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熊走過的彎路，蘇聯搞過的“內循環”_風聞

原創：愛吐槽的奶爸

公眾號：非典型時評社

最近隨着全球疫情的反覆和中美各方面摩擦的增多，打造內循環經濟被越來越多的人提起，“內循環”成為了一個時髦的詞彙，老實説經濟問題咱不懂也不敢説太多，但是以史為鑑總是對的，在上世紀兩大陣營對抗的冷戰時期，蘇聯也曾想過打造一個涵蓋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內循環”經濟合作組織，我們今天就來看看這個叫做“經濟互助委員會”的組織給我們留下了哪些啓示。

經濟互助委員會（簡稱經互會），是由前蘇聯組織建立的由社會主義國家組成的政治經濟合作組織。經互會是一個相當於西歐經濟共同體的社會主義陣營經濟共同體，總部設在莫斯科。大家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美國憑藉其雄厚的實力提出了著名的“馬歇爾計劃”，目的是為了幫助其歐洲盟國恢復因第二次世界大戰而瀕臨崩潰的經濟體系，同時也是為了抗衡蘇聯帶領的國際共產主義勢力在歐洲的進一步滲透和擴張。對此，時任蘇聯領導人的斯大林認為該計劃會嚴重威脅到蘇聯對於東歐的控制，於是蘇聯就出爐了與其針鋒相對的“莫洛托夫計劃”。該計劃主要包括了蘇聯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援助以及發展東歐國家對蘇聯的貿易，並以當時蘇聯外長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的名字來命名，這就是後來經濟互助委員會的雛形。

在1949年1月5日，蘇聯、保加利亞、匈牙利、波蘭、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等6國政府代表在莫斯科通過會議磋商後，正式宣佈成立經濟互助委員會。在1991年經互會解散之前，這個組織已經發正成為擁有11個加盟國，10個諮詢國的龐大國際組織，我國在1956年至1961年也曾以觀察員的身份短暫列席。

經濟互助委員會成立時有着明確的目的和良好的願景，蘇聯想要過這種方式來實現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是蘇聯與東歐各國之間的經濟“內循環”，通過協調成員國的經濟計劃,實現對“經互會”各國資源的“最優化”配置。協調“經互會”各成員國的國民經濟計劃,可以“最合理”地利用各國擁有的資源,來“最迅速”地發展每一個國家的經濟,既能逐漸縮小各國在經濟發展水平上的差別,又能加速發展社會主義所有國家的經濟。

當時蘇聯經濟學者認為計劃經濟能克服資本主義盲目生產的弱點,不同社會主義國家可以相互配合,共同制定、協調經濟發展計劃,消滅各國生產上的重疊現象。每個國家輸入自己所需要的貨物,並且輸出其他國家所需要的貨物,貿易雙方都是以政府事先協商好的具體交易數額為依據,所以誰也不必擔心自己的貨物賣不出去。另一方面,穩定的長期供貨協定使各國能按時按量獲得計劃經濟所需的商品貨物,便於蘇東各國擬定自己長期的貿易計劃。“經互會”成立以來，對各成員國的經濟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各成員國國民經濟有了較大發展。成立初期各成員國之間的經濟合作關係比較正常，經濟發展較快，1951～1983年，經互會國家的國民收入增長了7.6倍。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經互會暴露出了越來越多的問題，而這些問題是蘇聯無法解決的。

拋開政治問題不説，經濟互助委員會的成立有其與生俱來的缺陷，這就決定了其之後無論如何發展也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簡單地説“經互會”的運行機制違反了當代經濟發展的規律導致其預想的機制無法長久的運行下去。因為要想達到蘇聯設想的狀態來協調計劃實現經濟運行，就必須對經濟發展趨勢有着先知一般的準確預測,這是一個重要的基本點。然而,經濟活動是如此複雜,各種商品供求條件隨時隨地都發生着變化,市場上為數眾多經濟實體的因應措施,任何機構、任何人都不可能掌握所有的經濟信息,更加別説能對經濟需求準確預測了。更何況“經互會”的各國貿易是由國家壟斷,商品價格不是由市場決定,而是由官僚協議，這就更加侷限了各國對經濟信息的處理能力,使得準確預測各個成員國的各種社會需求和產品市場價格成為了天方夜譚。舉例來説，蘇聯向東歐國家出售石油其價格5年一定,且大大低於國際市場價格。但是大家都知道在20世紀70年代世界石油價格一度上漲了15倍,即便蘇聯不斷地將定價規則的時間縮短，但仍趕不上國際石油價格的提升,這讓蘇聯吃了大虧。

同樣的,東歐國家抗議自己出售給蘇聯的商品價格遠低於國際同類商品的價格,自己也覺得吃了虧,紛紛要求提高本國商品在經互會的價格，這最終造成了蘇聯和東歐各國之間不斷的價格戰。

除此之外, “經互會”各國的結構不平衡也是其內部存在的重要的問題。協調國家之間利益衝突意味着要在各種相互競爭、相互衝突的目標之間進行選擇,要對各個國家或部門的利害關係逐個地予以比較權衡,再決定誰利益比較重要。在各個成員國協調的過程中,各成員國都希望使本國在經濟上獲得更多的好處,而不想犧牲本國利益。遇到這種情況,只能靠蘇聯出面,祭出“社會主義大家庭”、“國際主義”等旗幟,對各國施加壓力,來“協調”各國生產計劃。但即便如此,由於“經互會”不是超國家性質的計劃機構,缺乏強制執行力,經常會導致各國統一協調好的計劃合作項目落實不了。

時光流轉，隨着蘇聯的解體經濟互助委員會也在1991年宣佈解散，這場由蘇聯發起的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內循環也不了了之，雖然我們與當年的蘇聯有着不同的國情，但是以史為鑑我們還是能夠從中得到很多經驗。在疫情之前我們國家的經濟主要是靠外貿來驅動的，可以説是以“外循環”來驅動“內循環”的經濟結構，因為疫情的衝擊海外市場受到影響的我們只能進行轉變，將外向型經濟轉為積極促進國內消費增長。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需要注意市場經濟的一些規律，政府可以通過適當的引導但不能粗暴的干預，可以在在部分領域通過良性的競爭締造出新的產業龍頭比如目前在推動的科創板企業，但這個過程中我們不能過分的干涉，同時也要注意財政政策的精準實施，不能打水漫灌而是要做到定點滴灌，比如今年我們的國債就通過新建立的轉移機制直達市縣基層，避免了在過程中的損耗。其次，在我們“內循環”的過程中，要注意發達地區與落後地區的統籌協調，不要出現類似“經互會”中東歐國家與蘇聯之間內耗的情形，畢竟“不患寡而患不均”才是千年以來最符合中國國情的至理名言，這也是為什麼中央哪怕在疫情期間也一直在強調“脱貧攻堅”、“六穩六保”的原因。

只有做好了現在的“內循環”我們才能有能力去再打開“外循環”的口子，而形成新的“內主外輔”雙循環才是我們最終要達到的效果。

自第二季度以來，我們的GDP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可以説是一枝獨秀，這不僅是我們政治體制的優勢，更是我們國內多年來產業鏈建設的成果體現，率先實現復工復產的我們現在有糧、有藥、有產業正是大力推動發展國內新型產業鏈和供應鏈的絕佳時機，雖然目前看似我們在對外交往上處在劣勢，但是隨着我們“內循環”的不斷運轉，我們手裏的牌會越來越多，底氣會越來越足，那些參與攻擊和抵制我們的對手，終會在國家經濟利益和政客自身政治生涯的雙重壓力下與我們坐下來交易，而那時候就是我們邁步走出去，好好和他們談談如何建立符合我們需求的“外循環”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