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幼文｜中國經濟需要為未來十年做好準備——重新定義對外開放_風聞

新冠肺炎疫情嚴重衝擊了世界經濟增長，各國應對疫情的政策選擇又深刻影響了世界經濟機制，中國開放型發展的國際環境因此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一變化是歷史性的，也是階段性的，這意味着40多年來我們一再強調的全球化機遇和挑戰的內涵發生了變化。這一變化又恰恰與世界的數字經濟革命和中國開放戰略的升級相重疊，這一切使我們需要對所熟悉的對外開放戰略結構與政策目標進行重新思考和探索。

經濟增長：外部拉動力減小，內部推動力新生

在過去40多年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中，世界經濟作為外部拉動力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這場疫情正在使這一關係發生變化。

首當其衝，新冠肺炎疫情將導致全球性的經濟衰退。國內外的許多研究表明，這次衰退的嚴重程度會超過2008年金融危機，而與1929—1933年經濟危機相似。如果這一估計基本正確的話，那麼就意味着世界經濟在增長意義上對中國的不利影響將持續5年左右。這場疫情對經濟影響的特點不同於源自一國週期性波動下的需求下降，而是一場無規律可循、多國普遍發生的來自供求兩方面的連續性衝擊：各國經濟先後停擺，一大批企業突然倒閉，供應鏈斷裂與需求量消失同時發生。各國政府廣泛採用強烈救市政策，但作用有限。貨幣擴張政策力圖挽救資金流的中斷，卻無法改變因停產斷航造成的供應鏈斷裂。財政大力扶持消費，但至多彌補下降的社會購買力且只是以公共購買力的轉移為替代。各國財政赤字的普遍上升，已經向人們預示着未來財政對增長拉動能力的下降甚至風險。

疫情下的全球經濟預測

除了因增長率下降將對中國形成不利影響外，政策的內向化還使各國經濟與中國經濟的相關性弱化，即被乘數與乘數兩者同時縮小。在拯救本國經濟中，各國政策首先注重的是內需的擴大、對本國企業的救助和對本國失業者的援助，政策的內需傾向明顯，外需效應較低。同時，拯救國內經濟為強化貿易保護提供了最好的理由。貿易自由化這一大半個世紀以來世界經濟的大趨勢進一步逆轉，以擴大分工創造更高效率、更大市場的機制受到侵蝕。

眾所周知，出口市場是中國經濟的重要拉動力之一，幾十年來出口增長率一直高於國內經濟增長率。中國對外貿易不但長期保持順差，而且出口總值已經達到GDP的1/5。美國發起的貿易戰已經形成對中國產品的全面高關税，這會使一部分中國出口向其他國家轉移，令中國出口同時承受疫情衝擊與貿易戰的雙重壓力，進而影響國內增長與就業。

在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同時，投資收縮政策也被美國等一些國家作為應對疫情危機的手段。特朗普政府早已選擇了鼓勵美國資本回流的政策，危機後更加強了從中國撤資的支持力度。在中美經貿協議談判中，美國致力於中國擴大美國對華投資的市場準入，特別是高科技產業投資要求放寬限制。但是危機後美國對華戰略的變化將嚴重限制美國企業的對華投資。在應對危機中，鼓勵企業在本國投資而不是對外投資將成為各國普遍的政策選擇。

在過去40年中，外資已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外資不僅是一種增量投入，而且偏重出口，技術水平不斷提升，對國內產業配套需求持續增強。同時，外資也創造了國內就業，推動了土地的工業化使用和城市化的加速。簡而言之，外部要素的流入及其對國內閒置要素釋放的積極作用，是40年來中國經濟開放型增長的一種重要機制，這也表明外資流入的減少或撤離對中國經濟增長可能造成的影響是值得高度重視的。

疫情衝擊下世界經濟的衰退可能持續5年左右，而各國內向化政策的轉變也可能持續5年左右。相信各國有識之士會從保護主義和內向化中走出，並重拾對經濟全球化的信心，市場力量也會推動這一回歸進程。當然，這只是在不發生其他重大不利變數下的預期。作出這一判斷旨在説明，中國需要為未來十年增長機制的轉型做好政策準備。

在應對外部市場收縮的衝擊時，擴大內需是中國熟悉的戰略選擇。但是這次應對疫情卻有着不同的特點。在2008年金融危機衝擊下，幾項重大舉措發揮了關鍵作用：一是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二是城市住房開發，三是家用電器更新鼓勵政策。在目前的中國經濟中，基礎設施建設仍具有巨大空間。特高壓輸電網絡的建設是一項新的基礎設施，會在未來節電中具有巨大的經濟價值。中小城市間交通的建設不僅將創造巨大的投資機會，而且會為未來整體經濟的全面均衡發展創造有利條件。經過近十年的飛速發展，住房建設已步入正常發展軌道，很難再作為主要內需動力。當然，改善性需求仍然可以有一定的政策空間。而家電消費在一定意義上已經飽和，只有較大的創新才可能創造新需求。鼓勵生活性消費的恢復和擴大是必要的，特別對於創造就業是重要的，但不能成為擴大內需的主要手段。

中國經濟應對外部衝擊的最大空間不在於推動傳統消費的恢復或傳統產業的擴大，而在於加快新興產業的成長，數字經濟革命的歷史機遇和中國已經形成的發展基礎為應對危機準備了最大的戰略空間。互聯網的應用在中國已經普及，在疫情限制下各種網絡化的商務活動方式有效地發揮了作用。在電子商務、網上支付等方面，中國已經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比如，直播帶貨是疫情下出現的一種新的商業模式，在引導消費上具有巨大的發展空間和經濟意義。

在5G通信技術的發展上中國已經處於世界領先地位，這就為中國在數字經濟革命上的突破準備了有利的條件。一方面，5G基站的建設是一項新的重大基礎設施項目，更重要的是，5G通信網絡的建設將對整個經濟的數字化革命產生決定性的作用。因為通信技術革命，萬物互聯成為可能，傳統產品將出現更新，遠程醫療、無人駕駛等都成為可能。一大批新型生產裝備、生活服務設施都會因此開發出來，僅無人駕駛車一項產品就可能產生一個新的巨大市場。可以預見，由通信技術革命帶來的整體經濟的變化將類似於歷史上工業革命中的蒸汽機和電力，其影響的廣度和深度是劃時代的。

40年高速發展中建立起來的中國製造正開始走向新階段，其特點是數字化、智能化。智能製造、機器人、生物醫藥、高端裝備等新產業革命中的代表性產業在中國都已經起步，有着堅實的發展基礎。數字產品、數字服務也正方興未艾，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

上述分析表明，中國應對這場危機的最有利的條件，是已經出現了一批新的經濟增長點，增長的動力是新生的，不同於傳統產業的數量擴張，增長點的新生是中國的最大潛力來源。特別需要強調的是，這些新增長點的產業都是創新性的，其成功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產品初創期的規模經濟，只有當初創期就能達到規模經濟的產品，長期成長才是可能的，而初創期任何產品的市場往往只能是小眾化的。然而，中國經濟的最大優勢恰恰在於人口規模與購買力水平已經準備好了一個大市場，任何初創期的小眾產品都可能達到規模經濟，從而支持創新企業的成長和產業的發展。這正是中國經濟超越其他國家的新優勢，也是“人口紅利”的新內涵——人口規模導致的不再是勞動力供給多且價格低，而是已經轉化為購買力強、新需求容易培養，從而成為對創新產品市場的一種支持力量。可見，消費拉動增長的動力更多是新生的而不是傳統領域中擴大的，後者的空間往往有限，中國中高端消費者中的求新消費文化有着巨大的潛力。

需要指出的是，經濟的網絡化、智能化在GDP的效應上有時可能是負向的。電子商務使消費者以更低的價格獲得商品，因為節約了批發等流通費用，實體商店萎縮；網銀的使用減少了銀行網點的服務人員需求；網上商務活動減少了交通賓館等商務需求；機器人的使用替代了勞動力且成本更低；等等。減少對GDP這種不利影響需要兩方面戰略：一是消費和生產在品種上的擴大從而創造新的需求；二是各類勞動者收入的提高。生產經營成本更多從物質成本轉向人力成本，這不僅會有利於體現在效率提高下GDP增長的真實性，而且會使增長更多轉變為勞動者的收入。這種成本與收入結構的變化，將縮小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

自特朗普上台以後美國的逆全球化政策，以及疫情發生後美國國內兩黨政治的需要，使中國的國際環境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美國是二戰後經濟全球化的主要設計者和推動者，但是，當貿易自由化走上投資自由化後，全球化的效應卻恰恰使美國的國力下降。美國資本大量流向海外，企業贏利，但確實出現就業流失、政府税收下降的情況，以至於國債不斷上升，基礎設施持續落後，鉅額海外軍事支出和幾場戰爭耗盡了國力。特朗普稱是中國造成了美國的巨大貿易逆差和失業，向中國發起貿易戰，並開始了全面的技術斷供和投資限制，甚至拉攏其盟友一起制約中國。在應對“中國發展的國際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一大變局中，中國在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的同時，未來一個時期經濟增長機制在一定程度上的內向化，將成為必要的戰略選擇。但是，這絕不意味着中國從此排斥全球化，只是因為全球化本身出現了變局。

對外貿易：貿易供應鏈本土化，分工風險性最小化

與歷史上其他週期性危機衝擊不同，新冠肺炎疫情對國際貿易的影響不僅是數量上的，而且是結構上的。中國的對外貿易更因為美國對華斷供政策而出現重大變局，結構性調整將是必然的選擇。

疫情將帶來全球供應鏈關係的一場大調整。疫情的衝擊不同於週期性危機——從危機發生國的需求下降開始影響貿易伙伴國的出口，而是國際供應鏈的突然斷裂。所謂供應鏈是指市場供求關係前後向的全部聯繫，其中包括三類國際分工：第一類是產業鏈分工，從自然資源、原材料生產、裝備製造、消費品生產一直到最終消費，每一類產品都是一個獨立的產業部門，在國際分工下通過貿易聯繫起來。第二類是產業內國際分工下的產品鏈，貿易中大量的是中間產品和零部件。各企業是各國的，以市場合同的交易關係相聯繫，而不是單純跨國公司的各個分公司、子公司。第三類是價值鏈分工，各國的企業分別承擔一產品的某一增值段，跨國公司以全球投資佈局把價值鏈的各個片段分佈在不同國家。而供應鏈的斷裂在三類分工中都會發生。疫情因生產或運輸的中斷而使得供應鏈中斷，下游對上游需求中斷，或上游對下游供給中斷，鏈上任何一個環節中斷即導致一產品上下游全部生產消費停頓。供應鏈中斷可能來自前端生產停工，也可能來自後端訂單消失，這取決於疫情在哪個國家發生。由於全球供應鏈同時受到了供給和需求兩方面的衝擊，刺激後端需求和重建前端供應將成為應對疫情的兩大政策取向。

消費刺激政策和資金支持政策從需求端應對供應鏈斷裂，這是政府應對供應鏈斷裂的政策功能。對企業來説，在國際供應鏈斷裂的情況下，重建供應鏈的選擇首先是國內市場，在本國尋找上下游合作方，在小國間則放眼於區域化市場。可見，政府政策與企業選擇兩個方面都將導致供應鏈的本地化、內向化。疫情下各國大批企業面臨倒閉，更使得重建供應鏈成為一種必然選擇。

供應鏈重建現象還把一個傳統的問題提了出來，那就是國際分工在效率與風險之間的權衡。成本最優化即最高效率是國際分工日益深化細化的根本動因。雖然跨國生產貿易的不確定性從來就是企業選擇中的一個約束條件，但是幾十年來全球化的順利發展使企業對風險的關注降低、對效率的追求提升。疫情後企業為減小國際化風險，實現效率最大化目標，將使國際貿易出現一種新趨勢，即貿易規模縮小，分工結構脱離最優而趨於次優，這將導致整體效率甚至產品質量的下降。由於各國疫情高峯期有先後，復工時間不同，重建供應鏈的努力在全世界疫情消退前將始終存在。即使疫情結束，貿易保護政策也會繼續影響國際分工，次優狀態還會延續，向最優化的復位將需要數年時間，而且只有在世界不再發生其他非經濟因素干擾、世界恢復對全球化信心的情況下才有可能。

40年來，中國經濟已經深度融入全球化分工體系，包括前述的三類供應鏈關係，而不只是近年來講得較多的價值鏈分工。中國的優勢在於經濟規模大，且已經基本上形成了全產業鏈結構，供應鏈的本地化是可能的，尤其是技術含量較低的傳統製造業。中國的劣勢則在於大部分產業中技術水平相對較低，高技術含量的零部件生產和機械設備對發達國家有較高的依賴性。由於技術進步不是短期內可能突破的，因而斷供在某些產品上是難以替代的，本土化是艱難的。同時，中國的較高出口比重來自加工貿易或外商投資企業佈局下的全球價值鏈分工，由於中國企業承擔的主要是技術含量較低的片段，很容易被轉移到其他國家，供應鏈的本土化不是中國企業通過努力所能夠輕易實現的。

中國出口的困難更主要來自美國對華貿易政策的改變。幾年來，特朗普政府以所謂“不公平”為由發起貿易戰，提升了幾乎所有中國輸美產品的關税。儘管兩國已經達成經貿協議，但美國依然維持了報復性高關税。疫情發生後美國更是進一步把對華貿易保護政策，為維護美國的技術優勢而對中國的技術進步實行全面限制，包括貿易斷供、技術封鎖、人員交流限制、留學生赴美學習限制等。特別是因為美國採用所謂“長臂管轄”，把一國對中國的限制延伸到其他所有國家對中國的限制，很容易使得美國一國對中國的政策變成多國對中國的連鎖行動。中國發展的國際環境確實發生了十分不利的變化：美國的對華貿易政策已經遠遠超出了經濟範圍，擴展到全面的戰略圍堵；而且已經不在乎各種所謂制裁有沒有正當理由，是否符合國際經貿規則，是否符合國際法和雙邊協議，只要能達到限制中國發展的目的就不擇手段。

在這樣惡化的國際環境下，中國企業面對的斷供問題比其他國家要更為複雜。中國企業面對的不只是疫情的衝擊和經濟上供應鏈的風險問題，而且是全面的技術斷供，這再一次地把中國推到了主要靠自主創新的道路上來。中國貿易戰略的選擇也已經不再是分工地位高低和收益大小問題，而是分工地位的關鍵性、風險性問題。這一問題已經超過了過去20年來討論的主題：中國在價值鏈分工中處於低端從而收益較低。價值鏈攀升問題已經被更緊迫的問題所替代，即如何佔據三類供應鏈中的關鍵環節，如何在參與國際分工中把市場風險降低到最小程度？進一步的問題是，哪些領域與國家經濟安全密切相關？

就維護出口規模而言，在美國的貿易保護政策下，中國需要推進貿易目的地多樣化戰略。由於美國工業幾十年來的向外轉移和長期以來的高消費結構，對中國產品進口的依賴程度很高，美國市場成為中國的主要目的地市場。美國對華高關税將導致中國對美的部分出口被其他國家替代，中國對美出口將明顯下降。為此，中國需要加快實現出口市場的多樣化。亞太地區多層次的貿易自由化正是這一戰略的方向之一。參與沒有美國的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將擴大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合作，RCEP、APEC、中日韓自由貿易區、上海合作組織和中東市場等的推進都具有重要的意義。要積極發揮中國新的比較優勢——發達的中國製造與正在發生的數字革命相結合，實現產品升級換代，使中國正在出現的歷史性進步表現為出口能力。各種意義上的對外投資都要與出口貿易相結合。危機後各國都注重吸收外來投資實現增長，中國應努力創造投資帶動出口的機制，其中包括基礎設施建設和製造業價值鏈分工。

貿易供應鏈的本土化是企業的策略性選擇，出口目的地的多樣化是國家的戰略性選擇，但兩者都還沒有回答國家分工地位上的根本性問題。從對外開放起，中國相信比較優勢原理，因為這使國家能夠根據自身的比較優勢結構參與國際分工獲得收益。即使我們警惕低端鎖定，也相信開放比封閉更好。此後，我們相信按本國生產要素優勢參與國際分工，不只是生產和出口富有要素密集度的產品，而且可通過價值鏈分工使自己的充裕廉價勞動力得到使用。這在較長時間內被認為是中國開放型發展戰略的基本特徵，也是高速發展的成因。40年的開放型發展無疑是中國崛起的關鍵，但我們基本上更多認識的是經濟全球化的機遇，對於其挑戰注意到的主要是收益分配相對較低。

疫情後的斷供行為使我們第一次真實體會到全球化分工挑戰的嚴峻性。如果説廣義上供應鏈的斷裂有一定偶然因素的話——新冠肺炎疫情畢竟百年一遇，本土化數年後全球化還會迴歸，但是美國對中國的斷供卻不是偶然的，這才是全球化的最大挑戰。不論在哪一種供應鏈上，各國的分工地位都有主導性和被動性的差異。相對而言，技術含量高的分工端居於主導地位，因為它具有相對更高的稀缺性甚至壟斷優勢；技術含量較低的分工端則相反，因為它不具有高稀缺性，很容易被其他國家替代。經濟全球化不只是經濟上的合作和利益共享，當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改變世界經濟格局進而影響國際政治格局時，分工地位的差異會轉變為戰略地位的差異。產業鏈分工中的主導產業、關鍵零部件，價值鏈分工中的核心價值片段，都可能轉變為國際戰略上的優勢和主導權，並被政治化地濫用，從而使全球化的合作共贏被破壞。改變貿易分工地位的從屬性，變被動為主動，是中國貿易戰略轉型的方向，即要從對貿易分工在相對收益大小上的關注，開始轉向在戰略安全性上的規劃。

中國的進出口也將發生結構性的變化。在出口方面，加工貿易因易被替代將會減少，事實上中國本身也已經致力於降低其在全部出口中的比重。美國高關税將使一部分出口發生困難，無人機等一批創新性的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將會上升，顯現出中國新興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在進口方面，石油的進口長期以來名列第一，近年來卻被芯片替代。美國對華芯片出口的限制將激發國內創新，生產的進口替代必將發生。供應鏈的斷裂（包括疫情突發性的原因和政治性的打壓）都會引發國內替代性生產的發展，從而減少進口。進出口結構的變化將是中國國際分工地位變化的主要表徵。

引進外資：成本尋求型減少，市場吸引型增大

與出口發展一樣，引進外資是40年來中國對外經濟關係中的另一條主線。疫情後發達國家政策的內向化，美國對中國出口的限制，將使得引進外資發生結構性變化。從總體上來看，變化的特點是成本尋求型外資會減少，但市場吸引型的外資卻會增長。把握這一趨勢是未來外資政策的依據。

新冠肺炎疫情後數年時間內，國際直接投資將在整體上呈現收縮趨勢，原因是各國應對危機的擴張性政策基本上是內向的，鼓勵對內投資而不是對外投資將是普遍的政策傾向。供應鏈的本土化會導致各國國內投資增加，從而導致對外投資的減少。這種內向化的趨勢轉變為向全球化的迴歸至少要在5年以後，世界將重新注重在擴大分工中尋求效益。而在這以前，圍繞着資本的流向，各國間將會出現一輪政策競爭，包括發展中國家、新興經濟體爭取外資的競爭，也包括發達國家把企業留在國內的競爭。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國注重以更高優惠吸引更多外資，將可能導致更高的政策成本。也即，各地政府注重項目落地或投資規模，會增大政策成本和各種隱性成本，外資的實際國民收益將會下降。

在世界整體面臨這一趨勢的同時，中國還因美國的去中國化政策而受到更大沖擊。美國政府明確鼓勵美資企業迴流，承擔搬遷費用，這不僅會影響已有在華企業，還會影響新的對華投資。若美國長期維持對中國出口產品的高關税，將必然影響以出口為目的的外商在中國的投資，包括美資企業，也包括其他外資企業。美國對華政策增大了疫情本身對中國的影響。

尋求生產成本的降低是過去40年來外資流入中國的主要原因之一。隨着中國勞動者收入的提高和周邊國家多國選擇加工貿易型出口戰略，近年來中國外資向周邊國家轉移的情況已經發生。從中國人均收入不斷提高的內在需求來看，這一變化並非純粹壞事，中國不能長期依靠廉價勞動力實現發展。中國勞動力價格的上升也意味着中國整體收入的上升以及中國購買力水平的提高，這又從另一方面提升了中國對外資的吸引力。也就是説，市場尋求型的外資反而會增加。

以中國國內市場為目標的外資，其決定因素是中國的購買力，不論已進入的外資是否撤離，還是新的外資是否流入，影響都是一樣的。以在華銷售為主的外資企業，既可能減少在境外生產再向中國出口的成本，又可能針對中國消費者的特殊偏好進行產品開發，這種優勢不是美國的迴流政策所能夠抵消的。

中國的市場規模還有另一層意義，那就是全產業鏈的配套能力。外商投資企業一旦擁有專有技術或創新產品，在中國就很容易找到生產合作企業和各種零部件生產配套。這就使外資企業很容易在中國生長，也難以離開，因為在世界上很難再找到與中國類似的國家：既有巨大的本地購買力，又有完整的產業鏈和高性價比、全層次的勞動力。

上述分析使我們得到一個外資選擇中國的一般原理：在中國的增加值率大小是外資是否撤離或者進來的依據。外資產品的總價值在中國的增加值比重越小，就越可能撤離或不會進來；增加值比重越大，就越不會撤離且更可能進來。這一原理也是各種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理論中未曾論述過的，是一種廣義的投資環境和東道國的增值能力。

在這裏，中國經濟事實上創造了一種新的外商直接投資理論，這也是在已有教科書的各種跨國公司投資決策或外商投資成因分析中所沒有的，可稱為“大國引力理論”。具體而言，中國人口規模大而且進入了中等收入水平，從而形成了總體上的巨大購買力，可為任何外資提供一個可贏利的市場。同時，大國的含義是國內產業齊全，生產配套能力完整，可為任何具有技術或創新產品優勢的外資建立生產供應鏈。經典的市場尋求理論沒有考慮上述兩種意義上的大國經濟特徵。在這裏，中國創造的不只是一種新的理論，而且是一種新的機制。

“購買力”

美國對中國的技術政策會影響美國企業在中國的投資，因此間接地影響到其他國家企業對中國的投資。根據中美經貿協議，美國竭力排除中國通過引進外資實現技術進步，即對所謂“強制技術轉讓”加以限制。美資企業想在中國獨資經營並長期保持技術優勢，原因在於要獨佔中國大市場。但是，美國又要在技術產品的供應上限制中國，打壓中國的一些重要企業，甚至連貿易都要斷供，更不可能到中國來為中國企業提供高技術產品。因此，美國企業對中國的投資可能將侷限於民用最終產品，而對可能提升中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生產能力或技術配套的投資則會嚴加限制，這種限制也會延伸到其他國家企業對中國的投資。

從總體上看，外資在中國經濟中的作用和地位將發生幾個歷史性的變化：一是出口增長中作用的下降，這些外資往往是加工或組裝類的勞動密集型分工片段，新增的可能減少，現有的可能轉移。同樣道理，外資在就業創造中的作用也將下降。二是面向國內市場的外資會繼續增長，現有外資不易撤離。這類外資可能促進消費升級，中國消費需求不斷提升將成為吸引外資的新優勢。三是獨資傾向增強。隨着外資質量的提高，先進技術和產品創新特徵明顯，獨資是外資防範技術外溢，獨享創新成果的關鍵。外資政策要在市場準入上進一步放開。四是高端服務業流入增加，經濟結構和消費層次的上升都將產生這一效應。知識性、信息類服務業外資會大量進入中國，減少已有的開放限制是當前政策的關鍵。同時，服務業也會更多選擇跨境提供的方式進入中國市場。商業存在不是服務市場開放的唯一形式，投資規模也不是外資宏觀社會經濟價值的衡量指標，外資政策需要適應這一新的變化。

在對外投資方面，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企業通過國際併購迅速進入發達國家市場，但近年來不斷受到美國以國家安全為理由的否決。美國對中國併購的抵制將會繼續，其中主要原因是戰略競爭和政治上的。但是併購不失為中國企業走向世界，獲得技術和全球化經營網絡的有效途徑。在未來一個時期，中國的併購目標將更多轉向歐洲和其他新興經濟體國家。由於疫情暴發，諸多世界級企業陷入困境，這也將是中國進行跨國併購以提升國際價值鏈分工地位的重要機遇。

開放戰略：從擴大規模向提高水平推進，從被動融入向主動規劃轉變

國際環境的變化決定了整個開放戰略的變化。這一變化是外部條件變化與中國自身發展階段變化疊加作用的結果，在這一變化下，對外開放的整體思路乃至語言體系都會發生歷史性的變化。

從封閉轉向開放是當代中國發展的關鍵轉折，其歷史意義不容置疑。40年來擴大開放是中國始終堅持的戰略取向和政策實踐，其成效也不需要再具體證明。今天，雖然開放的進一步擴大仍然有必要，方向也是正確的，但並不能反映國家戰略的核心或主題。40年開放的不斷擴大，基本上完成了一個封閉型經濟向開放型經濟的轉型，我國已經基本形成了開放型經濟體制機制。當前的核心任務是鞏固和完善這一體制機制，進一步改革與開放型經濟不相適應的體制機制，而不是把重點仍然放在少數尚未開放部門的開放，也不是致力於突破那些難以開放部門的開放。從中國的國情來看，某些部門開放與西方國家不同是必然的。關税水平整體上與發達國家有差距，這是在各自由貿易區的談判中可以突破的。從2013年自貿區試驗制訂第一張負面清單後，清單一再縮短。應當指出，除了少數自由港以外，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都不是所有部門完全開放的，負面清單的例外是各國的普遍模式。

過去七八年來，以開放倒逼改革是自貿區試驗的一個方針，也在國家的整體開放中被視作一個基本取向。但這一任務本質上是改革而不是開放，是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優化，而不是對外的開放承諾。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開放模式是中國主動的選擇，而不是與某一國家談判的結果，雖然其在中美未完成的雙邊投資協議中也得到推進。政府的透明、規範、法治、競爭中立等，是中國自身要完成的體制改革，而不是擴大開放進行國際交換的對價。從某種意義上講，競爭中立原則恰恰是要改變對外資企業的超國民待遇，不歧視民營企業和限制國有企業，而不是減少對外資企業的限制。當前需要做的是改善各類企業的營商環境，這是改革的深化而不是開放的擴大。對照最高國際標準曾經被作為改革的標杆，事實上只有當加入某一國際組織或簽訂某種協議時，這才成為相互開放的交換，否則只是一種自主的改革。明確這一點也表明，即使不為了某種國際談判，國內的制度改革也是必要的。

擴大開放的理念也往往體現在以外資外貿數量來證明國家的開放度，但這同樣是片面的。對於一個從封閉經濟向開放型經濟轉型的經濟體來説，這兩大數量指標是有意義的，中國也仍然需要進一步提高。但是這兩項指標本身並不是發展的指標或經濟效益的體現。加工貿易進出口都很大，但其效益是不能與一般貿易相比的。外資可能創造就業、擴大出口，也可能擠出國內資本、壟斷國內市場，甚至帶來“污染”。在中國完成了從封閉向開放的轉型以後，提升外資外貿的國民經濟效益就是一個必然的方向和新的目標了。

上述理念上的變化是中國開放型發展道路的應有之義，是我們本就該完成的跨越。問題是這場疫情後經濟全球化方向的變化改變了開放型發展的國際環境，中國加快戰略升級的任務已經更為迫切。

疫情後美國強化了逆全球化的政策，更改變了與中國進行開放式合作的戰略。背離市場選擇的完全無理的技術斷供，便是這種政策的典型表現。美國也已經並會進一步限制其他國家和地區與中國的正常合作。如前所述，這一切正在使中國開放型發展的國際環境發生重大變化。

經濟全球化歷史條件的變化特別是中國開放型發展的國際環境的變化，要求我們在戰略思路上重新定位對外開放。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強調開放在規模上的擴大不再是開放戰略的核心，並不意味着要縮小開放的規模，而是指外資外貿的數量不應再作為衡量開放戰略成功推進的指標，更不是指只有出口和外資每年實現增長開放才算在推進開放。對外開放還將擴大，因為中國外資外貿對GDP的貢獻比例仍然低於發達國家。但是，在國際環境發生逆轉性變化的情況下，外資外貿規模擴大的難度加大，在現有開放的規模與格局下提高其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已成為更有意義的主題——這就是提升開放型經濟的發展水平。

提升開放型經濟的發展水平與擴大開放的差別在於，後者是對外經濟聯繫規模上的擴大，前者則是開放部門與國內部門聯繫的深化。開放的效益不再是貿易分工提高效率或外資進入促進增長，外資外貿將成為國內經濟發展的有機組成部分併發揮重要的功能。

這種功能將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裝備奠基功能。現代高端製造中的先進裝備、未來數字經濟中的基礎設施，對於新產業革命的實現和數字經濟的突破具有基礎性決定性意義。在我國還不能完全提供這些裝備的情況下，進口和引進外資對於新產業革命具有關鍵作用。二是產業配套功能。中國需要建立完整的現代產業鏈，對於中國這樣的大經濟體來説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中國基本上完成了傳統產業的發展，當然某些領域技術水平還比較低。從建立起一個新興產業體系來看，中國還有不少短板需要補齊，整體國民經濟才能更加強大。擴大進口與引進外資的目的就在於此。三是競爭促進功能。進口與外資有利於在該產品生產上促進國內競爭機制，使國內企業得到更好的發展。這也説明了發展才是根本目的，進口與外資不是為了擠垮國內企業，而是為了激勵其成長，進口與外資的作用應該根據是否具有這種意義來評價。四是消費培育功能。發達國家新開發的消費品在中國可能還沒有形成市場，進口或引進外資在國內生產會創造出這樣的市場。但消費效用只是第一輪效應，一旦國內消費被培育起來，國內企業就會形成一個新市場，中國經濟規模更使得這一新市場富有決定性的意義。20世紀90年代的家電和新世紀的手機等都證明了這一過程：進口和外資培育了市場，但這一市場最終仍屬於中國企業。在這四種功能中，最終產品的進口和外資作用相對是部門意義上的，而裝備和產業配套意義上的進口與外資的作用更是全局意義上的。

開放型發展的最生動案例是由華為創造的。眾所周知，華為是一家中國民營企業，它用中國資本在全球投資，聘用各國大量高端人才，創造了最先進的通信技術，最後以企業的成功提升了中國的國家競爭力。毫無疑問，華為模式是一種開放型模式而不是封閉型模式，但它既不是以出口為特點，也不是以引資為標誌，它的開放性體現在集聚全球人才這一現代經濟最核心的高級生產要素上。據報道，任正非反對的自主創新，指的是完全靠自己力量關起門來創新。華為走出的是一條由自己主導的創新，即中國主導的全球規劃下的創新。這一模式對於今天我們理解開放的內涵，啓發是深刻的。

這也就提出了對外開放如何實現從被動融入到主動規劃意義上的轉型升級。前40年的開放是我國獨立自主的戰略選擇，國門是主動打開的，這與殖民地時代有着根本的區別。以維護國家安全為原則，一些部門不開放或有限開放也是自主的選擇。但是，跨國公司決定全球價值鏈分工，我國只能以低端方式參與。為了增長和就業，國家需要在政策和體制上不斷適應跨國公司的訴求，在政策上進行激勵。在各地競爭外資中國家實際處於被動地位，造成利益外流。為了更加符合國際競爭市場化原則，中國的產業政策實際受到約束，新興產業發展戰略規劃受到質疑，國家指導下的國民經濟結構升級計劃被指責為干預市場，“非市場經濟”標籤否定了中國在世界市場中的公平競爭地位。這一切的背後就是發達國家在全球化上的話語權。全球化低潮和美國收縮政策反過來給中國爭取戰略主動提供了機遇。開放什麼，怎麼開放，在一個時期內談判壓力較小，自主空間較大。改變被動分工的低端地位，擺脱各類供應鏈中的風險因素，是新階段以發展戰略引導開放模式的主題。

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崛起，在數字經濟革命中搶佔制高點，實現經濟的數字化、智能化、網絡化，是中國當前發展的目標。發展的核心不是全產業鏈、全價值鏈，而是以掌控全球供應鏈的關鍵片段為根本，以把握高增值端為核心。外資項目也不在於其是否屬於中國戰略性新興產業，而在於其是否有利於中國在該產業中優勢地位的形成。主動的開放尤其應表現在對國際人才的吸收和技術的運用上。不論把人才吸引進來，還是到各國利用當地的創新環境和人才去設立研發機構，都是新條件下開放的主題。既要防止外資對中國市場的壟斷，又要保護知識產權，當下最好的做法是充分利用國際技術市場和跨國併購。

為達到上述目標，一方面要發揮體制優勢，以中長期戰略規劃和配套政策推動核心技術的發展；另一方面要創造更加寬鬆的市場環境，讓民營企業擺脱制度障礙，讓國有企業減少制度束縛，更便捷地利用國內外條件獲得發展。在管理體制上，要改變外經貿部門只抓外資外貿數量，另一些部門只負責國內發展目標的政府部門簡單分工現象。

總之，國內經濟發展與對外經濟關係發展兩者是相互促進的，而國內經濟的發展才是根本的目標和主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