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寧 | 互連性與可替代性：零工之別的內在邏輯_風聞

王寧教授

數字與通信技術、互聯網、平台、智能手機等新技術的解放性效應是毋庸置疑的。它在勞務供給和消費領域同樣也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

不同類型零工的不同體驗

零工經濟具有增加就業機會的潛力，並提高了就業的靈活性和自由度。零工經濟讓許多人找到了兼職的機會，從而可以增加收入；也讓許多失業者可以在找到下一個正式職業之前，把零工當作一個過渡或臨時性安排。當然，對於那些只能待在家裏的殘疾人、老人或需要照顧小孩的母親，零工經濟則幾乎是他/她們獲得就業的唯一途徑。

一般而言，個人對個人的交易市場，讓供給方更能有效地滿足需求方的需求。自僱勞動者在面臨競爭的情勢下會更努力地提升自己的人力資本，提高勞務質量。而零工經濟大大降低了勞務價格，使勞務使用者獲利，也讓使用者有了更多的選擇。同時，零工經濟使得勞務供給方和使用方均擺脱了科層繁瑣程序與中間人的負面影響。就發展中國家來説，由於勞動者可以藉助全球性零工經濟平台而承接來自發達國家的勞務外包，從而讓勞動者擺脱了本地的一些不利於勞動者的制度和習俗（如本地對於性別、宗教、種族的歧視性制度和習俗）的約束。

零工經濟帶來的問題同樣引人矚目。零工平台的工作者的勞動條件比正式僱員的條件通常要差。作為獨立簽約人，零工難以獲得最低工資，沒有病假或年假，沒有退休金，要自己提供生產工具，自己交税，自己做出勞務安排，在非正常作息時間勞動卻得不到加班費，等等。零工經濟平台讓許多本來是正式的就業變成了勞動者的自我就業，無法為勞動者提供法律保護。零工們也無法採取集體行動以維護自己的權利。相應地，零工經濟降低了勞動標準以及勞動者權利，降低了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增加了就業的不穩定性，提高了勞動者的不安全感和焦慮感。儘管零工經濟給勞動者帶來了自由、自主和靈活就業機會，但它同時讓勞動者的制度性地位倒退回19世紀計件工人的水平。

伴隨零工經濟平台的出現，工作出現了碎片化趨勢。不同類型的零工，對零工工作的體驗有所差異。對某些類型的零工來説，零工是一種好工作，但是，對另外一些類型的零工來説，零工又是一種壞工作。

霍德等人依據勞動者的勞務履行受平台控制的程度（受控還是自主），以及零工是否要在線下到場工作，把零工區分為四類：（1）受控、到場（如優步司機、快遞員、送餐員）；（2）自主、到場（家政服務、照料）；（3）受控、不到場（微小任務，如數據輸入）；（4）自主、不到場（如編程、筆譯、文案寫作）。

維拉斯和斯戈則依據零工技能的高與低，以及零工是否要在線下到場工作，把零工分成四類：（1）低技能、本地性（如優步司機、快遞員、送餐員）；（2）高技能、本地性（如藝術表演家教、醫護照料）；（3）低技能、全球性（如微小任務）；（4）高技能、全球性（如編碼、設計、數據分析）。

儘管所有類型的零工都體驗到工作的不穩定性，那些自主程度較高、技能較高的零工，比那些自主程度較低、技能較低的零工，整體對零工經濟有更積極的體驗。

互連性與三種不可替代性

為什麼不同類型的零工對零工經濟有不同的體驗呢？我以為，可以從互連性和可替代性加以説明。零工經濟是在互聯網平台所導致的人們之間的互連性擴大的基礎上興起的，但是互連性的擴大導致了勞動者的可替代性的提高。正是可替代性變化上的差異，導致了零工們對零工經濟體驗的差異。

零工經濟作為一種藉助數字技術平台而出現的新型勞務供需匹配模式，得益於互聯網所帶來的人們的連接性（connectivity）或互連性的前所未有的增加。人們的互連性甚至從本地擴展到全球。正是這種互連性在空間上的擴展，導致勞務供需的匹配，突破了本地的限制，得以在更大的範圍，甚至在全球（有互聯網連接）的範圍內進行。藉助這種互連性的擴張，許多公司也得以把一些可以分解的勞務外包出去，甚至外包到第三世界國家，以減少公司的正式僱員數，降低公司運營成本。而對外包承接國來説，儘管所承接的勞務報酬較低，但零工經濟讓這些國家在本國就業機會的存量上，獲得了就業機會的增量。概言之，全球範圍內的連接性的增加，讓許多原來沒有關係的人發生了連接，並潛在地擴大了勞務供需匹配的範圍。

然而，連接性的擴大在帶來潛在的就業機會的同時，也給勞動者帶來潛在的威脅。其中的一個威脅，就是勞動者的可替代性（fungibility）大大提高。在互聯網出現之前，勞務供需的對接或匹配基本上是本地性的，身體的在場是勞務供給的必要條件。例如，如果要提供家政服務，保姆必須到用户的家裏。如果身體不在場，就無法提供勞務。當然，並非所有工作都需要勞動者到場。而且，在互聯網出現之前，即使那些不需要勞動者到場就可以完成的工作，往往也需要勞動者到場來完成，以便可以就近對勞動者進行監控。而隨着互聯網尤其是零工經濟平台的出現，一部分無需勞動者到場就可以做的工作，可以外包給本地以外的人來做。例如，翻譯公司可以把一些筆譯任務外包給遠在外地的人，而無需勞務提供者到場。此時，身體的不在場不再是劣勢。這意味着，零工經濟平台的出現，讓過去那種憑藉身體的在場帶來的不可替代性提高的優勢消失了。在互聯網時代，就一些無需現場服務的工作（如筆譯、編程數據處理等）來説，本地勞動者很容易被無需到場的遠在外地的，甚至是邊遠地區的勞動者所替代，因為後者的勞務價格可以更低。

可見，數字與通信技術和互聯網的發展，在增加了人們的互連性從而帶來解放效應的同時，也增加了勞動者的可替代性，從而讓勞動者面臨來自更大範圍內的他者的競爭。如前所述，許多公司正是憑藉全球的互聯網連接而把一些工作外包出去，進而減少招聘正式員工，包括本地求職者的潛在職位數。在這裏，由於零工經濟平台的存在，本地勞動者的可替代性增加了。顯然，數字技術革命既帶來解放的效應，也為個人帶來更多的風險和不確定性。而風險和不確定性的一個最為重要的根源，就是勞動者的可替代性的增加。

在數字技術革命的條件下，不同的勞動者的可替代性也是不同的。在一定範圍內或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説，社會階層地位不同，勞動者的可替代性也不同。由於可替代性的對立面是不可替代性，因此，我們也可從不可替代性條件看零工之間的差異。通常來説，讓勞動者具有不可替代的條件通常包括三類：制度保護條件下的不可替代性、技能門檻條件下的不可替代性、在場服務條件下的不可替代性。

其一，制度保護條件下的不可替代性，指的是正式僱員所獲得的法律保護。勞動關係涉及僱員和僱主之間的博弈，但二者的博弈關係並不完全由市場供需關係決定。國家在一定程度上也介入其中，並通過立法的方式來調節雙邊的關係。例如，國家通過立法的形式就最低工資、帶薪度假、產假、加班與加班費、保險、退休金等相關勞動者權利作出規定。一旦勞動者被僱主所僱用，僱主不但必須保障僱員權利，而且也不可隨意解僱員工。如果公司因為面臨危機不得不裁員，也必須按照法律規定，給予被裁者以經濟補償（勞動關係的確立或終止均是受法律調節的）。這意味着，勞動者一旦成為正式僱員，成為公司的一員，就獲得了一定程度上的不可替代性。也就是説，在一定條件下（如公司沒有面臨危機），他們的組織成員身份就具有不可替代性。

其二，技能門檻條件下的不可替代性，指的是那些具有稀缺技能的勞動者所具有的不可替代性。一般來説，獲得一種技能的門檻越高，這種技能越是具有稀缺性，因而就越不可替代。通常來説，那些需要通過較高的競爭門檻，並需要通過較長時期的培訓才能獲得的技能（如外科手術、同聲翻譯、科學研究），往往具有較大的不可替代性。不過，當我們界定勞動力的稀缺性的時候，也必須把市場對勞動力的需求考慮進來，因為勞動力的稀缺性是相對於市場需求而言的。從這個角度看，儘管腦力勞動者往往具有更多的不可替代性，但是如果腦力勞動者供給超過了市場需求，同樣也會使其不可替代性降低。在通常的情況下，那些不太需要培訓就能勝任的體力勞動者，往往具有較高的可替代性。

其三，在場服務條件下的不可替代性，指的是有一些工作是需要勞動者的身體在場的。在這個意義上，在場性構成了不可替代性。以滴滴出行為例。司機與用户在空間上離得越近，就越容易被平台派單，他們也越不會被遠距離的司機所替代，因為後者的理性算計會讓他們放棄接單。當然，同一時間離用户近的司機並非只有一個人，或許有好幾個人。在此情境下，這些人之間究竟誰獲得用户的單，還取決於他們是否能在第一時間搶到單。儘管如此，近距離的司機憑藉其空間位置仍獲得了更多的不可替代性。

不同類型的零工如何應對不可替代性的缺失

可以説，許多學者對零工經濟之所以持批評的態度，正是基於零工缺乏制度保護條件下的不可替代性的事實。在這裏，我們特別要區分兩種不同的零工：專職零工和兼職零工。

對於兼職零工來説，他們只是利用業餘時間從事零工活動，屬於共享經濟的範疇（共享閒暇時間內的閒置勞動力）。與之相對，專職零工屬於就業的範疇。我們所説的零工缺乏制度保護條件下的不可替代性，主要是就專職零工而言的。

就專職零工來説，儘管他們也與平台簽訂合同，但大多平台只把零工看作獨立簽約人，而不是平台公司的員工，因此認為平台公司無需為零工承擔公司對正式員工所應承擔的法律責任。這就意味着，零工失去了制度保護條件下的不可替代性。隨着人們之間互連性的擴大，零工的可替代性大大增加。相應地，零工在獲得工作或收入上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也大大增加。同時，在零工經濟中，由於同一個工作面臨更多的他人競爭或競拍，這意味着，不但某個零工的可替代性在增加，而且潛在的替代者（替代他/她的人）也在增加。在制度保護條件缺位的情況下，潛在的替代者的增加意味着零工的收入完全受市場供需的調節。在互聯網時代，人們的互連性的擴大會導致零工供給數量的增加，甚至可能供過於求，進而導致零工收入的下降。

那麼，零工是如何應對制度保護條件下的不可替代性的缺失所造成的不利後果呢？不同類型的零工通常利用不同類型的不可替代性，來彌補制度保護條件下的不可替代性的缺失。

高技能零工所利用的，更多的是技能門檻條件下的不可替代性。與之相對，低技能零工所利用的，更多的是在場服務條件下的不可替代性。在這裏，專職零工呈現出社會分層的跡象。

就高技能零工來説，技能上的不可替代性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制度保護條件下的不可替代性缺失所造成的不利影響，並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他們獲得工作和收入的穩定性。隨着工作和收入穩定性的增加，他們更能從積極的角度體驗零工經濟所具有的靈活、自由和自主。他們可以不像公司的正式職員那樣每天到公司打卡上班（可以在家裏辦公），也擺脱了公司的各種約束。當然，他們同時也失去了公司對員工所提供的制度性保護。

與之相對，低技能零工主要是利用在場服務條件下的不可替代性，來抵消制度保護條件下不可替代性缺失所造成的不利後果。在零工經濟中，可外包的工作任務主要分兩類：一類是無需零工到場的，另一類是需要零工到場的（如與滴滴平台簽約的司機、與快遞公司簽約的快遞）。如果説，從事前一類零工工作的可替代性大大增加，那麼，從事後一類零工工作的可替代性就降低了，因為它需要零工迅速到場（如滴滴出行服務、快遞、外賣送餐），而能夠迅速到場的人數是有限的。

但是，這一類的零工在免除了外地人的替代威脅的情況下，依然面臨被本地零工替代的威脅。以外賣送餐員為例，為了避免被本地其他零工替代，他們只能不斷盯住手機屏幕，以便第一時間搶到單。儘管這一類零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藉助在場服務條件下的不可替代性來減少收入的不穩定性，他們依然面臨着近距離範圍內被其他零工替代的威脅。與高技能零工相比，儘管低技能零工也能享受到零工經濟的靈活、自由和自主，但這種積極體驗在很大程度上被工作和收入的不確定性和焦慮感所抵消。因此，他們不得不更多通過自我剝削、自我壓榨的方式（如滴滴司機延長工作時間）來保障必要的收入水平，這是引人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