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木崇敏 | 二十年來的日本敦煌學_風聞

基本信息

　　作者：赤木崇敏，東京女子大學現代教養學部；編譯：馮培紅，浙江大學歷史系。

　　一、何謂敦煌學。

　　自古以來,敦煌就是以絲綢之路要衝而著稱的綠洲城市。它的一舉成名,是因為被譽為沙漠大畫廊的世界遺產莫高窟及其第17號洞窟(藏經洞),1900年在此窟中偶然發現了敦煌文書(除古文書外還有典籍、印刷品,故也稱作敦煌文獻)與繪畫、絲織物等美術品。所謂“敦煌學”,除此之外,還有榆林窟、西千佛洞、東千佛洞等分佈在敦煌周邊的佛教石窟羣、近郊的城塞、長城與古墓等遺址,以及利用從這些遺址發現的木簡、古文書、隨葬品等多彩的史料,研究敦煌綠洲及其周邊地區(中國—中亞)的史地、考古、民俗、美術、宗教、語言等一切相關學問的總稱。

　　20世紀90年代以後,敦煌學的相關史料顯著增加,研究題目愈益細化,連年發表大量論著,但是反映最新學界動向的啓蒙性和概論性的著作卻較少。為此,本欄目以“敦煌學的現在”為題,介紹近二十年間日本出版的著作。關於最新的研究動向,參見小松久男、荒川正晴、岡洋樹編《中央歐亞史研究入門》(山川出版社,2018年)。

　　二、敦煌文書與石窟的世界。

　　敦煌學的主要史料是總數約6萬件的敦煌文書(90%為佛教文獻,10%為典籍與世俗文獻)。這些文書大多藏於世界各地,其中以歐洲居多,除了漢語,還有藏語、回鶻語、于闐語、粟特語、梵語等各種各樣的語言。關於總量佔九成的漢語文書,郝春文(山口正晃譯、高田時雄監譯)《よみがえる古文書——敦煌遺書》(東方書店,2013年。中文書名為《石室寫經——敦煌遺書》)對其內容、性質(宗教、歷史地理、社會經濟、科學技術、古代典籍)做了深入淺出的解讀。另外,大部分敦煌文書在“國際敦煌項目”網頁上可以自由閲覽高清彩圖。

　　史料的另一個支柱是石窟壁畫與塑像,關於美術方面的研究已經出版了大量論著,但這裏想介紹的是樊錦詩、劉永增的《敦煌石窟——精選50窟鑑賞ガイド(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文化出版局,2003年。中文書名為《敦煌鑑賞精選50窟(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該書不僅是導覽性質的圖書,而且是當地學者對北涼—元代(5—14世紀)具有代表性的50個洞窟的詳細解説集,卷末還收錄了石窟的歷史與術語解説等,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三、敦煌的歷史。

　　關於敦煌的歷史,西漢武帝設置了敦煌郡。通常説,敦煌發揮着絲綢之路漢王朝一側的關口功能,但漢代以後,吐蕃、回鶻、党項、蒙古等各少數民族也經常爭奪對該地的統治權。另外,西涼(5世紀前期)、歸義軍節度使(9世紀中葉至11世紀前期)以敦煌為據點,建立了獨立於中原王朝的政權(敦煌這一地名並非漢語,而是當地語言的讀音漢譯)。近年,關尾史郎、玄幸子《通往敦煌之路》(新潟日報事業社,2002年)敍寫了敦煌的通史與文化。

　　另一方面,對特定時代的敦煌歷史文化進行深入研究的著作也多了起來。籾山明《漢帝國與邊境社會——長城的風景》(中央公論新社,1999年)以敦煌、居延發現的漢代木簡(漢簡)為基礎,細緻地再現了漢帝國的邊防前線,即為了防禦匈奴而遷徙到河西地區的士兵與下級官吏及其家屬的日常生活。關尾史郎《另一個敦煌——鎮墓瓶與畫像磚的世界》(高志書院,2011年)基於敦煌學研究中以往不太使用的材料,即3—5世紀的鎮墓瓶(為了鎮魂而在陶製隨葬品上所寫的文字)與畫像磚(嵌入墓室牆壁的彩繪磚),描寫了與中原、河西不同的敦煌地區獨特的送葬習俗與宗教意識。榮新江(西村陽子譯、高田時雄監譯)《敦煌の民族と東西交流》(東方書店,2012年。中文書名為《華戎交匯——敦煌民族與中西交通》)是中國敦煌學界最權威的學者所撰之普及讀物,是一部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10世紀的東西文化交流史。該書的核心在8—10世紀吐蕃統治及歸義軍節度使時期,對於通過佛教而開展的外交與民族交流狀況,在提出最新觀點的同時也披露了豐富的史料。

　　四、敦煌的粟特人。

　　《耆舊記》中著名的“華戎所交一都會也”之語,顯示了敦煌地區漢人(華)與各少數民族(戎)雜居交流的狀況。作為著名的貿易商人,伊朗系粟特人很早就來到敦煌並形成了聚落。曾布川寬、吉田豐編《粟特人的美術與語言》(臨川書店,2011年)利用壁畫、銀器、石刻畫像、文獻等粟特人在歐亞各地留存的諸種記錄,儘可能還原了他們的歷史、生活、文化等方面的實態。書中收集了各地的相關史料並進行了日譯,刊佈了圖版。公元4—9世紀,粟特人建立了橫跨歐亞東部的廣域範圍的貿易網絡。荒川正晴《綠洲國家與隊商貿易》(山川出版社,2003年)對粟特人的社會與貿易實態進行了解説。日本敦煌學領軍人物池田温的《敦煌文書的世界》(名著刊行會,2003年),收錄了《敦煌的流通經濟》《契約》兩個部分,論及包括粟特人在內的敦煌流通經濟,探討了貨幣經濟的變遷,使節、商人、農民組成的流通結構,以及當地訂立的各種各樣的契約。

　　粟特人不只是絲綢之路上的國際商人,從5世紀起他們還活躍在政治、外交、軍事等領域。近年來,學界重視粟特人對東部歐亞史所產生的影響。森安孝夫《絲綢之路與唐帝國》(講談社,2016年)與森部豐編《粟特人與東部歐亞的文化交涉》(勉誠出版,2014年)總結了粟特研究的最新成果,後者收錄了赤木崇敏《粟特人與敦煌》,該文認為,敦煌粟特人作為軍人與行政官員活躍在8世紀後期以後,走的是與中原內地、河西走廊不同的歷史道路。此外想附帶提一下,魏義天(É. de la Vaissière)的《粟特商人史》在國際粟特學界引起了很大反響,2019年被譯為日文出版(影山悦子譯,巖波書店,2019年)。

　　五、民眾的生活與信仰。

　　從飲食文化的視角描述胡漢融合的綠洲生活史,最具特色是高啓安《敦煌の飲食文化》(山本孝子譯、高田時雄監譯,東方書店,2013年。中文書名為《旨酒羔羊——敦煌的飲食文化》),該書不只是羅列飲食品種,還研究了宴席之餘興、敬神供佛之食物、飲食產業,甚至論及時人的酒量,是一部通過飲食而精心撰寫的反映綠洲社會與文化交流狀況的佳著。

　　敦煌是一個國際性的佛教城市,關於敦煌的佛教信仰,出版了白鬚淨真編的《絲綢之路的來世觀》(勉誠出版,2015年),該書以“來世觀”為標題,收錄了荒見泰史的《絲綢之路敦煌資料所説的中國來世觀》,描述了千年間敦煌及中國來世觀的變遷;同時還收錄高井龍《十世紀敦煌文獻所見的死後世界與死後審判——它的特徵與流佈背景》,稱10世紀的敦煌出現了描寫死後世界與死後審判的地獄文獻,這是唐王朝的崩潰及隨之出現的國際社會變化所發生的聯動現象。

　　六、敦煌的女性。

　　往來與活躍在絲綢之路的人們,如張騫、玄奘、馬可·波羅……的奇聞軼事,大體上為男性所佔據,但實際上關於敦煌女性的史料很豐富,可以詳細復原生活在絲綢之路上的女性生活。梅村惠子研究古代日本與中國的家族和女性狀況,出版了《家族的古代史——戀愛、結婚、育兒》(吉川弘文館,2007年),描寫了因政治聯姻而嫁到敦煌的周邊民族政權的公主,通過結社加深親睦關係並在婚喪時節給予幫助的貴族妻子,年輕出家、遁入空門的尼僧。此外,中原地區受儒家教育,女性把順從父親、丈夫、兒子當作美德,只有丈夫才有離婚權;而敦煌社會則不相同,普遍實行協議離婚,妻子也可再婚等,顯示女性具有很高的地位。尤其是荒川正晴《史料介紹:敦煌文書所見的妻子離婚與女兒的財產繼承》(小浜正子等編《中國性別差異史研究入門》,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18年)指出,敦煌的女性有時主導離婚,也有財產繼承權,她們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既有唐代女性地位較高的時代特點,又有中亞綠洲社會的共通性。

　　七、草原與綠洲的關係。

　　坂尻彰宏《歸來的男人——草原與綠洲之間》(懷德堂紀念會編《重寫世界史和日本史——阪大史學的挑戰》,和泉書院,2008年)清晰地論述了敦煌綠洲定居者與居住在南山(敦煌南面的高山)中的山地遊牧者之間有外交、貿易、畜牧的共生關係,“(山地)遊牧民—(綠洲)農耕民”這一結構是內陸亞洲乾燥地帶的基本構成。近年經常有人指出,擁有軍事優勢的馬背遊牧民族與從事農業生產和貿易而積聚財富的綠洲民眾之間,有着互利共生的關係,這是引領中央歐亞史乃至近代以前歐亞史的原動力。這種關係在國家與地域宏觀層面來説論述頗多,但很少從微觀視角舉出具體例證,故此特推薦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