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 從淞滬會戰看國民黨的“持久戰”_風聞

  前些年，有人挖掘歷史，發現一本1937年11月14日出版的《陳誠將軍持久抗戰論》，因而在坊間引發了一個毛澤東1938年5月發表的《論持久戰》是抄襲陳誠1937年11月的文章的説法。

   假設真的是這樣，就來看看作為淞滬會戰主要指揮官之一的陳誠在是怎樣在淞滬戰場上打持久戰的，以及他後來的反省·。

　《陳誠將軍持久抗戰論》是一本文章彙編本，其中有署名陳誠的三篇文章，分別是《持久戰應有的認識》、《持久抗戰的幾個重要點》和《持久抗戰的戰局談》，註明是錄自《救亡日報》。書中的其它文章包括郭沫若的《持久抗戰的必要條件》，洛甫的《抗日民族戰爭的持久性》，史良的《持久抗戰的目的---最後勝利》、一篇譯自美國民族週刊史德華的文章《持久抗戰為中國勝利的關鍵》和《中共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另附有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的《工作綱領》。

　淞滬會戰是1937年8月13日起中國軍隊抗擊侵華日軍進攻上海的戰役，又稱作“八·一三淞滬戰役”，這場戰役是中國抗日戰爭中第一場重要戰役，也是抗日戰爭中規模最大、戰鬥最慘烈的戰役，前後共歷時3個月。據有關史料，日軍投入9個師團和2個旅團30萬餘人，宣佈死傷4萬餘人;中國軍隊投入75個師和9個旅75餘萬人，自己統計死傷30萬人。1937年11月12日上海淪陷。

　1937年8月14日，在江西廬山的陳誠被蔣介石急召前往南京。8月20日被任命為第三戰區前敵總指揮兼第十五集團軍總司令，率領增調的部隊參加淞滬會戰。戰鬥到11月9日時，陳誠發現淞滬陣地此時已陷入日軍大包圍圈中，只得全線撤退。儘管此時九國公約國也正在開會，蔣介石指望能得到國際上的支持(這次會議日本拒絕參加，後來會上國民黨政府代表甚至未能説服與會國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和葡萄牙同意將日本定為侵略國)，令陳誠再支持三日。但無奈部隊秩序已亂，國軍官兵在撤退中死傷甚眾。陳誠於11月25日撤退到了安徽宣城。

　值得一提的是，陳誠的軍事才能評價不高。無論在淞滬會戰還是在後來的武漢會戰，被同行詬病甚至被蔣介石嚴厲批評的地方很多，比如蔣介石嚴厲責備擔任武漢衞戍總司令的陳誠在撤出武漢時的表現是個“既不奉命又不受命的蠢人”。至於在淞滬戰場上的表現，當時參戰的一些指揮官都在回憶錄中有所披露：“陳誠的指揮毫無計劃性，亂七八糟地調動部隊。大軍從淞滬退卻，連戰鬥地區也沒有劃定，後方也沒有掩護部隊收容部隊，以致潰逃時亂成一團，這次大潰退陳誠應首負其責。”(《文史資料選輯》第五輯 第98頁 上海文史)“陳誠指揮作戰太不機動，只知固守陣地打死仗，以致傷亡甚大。這樣的打法那裏擋得住敵人的飛機大炮!”(《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二輯第137頁 中國文史出版社)還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學者楊天石在談到淞滬會戰時也承認，雖然蔣介石認識到抗戰要打持久戰、消耗戰，但打起來卻是“愚蠢的”單純防禦戰。因此，有位參戰的高級指揮員指出：淞滬會戰末期“造成正面幾十萬大軍的潰退。潰退的損失竟比戰鬥的損失大得多。”當然，國軍許多官兵的“一寸山河一寸血”的精神和松滬戰役對於整個抗戰的積極的一面還是應該肯定的，這在學界已有基本一致的看法，在此不贅。

  1946年國民黨的國防部史料局編制了陳誠署名的《八年抗戰經過概要》一書，陳誠對淞滬會戰的得與失作了總結。儘管他認為“淞滬會戰是所得多於所失的”，但就軍事而言，這個“失”實在是太大了。陳誠的那三篇文章，除了“持久抗戰”四個字與“持久戰”可以掛上鈎外，對照他的反省內容可以看出，那三篇文章在軍事方面的價值是微乎其微的。

　　下面就來談談陳誠總結的四條“失”。

　　“一、淞滬會戰，我軍使用兵力約達七十餘萬，敵軍使用兵力亦達三十萬左右。敵軍外線作戰，而使用兵力尚不及我軍之半數，終能獲致勝利者，唯一原因就是他們的裝備優良。精神雖説勝過物質，可是血肉築成的長城，事實上是抵禦不了無情的炮彈的。所以我軍雖多，終不免於敗北。財物的損失不計，光是兵員的損失，我軍超過敵軍的數目，至少在一倍以上。‘人海戰術’是殘酷的，淞滬會戰，我軍雖未嘗有意使用此種戰術，但其結果卻與使用此種戰術者沒有多大區別，這是我們應有反省的勇氣的。”

　　“二、淞滬會戰之初，我軍士氣的旺盛可謂達於極點，但因傷亡慘重，人海究竟不是火海的敵手，所以到了蘇州河撤守的時候，士氣一落千丈，幾至無法維持。南京在崩潰的士氣之下，也便輕易地失陷了。”

　　這兩條基本否定了他先前的“領袖常常教訓我們，精神戰勝物質”，“精神戰勝一切”，“一切物質的困難和缺陷，無疑都是可以克服和補救的”。當時的有的國軍戰士，就是因為受到了這種精神教育，甚至造成了他們的“傻氣”。“日本飛機來炸，他們不肯疏散，説我們來打日本人，難道怕他們的飛機。”(《文史資料選輯》第五輯 第101頁 上海文史)

　　“三、大兵團在一個狹小的地區作陣地戰，後方的支持關係最為重大，諸如給養彈藥的補充，戰地傷兵、難民的醫護、收容與管理，都是後方極重要的作業。而淞滬會戰中，前線官兵竟有幾個月不發餉，幾天得不到飲食的怪事，而傷病軍民輾轉道途，無法治療，尤屬觸目皆是。大軍轉移的時候，沿途遺棄的糧秣、彈藥、武器、汽油等，隨處可見，這些現象充分暴露我們後方沒有支持前方大兵團作戰的能力，顯示中國仍然是一個組織管理十分落後的國家。”

　　這一條是對他的“作戰不受地形限制”，“同仇敵愾隨時隨地均可聚殲敵人”的一種否定。至於更深層次的東西，本文後面還會提到。

　　“四、我們抗戰的決策是持久戰、消耗戰，勝敗的關鍵原不在一時一地之得失。此種道理，早經宣告中外，人所共知。然淞滬一役，寸地必爭，犧牲慘重，適與我們所標榜的抗戰決策背道而馳。這現象顯示我們似有決策，似無決策，足以引起人心的猜疑。”

　　這一條是相當坦誠的。也就是説，國軍在實際作戰中，往往把持久抗戰看作是被動挨打，一線一線地頂。明知自己武器裝備處於劣勢，還經常擺好架子讓敵人來攻。或固守孤城，或死守工事。這確實消耗了敵人不假，但自身的被消耗的程度往往是超過了敵人的若干倍。這與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提出的幾個基本原則，諸如“保存自己，消滅敵人”“防禦中的進攻，持久中的速決，內線中的外線”都是背道而馳的。同時也是“適與我們所標榜的抗戰決策背道而馳。”雖然這種戰法在當時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付出的代價實在是太大了，特別是淞滬會戰和隨後的南京保衞戰。因此，幾位知名的民國史家指出：“蔣介石的戰略思想上缺乏堅定的信心，一不對日宣戰，二不動員羣眾，三不積極捕捉戰機，結果從‘七七’事變到武漢廣州失守，以大半個中國的空間換取1年零3個月的‘時間’，國民黨方面付出了百餘萬人的生命代價，贏得這樣的時間和花費這樣的代價，中國失去的‘空間’太大了，中國人遭受的災難太重了。”(《中國國民黨史》 鷺江出版社 2009 茅家琦 徐梁伯 馬振犢 嚴安林等著 第382頁)

　　在這四條“失”中，最重要的還是第三條。這一條的隱含了陳誠沒有認識到的最重要的問題，也就是抗日持久戰最核心的問題：羣眾路線。陳誠雖然認識到“中國仍然是一個組織管理十分落後的國家”，但怎樣改變這種狀況則無從論及。實際上，國民黨在抗戰中越戰越弱而共產黨越戰越強的根本原因，就是誰有能力能夠把這個國家的民眾組織得更好的問題。國民黨之所以打不好持久戰，主要原因還是沒有走好羣眾路線，基本上沒有走出片面抗戰的圈子。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中最重要的內容就是：“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日本敢於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

 節選自：《歷史學家茶座》2014年第三期《什麼是陳誠的持久抗戰論?》作者 胡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