展新興大國的權力投射。儘管有研究者指出，當前技術日益複雜，新興大國靠模仿更難以實現技術趕超，但是，歷史上大國成功的技術趕超往往大都是從“模仿”到創新。因此，當領導國面臨競爭者對其構成的安全競爭壓力時，其常見做法是加強對競爭者的技術出口限制，避免其通過模仿提升技術水平，不僅要防止先進的軍事技術，還要防止先進的民用技術流向競爭對手。因為，財富和權力二者相互支撐。技術進步帶來的財富增長在安全上具有外部性，可以支撐國家權力。即便是競爭對手在民用技術領域取得優勢地位，也會幫助其將更多的經濟資源釋放到軍事領域。因此，面臨外部軍事壓力時，加強對競爭者的技術出口限制往往是世界政治領導國的理性選擇。

當領導國面臨競爭者的經濟競爭時，除了技術出口限制，還會相應加強技術進口限制。一個國家要取得技術優勢，往往離不開龐大的市場體量。技術產品實現規模經濟、降低生產成本有賴於龐大的市場。如果領導國允許競爭者的高技術產品進入自身市場，技術貿易不僅給競爭者帶來專業化的好處，還使競爭者得以通過技術貿易實現規模經濟。憑藉自身經濟體量的優勢，領導國通過實施技術進口限制，限制競爭對手的高技術產品進入本國市場。此舉不僅緩解了領導國高技術產業承受的國際壓力，還限制了競爭對手通過出口獲得資金、積累經驗、積累製造能力、實現規模經濟。

一般而言，領導國往往會雙管齊下，同時採用技術出口限制與技術進口限制，但是，面臨不同類型的戰略競爭壓力，領導國對外技術政策的重點會有所不同。在面臨軍事競爭時，它更多倚重技術出口限制。而在面臨經濟競爭時，則更多選擇技術進口限制。在限制競爭者的同時，它往往會加大對合作伙伴的技術支持，以增強盟友實力，鞏固夥伴關係，共同應對競爭者挑戰。因此，在強化對競爭者的技術進出口限制的同時，領導國會相應放鬆對合作伙伴的技術進出口限制。也就是説，領導國對競爭者與合作者的技術政策調整往往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對競爭者收緊與對合作者放鬆往往是同時進行的。

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對華技術政策的調整和上述邏輯是吻合的。如表-2所示，從70年代開始，美國面臨蘇聯迫切的安全競爭壓力。此時，美國在加強對蘇聯技術出口控制的同時，積極尋找合作伙伴來緩解安全競爭壓力。美國政府相應放鬆了對華技術進出口限制。到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隨着日本的技術發展和產業成長，美國日益感受到來自日本的經濟競爭壓力。在逐步封閉對日市場、強化對日技術進口限制的同時，美國也加強了對其他合作伙伴的技術合作。尤其是在蘇聯解體以後，儘管對華技術政策有短期波動，但美國政府總體延續了20世紀80年代對華“雙放鬆”的技術政策。在這兩個時期，美國加強對華技術合作，一個重要的起源就是應對蘇聯安全競爭壓力以及日本經濟競爭壓力。隨着蘇聯與日本帶來的戰略競爭壓力消失，美國政府對華技術政策再度面臨轉變。

 ▍對蘇安全競爭與中美技術合作

20世紀60年代末，隨着蘇聯在第三世界勢力的擴張，美國又陷入越南戰爭泥潭，來自蘇聯的安全競爭日益變得直接、迫切。為了有效遏制蘇聯，美國開始向中國靠攏。及至70年代初，對於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及其對外政策操盤手亨利·基辛格而言，有效遏制蘇聯成為擺在眼前的迫切任務。除了希望在中國的幫助下結束越南戰爭，尼克松和基辛格還希望把中國作為對抗蘇聯的槓桿。其時，美國對蘇聯實施技術出口與進口限制是同時進行的，實施技術出口限制則是美國對蘇技術政策的重點。然而，美國對外技術政策是互補的兩面。加強對蘇聯的技術出口限制以遏制競爭者，意味着放鬆對中國的技術出口限制以贏得合作者。

​

美國通過巴黎統籌委員會進一步強化了對蘇聯的技術出口限制。巴黎統籌委員會是由美國發起並由西方主要大國協同運作的國際組織，主要負責實施對蘇東集團的戰略物資及技術禁運。對蘇技術出口限制被美國決策層視為損害蘇聯經濟的武器。被禁運物資有一系列清單，不僅包括軍事設備及技術，還涉及能間接促進蘇聯軍事潛力的一系列商品與技術。通過對蘇實施技術出口限制，削弱蘇聯國家實力，維護美國在世界政治中的領導權。在這一禁運組織沒有重大變遷的情況下，以制度為中心的視角難以解釋隨後巴黎統籌委員會對中蘇兩國實施完全相反的禁運政策，即跟隨美國需要調整技術限制政策。

邁克·馬斯坦杜諾指出，到20世紀80年代，美國對蘇聯的技術出口限制比70年代時更為嚴厲，包括電子技術、計算機、微電子以及軟件等技術領域，美國政府強調其技術要保持領先蘇聯最前沿技術一代到兩代。同時，為了贏得中國，美國逐步放鬆了對華技術出口限制。

在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前夕，美國政府宣佈放寬對華技術出口限制。對華出口清單上新增商品包括機車、建築設備、內燃機和輾軋機等。海外運營的美國公司在對華出口戰略物資時，只要得到所在國的許可證即可，無需再向美國政府申請特別許可證，對華出口外國技術也無需得到美國財政部許可。1973年，基辛格向周恩來表示，如果蘇聯對中國發起攻擊，美國政府可以為中國提供一系列幫助，如供應技術設備。在一定偽裝下，幫助改進北京及其導彈基地的通訊技術。此外，美國還可以向中國提供部分雷達設備。當時，中國需要購買羅爾斯—羅伊斯飛機引擎等技術產品，但是美國國內法卻禁止出售此類技術，為解決這一難題，美國政府安排其盟友英國出售此類技術產品給中國。伴隨中美關係解凍，中美貿易迅速增長。1970年，中美貿易額只有500萬美元，到了1973年，增加到8.8億美元，在兩年時間裏，美國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從尼克松訪華到中美正式建交，尤其是在1973年到1976年間，兩國關係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也經歷了停滯與波折。其中一項阻礙源於美國國內利益集團和中國台灣有着更緊密的經濟聯繫。因此，把重點放在美國的經濟利益與國內利益集團，難以解釋美國對華技術政策的重大調整，但是，共同應對蘇聯安全競爭這一重大的戰略利益，讓中美關係在停滯之後向前邁出重要一步。

1978年，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訪問中國，他迫切希望團結中國以應對蘇聯壓力。布熱津斯基向中國領導人指出，我們時代的特徵是蘇聯崛起為全球大國。蘇聯人在歐洲取得了政治優勢，使中東問題激化，在南亞製造動亂，向印度洋進行滲透，幷包圍了中國。布熱津斯基問中方需要什麼武器裝備，中方隨即提供了一份清單。布熱津斯基做出了回應，雖然美國現在還不能向中國出口一些武器，但美國會將清單提供給歐洲盟友，且不反對歐洲盟友出售上述武器。隨行的美國國防部以及國家安全委員會官員還向中方提供了中蘇邊界的蘇軍佈防情報及軍事設施照片。1978年，鄧小平多次通過布熱津斯基敦促美國放鬆對華技術出口限制。鄧小平提到中國期望進口三項高技術產品，美國的超級計算機、裝有美國配件的日本高速計算機和掃描設備。同年7月，卡特總統的科學顧問弗蘭克·普萊斯率美國科學代表團訪問中國，隨行成員大都是美國科技界的領軍人物，中美科學交流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代表團也轉達了美國將多種受到限制的技術轉讓給中國的意願，包括陸空紅外線掃描設備。

迫於蘇聯競爭壓力，美國逐步放鬆了對華技術出口限制，這一轉變開始影響中國對外經濟政策。在“文革”結束後，中國開始了一場“洋躍進”。中國領導人希望通過大規模購買西方技術，提升中國技術水平。在1978年五屆人大第一次會議上，中國領導人還提出十年發展規劃，包括建設百餘個大型工業項目。此時，中國已簽署的對外合同金額高達70億美元，預計總金額高達約400億美元。從西方大規模引進技術的嘗試，帶來了建國以來最嚴重的財政赤字，1977年中國的財政赤字為12億美元，而到1979年則高達45億美元。

中美建交進一步推動美國放鬆對華技術出口限制。在1979年鄧小平訪美期間，卡特總統指出，從東南亞到印度洋再到非洲許多地區的形勢不穩，蘇聯軍事力量在迅速增長，這些都是國際形勢中的不利因素。因而，需要加強中美合作，在一些麻煩地區協調行動。在此背景下，鄧小平強調中國有很多商品可供出口，用來交換美國技術。他要的不是1970年的技術，而是最先進、最尖端的技術。鄧小平和卡特簽訂了中美科技合作協定，兩國在能源、空間、工程等領域展開合作。為此，兩國成立了科技合作聯合委員會，每年輪流舉辦會議，中美技術合作開始制度化。值得關注的是，1979年7月，中美簽署協議，給予對方貿易最惠國待遇，這是卡特任內重要的對華政策調整，意味着美國更大規模地對華開放市場。按照政治精英的理念，很難預測美國對華技術政策的重大調整。卡特總統在任內積極推動“人權外交”，但是隨着中國這一合作伙伴的戰略價值日益提升，他在處理對華關係時更關照中方需要，擱置這一具有爭議的外交理念。

在中美技術合作的過程中，1979年之所以重要不僅是因為中美建交，更因為蘇聯在這一年入侵阿富汗，蘇聯的擴張主義給美國帶來更顯著的安全競爭壓力。美國更大規模放鬆了對華技術出口限制，其中不少涉及國防技術。蘇聯對美國構成的安全競爭越緊迫，美國對華技術出口限制就越放鬆。1980年1月，美國國防部長哈羅德·布朗訪華，這是新中國成立以後美國防長首次到訪。此前卡特總統曾指示，中美的技術合作不涉及軍事領域。由於蘇聯入侵阿富汗，在布朗出訪前最後一刻，中美合作被定調為更全面的戰略合作。在離開北京前，布朗向中方透露，卡特總統準備批准對華出售非致命軍事設備。美國國務院解禁了近30種技術設備，包括防空雷達、無線電通訊設備、對流層通訊設備、運輸直升飛機、卡車、電磁干擾設備等。此時美國更急切地希望加固中美合作以應對蘇聯壓力，放鬆對華技術出口限制是實現其戰略意圖的重要手段。

1980年4月，美國商務部將對華出口控制從“Y類”(對華沙條約集團)放寬到“P類”，這是為中國專門設置的一個類別，並無實質意義。但美國政府通過這一政策調整傳遞了一個明確信號，即在技術出口限制這一問題上，美國將中蘇區別對待。7月，美國商務部又一次放寬了對華技術出口限制。9月，美國國防部高級代表團訪華，與中方共同探討中國吸收美國先進軍事技術的可能性，這時已有400項非殺傷性軍事高技術獲准向中國出口。

在羅納德·里根執政時期，美蘇競爭趨於熾熱，中美軍事合作達到高點，中美技術合作也隨之達到高點。在加強與傳統盟友關係的同時，里根積極爭取中國，以實施強硬的對蘇政策。在里根眼中，蘇聯是一個“邪惡的帝國”，是美國“正與之交戰的敵人”，對抗蘇聯成為里根政府對外政策的中心內容， 與中國合作的戰略價值顯著提升。1981年，依據美國國防部的評估，中國在中蒙蘇3000英里的邊境部署了47個師，蘇聯每年需為此花費25%的國防預算即400億美元予以應對。因此，美國需要維持、在可能的時候提升中國對抗蘇聯的軍事價值， 放鬆對華技術出口限制遂成為爭取中國的重要政策工具。1981年6月，里根就向中國轉讓技術做出指示，為支持一個安全、友好、現代化的中國，美國將向中國轉讓設備和技術，其技術水平兩倍於在入侵阿富汗之前蘇聯能從美國獲得的技術水平。當然，該政策執行比較困難，因為美國政府部門發現，在對蘇聯幾乎沒有任何技術出口的情況下，“兩倍水平”是沒有實質意義的。

1983年，美國政府決定進一步放寬對華出口控制。5月，里根決定在技術出口清單中將中國列入與包括西歐諸國、日本、澳大利亞等一些友好國家相同的“V類”。國家安全委員會下設執行小組，負責對華技術出口。在新的指導方針下，對華技術出口分為綠區、黃區和紅區，當時中國所需技術有75%屬於綠區，包括計算機、微電路、電子設備、半導體生產技術等。對華出口綠區的技術，在美國商務部辦理例行批准手續，就可以迅速審議通過。不過，美國政府仍對中國有所防範，在“V類”名單裏，中國是唯一受到更多限制的國家。美國政府希望在放鬆對華技術出口限制的同時，又不危及美國及其盟友的安全。美國既需要團結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來共同對付蘇聯，同時，仍擔心擁有強大軍事力量和工業基礎的中國的發展會構成未來的競爭。

1984年，中國國防部長張愛萍訪問美國，與美國國防部長卡斯帕·温伯格簽署了兩國軍事技術合作協議，這是新中國建立以來兩國簽署的第一項軍事技術合作協議，中國可以用現金購買部分美國國防技術。協議中提到的主要合作項目有:生產反坦克導彈以對付中蘇邊境的蘇軍坦克，生產大口徑炮彈，改造中國殲-8戰鬥機的電子系統。雙方還簽署了和平利用空間技術協議，這為後來中國發射“亞洲一號”通信衞星起到了啓動和保障作用。

因此，20世紀80年代上半期，美國極大放寬了對華技術出口限制。在美國提交給巴黎統籌委員會的出口許可申請中，對華出口從1982年的54%上升到1985年的95%，其中不乏對華國防技術產品出口。1982年，對華國防高技術產品出口獲得5億美元的銷售許可，到了1985年，又上升到50億美元。雙方技術合作乃至延伸到支持中國改進殲-8戰鬥機，使用中國火箭發射美國衞星。美國的格拉曼公司主要承擔改進中國殲-8戰鬥機這一項目，美方向中方提供的技術包括機載雷達、導航設備、電腦系統等。

可見，美國既需要爭取中國來應對蘇聯的安全競爭，又擔心強大的中國可能帶來安全挑戰，二者權衡的結果是應對蘇聯安全競爭的需要佔據上風。迫於蘇聯戰略競爭壓力，美國通過放寬對華技術限制來贏得中國的合作，即“聯合未來的競爭者以應對當前的競爭者”，這項政策從尼克松開始，經過卡特，在里根執政時期達到頂峯。

 ▍對********************************************日經濟競爭與中美技術合作

戰後日本的經濟成長對美國構成了巨大的經濟競爭壓力，20世紀80年代初，這一壓力更是與日俱增。有學者揭示，從貿易赤字、出口佔世界市場的份額、生產率、利潤率、工資水平、高技術產品佔世界市場的份額等多項指標來看，美國的高技術產業遭到來自日本的嚴重挑戰。此時日本對美國經濟安全的衝擊是寬領域、大範圍的，挑戰也是直接的、迫切的。從1975年開始，在短短的十八個月間，日本彩色電視接收器在美國市場的佔有率從15%迅速上升到40%。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機後，日本汽車在美國的銷量迅速飆升。1980年，日本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汽車生產國。 在80年代早期，日本生產的小型車每輛售價比美國車要低1500美元到2000美元，即便在日元升值後，每輛車價格仍比美國車低幾百美元。80年代，美國微電子產品佔世界市場的份額下跌到40%。而在集成電路這樣的高技術領域，日本佔據的全球市場份額上升到75%。美國技術領先地位的喪失還導致國內製造業衰退、失業率增加等一系列問題，1985年是美國集成電路發展史上最黑暗的一年，英特爾裁員創下新高，且虧損額超過了公司賬面資產價值。

讓美國政府與企業界更為擔憂的是，美國還依賴日本的技術供應。日本生產商幾乎壟斷了消費電子產品和一系列組件技術的供應，包括顯示器、精密機械零件和半導體存儲器等。20世紀70年代末，美國生產的民用電子產品幾乎完全依賴日本提供零部件，從調諧器、顯像管、錄音磁頭，再到電器類的微型電動機。如此一來，美國企業的技術進步嚴重受制於日本，為擺脱對日本的依賴，美國需要一個替代性的供應基礎。

對日戰略競爭的需要迫使美國調整對外技術政策。首先，美國政府通過實施高技術進口限制，為日本產品進入美國市場設置障礙。對日設置技術進口限制，旨在防止日本高技術企業獲得資金、經驗和技術能力。通過美日談判，美國政府讓日本“自願”接受高技術產品對美出口限制，包括1977年日本彩電等技術產品的自願出口限制，1981年到1993年日本汽車自願出口限制等。與此同時，美國還實施了一項重要的政策調整，邁克爾·布里稱之為“通過亞洲來打敗日本”(exploiting Asia to beat Japan)。美國在亞洲建立了一個替代日本的生產網絡，將技術轉移到亞洲其他國家，用新的供應基地替代日本的技術產品，也即美國重新佈局跨國生產網絡，而中國則成長為美國亞洲生產網絡最重要的夥伴之一。

首先，依託亞洲佈局全球分工。此前，美國大部分高技術產業的價值鏈分佈在國內，國內的生產商構成一個全產業鏈。為應對日本的經濟競爭壓力，美國放棄了傳統的“全產業鏈”，將包括“中國經濟圈”在內的亞洲夥伴納入全球價值鏈，依託亞洲重組國際分工，大量美國高技術企業參與其中，包括微軟、英特爾、思科、甲骨文、網景、戴爾、高通等。在這個新的國際分工下，印度班加羅爾的軟件設計、新加坡的工藝工程、馬來西亞的組件組裝、中國沿海的印刷電路板組裝、韓國的半導體存儲器、中國台灣的數字設計和最終組裝，都被融入美國主導下的全球價值鏈。“中國經濟圈”在此跨國生產網絡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中國香港為這條價值鏈提供金融服務，中國台灣貢獻數字產品和工藝設計，東南亞專注於生產專業化的零部件，中國大陸則提供高技能且廉價的勞動力，同時還提供了廣闊的市場。概言之，美國依託亞洲建立了一個跨國生產網絡，重新佈局全球分工以應對日本的經濟競爭。

(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美日之間的經濟競爭重新浮現在中國人的視野中)

其次，依託亞洲轉移製造能力。以前美國公司需要依靠自身的製造能力，現在它們可以將製造部門外包給亞洲國家和地區。此前，如果一家公司要製造芯片，就需要鉅額投資，建立大規模的製造工廠，而今，美國將這些製造業外包，從亞洲購買這些技術產品。如此一來，美國高技術企業就可以輕裝上陣，不用再為建立固定生產線承擔融資、管理等高額成本。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大型電子企業如蘋果、IBM、惠普等紛紛放棄製造業務。同時，美國也將相應技術轉移到亞洲。在這一時期，美國的外包是雙贏的戰略，美國公司顯著降低了成本，同時也給亞洲國家包括中國帶來了重要的發展機遇。為了應對日本直接、迫切的經濟競爭壓力，美國向潛在競爭者轉讓技術和製造業，這讓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獲得了積累技術能力、升級製造能力的機會。

再次，依靠國內專注於高端技術研發。由於美國將製造能力轉移到海外，美國的公司變得更靈活了，企業得以重新配置生產要素，保持創新能力。尤其在電子及信息通訊技術領域，美國的個人電腦、移動電話等公司將競爭優勢集中在越來越複雜、越來越昂貴的研發上。有研究發現，從1985年到20世紀90年代早期，美國公司更集中地將資源用於開發新產品、創設新品牌、制定新標準，換句話，有亞洲承接製造能力，美國便可以更有效地將國內技術向高端轉移。

在這一時期，美國“依託亞洲的生產網絡”(Asian based production networks)有效地應對了來自日本的經濟競爭。有三個方面尤其值得關注。第一，美國企業降低了對日本技術產品的依賴。由於亞洲國家和地區開始生產相關技術產品，這些國家逐步替代了日本生產商對零部件供應的壟斷。第二，美國企業降低了成本。由於亞洲國家的勞動力價格更低，製造成本更低，採購其中間技術產品降低了美國企業的生產成本。第三，製造了日本的競爭對手。美國的做法促使一些亞洲國家在存儲芯片、消費電子產品和顯示器等技術領域迅速崛起，構成了對日本的直接競爭。

從當時來看，美國應對日本經濟競爭而採取的技術政策調整是比較有效的，依託包括中國在內的跨國生產網絡，美國的高技術產業在20世紀90年代實現復興。到1994年，美國的硅片、半導體材料等高技術產業再度繁榮，重新佔據世界市場主導地位。美國的辦公、通信和計算機生產商重新確立了技術領先地位。相比之下，一度強大的日本競爭者則顯得混亂無序、灰心沮喪，明顯處於技術上的守勢。1989年到1994年，日本計算機以及數據通訊產業對集成電路的需求佔世界總需求的比重，從41%下降到20%，而同一時期，美國需求佔世界需求總量的比重從37%上升到46%。日本出口的消費電子產品從1985年的3.8萬億日元下降到1992年的2.2萬億日元，同期彩電出口從1340萬台下降到450萬台。其結果，1980年到2000年，衡量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的全要素生產率，在日本的大部分行業都呈顯著下降趨勢，而美國則大幅度提高。美國成功地“利用亞洲打敗了日本”，中國經濟圈對此貢獻巨大，而由於需要聯合“中國經濟圈”來應對日本經濟競爭壓力，美國做出了相應的技術政策調整。

首先，美國允許技術出口到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各國。要團結亞洲應對日本的經濟競爭，美國就需要轉讓相應的製造技術。有研究者發現，美國企業轉移到亞洲的技術，其技術水平較高，提升了當地的技術能力，而日本轉移的技術則相對較低。美國對亞洲各國的技術轉移不斷升級，從芯片組裝到芯片測試，從手工組裝到自動化組裝，從印刷電路板的簡單組裝到更復雜的子系統組裝，最後到工業電子品的最終組裝，向亞洲轉移技術是美國的“求生之路”(left for dead)。有學者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技術更新迭代的研究也展示，1987年底，上海“先進技術”的合資企業中有48%來自美國，相比之下，日本對先進技術轉移的貢獻則比較低，這可能是日本忌憚中國在未來會成長為日本強有力的競爭者。換句話説，為了聯合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美國更積極地轉移技術，促進了當地的技術升級，在十年時間裏，韓國、中國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以及中國大陸的企業紛紛進入了芯片製造的高科技領域。

美國主導的跨國生產網絡還間接促進了中國的技術升級。蘇州建立的半導體生產線離不開美國生產網絡的重要成員韓國和新加坡的國際技術合作。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的電子技術成長迅速。1997年，中國電子產品產值達450億美元，進出口總額則達到480億美元。

其次，美國允許亞洲生產的技術產品進入美國市場。由於需要用亞洲替代日本，美國日益轉向依靠亞洲供應商提供中間技術產品，一個共同的跨國技術聯盟逐步形成。美國國內的高技術產業大都反對提高對華關税，因為它們需要進口來自亞洲的技術產品，高關税會相應提高美國高技術產業的生產成本。因此，從經濟利益與國內利益集團出發，有助於理解這一時期的美國對華政策。此時美國企業需要中國提供廉價的中間技術產品，需要進入中國廣大的市場，而美國政府需要滿足國內利益集團的訴求，因而放鬆對華技術進出口限制。1994年初，美國商務部部長在公開場合一再強調，不帶附加條件的對華最惠國待遇有助於維護美國的經濟安全，對華貿易對美國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美國政治精英的理念也可以為此提供部分解釋。持自由主義理念的美國精英希望通過接觸中國，將中國納入美國主導的經濟秩序。經濟利益、國內利益集團以及精英理念和大國戰略競爭，都可以解釋為何美國在這一時期放鬆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的技術進口限制。在限制日本產品進入美國市場的同時，美國購買了大量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各國生產的高技術產品。中國對美貿易份額佔出口總額的比重不斷攀升，1980年為9%，1984年為18.9%，到1994年則達到23.7%。對此，以制度為中心的視角則解釋力不足。研究者發現，美國在亞洲的跨國生產網絡儘管比較有效，但是制度化水平比較低，乃至幾乎沒有正式的政府間協議與制度支撐，戰略競爭的需要使缺乏制度支撐的跨國技術合作同樣有效。

不過，中美這一技術合作不是沒有隱憂的，當時就有研究者意識到，像中國這樣擁有龐大經濟體量和技術能力的國家，不會長期讓美國主導國際分工，中國最終會走向自己主導的發展模式，提升自身的技術水平。中國擁有人才儲備、市場潛力、技術能力，未來中華經濟圈很可能構成對美國的競爭。他們看到，當中國走向世界技術前沿，中美日之間的市場競爭會上升到一個新階段。但是，儘管有此顧慮，為了緩解日本對美國直接、迫切的經濟競爭，美國選擇聯合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以應對日本挑戰，因此，在蘇聯解體以後，米爾斯海默等學者期望美國政府立刻調整政策來應對中國戰略競爭的局面並沒有出現。由於需要中國作為技術合作夥伴來應對眼前、迫切的戰略競爭壓力，美國政府對華技術政策總體延續了前期的穩定性和開放性。

 ▍21世紀美國對華技術政策調整

到了21世紀，美國對華技術政策開始出現調整的端倪，蘇聯解體以及日本經濟陷入低迷，大大緩解了美國面臨的戰略競爭壓力。隨着此前的安全競爭與經濟競爭消失，美國的對外技術政策開始出現調整的動向，在喬治·沃克·布什擔任總統後，美國開始逐步實施對華技術出口限制。

出於國家安全考慮，已通過的技術轉讓計劃被美國政府否決。2001年上半年，中芯國際(SMIC)準備投資15億美元在上海建立一個芯片廠，然而，隨着小布什政府上台，中芯國際從美國應用材料公司申請的兩項電子光束系統技術遭到出口阻撓，最終，公司不得不放棄引進這兩項技術。不少美國大公司紛紛抱怨美國政府加強對華技術出口限制，較之以往措施更加嚴厲，審批時間顯著延長。商界想獲得技術出口證書更要費盡周折。2001年，平均每項技術出口證書的申請時間約為77天，比2000年要多半個月，有時獲得一項技術出口證書的申請耗時長達三個月甚至一年。2006年7月，美國政府公佈了一份對華出口管制草案，進一步擴大了對華出口管制範圍，新增47項出口限制，審批程序更加複雜。2004年，美國從中國進口的高技術產品達到460億美元，而出口到中國的高科技產品僅為90億美元，不足進口的五分之一，其逆差幾乎佔當時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的三分之一。

“9·11”恐怖襲擊後，美國政府將對外政策重心轉向海外反恐行動。儘管米爾斯海默等學者認為恐怖主義並非美國的心腹大患，而應該將主要矛頭指向中國，但是，恐怖主義給美國帶來了短期、更直接的安全壓力。此時，美國對華技術出口限制沒有全面、顯著升級，很大程度即源於應對這一迫切安全壓力的需要，類似的安全壓力還包括烏克蘭危機。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恐怖主義對美國的挑戰顯著弱於蘇聯的安全競爭與日本的經濟競爭，當海外反恐取得階段性勝利後，美國就可以更專注地應對崛起大國對其構成的安全與經濟競爭壓力。中國的快速發展既讓美國感受到經濟競爭壓力，也讓美國感受到安全競爭壓力。

美國政府與公眾日益感受到中國的經濟成長及其對美國構成的戰略競爭壓力。經濟學家大衞·奧特爾等人研究了從1990年到2007年的數據，他們指出，在美國市場來自中國的進口商品顯著增加，尤其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中國對美出口給美國就業造成巨大壓力，致使美國出現高失業率及工資下降等問題。美國企業界也日益感受到來自中國的經濟競爭壓力，例如，太陽能等新能源是美國的新興產業，在中國企業大規模進入該技術領域後，美國太陽能光伏企業面臨極大壓力。一家名為索林卓(Solyndra)的太陽能企業的主要投資者撤資，致使損失11億美元，上千個工作崗位流失，同時，美國政府也難以收回5.35億美元的擔保貸款。索林卓的投資者認為，來自中國企業的“不公平競爭”致使其陷入困境，遂對中國企業提起訴訟。從英特爾公司分離出來的另一家太陽能光伏企業光譜瓦特(Spectrawatt)也面臨類似境遇。美國聯邦和州政府為其提供了3200萬美元的資助，但該企業最終破產，他們認為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即來自中國企業的競爭。因此，從經濟利益與國內政治出發，可以為美國當前對華技術政策的轉變提供部分解釋，但是，中美之間高度的經濟聯繫，既給部分美國企業帶來了經濟競爭，促成受損者要求轉變對華政策，與此同時，又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收益，促使一些美國企業推動中美關係改善，因此，從經濟利益與國內政治角度難以預測美國政府加強對華技術進出口限制。

美國政府也日益關注中國崛起帶來的安全競爭壓力。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國對華戰略逐步調整。在巴拉克·奧巴馬擔任總統時期，美國在保持對華接觸的同時，開始 “重返亞太”，推出“亞太再平衡”戰略。在安全方面，美國強化了與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新加坡、越南等亞太盟友或準盟友的同盟與夥伴關係。在經濟方面，美國積極推進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談判，試圖塑造一個新的國際貿易伙伴圈。因此，更多出於戰略競爭的需要，美國開始重新塑造國際制度。然而，制度視角難以解釋美國對華技術政策的轉變，因為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中美摩擦反而顯著增多，美國在世貿組織以外的諸多制度調整，更多反映的是美國應對大國戰略競爭的結果而非原因。

特朗普上任後，美國相應政策調整更為顯著。2017年初，美國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指出，中國芯片業已對美國企業和國家安全構成嚴重威脅。該委員會建議阻止中國收購美國半導體技術和芯片企業，限制中國對美芯片投資、出口，並積極擴大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合作以實施對華限制。至此，美國對華技術政策的調整不僅涉及出口限制，還包含進口限制。布魯金斯學會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美國決策層已達成新的跨黨派共識，意識到了中國的威脅，並將採取積極行動對抗中國。不過，美國精英態度的轉變發生在中美戰略競爭加劇以後，更多是對戰略競爭的反應。同時，這一報告在展示美國決策者理念變遷的同時，忽視了美國政治與經濟精英之間巨大的理念分歧。因此，精英理念也難以預測這一時期美國對華技術政策調整的方向。

2017年8月，特朗普總統授權美國貿易代表對中國的技術轉移、知識產權、技術創新等展開301條款調查。12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首次將中國確立為戰略競爭對手(rival)和“修正主義國家”，這是自1987年發佈報告以來，美國政府首次將中國視為主要威脅。2018年1月，《美國國防戰略報告》將中國稱為“敵手”(adversary)，緊接着，特朗普在其《國情諮文》中將中國視為“挑戰美國利益、經濟和價值觀的‘對手’”，指出美國對華競爭開始上升到世界秩序之爭。隨着對中國戰略競爭的擔憂日益加劇，美國對華技術政策開始呈現更大幅度的調整。

首先，美國政府加緊了對華技術出口限制。一個標誌性事件發生在2018年4月，美國商務部宣佈，在未來七年內，禁止中國的中興通訊向美國企業購買敏感產品。8月，美國商務部又以國家安全為名，將44家中國企業和研究機構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10月，美國對從事芯片和半導體生產的中國企業福建晉華集成電路有限公司下達出口禁令，旨在切斷美國企業與其技術往來。11月，美國商務部列出了14個“具有代表性的新興技術”清單，試圖強化技術出口限制。2019年5月，美國商務部將華為及其68家子公司列入實體清單，禁止美國企業在沒有許可證的情況下向華為提供商品和服務。10月，美國商務部又將中國20家政府機關以及8家高技術企業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11月，美國商務部發布了《確保信息通信技術與服務供應鏈安全》的法規草案，加強對信息通信技術領域的出口管制。2020年初，美國政府還就通用公司向中國供應大型民用客機發動機展開辯論。因此，面對中國的競爭壓力，美國對華技術出口限制呈現日益收緊態勢。

其次，在強化對華技術出口限制的同時，美國政府還加強了對華技術進口限制。限制競爭者技術產品獲得廣大市場，是阻止其實現規模經濟、積累技術經驗的重要手段。2018年3月，美國政府宣佈對來自中國、歐盟等地區的鋼鐵和鋁製品加徵關税。4月，美國政策調整有了顯著變化，其限制開始指向中國的高技術產品，宣佈對來自中國的航空、航天、信息和通訊技術等高技術行業的1300餘種商品加徵25%的關税。6月，美國政府再次升級對華高技術進口限制，宣佈對《中國製造2025》中提到的高技術產品加徵25%關税。此次政策調整實現了寬領域設限，價值高達500億美元，涵蓋十個技術門類，涉及產品多達1102種。7月，美國進一步對中國818個類別340億美元的進口產品加徵關税。一個國家高技術產品的發展，往往需要海外市場以積累資金、經驗和技術能力，美國對華實施技術進口限制和當年美國對日本逐漸封閉市場的邏輯類似。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還試圖説服盟友一道執行其對外技術政策，比如，美國希望盟友與其一道拒絕華為的電信網絡產品，此舉主要目的在於抑制華為等中國高技術企業在相關技術領域的領先優勢。目前，世界主要國家對進口華為技術產品已形成迥異的政策立場。有些國家表示跟隨美國限制華為，有些國家則指出不考慮對華為設限。美國調整對外技術政策，不僅需要靠自身的經濟體量限制競爭者，還需要積極爭取重要合作者以實現其戰略目標。美國繞開世界貿易組織，積極和越南、印度等可能與中國存在戰略競爭的國家簽署新貿易協定，這和此前美國打壓蘇聯和日本的做法有類似之處。當美國面臨直接、迫切的戰略競爭壓力時，便需要聯合強者以壓制更強者。

(點擊上圖讀解《文化縱橫》8月新刊)

 ▍結語

本文展示了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對華技術政策的調整。作為世界政治的領導國，當美國面臨直接、迫切的大國戰略競爭壓力時，更願意通過放寬技術進口和出口限制來爭取合作者，以應對競爭者的挑戰。在面臨蘇聯安全競爭壓力與日本經濟競爭壓力對其世界政治領導權構成的衝擊時，中國都是美國重要的合作伙伴。美國對華技術政策調整基於“利用強者打敗更強者”和“利用將來的競爭者打敗當前的競爭者”的邏輯。因此，在這兩個時期，美國政府總體維持了對華開放的技術進口和出口政策，但當來自蘇聯和日本的競爭壓力消失時，美國對華技術政策就面臨新的調整壓力，尤其是在既有壓力消失的同時伴隨中國經濟與軍事實力的快速成長，政策調整的動力就更為明顯。如表-3所示，運用“一致性分析”，基於大國戰略競爭的分析較其他替代性解釋能更為自洽、更一致地解釋這三個時段美國對華技術政策的調整。

**為應對眼前、緊迫的戰略競爭壓力，領導國的“現時偏好”有助於潛在競爭者的成長，為領導國將來的衰落埋下伏筆。**一般而言，向一個大國轉讓技術對領導國而言是“短視”的，因為幾乎每一個大國都有技術模仿能力。在國際競爭壓力下，相應的技術模仿能力最終能逐漸積累成強大的經濟與軍事實力。但是，當世界政治的領導國面臨眼前、緊迫的戰略競爭壓力時，尋求合作伙伴的需要讓其更重視短期收益，更願意向合作者轉讓技術，也更願意向合作者開放市場。“意想不到的後果”就是，其在應對眼前、緊迫的競爭壓力的同時，積極幫助了未來的競爭者。技術史學者喬爾·莫基爾指出，技術進步存在“卡德韋爾定律”，一個大國在世界範圍內的技術領先優勢總是難以長期維持，技術優勢總是在不同國家之間反覆易手。如果國際安全競爭與經濟競爭不斷出現，那麼，為了應對眼前的戰略競爭壓力，世界政治的領導國通過技術政策調整爭取合作者、應對競爭者的舉措，既維護了自身的當期收益，也為未來競爭者的成長與自身的衰落鋪平了道路。

顯然，美國的技術進出口限制將是今後很長時間中國技術進步難以繞過的阻礙。那麼，中國該如何應對這一戰略競爭壓力?

首先，在戰略競爭的背景下堅持自主創新。未來一個時期，中美競爭進一步加劇的可能性顯著提高，在這樣的情勢下，即便禁運今天不來、即便貿易摩擦達成暫時和解，美國再次加緊對華技術進出口限制的概率也很高。今天實施禁運的美國，歷史上也曾遭遇禁運，而1812年第二次英美戰爭前後的禁運卻是美國現代經濟的重要起點。在第二次英美戰爭期間，英國對美國實施禁運，然而禁運帶來了兩點變化：其一，讓美國人認識到保護自己技術與產業的重要性;其二，英美戰爭及其禁運切斷了美國進口廉價製成品的渠道，催生了美國製造業的發展。由於中斷了與中心國家的聯繫，美國的工業化起步了，新英格蘭地區的企業開始從原材料運輸業轉變為製成品加工業。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指出，如果不是1812 年英美戰爭實施的禁運限制了英國競爭，並保護了美國的幼稚產業，毫無疑問，美國工業面對英國的競爭將完全崩潰。無獨有偶，耶魯大學社會學家查爾斯·佩羅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他認為1812年前後的禁運對美國有着重要意義。如果沒有1812年的戰爭與禁運，美洲大陸可能會淪落到跟印度一樣，陷入被英國殖民統治的境地。

因此，無論中美衝突能否解決，崛起的中國都應該致力於成為世界科技強國。中國航空和航天兩大關鍵技術領域的成長軌跡為我們提供了重要借鑑。20世紀90年代後期，中美在航天領域的合作遭遇重重阻礙，關鍵技術產品不能進口，迫使中國航天工業通過自主創新實現了技術自主可控。與此同時，因為能從美歐進口技術產品，致使這一時期中國航空領域的技術進步緩慢，且嚴重受制於西方。因此，在戰略競爭壓力下保持自主創新、實現關鍵核心技術的自主可控，是當前有效參與大國戰略競爭的重心。

其次，在自主創新的基礎上開拓國內市場。自主創新需要一個自主、龐大的市場來支撐。自主創新耗資多、風險高，龐大的市場容量才能為其提供充足的回報，實現可持續發展。20世紀末，開發一架新型大型商用飛機或者飛機引擎需要耗費30億美元。21世紀初，研發一種新藥的成本超過18億美元，且研發週期長達30年。因此，如果外部技術市場萎縮，龐大的國內市場能為持續技術進步提供強有力的替代和支撐。**從技術史上看，美國龐大的國內市場具有重要意義，依託大市場，美國企業可以建立更為複雜的技術專業化模式。同時，依託國內大市場，自1914年到1945年，當國際經濟交往受到嚴重干擾時，美國能有效應對世界經濟的波動。歷史上的蘇聯和日本都不具備相應的國內市場規模，因而在美國實施技術進出口限制時才格外脆弱。**龐大市場的核心在於居民的購買力，當前中國國內市場已逐步成長，2019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6萬億美元，距美國的6.2萬億美元相差無幾，中國有望成長為全球的“最後消費者”。龐大市場消費支撐中國技術擴大生產規模、獲得可觀收益、實現可持續發展。因此，進一步改善分配、促進消費、為國內技術產品提供廣闊市場，是應對競爭壓力、支撐自主創新的關鍵。

再次，在國內市場平台上尋找替代夥伴。藉助國內超大市場容量的優勢，中國積極尋找技術進出口的替代夥伴。歷史上，大國為了避開技術封鎖、銷售技術產品，積極尋找替代市場。18世紀英國在面臨歐洲大陸的封鎖與競爭時，積極尋找北美、印度以及非洲作為其技術產品的替代市場。20世紀80年代，為避免依賴日本提供的中間技術產品，美國也將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各國作為替代市場。當中國面臨外部壓力尤其是美國壓力時，有四個國家和地區曾是中國重要的替代性技術來源，即俄羅斯、以色列、歐洲以及日本。既往的合作既涉及軍用技術，如從俄羅斯獲得軍用航空技術，又包括民用技術，如從歐洲尤其是德國獲得通訊、汽車、核電等技術。此外，還包括軍民兩用技術，如中歐在航天領域的合作。

不僅如此，依託國內市場，中國還通過國際產能合作為中國技術產品開拓廣闊的海外市場。中國的廣闊市場為合作伙伴提供了重要的經濟激勵，通過技術合作，實現互利共贏、釋放互補優勢、發揮協同效應。例如，由於同樣面臨美國戰略競爭壓力，中俄技術合作穩步推進。通過聯合研製生產遠程寬體客機，中俄已在跨國技術合作上取得重要進展。中國與巴西等國家在衞星技術，與東盟國家在電子技術、農業技術，與非洲國家在農業、製造、電力技術等領域，也展開了一系列合作。隨着合作的深入，中國對外技術合作逐漸走向制度化。通過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倡議、“金磚國家新工業革命夥伴關係”，中國正在搭建多邊技術合作機制，拓寬高技術產品的進出口市場。因此，即便失去了舊世界，中國技術發展依然能夠依託龐大國內市場，尋找替代夥伴，開拓一個新世界。

最後，在替代夥伴的協作下佈局全球科創。如果説積極尋找替代市場是防守型應對策略，那麼通過全球消費鏈、全球產業鏈與全球價值鏈佈局全球科創，則是更為積極的應對策略。中國技術成長不同於蘇聯。當年蘇聯學生幾乎沒有在美國大學學習的，蘇聯科學家也罕有在西方實驗室工作，但是，今天的中國已深度融入全球價值鏈。中國企業積極投資於有較強創新能力的國家，對外技術投資成為中國自主創新戰略的一部分。中國政府鼓勵企業走出國門，實現全球合作、全球佈局，並在近十年內取得了重大的進展。根據世界貿易組織2019年全球價值鏈報告，在當前的全球價值鏈中，中國信息通訊技術的國際供應與需求已成為和美國旗鼓相當、並駕齊驅的一箇中心。華為的全球研發中心位於班加羅爾、硅谷、達拉斯、斯德哥爾摩和莫斯科。同時，華為已將其通信業務擴展到39個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依靠國內的價值鏈，中國正在積極改變全球價值鏈，並逐漸具備提出自身技術標準的能力。例如，由於掌握技術標準的國家施加影響，中國企業獲取大型民用客機“適航證”就面臨取證時間延長等問題，增加了取證難度。隨着中國技術能力的增強及在全球價值鏈影響力的提升，中國企業在全球高技術領域中制定技術標準的能力也相應增強。事實上，中國民用航空的安全性保持世界領先紀錄，採用中國標準就能保障國產大型民用客機安全地飛向世界。和當年美國通過亞洲生產夥伴來設定技術標準的邏輯類似，獲得跨國技術夥伴的支持在大國戰略競爭背景下尤其重要。中國、俄羅斯以及巴西都在積極發展民用航空工業，因此，在航空領域，金磚國家之間的科創合作不應侷限於聯合研製、聯合生產，還可以拓展到設定“金磚國家適航標準”等方面。因此，面臨大國戰略競爭，中國需要積極爭取彼此聯繫密切的國家共同重新佈局全球價值鏈，展開全球科創活動。

概言之，當蘇聯和日本的戰略競爭壓力退卻後，中美技術合作蜜月期已然過去，在未來的大國戰略競爭中，技術競爭作用將更為凸顯。保障關鍵技術自主可控、發揮超大市場容量優勢、尋找技術市場替代選擇、佈局全球科創戰略協同，是中國抵禦國際經濟波動、防範大國競爭干擾、保障核心技術安全，進而引領未來技術革命的重要戰略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