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埃博拉到新冠病毒，人類進步了嗎？_風聞

　　通過對比這兩場疫情的流行和人類的應對，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為什麼這個世界還沒做好準備。

　　經歷過2014年埃博拉在西非的大暴發後，世界衞生組織認為，“對於應對嚴重的流感大流行和全球公共衞生突發事件，世界並沒有做好準備。”

　　不幸的是，6年之後，當新冠病毒現身的時候，這個世界依然沒做好準備，甚至在某些方面做的更糟，因為這一次，病毒席捲了全球。在21世紀的今天，人類擁有着人類史上最先進的科技和公共衞生防疫體系，但新冠病毒造成的破壞，正在直追100多年前的“大流感”。

　　美國非虛構作家理查德·普雷斯頓在《血殤——埃博拉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一書中，忠實記錄了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的大暴發，和醫務人員與之抗爭所付出的巨大犧牲。通過對比這兩場疫情的流行和人類的應對，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為什麼這個世界還沒做好準備。

　　2013年12月26日，一種“神秘”疾病在幾內亞一個小村子裏靜靜傳播開來，但直到2014年3月21日才被確認為埃博拉。在這段時間內，病毒已經廣泛傳播，少數病例從幾內亞輸入進了利比里亞和塞拉利昂，但這些病例都沒被發現，也未經過調查或正式報告給世衞組織。在病毒靜靜傳播了數週之後，感染人數多到再也難以追蹤之時，才引起了人們的注意。

　　埃博拉疫情並不是第一次出現，在非洲赤道地帶的國家，已經有近40年處理埃博拉疫情的經驗，那裏的衞生系統雖然脆弱，但由於對這種疾病非常熟悉，而且疫情多發生在偏遠農村地區，在世衞組織和國際夥伴的幫助下，所有發生的埃博拉疫情都在三週到三個月內得到了控制。

　　但西非國家從未經歷過埃博拉疫情，臨牀醫生從未管理過這種病例，實驗室從未診斷過這類病人的樣本，政府從未經歷過埃博拉疫情的考驗，當地的文化信仰和風俗也為病毒傳播提供了巨大便利條件。

　　根據幾內亞衞生部2014年8月份的報告，該國60%的病例，可以聯繫到傳統的殯葬習俗。11月，世衞組織駐塞拉利昂的工作人員估計，該國80%的病例是與這類習俗相關。

　　在利比里亞和塞拉利昂，葬禮上會有一些秘密團體進行的儀式，部分送葬者用沖洗過遺體的水沐浴自己或膏抹他人。有些人還會在傳染性極高的遺體近旁睡上數晚，他們認為這樣可以將能力移轉到自己身上。這些參加埃博拉致死患者葬禮的人，後來把病毒帶回了各自的家庭和村莊。

　　此外，傳統醫學在非洲歷史悠久。由於政府所辦衞生設施的服務難以獲得，使得傳統治療師的護理和通過藥店自行用藥成為許多人尤其是窮人更青睞的衞生保健方式，許多激增的新發病例也都可追溯到與某一傳統治療師發生接觸等原因。

　　同時，村民對前來調查的公衞人員充滿敵意，他們帶着病人和調查人員玩起了躲貓貓，欺騙、攻擊公衞人員，並且拒絕遵守防疫建議。疫情開始後，高病死率使得人們把醫院看作傳染和死亡之地。此外，許多治療設施外築起高牆，有的還掛有鐵絲網，看起來不像醫院，倒更像監獄，這都進一步加重了不遵照建議及早尋求治療的情況。

　　《血殤》中重點記述了塞拉利昂凱內馬政府醫院在對抗埃博拉疫情方面作出的巨大犧牲，這家醫院的醫務人員所感染的埃博拉病毒並非來自患者或社羣當地居民，其病毒源頭可以追溯到一位傳統治療師的葬禮。

　　麥寧道是一位廣受愛戴的傳統治療師，她為埃博拉病人進行治療被感染而死，至少200人蔘加了她的葬禮，悼念者趴在她的身上哭泣，用沾染了病毒的手擦拭眼淚，互相擁抱。

　　凱內馬政府醫院的一位救護車駕駛員違反了規定，沒有穿防護服，去探望朋友，但那裏有人感染了埃博拉馬科納毒株，是埃博拉毒株中毒力最強的一種，那人與麥寧道的葬禮有着緊密聯繫。

　　駕駛員被感染後入院治療，他在衞生間裏跌倒，撞破了頭，好心的護士露西·梅為他清洗傷口，隨後也被感染，露西·梅懷有身孕。護士長姆巴盧·方尼決定孤注一擲嘗試拯救這位護士，從她體內取出死亡的胎兒，這次拯救行動感染了包括方尼在內的四個護士，最終方尼和其中一位護士死亡，而露西·梅也未能被拯救。

　　病毒遺傳密碼顯示，凱內馬政府醫院的院長鬍瑪爾·汗也感染的是馬科納毒株，他也是在照護自己的團隊成員時被感染，胡瑪爾·汗醫生最終死在無國界醫生的凱拉洪醫療營地中。

　　當時對抗埃博拉一線的醫務人員缺乏防護裝備也是被感染的主要原因。在利比里亞，有一位名叫法圖·科庫拉的年輕女性，她正在學習護理，由於醫院缺少牀位，她不得不在家照護四位被感染的家庭成員。

　　科庫拉沒有任何防護裝備，她用垃圾袋、雨衣、外科手術口罩和多層橡膠手套武裝了自己，在她的照護下，她的父母和姐姐都活了下來，而她沒有被感染。當地醫務工作者把科庫拉的防護做法稱為“垃圾袋法”，並向無法去醫院的居民進行傳授。

　　圖片來源：無國界醫生網站

　　值得一提的是，在胡瑪爾·汗醫生死去的無國界醫生的營地中，就存放着一組可能會挽救他生命的名為ZMapp的藥物。這種藥物只在猴子身上實驗過，並且表現出了令人震驚的療效，但從未應用在人體，而且當時全世界只有6組ZMapp藥物存世。

　　對於要不要把ZMapp應用在胡瑪爾·汗醫生身上，無國界醫生進行了激烈辯論。

　　書中介紹，無國界醫生組織毫不動搖地堅持“分配正義”的倫理準則，這條準則認為，所有人類都應該平等地得到有可能得到的最好的醫療服務，從分配正義的準則出發，每個人都有資格得到相同的服務，無論貧富、貴賤。假如醫生和藥物短缺，那麼必須在所有患者中平均分配。

　　此外，藥物也有可能引發過敏性休克，而營地中沒有氧氣供應，這會立刻殺死汗醫生。因此，不論是出於安全考慮，還是分配正義原則，最終無國界醫生決定不把藥物給汗醫生使用，同時不把這種藥物存在的消息告訴汗醫生。

　　這組藥物後來被取走之後，拯救了兩名參與埃博拉救援的美國醫生。一組藥物本來只能給一個患者使用，並且必須遵照檢傷分類法給病情較輕的患者使用。但做決定的蘭斯·普萊勒醫生幾乎違背了所有原則，他先是把藥物給了病情最重的一位醫生，在發現另一位醫生病情急劇惡化後，他又做出了兩人分享一份藥物的決定。

　　他的決定為這兩位醫生贏得了時間。兩人先後被送回埃默裏大學醫院，得到了後續的ZMapp藥物治療同時，也獲得了最好的醫療護理。

　　然而，2014年西非埃博拉的戰爭不是通過現代醫藥和科技打贏的。當病毒在城市內爆炸性傳播的時候，無國界醫生凱拉洪營地的臨牀護理管理者安雅·沃爾茨探訪了馬科納三角洲的基西村鎮，這裏就是馬科納毒株的名稱來源地。

　　沃爾茨看到當地的村莊已經開始施行反向隔離，切斷了他們與外界的聯繫，防止病毒進入村莊。對於每一個要進入村莊的人，他們都會進行仔細檢查，看有沒有疾病的症狀，並且要用漂白水洗手，才被允許進入。

　　“感覺像是回到了舊時代，”沃爾茨説，“他們不去參加葬禮，不再互相親吻，不觸碰其他人，行為模式徹底改變。”

　　“暴發就是這麼終結的。”無國界醫生組織駐布魯塞爾的官員阿曼德·斯普萊切説，“永遠是因為行為模式的改變。”

　　1976年，當埃博拉病毒第一次在扎伊爾中部以北的低地熱帶雨林中現身時，比利時駐扎伊爾醫療救助組織的主管盧泊爾博士站在邦巴鎮市場的一個台子上，告訴民眾，要避免接觸已經患病的人，絕對不要擁抱死者，除非帶上橡膠手套，絕對不要觸碰死者，必須儘快埋葬死者。

　　然後，盧泊爾告訴公眾：“你們必須用遠古法則處理這種新疾病。”

　　“遠古法則”是人類在對抗傳染病的歷史中，總結出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經驗。曾經在對抗天花的暴發中，疑似患病的人和他們的孩子會被送到村莊外建造的茅屋中，裏面有飲水和食物，禁止與外人接觸。如果茅屋裏的人活了下來，就會被允許再回到村莊，如果都死了，村民就會把茅屋連同屍體一起焚燬。

　　盧泊爾博士反覆提醒民眾：不要接觸患者，不要觸碰死者，死後立即埋葬，遵循遠古法則。

　　在2014年，醫務人員能夠提醒西非人民的，依然是這些內容：學會辨別症狀，不去觸碰體液，避免接觸出現症狀的人，放棄處理死者，交給專業處理的人去做，保住自己不被感染。

　　圖片來源：無國界醫生網站

　　到了2020年，新冠病毒肆虐，中國能夠快速控制疫情，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也可以聯繫到遠古法則。和埃博拉暴發時的非洲村莊一樣，中國也封閉了疫區的村莊和社區。而在反對隔離和不肯戴口罩的國家，疫情至今勢不可擋。

　　哈佛大學和布洛德研究所的基因組科學家帕爾迪斯·薩貝提博士將畢生精力都用在了研究病毒如何演化、突變上。多年來，她一直提醒同事，應該在公寓或住宅裏儲存一個月的食物和基礎醫療物資。她將此稱之為“一個小小的預防措施”，以防真的遇到四級事件，要像非洲村民一樣，不得不反向隔離自己一個月。

　　在《血殤》一書的尾聲，作者普雷斯頓預測了一場四級事件的全球性暴發：由某種生物安全四級的新發病毒引起，能夠通過空氣在人與人之間傳播，沒有疫苗，現代醫藥無法醫治。

　　他在書中發問：假如一種四級新發病毒擴散到北美或任何一個大陸的百萬級人羣中，醫院是否有能力處理這麼多的患者並照護他們？假如感染人數超過百萬，流行病學家是否有能力追蹤並打破傳染鏈？

　　“既然病毒可以突變，那麼我們也能改變。”普雷斯頓最後寫道。

　　普雷斯頓不會想到，他在書中的預測這麼快就成為了現實。今天，他還有信心寫下“那麼我們也能改變”這句話嗎？

　　PS:普雷斯頓另外一本關於埃博拉的非虛構著作是《血疫：埃博拉的故事》，他憑藉這本書獲得了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頒發的防疫鬥士獎，是該獎有史以來第一位非醫師身份獲獎得主。

　　參考資料：《血殤》和世界衞生組織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