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們看不見貧窮、衰老、邊緣？_風聞

《三峽好人》

無可否認，今天我們所享受的高效便捷的生活，建立在高速發展的現代科技之上。因信息技術的介入，無論是訊息還是商品，一切觸手可及，也同時造成一種“身邊即世界”的觀感。

我們很自如地沉湎於這種極度講求效率與技術理性的生活，隨之而來的，是行為舉止和思維模式的一併改寫。

相信現在的你，早已適應無處不需的“健康碼”，在進入任何公共場所之前自覺出示，配合這種技術帶來的高效防疫手段。

之前“李想主義”專欄文章《你做好一直使用“健康碼”的準備了嗎？》就已討論過關於健康碼的問題，誠然，數字式的自動化行政已不可逆轉，但我們做好“以人的方式不斷敲打系統”了嗎？

就在上週末，哈爾濱一位老人因沒有健康碼被公交拒載，又因遲遲不肯下車被斥責“為老不尊”。在民警趕來後的詢問過程可以看出，老人對健康碼一無所知，甚至沒有手機。

這並不是一個個例，早在8月初，一位大連老人同樣因不會使用健康碼在地鐵口與工作人員產生糾紛，也引發廣泛爭議。

視頻中，工作人員一度要求老人出示健康碼後才可上車，而老人則情緒激動地回應自己不知道那是什麼，也從來沒有人給過自己這種東西。兩人不停來回反覆同樣的對話，爭執最終以地鐵內警察趕來調停告終。

在這兩次事件中，有人認同工作人員的行為，認為他們攔住老人是維護疫情期間安全和秩序、盡職盡責的表現；也有人認為，老人不知道如何使用健康碼應該被給予更多理解，不應該被迫承擔所有社會苛責。

然而在針對個體的爭議背後，人們似乎忘記了對問題的本質一探究竟：不管是防疫政策本身，還是掀起輿論風波的有關“公民責任”、“社會秩序”等概念的探討，其根本前提都是一個看似普世，卻實際上具有分化效應的科技體系。

面對不斷加速前進的生活，面對日益抬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有一些人正在被迫成為“沉默的大多數”。作為身處主流社會的我們，該怎樣去理解當下的社會現實，又如何在個人層面做出救贖？

01.

科技掀起的巨浪並不是平等的

科技與社會的交互早已成了當今社會老生常談的話題。

隨着科技的高速發展，那個要訂閲報紙雜誌以獲取資訊、靠紙質地圖導航認路、揣着錢包結賬的生活，似乎離如今的現代人非常遙遠了，儘管在十多年前這一切還很尋常。取而代之的，是掃碼點單、二維碼結賬等貫穿我們生活和生產活動的新常態。

迭代過程循序漸進，技術的製造和傳播者們依然在創造更加舒暢的體驗，讓人們也更加興高采烈地接納這種便捷的日常，選擇性忽視背後可能造成的異化。久而久之，人們的行為舉止和思維模式也被日漸改寫，對日常生活中科技的介入一概照單全收。

然而，科技的巨浪所掀起的波瀾並不是平等的。

當主流社會已經穩步進入數字化時代時，卻有許多在這波潮流中沒有跟上腳步，繼而在線上世界完全被遺落和忽視的邊緣羣體，比如不會使用健康碼的老人們，比如根本沒有智能手機的羣體，比如月收入千元以下、仍在生存線附近掙扎的人們。

由於缺乏接觸到紛繁複雜的線上世界的基本渠道，他們根本無法表達和發聲，竟然變成了現代信息社會里活生生的隱形人。

而與此同時，由於信息時代的主流社會變得愈發倚賴網絡來獲取資訊， “身邊即世界”在潛移默化中變成了大眾心中默認的世界觀。

可以説，近年來科技的興盛和信息時代的到來在某種程度上結構化了中國社會中的中心和邊緣，同時顯化了兩者的有機對立。

而健康碼的普及使兩者的對峙更加顯著。一個看似簡單的二維碼背後，實際上卻是科技發展、政策推行和社會道德的緊密勾結，以及變得愈發被動失語的邊緣羣體。

大多數人覺得在手機上申報健康碼小菜一碟，只不過是在手機日常使用之上“多做一步”；根據各級政府在網上出示的具體辦理方法，操作起來似乎就和辦理淘寶賬號一樣並非難事。如此創新科技提供的捷徑比往常專門去社區辦公室的辦理程序方便太多，完美地滿足了繁忙的現代人省時省事的需求。

然而現實卻並非如此順水推舟：作為疫情防控的重要政策，健康碼被視作一種具有行政效益的居民身份證明，理論上來講具備必然的普世性和無差別性。諷刺的是，它的推行卻建立在以智能手機為代表的信息化基礎設施之上——恰恰相反，這是個根本上通過資本力量高度分化中心和邊緣人羣的現代通訊系統。

更加重要的是，由推行健康碼而演化出來的一系列看似普世的社會道德觀，比如“防控意識” 、“公民責任”、和地鐵內工作人員“維護秩序”的工作職責，也都緊緊地掛鈎在這套不平等的科技體系之上，只為能夠在智能手機上獲取健康碼的中心人羣而服務。

可想而知，如同大連地鐵中的老人那樣沒有智能手機、本就在科技導向的主流語境裏被迫隱形的邊緣羣體，則在健康碼這個“科技至上”的政策中被更加理所應當地忘卻和噤聲。

“沒有智能手機就買一個啊”，“不懂怎麼用可以學啊”，“不會的話就應該問”等等類似的苛責，往往容易再把矛頭指向手無縛雞之力的老人：當中心和邊緣在主流語境下不可避免地交互時，來自主流的聲音全然忽視了這些科技社會之外的邊緣人羣的身份背景，傲慢地拍板是他們“做得不對”，“不遵守規章制度”又“蠻橫無理”。

表面上看和支付寶二維碼大同小異的健康碼，實際卻和前者有着根本的不同。如果我們能夠體諒沒有智能手機、不會掃碼支付的老人，在絕大多數地方尚未剔除用真實貨幣交易的習慣，為什麼卻對他們不會使用健康碼如此難以容忍？

我們應該意識到：諸如健康碼等基於科技至上的政策中，並非人人都是既得利益者；對大部分人而言輕輕鬆鬆的“多做一步”，卻造成了那些看不見的少數迫不得已的“少做一步”。

科技發展與政策推行的緊密貼合並不是勢在必得、理所應當的——當人人為健康碼對疫情防控的貢獻拍手叫好時，也不要忘了有多少看不見的人不僅未能趕上這波“創新科技”的浪潮，還被迫淪為社會輿論和從屬主流的道德警察們的眾矢之的。

02.

我們“賴以生存”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科技發展帶來的生活利好似乎成為了我們不假思索地擁抱信息時代的理由。它為社會的發展挑明瞭清晰的指向性：我們見證着網絡的速度越來越快，選擇的可能越來越多，辦事的效率越來越高，於是我們匆忙下了定論：創新科技的湧入讓我們的生活質量變得越來越高。

然而，這種物質層面的指向性也逐漸蔓延到了人們的價值觀和是非判斷中。

我們日常使用的語言就是有力的證據：美國語言學家、哲學家喬治·萊考夫（George P. Lakoff）就指出，無論是書面語還是口語，**人們的話語裏充斥着大量的隱喻性概念，**強有力地支配着我們的思維方式和日常運作。

舉我們耳熟能詳的例子來説， “這都不會你太out了”、“跟不上時代潮流”、“被時代拋下了”等等一系列用於自嘲或是警醒他人的日常用語都在不經意間假設或強化我們對個人與社會發展的方向性感知—— “out”展現了中心和邊緣的劃分，而“拋下”、“跟上”等詞都推崇了要緊跟時代發展的價值導向。

諸如此類的大量隱喻填充並主導着我們的話語系統，從而在不知不絕中顯化了具有社會達爾文主義傾向的主流價值觀。

於是，創新科技帶來的便利從一種優勢和特權，在大眾語境中，逐漸被轉化為一種常態和必須，也就繼而導致了主流對邊緣人羣日漸缺失的包容。

而駐紮在信息化架構內的資本市場的運作則為此更加添柴加薪：譬如電視電影、文藝作品和綜藝節目等大量文化產業也都開始轉向於服務主流羣體，鮮少突顯邊緣人羣的聲音。文化生產的走向開始向逐利的資本體系靠攏，逐漸顯現出“金錢崇拜症”的傾向。

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Georg Simmel）就認為，“物質文化成為一種凌駕於個體文化之上的優質力量”，因此貨幣文化加重了現代文化的危機。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也在其著作《鉅變》中影射了市場在社會和文化活動中的嵌入甚至主導。

在這樣的惡性循環之下，我們開始對邊緣人羣在線上世界中的日益缺席變得習以為常，甚至不再看到去了解、傾聽他們的必要，也下意識地將他們遺忘在考慮範疇之外。

高呼女性平權的時候，我們光顧着探討中產階級女性在家庭和事業中尋找平衡的困擾，卻忽略了可能身處更極端性別歧視的低收入家庭女性；反思讀書和職業選擇時，我們激烈辯駁城市人在“錢途”和前途之間的抉擇，卻忘記了在一些偏遠農村，教育甚至還是稀缺資源。

更甚的是，我們對自己建立在特權之上的認知盲目自信，對從未真正瞭解的少數想當然地自説自話。

《大佛普拉斯》

前段時間新華社的報道中透露，當今中國社會有6億人的月可支配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然而立馬有人斷定數據有假，認為“正常社會里教育成長的人，真的不致於一個月收入1000塊”，肯定是“統計有水分”。

這些聲音揭露了一個可悲的現實——邊緣人羣失去了在主流社會發聲的渠道，而主流社會失去了對邊緣人羣的好奇心和同理心。

尤其當我們所有的信息渠道，都建立在被資本或者其他力量嚴格控制且不平等的信息技術之上時，邊緣的聲音越來越難被聽見；而中心的自大，更是屏蔽了任何不符合自己認知的聲音，最終中心與邊緣之間的鴻溝被不斷加深。

如果繼續做妄自尊大的井底之蛙，我們將最終淪為在這個科技和市場導向的社會中，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衞道士。

03.

“邊緣人”，從家庭到社會

如果我們的觀點僅僅停留在科技發展對人類社會的分化之上，未免將事情過於簡化，更顯得教條主義。或許我們可以換個更微觀的視角，將看似在宏觀層面彼此對立的社會主流和少數、中心和邊緣解構為自己和身邊人，將自己置身其中，從而更好地理解事件始終。

從傳統的紙質通行證到線上的健康碼，看似僅僅是科技層面的突破，實則背後更是時代背景下個體觀念的遷移。

**雖然新技術的到來總是伴隨着對既有個人習慣和認知的巨大沖擊，但其在不同年齡階層產生的作用力卻極為不均：**本就成長在快速發展的年輕一代往往更願意也能更快上手新技術，繼而享受其便利；而那些見證着人們跨入信息時代的年老一代卻可能會對應接不暇、快速更迭的科技產品感到無所適從。

適應新科技必然要求老人們打破建立在傳統之上的認知和更為熟悉自在的生活習慣，而對生活狀態已經相對固化的他們來説，實在並非易事。用“不懂得跟上時代的步伐活該被淘汰”嫌惡他們的“落後”，不免是一種過分的苛責。

有趣的是，家庭紐帶和親密關係卻是信息社會能夠突破代際壁壘的重要一環。正是在家庭生活中長輩與晚輩的日常交流，甚至爭論和口角中，新的事物和社會觀點被傳遞、討論、抗衡或接受。

比如，近年來許多年長一代也都陸續用上了微信，也許並不是圖它科技的先進，而純粹為了適應通訊技術革新之下家庭聯絡方式的更迭。

由於微信普及後，人們通過固話和移動手機打電話回家的慣例逐漸被微信語音和視頻取代，因此帶着能多和子女聯絡的希望，老人們也就相應接受了微信在他們生活中的滲透。

與此同時，信息時代對人羣的分化也在家庭活動中首先顯現，家庭成為了衝撞和對峙發生的最初地點。

大連地鐵事件中工作人員與老人的爭執似乎也能日常家庭生活中找到可比擬的片段。相信這樣的生活場景大部分人都不陌生：長輩們抱怨科技發展的太快，依然固執己見地走傳統途徑解決問題；年輕一代也會覺得長輩過於守舊、跟不上時代，對他們保守而低效的處事方法感到不滿。

由此可見，大連地鐵事件中我們所探討的中心和邊緣的對峙在以家庭為單位的微觀層面上早已初具雛形，代際之間的交互和摩擦便是其主要導火索。

在既有的社會大框架下引入家庭的概念讓我們意識到——我們的社會由緊密聯結的個體組成，彼此之間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沒有人可以獨善其身。

在線上信息社會里缺席的邊緣人並不只是新聞裏的數據點，他們是我們的身邊人，是我們社會的縮影，甚至可能是未來的我們自己。

我們如何對待身邊對科技應用不知所措的長輩，很可能就決定了我們將如何對待社會中失語的邊緣羣體，而這往往又決定了當我們年老、或失去話語權變成邊緣人的時候，彼時的主流社會將如何對待我們。

老人因不知健康碼而陷入困境早已不是個例，我們也不僅僅是看客而已，畢竟我們也終將老去，我們也可能要面對失去話語權的那一天。

**身處這樣一個日益喧囂又高度撕裂的社會，彼此都着急放聲大喊，卻又聽不見或者不肯去聽彼此到底在喊些什麼，**理解、感受、共情，這些原本是讓我們人之所以為人的特質，反倒成了一種稀缺的資源。

在科技光鮮的包裹中，逐漸失去共情能力的現代人，或許是時候開始重拾自己去傾聽、去眼觀以及去理解未曾謀面的人的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