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公的遺產_風聞

作者：王志綱 智綱智庫創始人

來源：正和島

2020年8月22日，謹以此文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6週年。

人類歷史上，面對民族災難，國內外都不乏勇擔大任、置生死榮辱於度外的先賢。時勢與英雄交織，構成了一個個波瀾壯闊的大時代。

站在當下回頭來看，小平如何開創了一個偉大的時代？客觀上的政治遺產背後，主觀上的思想遺產又是什麼？

無需否認，改革開放這四十多年當中依舊存在着很多不公平、不合理的現象，道德問題、生態問題、制度問題……還有太多痼疾急需解決，但每個人頭頂的天花板已經打破，人能夠為自己的命運做主，這種“公平”才是鄧公留下的最寶貴的政治遺產。

01

時勢與英雄

英雄造時勢？還是時勢造英雄？人們為這個問題爭論了上千年，可能還會一直爭論下去。但在小平身上，我認為“英雄”與“時勢”，應該是六四開。

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傅高義曾經説過：“中國並不是必然會出現一位鄧小平這樣的政治家，他出現了，並且改變了中國，這是中國的幸運” 。

如果沒有複雜多變，驚心動魄，九死一生，慘絕人寰的中國近代史，難以篩選和錘鍊出像鄧公這樣的偉人。常人印象中的小平，是一位打橋牌和麻將、抽香煙、喜歡讀武俠小説的老人，很少有人記得，他年輕時也是從死人堆裏走出來的。1948 年的淮海戰役，小平擔任總前委書記，指揮 50 萬大軍，那真是一將功成萬骨枯。血與火讓他養成了不世出的直覺和掌控力，也養成了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氣度。別人感覺天都要塌了的時候，他根本不當一回事，雖然平時話不多，但每一句話都分量很重。這些個性都是在千軍萬馬中錘鍊出來的。

除了戰爭，小平的政治生涯也很跌宕，一輩子三落三起，可謂是九死一生。但所幸的是，1933年小平第一“落”，是被當成毛派的頭子“捱整”，所以日後雖然幾次遭難，但毛澤東始終把鄧小平的問題當作內部矛盾，處理起來也留有餘地。其中原因，除了看中小平的才華，可能在內心最深處的敵我之分裏，還是把小平當成了自己人。76年批鄧的風潮中，小平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但保留黨籍，以觀後效。這最後的温柔——“保留黨籍”，對於日後小平再次復出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74年和75年上半年，我剛好20歲，已經非常關心政治了。當時全國稍有點頭腦的人，都明顯地感到日子好過了些。小平主持工作以後，用他獨特的方式，從整肅鐵道部門開始，恢復生產，整頓科技，鼓勵文藝發展，逐漸糾正十年浩劫期間造成的整個國家的紊亂和無序。

然而好景不長，以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的上書事件為導火索，政治局勢發生了180度大轉彎，矛頭開始指向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風一浪接一浪。當時我們真的很絕望，在黑雲壓城中好不容易看到一點亮光，一下子又陰雲四合，整個中國又要走上極左的不歸路。

稍微有點文化的人都感到心情非常沉重。中國向何處去？我們向何處去？在本來就很壓抑的環境下面，天災人禍又接連發生，唐山大地震，天降隕石，朱德去世，最讓人悲痛的莫過於1976年1月突然傳來周總理去世的消息。周總理輔政26年，經濟、外交、教育、國防、科技各個方面可以説全部一肩挑，尤其是在文化革命中，獨撐危局長達十年，以至於大家都養成了習慣，只要周恩來還在，這個國家就垮不了。

但是沒有想到，周總理突然就走了，他1972年就查出了癌症，又帶病工作三四年，已經是藥石無救。一位偉大政治人物的離世，讓很多有遠見的人都感到大廈將傾，國家要出大問題了。但沒有想到，周總理的追悼會，居然是小平來致悼詞。大家又心存僥倖，雖然一邊在批鄧，但一邊還得讓小平致悼詞，他還是主持工作的常務副總理。大家對小平的能力充滿期待，充滿信心，認為還有一線希望。沒想到，總理的屍骨未寒，小平馬上就被打倒。

這一下子，老百姓心裏面所憋的怨氣，對國家的絕望，和十年難以容忍的憤怒，終於到了1976年清明的時候爆發了。各界民眾湧入天安門，在天安門前發泄怒火，悼念周總理，這期間留下了很多經典的詩歌。最經典的一首就是：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有很多人甚至在天安門的紀念碑上吊了很多小瓶子，用象徵性的方式呼喚小平。

終於十月春雷，天不負我。“四人幫”倒台，具體故事就不講了，但其中以葉劍英元帥為代表的黨內健康力量起了很大的作用。希望雖然來臨，但還是那個問題，中國向何處去？沒有一個經天緯地的人，根本把不住中國這艘破船。在這個問題上，葉帥確實了不起。他深知只有鄧小平能堪當此大任，所以他強烈呼籲，利用他的影響力，聯繫黨內很多積極的健康力量，讓小平出來工作，這一點應該説是功勞卓著。

最後小平終於又走到了政治舞台上來。印象特別深，我在貴州大山裏面閉塞的小縣城中，成天豎着耳朵關注北京的新聞，20來歲是最關注政治的，因為政治和我們的命運太關聯了。

終於有一天，一個在北京體育學院讀書、比我大幾歲的老兄回來了，他一回來等於帶來一個中央電視台，我們都圍過去，聽他從北京帶回來的消息，其中最震撼性的就是小平復出了。

他講到，在北京工體一場香港足球隊同中國青年足球隊的比賽裏面，他們突然看到小平出現在了主席台上。全場站起來鼓掌歡呼，球都顧不上看了。民心向背，可見一斑，大家對鄧小平就給予了很高的期望。

這裏面講個小故事，我幾年前遇到了小平的妹妹鄧先羣女士，她退休前曾經是總政羣工部的部長。那天我們在三亞正好一起吃飯，鄧女士特別和藹，在聊天過程中，我越看她長得越像晚年的小平，於是我順勢問了個問題：“你們鄧家是不是有長壽的基因啊？”她説在鄧家，90多歲是很常見的。我後來開了一個玩笑，我説小平幸好長壽，小平不長壽的話，中國的改革就完了。她説怎麼這麼講？我説：“你想想，如果小平只活到75，就不可能當改革開放的船長；如果小平只活到80歲，中國的改革就會中途顛覆，如果小平只活到87歲，他就不能南巡，然後左傾主義就要冒頭；幸好小平活到了93歲，最後才能夠以88歲的高齡南巡，終於把中國這艘航船推上了改革開放的不歸路。”

小平作為一個政治家，從死人堆裏走出來，政治上三起三落，在中華民族處於“危急存亡之秋”的時候擔任船長，不僅是罕見的高壽，更沒有老糊塗，反而是老而彌堅，帶領我們走出激流險灘。這點上我真的只能歸結於冥冥當中的天意了。

我們經常講時勢造英雄，我想在中華民族命運轉折點上，特別歸結到鄧小平身上，時勢頂多只佔了40%。中國近代史上的艱難困苦，九死一生，複雜紛呈的時局，再加上個人跌宕的命運，終於磨練出這麼一個偉大的政治家。

剩下的60%，則是英雄造時勢，正是小平的高壽、正是小平的睿智、正是小平從青年開始，長達七八十年的風風雨雨所磨練出來的非常卓越的的才幹和掌控能力、面對驚濤駭浪化險為夷的能力，正是這種不世之才，才使得人類歷史上可以説是幾乎沒有先例的改革，在中國獲得了基本的成功。

回頭看整個社會主義體系的國家，幾乎都在搞改革。蘇聯乾脆把自己改沒了，整個東歐也是改得七零八落，朝鮮到現在也在艱難的嘗試中，唯獨一個在改革上嚐到甜頭的是越南，我們叫改革開放，越南叫革新開放。名字只改了一個字，內容上更是照搬中國，利用後發優勢，蕭規曹隨，竟然也獲得了成功。這也算是鄧公遺產的國際化案例吧。

歷史選擇了鄧小平，鄧小平也改變了歷史，那他究竟如何改變了歷史？（歡迎搜索公眾號：猴子公社，閲讀更多精彩內容） 

02

尊重人性，尊重常識，順應規律

貫穿鄧小平思想最核心的東西，我認為有三點：尊重人性，尊重常識，最後必然順應規律。

小平有別於幾乎所有政治人物的最大特點，就是尊重人性。這點聽起來簡單，但絕大多數政治人物做不到，人一旦站得太高，權柄太重，隨便的一句話、一個決定，帶來的可能是一代人的命運轉身。被權力綁架的人，肯定會喪失對人性最基本的尊重，對人性的扼殺在極左年代裏尤為普遍。

而小平不一樣，他非常珍惜平凡人的家庭生活。尤其是對子孫，毛毛（鄧小平女兒）的回憶錄中寫到，在江西的日子裏，他經常給身患殘疾的兒子鄧樸方擦身子、洗尿片，我們能感受到他作為父親的那種痛苦，他認為自己拖累了孩子。在江西三年多的時間，是小平政治生涯中的最低潮，也是他個人和家庭生活最艱難的時候。這期間他通過汪東興多次給中央寫信，在這些信中，他很少對自己個人的工作和生活安排提出要求，但卻充滿了對家人的關愛。1978年，小平復起之後，雖然日理萬機，他依然儘量每天晚上全家上下一起吃飯，享受“四世同堂”的天倫之樂。

除了對自己的子女舐犢情深，小平的感情同樣寄託在人民身上。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就是農村改革。我出生在貴州最窮的地方，我深深地知道農民們的辛苦。60年代最困難的時候，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其間造成不少農民死亡，我很多農村的親戚都在這場災難中餓死，這也是我們那代人的集體回憶。

後來我在蘭州大學讀書，甘肅和貴州一樣，也是非常赤貧，所以我對飢餓和貧困有着深刻的感受。所以在政策和政治風向稍微鬆動以後，最先要改變命運的就是貧窮地區的農民們。甘肅、貴州、還有安徽等地，農民開始選擇大包乾。

現在想起來這是多麼的可笑啊，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想按自己的方式去種自己想種的東西，都成了犯天條的事情。小崗村的農民們甚至要簽訂“生死契約”，交代好子女的身後事，才敢自己種糧食，可想而知極左對人性的扼殺到了何等程度。

60年代的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曾經因為尊重農民的選擇，文革期間遭到嚴重的迫害，英年早逝。所以很多地方對於農村出現的“大包乾”現象，習慣性地進行打壓。在這個時候，小平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時任安徽省委書記的萬里在支持大包乾這件事上，受到了很大的壓力，小平鼓勵他“不必陷入爭論，你這麼幹下去就是了，就實事求是地幹下去”。有一次萬里遇到一個農業部的副部長在批評包產到户，他辛辣地諷刺道：“看你這個傢伙肥頭大耳，農民卻餓得皮包骨，你怎麼能不讓這些農民想辦法吃飽飯呢”？

就在摒棄掉教條，敢於放手後的短短几年時間，全中國釋放出了巨大的活力，耕者有其田，耕者會種田，短短兩年時間，農民就解決了幾十年解決不了的吃飯問題。不僅解決了吃飽飯的問題，而且還釋放出了80%的剩餘勞動力。最開始的政策叫作“離土不離鄉”，農民可以離開土地搞鄉鎮企業 ，但不能離開這個區域，這種政策為鄉鎮企業創造了土壤，很多日後的大企業都誕生於這個時候。

伴隨農民的能量越來越大，鄉鎮企業已經束縛不住他們的活力。在小平的默許下，這批青年們開始走州串縣，開始闖上海、下廣東、甚至奔北京，這上億的青壯年走入城鎮，走向工廠，他們是全世界最龐大的勞動力羣體，他們身上迸發出的活力成了中國最強的競爭力。珠三角和長三角成為世界工廠，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這批生力軍同時也成了最強大的建築大軍，推動了中國令世界矚目的城市化。他們的收入寄回家鄉，使偏遠地區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

取得了如此輝煌成就的農村改革，當初的藍圖卻並不遠大，甚至有些寒酸：所謂的農村改革，無非是為現實所逼迫，要讓農民活下去、有飯吃，怎麼有飯吃怎麼來。

小平説過：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深地愛着這塊土地。所以他不會被僵化的教條所拘束、被高大上的口號所綁架，而是站在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上來考慮問題，小則讓中國不被開除“球籍”，中則為人民謀幸福，最後才是順其自然的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他一切改革的出發點都是對人性的尊重。

鄧小平的第二個特點，尊重常識。這裏講一下民營企業的故事，我在新華社所接觸過的改革名人中，傻子瓜子的創始人年廣久算是一個。

年廣久是安徽蕪湖人，但他在當地口碑相當壞，因為他是從社會底層走出來的人物，也沒什麼文化，有點錢後就吃喝嫖賭。但他的確炒的一手好瓜子，本來只是擺攤做生意，沒想到瓜子越賣越火。於是他開始僱工，最後甚至僱了12個人，其中還有個女僱工跟他姘居。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經説過，僱工不能超過7個，超過7個就存在剝削。改革開放之初，關於僱工7個還是8個的爭論非常激烈，現在看起來簡直可笑，但在當時，“七上八下”卻被教條的馬克思主義者奉為金科玉律。再加上年廣久這個人私德又有問題，吃喝嫖賭，當地人也很討厭他，所以很多人都盯上了他，要求嚴肅處理。

但是沒想到，這個消息傳到小平那去，他看問題的角度和別人不一樣：一個被叫做傻子的人，又沒文化，又沒地位，憑自己的能力，不僅能養活自己，還能養活十個二十個僱工，這意義非常大，為什麼用意識形態來衡量它呢？其次，如果我們把他打掉，牽一髮動全身，那就可能會扼殺掉一批新生的、自力更生的城市失業人口。為什麼不看一看？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麼？傷害了社會主義嗎？

小平發話，終於把這件事壓下來，決定放一放、看一看再説。這一放就扶持了一棵幼苗，帶出來一大片草原，形成了一個森林，私營企業就是這樣被“放”了出來。

伴隨一個傻子瓜子被肯定，整個中國的個體户開始風起雲湧，成千上萬的萬元户開始崛起，民營企業的滾滾洪流開始不停向前。中國第一次有了“海”，就是體制外，下海成了當時最火熱的詞，這片“海”最先形成的地方，就是珠三角。

如今的珠三角，已經是世界級的大灣區，但創造這一奇蹟的每個人都是俗人。農民工背井離鄉不是為了一個偉大的理想，而是為了解決生存問題，在家裏面只能臉朝黃土背朝天，修理地球。然而到珠三角掙到了錢，比家鄉多的多，還可以賺錢回家蓋房子。所以離開了老婆孩子熱炕頭，他們付出很大的代價，但獲得的也許是明天、是未來，就是這一點期待，使上億的農民成為中國巨大的人口紅利。

港澳的那些商人也不是國際友人白求恩，他們同樣是來掙錢的。把歐美的訂單拿到手，跑到老家珠三角，找到當地的大叔大媽，找塊地，租一個廠房，不斷地擴大規模再生產，在中間吃水。就這樣很多老闆發了財，他們也是出於俗人的一己私利，但一不小心就推動了世界工廠的形成。

另外珠三角的本地農民也很簡單，他們就是為了收點租金，在土地上蓋了很多廠房，出租出去掙點錢，也是為了一己私利。（歡迎搜索公眾號：猴子公社，閲讀更多精彩內容） 

珠三角的領導人同樣非常樸實，改革開放之初的廣東省委書記習仲勳説過：“千言萬語説得再多，都是沒用的，把人民的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辦法。不然，人民只會用腳投票”。廣東改革開放的實際操盤人任仲夷説：“見了紅燈繞道走，見了綠燈趕快走，沒有燈要摸着走”。蛇口的創始人袁庚説：“向前走，別回頭”。每句都是大白話，沒有什麼大道理。

四十年過去了，珠三角順利地實現了工業化，由珠江東西兩岸構成的工業走廊，成了全世界極具競爭力的產業集羣，無數的民營企業在這裏蓬勃發展。聖人在哪裏？沒看到。偉大的道德觀在哪裏？沒看到。只是俗人按照常識做事，但最後卻收穫了聖人的結果。

從年廣久的瓜子到珠三角萬億規模的民企集羣，中國民企的命運一脈相承，如今的民營經濟，已經貢獻了中國50%的税收、60%的GDP、70%的技術創新、80%的就業崗位，90%以上的企業數量。這都是原來改革開放之初想象不到的。這一切都是常識的力量。

還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恢復高考。温元凱曾經告訴我，在1977年8月的高等教育研討會上，初生牛犢不怕虎的他，關於高考制度改革提出了四句話：“自願報考，領導批准，嚴格考試，擇優錄取”。他當時還不敢把話説太滿，不敢説恢復高考、擇優錄取，他覺得自己説的已經夠過頭了。他説，他當時説的時候，他旁邊的教育部長劉西堯一直皺眉頭。

沒有想到這四句話講完以後，小平不假思索，接過話頭就説：“温元凱你這四句話，去掉一句話，保留三句話夠了：自願報名、嚴格考試、擇優錄取。不要“領導批准”，這領導一批准問題就變性了！”通過這種下意識的反應，就能看出小平內心深處對於人性和常識的尊重。

因為教育和學習本來就是常識，沒有哪個國家民族會不重視教育、不尊重科學。文革給人帶來的災難，不光在肉體上，更重要是在精神上。當時管知識分子叫臭老九，知識越多越反動。所有人都遠離知識，知識就是麻風病，就是瘟疫。在這種背景下面，整個民族對知識產生了嚴重的認知障礙，對知識的載體知識分子醜化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才有了小平對高等教育制度的迫切改革，“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現在回頭看，多搶出來的那一年，意義非常大。從中央到地方，哪一級別的官員不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受惠者，如果這個時候台上的是張鐵生和那些造反派，中國會是什麼樣的格局？還有往美國派遣留學生，當時無數人反對，認為那邊是資本主義的大本營，花花世界，我們的精英送過去就回不來了。的確，有很多人沒有回來，但小平堅信，當國家越來越強大的時候，他們終歸會回來的。果不其然，越來越多的歸國學子為中國的科技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

如今回過頭來看，哪有什麼高深莫測，無非是對常識的尊重與堅守，再加上過人的膽魄罷了。

尊重人性與尊重常識，九九歸一，最後自然就會順應規律。規律是什麼？2000多年前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家管子説的已經很明白了，“衣食足而知榮辱、倉廩實而知禮節。”用鄧公的話來講：發展就是硬道理。用“十九大”的報告來説：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是當今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這就是人性、這就是常識、這就是規律，一切改革的肇始與歸依，也都應當如是。

03

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

除了對人性與常識的尊重，和對規律的順應。小平在具體工作中最大的優點就在於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實事求是。他深知治大國如烹小鮮，作為領導人，最忌諱的就是事無鉅細、往上管天管地，下管雞毛蒜皮。他像一個老成持重的觀察者，重複發揮羣眾的創造性，遇到新鮮事物，先放一放，看一看，成功的經驗推廣到全局，失敗了總結教訓。這是改革開放探索當中最低成本的玩法。

推動廣東早期改革開放的任仲夷用的也是這套工作方法：先斬後奏、邊斬邊奏、斬而不奏，改革總是從違法開始的，很多事情可以先去探索。永不探索、永不走路、永不摔跤，這是極端教條主義的做法。探索肯定會摔跤，摔了跤站起來接着走就行。

對於這套工作方法，我總結起來就是三句話：“逼出來的改革、放出來的活力、摸出來的市場”， 可以説它幾乎貫穿了40年的每一個階段，特別是重大的危機階段。

有人批評小平不懂創新，其實領導者根本不需要創新，毛澤東説：“人民羣眾是真正的英雄”。再偉大的人也只有一個腦子想問題，他做的無非就是判斷和承認，好的東西承認並推廣，不好的吸取教訓就夠了。

還有人批評小平“摸着石頭過河”，沒有一套完善的制度設計，這更是無稽之談，戈爾巴喬夫設計了一整套理論，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全部都設想好了，被很多中國的知識分子奉為圭臬，甚至用來攻擊鄧小平的“土鱉”法子，結果如今的蘇聯已經灰飛煙滅，而中國正在一步步走向崛起。

所有的改革都只能一邊摸索、一邊學習。小平被稱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但他只做方向性的設計，改革不同於修橋蓋樓，沒有事前設計好的圖紙，必須“走一步看一步”和“摸着石頭過河”。只要大目標不變，長計劃短安排，在實踐當中隨時的調整修正，大方向就不會出問題。所以與其説小平是“總設計師”，我更願意稱呼他為“總舵手”，實事求是，把握方向，隨時調整。（歡迎搜索公眾號：猴子公社，閲讀更多精彩內容） 

講兩個我直接或間接參與的故事吧。改革開放之初，大家還都處在一種前所未有的共識蜜月期，84年國慶節遊行，北大學子自發拉開的“小平您好”橫幅，標誌着鄧小平的個人威望達到了巔峯。然而隨着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失衡，85、86年開始，共識已經開始破滅，有的人嫌慢了要往前走，有的人嫌快了怕翻車，自由化的浪潮和保守封閉的力量此消彼長，一個政治人物取悦天下的時代已經結束了。

1988年，中國的改革進入了深水區，政治上自由化浪潮氾濫，很多人質疑改革開放的正確性，經濟上由於雙軌制帶來的腐敗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政府在物價闖關期間又引發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各種矛盾空前尖鋭。當時33歲的我，作為新華社記者在全中國進行了一組大跨度、長時間的綜合性採訪，其間採訪了很多封疆大吏、著名學者，也走訪了各地資深的記者，收集了很多珍貴的第一手資料，最後寫了一份內參，叫《中國走勢採訪錄》，主要講的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沿海與內陸的衝突、開放和改革的失衡。這份內參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我也因此被請到中南海進行彙報，在彙報中我痛陳了問題的嚴重性，甚至直言不諱：環境髒了可以用水來洗，人心臟了可能就要用血來洗了。

不到一年，隨之而來的政治風波成為了整個中國改革開放史上遇到的最大危機，外部有歐美製裁，內部也處在惶惶不可終日當中，中國崩潰論甚囂塵上。一個月以後，小平終於走出來了，發表了一次講話，這次講話給了所有人一顆定心丸，一下子穩定了軍心，穩定了黨心，穩定了民心。

現在回頭看，印象最深的就是幾句話：“這場風波遲早回來的。早來比晚來好”。那種“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的大氣磅礴和鎮定自若，真的太了不起了，中國的很多關鍵節點沒有這麼一個偉人，真的扛不住。 

在風波結束後，小平也正式宣佈了退休，他已經八十五歲高齡，也該去安享晚年了。但是沒有想到，他又一次發揮出了人們窮盡想象都想象不出的巨大歷史作用。

90、91年，極左力量開始抬頭。黨內總結教訓，認為“放”得太開，導致資產階級自由化氾濫，反擊的辦法就是搞社會主義教育，甚至要割資本主義尾巴，一些文革時的東西開始復辟，很多企業選擇“帶槍投靠”。整個中國處於停滯狀態。

大概是1991年10月份左右，中央終於開了風波後的一次全會，我看了公告以後，覺得語言老套，波瀾不驚，不由有些失望。沒想到10月底的一天，社裏突然叫我接電話。我進了採編室把電話拿起來，原來是新華社總社社長穆青給我打的電話。穆青這個人有個特點，非常平易近人，他不擺架子，所以我們都對他很尊重，有的時候也親切地喊他為“老頭子”。

他在電話裏説“小王啊，我是穆青，我過幾天要來廣東，主要是對廣東進行一次認真的瞭解和採訪，至於寫不寫和寫什麼再説，你得陪着我。”我説“現在宣傳廣東不合時宜吧。”他説不對，最近中央開完全會，這次全會一個最重要的貢獻就是再次堅持和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我説這不都是老生常談了麼。他説：“錯了，在此之前的風向是要廢除掉這句話，甚至回到老路上去。這次再次重申，非常了不起，就像一輛車在往下滑的時候剎住了。那麼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廣東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到底站不站得住？廣東的探索到底是不是中國的未來之路？眾説紛紜，我作為一個老記者，一定要親自去看一看。”

現在回頭來看，穆青同志真是有着極高的新聞敏感度，他和小平幾乎是前後腳到的廣東，穆青是91年12月中旬來的，蘇聯解體是12月25號，小平開始南巡是92年1月18號，也就是蘇聯解體後的20來天。因為蘇聯和東歐的劇變，國內的政治局面進一步惡化，很多人也在懷疑紅旗還能扛多久，停止改革開放，關起門來穩定意識形態的説法甚囂塵上。

那個夜晚我至今印象深刻，完成了深圳、珠海特區的重點採訪後，我們落腳順德的順峯山仙泉酒店小住。那天我和穆青正在討論稿子，突然接到電話，新華社廣東分社的副社長打來的，他説，我們從珠海到順德的這五天時間裏，小平已經到了廣東，而他負責全程陪同。

他還彙報説：小平此行本來是高度保密，但前兩天已經被香港媒體泄露出去了。原來是小平去了深圳的錦繡中華參觀時，被一個有新聞敏感的香港遊客拍到了，這個遊客倒頭過了羅湖口岸就以10萬塊港幣的價錢將照片賣給了香港報社，這家報紙立刻刊發了頭版頭條獨家新聞“小平南巡”，一下子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廣東。

原廣東省委副秘書長陳開枝是我的好朋友，他負責整個接待流程。後來我們聊天的時候，他談到了當時的很多細節。小平來的時候，其實是帶了一肚子火的，一路上接見各省大員的時候都在説：“書記大人們，你們要看就看廣東，別學北方那羣老爺，還要記住一點，不改革就要下台！”到了深圳後，小平看到特區翻天覆地的變化，越看越高興，回到賓館，老人家卻説了一句令人意料不到的話：“那些人盡講屁話！”直接批評那些肆意非議特區的人。

當時廣東省委希望能夠借小平來的這股東風掃去原本沉悶的氣氛，廣東省委請示小平，希望把南巡的事件公開報道，小平話也不多，就説“不開這個口子”，大家也就沒什麼辦法。

但是有關方面還是不死心，當時的省委書記謝非同志和小平的女兒毛毛，認為鑑於香港已經炸營，各界都在議論紛紛。希望穆青同志以新華社的名義向中央打個報告，同意將小平南下公開報道。

我當時在旁邊聽着很激動，忙不迭的直勸穆青，希望他接受這個建議。沒想到穆青足足沉默的抽完一隻煙後，才説“唉，誰能做得了老爺子的主啊”。意思就是老爺子自己都説不讓發，那誰説也沒有用的，穆青是多年的老黨員，非常講原則、講黨性，所以放過了最直接的報道機會。

新華社不公開報道，但沒想到被一個老江湖、老狐狸抓到了機會，就是深圳的市委書記李灝。後來我見到寫那篇名文《東方風來滿眼春》的作者陳錫添，我就問他：“當時新華社廣東分社的副社長也在隨行，掌握的信息比你還多，為什麼你寫了這篇名震天下的文章，他卻沒有寫出來呢？”

他説李灝書記當時跟他説，不管能不能報，你都全文記錄下來，不要遺漏。謝非的秘書陳建華也有很高的政治敏感性，為了保密，他親自去買了一個走私的小錄音機，把真實的歷史資料搶救了下來。這也從側面説明當時所有人都措手不及，原來以為只是接待而已，誰都沒有想到歷史在眼前爆炸，他們都成了歷史的參與者。

以往，小平在各地參觀時，基本都不説話，但是那次來深圳，他一反平時的沉默寡言，激情飛揚，不停地問，不停地闡述他的思想，“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就是硬道理”“社會主義有市場、資本主義有計劃。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不是屬於哪一個階級的，是人類共有的”“誰不改革誰下台” “今天和未來的中國既要防右，更要反左，更主要的反左”……句句都力拔千鈞。

從深圳到珠海的船上，小平甚至一口氣講了一個小時，這對於一個88歲的老人而言，無論是身體上，還是精神上，都是巨大的損耗。小平彷彿是在交代自己的政治遺言，也彷彿是他歷經風風雨雨後所得出的爐火純青的判斷，中國之命運、中國之未來、中國之道路究竟在哪裏，這些問題解答不清楚，他不會有半點懈怠。

中國的歷史就在這關鍵的時候發生了轉折，小平南巡之前，彷彿雷暴將至，烏雲滾滾，接下來是黎明還是黑夜？誰都説不清楚。小平最後這次四兩撥千斤的南巡，”寒凝大地發春華” “於無聲處聽驚雷”，終於把中國這趟脱軌的列車又推回到正軌上來。此後的中國圍繞着經濟建設，幾無偏離，成就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發展奇蹟，而我有幸成為這一歷史節點少數的間接和直接的觀察者之一。

回到我跟小平的妹妹鄧先羣女士所聊的那個話題，小平的長壽可以説得上是“天佑鄧公、天佑中華”。如果棋至中盤下棋的人棄盤而走，工程做了一半工程師卻不見了，那局面將會徹底無法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無論小平再偉大，他只能以失敗者的形象留在歷史上，那真是“倘使當時身先死，一生功過有誰知”了。所幸小平用自己畢生的功力，在廣東把這盤長棋圓滿收關，他也完成了自己偉大的歷史使命。

04

尾聲

我從大學就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多年以來一直是堅定的唯物主義無神論者。然而越到晚年，我就越傾向於不可知論，前沿物理學理論的探索也印證了這一點，現有技術手段無法觀察、無法解釋的現象，不一定都是迷信，都是唯心主義。

從逼出來的改革，到放出來的活力，再到摸出來的市場，40年來中國面臨無數次危機，稍有不慎就會全盤傾覆；74歲再出山的船長鄧小平，更是垂垂老矣，中國很多方向性的抉擇卻又不得不繫於他一身；全世界最傑出的經濟學家、諾獎得主、投資天才都一次次預言中國要崩潰，一浪浪的時代紅利又推動着中國不斷向前，產業鏈轉移、互聯網浪潮、消費升級……

40年過去，中國居然就這麼走了下來，甚至走到了和“偉大、光榮、正確”的美國直接對話的位置上，彷彿冥冥當中，真的有一種擋不住的國運在庇佑着中國。

如今的中國確實面臨着暫時的困難與危機，很多企業家朋友來找我，訴説他們遇到的困難和想要“換船”的打算，我都會告訴他們，困難只是暫時的，我依舊堅定地看好中國。只要我們不走回頭路，不犯顛覆式錯誤，能夠光大鄧公的遺產：尊重人性、尊重常識、順應規律、實事求是，中國的崛起是擋都擋不住的。因為中國從來就不是一個暴發户，所謂的崛起，只不過是歷史的迴歸罷了。（歡迎搜索公眾號：猴子公社，閲讀更多精彩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