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的日本名及台灣日治時期的“皇民化運動”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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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登輝為何有個日文名？實際上，取“和名”是日本“皇民化運動”的一個重要舉措，也是日本文化侵略台灣之重要標誌。

　　7月30日晚，台灣重要政治人物李登輝走完了98年的人生。他的一生真是波詭雲譎，起伏不定。他還有個日本名字：巖裏政男（いわさとまさお），其兄李登欽（1921-1945）的“和名”叫巖裏武則。

　　李登輝

　　這都是怎麼回事呢？

　　實際上，取“和名”是日本“皇民化運動”的一個重要舉措，也是日本文化侵略台灣之重要標誌。

　　緣起

　　從“無方針”到“同化”

　　甲午中日戰爭結束後，日本通過《馬關條約》割佔台灣。1895年5月10日，樺山資紀就任台灣第一任“總督”，6月17日，樺山資紀在原布政使司衙門宣佈在台灣“始政”，長達五十年的殖民統治由此揭開。

　　在統治最初的歲月，台灣人強烈抵抗，奈何實力不濟，屢屢為日本彈壓而漸次弭平。據統計，日本佔領台灣最初八年中，共有三萬二千台人被日方殺害，超過了當時總人口1%。

　　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提出治台的“無方針”方針，即特別統治主義，但他也醉心於德式科學殖民主義。後藤認為，從生物學的觀點，同化殖民地人民既不可能也不可行，因此主張效法英國殖民統治方式，將台灣等新附領土視為真正的殖民地，亦即分離於內地的帝國屬地，不適用內地法律，須以獨立、特殊方式統治。

　　後藤強調，應先對台灣的舊俗進行調查，再針對問題提出應對，即“生物學原則”，確立了以漸進同化為主的統治總方針。

　　1915年，日本鎮壓了西來庵事件（日據時期台灣人武裝抗日事件中規模最大的一次）。之後，日本對台灣開始轉化為“同化政策”，其精神就是將台灣視為日本內地的延長，其目的在於使台灣民眾成為完全之日本臣民，效忠日本朝廷，加以教化善導，以涵養其對國家之義務觀念。

　　總督府在具體措施上，實施地方自治、創設總督府評議會、公佈日台共學制度及《共婚法》、撤廢笞刑、獎勵日語等，促進了同化進程。

　　台灣導演魏德聖的巨片《賽德克巴萊》就是描述日佔時期日本人對台灣的“同化”政策：強迫民眾演唱《君之代》，仰視“日之丸”等，但卻激發了所謂野蠻人心底的反抗意識，從而引發了“霧社事件”。

　　《賽德克巴萊》電影海報 

　　施行

　　光怪陸離，消磨意識

　　1937年盧溝橋事件後，日本悍然全面侵華，國民政府抗戰態度則一改對東北事變的綏靖而變得極為堅決。蔣介石還發表了“最後關頭”的重要講話。

　　其實，早在李頓調查團宣佈所謂“滿洲國”是日本違背中國東北人民意志而炮製的時候，日本就面臨着國際道義的譴責。1933年2月7日，《國聯特別大會關於中日爭議報告書》用更明確的語言承認日本侵略中國，並規定日本撤兵的方法、步驟、期限等，但日本卻在1933年3月27日退出國際聯盟……

　　隨着戰爭的擴大，遭遇了空前的國際孤立和能源枯竭的日本開始選擇“內部挖潛”，即動用韓半島、台灣、琉球及中國東北等非本土地區各種人、財、物的資源供其役使。除了攫取殖民地的各種資源外，日本還加強了對殖民地人們的精神控制。因為日本帝國的決策者越來越發現，想要台灣人能“同心協力”簞食壺漿地支持“聖戰”，惟有內地化。故“皇民化運動”呼之欲出。

　　“皇民”一詞，出自《續日本紀》第三十七卷桓武天皇延歷二年（783年）的勅言：

　　“同曰皇民，豈合如此。”

　　1936年，海軍上將小林躋造就任第十七任台灣總督，結束了長達十七年的文人總督時代。小林標榜“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的統治三原則，皇民化運動自此開始。

　　小林躋造

　　1937年9月，日本政府開始根據“舉國一致”和“盡忠報國”之口號精神進行“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各都道府縣都建立實行委員會，隨後成立町內會、部落會、鄰組等居民組織，通過組織強制儲畜、捐獻、義務勞動。

　　為了配合本土的“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台灣總督府開始推行了一系列強制同化的政策，意在抹去台灣人對中國的認同，即所謂“皇民化運動”。

　　第一階段是1936年底到1940年的“國民精神總動員”，重點在於“確立對時局的認識，強化國民意識”。通過各種思想宣傳與精神動員，致力於消弭台灣人的祖國觀念，灌輸大日本臣民思想。

　　有那些主要具體措施呢？

　　一是“國家神學”的確立，透過學校教育發揮得最為透徹。

　　學生的生活規範中，每日到校後要向天皇肖像行禮，試圖將天皇的神格形象灌輸在台灣學童心中。每天朝會升“日之丸”後，學生必須面對皇宮方向遙拜，並遙拜大神宮。小學生被規定每月1、8、15日全校要參拜當地的神社。

　　二是“國語運動”和“國語家庭”的構建。

　　自1910年以後，日語在台灣通稱為“國語”。在皇民化時期，大量增設“國語講習所”，鼓勵台灣人講“國語”，以普及日語能力。到了1943年，台灣人已有80%是所謂的“國語解者”。1937年4月後，總督府全面禁止報紙的漢文版。早期師範學校開有漢文課，此時已不再出現。學生在學校裏面被要求講“國語”。

　　日本人教台灣孩子學寫日語

　　對於全家大小都使用日語的家庭，則准予“國語家庭”（國語の家）的優待，如小孩有機會入小學校、中學唸書，公家機關優先任用、食物配給較多等。1937年到1943年間，台北州(今台北、新北、基隆、宜蘭)共有3448户被認定為“國語家庭”。

　　“國語家庭”門牌

　　三是荒謬的“改姓運動”。

　　要求改用日本姓氏，皇民化時代改日姓的公務員，將有更多的升遷機會。

　　台北書店發行的有關改姓方法的書籍

　　當時改姓也不是隨便改的，有一定規範，比如姓林，雖日本也有“林”姓，但一定要改為“大林”或“小林”等，不能維持原本漢姓。

​　　不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為了保留過去台灣漢人的漢姓（就算只有痕跡也好），在改姓這方面台灣人也下了很多功夫。某些人利用郡望或堂號直接創造姓氏（如趙姓改為“天水”，王姓改為“太原”等），也是費盡心機。

　　我們常常説，“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姓氏本是祖宗的印跡，後人就該尊崇，但日本式的改姓逼迫台灣人數典忘祖，甚至要求把日本當祖宗拜。

　　至於李登輝改姓“巖裏”（Iwasato），似乎和“蘇”姓改為“蘇我”（Soga）、“葉”姓改為“葉川”（Hayama）、“江”姓改為“生江”（Namae）、“胡”姓改為“大胡”（Ogo）等異曲同工，都是採用了明示法，也就是漢姓加字。

　　1941年底，全台人口中改姓名的約有1%左右，直到1943年底，雖然太平洋戰爭日趨白熱化，全台共有17,526户改姓名，人數為126,211人，仍僅佔當時人口約2%。

　　可見“改姓運動”在台灣註定是一場鬧劇，多麼的不得人心。

　　四是強化“國家認同”，要求國民無論男女老幼，都要尊崇“國旗”日之丸，會唱“國歌”《君之代》，鼓勵穿和服。

　　皇民化教育對青少年學子發揮了相當程度的作用。改姓名、改奉祀日本神龕等運動“引起了老一輩台灣人的反感，但也有一些公教人員與自稱進步人士和不少青年學生們，自願接受或勉強接受此一改變，甚至有些人自以為榮。”可見台灣人對於這種洗腦運動，因為年齡層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反應。

　　五是對宗教的重構，特別是佛教，被披上了軍國主義色彩。佛教的日本化則是“助緣”，由此而促成了殖民社會下這一段“互為依存的共生關係”。

　　深化

　　罄竹難書的惡行

　　1941年4月9日，日本成立皇民奉公會，皇民化運動轉入第二階段，即皇民奉公運動，驅使台灣人為日本帝國盡忠、為戰爭效命。

　　第二階段的“皇民奉公運動”，主旨在徹底落實日本皇民思想，強調挺身實踐，驅使台灣人為日本帝國盡忠。日本人為強化組織功能，成立各種奉公會團體，將運動推向社會的最基層，許多台灣人被迫參加。朝鮮半島也在不久後推動創氏改名以及要求朗讀皇國臣民誓詞等“內鮮一體”運動，為此還拍攝了很多電影來吹捧。

　　進階版的“皇民化運動”又增加了“志願兵制度”，即徵發台灣、朝鮮、琉球等地的青年去各大戰場枉送性命，其中就包括前文提到的李登輝的哥哥，那位日本名叫做巖裏武則的李登欽。

　　台灣作為日本的殖民地，原先沒有服兵役的義務，而日本人也不認為台灣人會完全效忠天皇。1941年台灣總督府與台灣軍司令發表共同聲明，宣佈陸軍志願兵制度將於次年在台實施，當時社會上有許多慶祝、感激實施志願兵制度的活動，還掀起了“血書志願”的熱潮。

　　但志願兵只能算是募兵制，因為日方對於台兵的忠誠度有所疑慮，因此台灣雖比朝鮮早十五年被併入日本，但徵兵制的實施卻晚了四年，一直到1945年為補足兵源才宣佈開始實施所有役齡男子，除非體檢不合格，都必須當兵的政策。

　　日軍中的台灣原住民士兵

　　日本在高等教育方面配合南進的色彩更為濃厚。台北帝國大學先後成立熱帶醫學研究所、南方人文研究所和南方資源科學所等。台北帝大遂成為當時研究華南與南洋的中心，在某種程度上扮演一種南進作戰的“智庫”角色。另外，日本人在教育上偏重上流“國語家庭”，原因可能是資產階級對殖民政權的依附性較高，較易成為收編對象。

　　台灣還出現了“皇民文藝”。

　　“皇民小説”中常見的一個情節是，台灣的知識分子，留學日本後回鄉，發現台灣與東京、故鄉與帝都、本島人與本土人在文化上和現代文明程度的對比和落差。為了提升台灣文化水平、尤其是在教育水平的提升和衞生條件的改善上，小説描述殖民地現代化的情景，藉以展現同化的正面價值，以及小説人物在戰爭時期，積極配合國策、為國奉公、甚至志願從軍犧牲的正當性。台灣淡水人王昶雄（王榮生）的成名作《奔流》，即是這類文藝的代表。

　　在當時有一首極為膾炙人口的歌《雨夜花》：

　　雨夜花，開在雨夜的花，濕淋淋，隨風凋落散在地上。

　　透着紅色，濕潤紫色，隨着風飄飄，輕輕地凋謝。

　　明天這陣雨，或許會停吧，可愛的花，別急着散落啊。

　　雨中飄零的花，令人不得不憐惜，等待君臨的夜晚，紛紛地散落地面。

　　1938年，這首柔和的歌曲竟然被日人慄原白也改成鼓勵台灣人“志願從軍”的軍歌《光榮的軍夫》：

　　紅色彩帶，榮譽軍夫，多麼興奮，日本男兒。

　　獻予天皇，我的生命，為着國家，不會憐惜。

　　進攻敵陣，搖舉軍旗，搬運彈藥，戰友跟進！

　　寒天露營，夜已深沉；夢中浮現，可愛寶貝。

　　如要凋謝，必做櫻花；我的父親，榮譽軍夫。

　　透過國家神學的皇民化運動，日本軍國主義者試圖讓被統治的台灣人迷失其身分，建立起對日本帝國的認同。進一步在戰爭中動員台灣的人力、物力、財力，以便驅使台灣人為其所渲染的“大東亞聖戰”賣命。這一套透過國家機器所發揮的洗腦工程與動員機制，充分曝露外來政權的本質。

　　“欲滅一國，必先滅其文化”，處心積慮的日本軍國主義實在是惡貫滿盈啊！

　　迴響

　　長期的隔膜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九年的台灣“皇民化運動”亦戛然而止。

　　不過，長期的“皇民化運動”，使得台灣族羣和世代發生了裂變。

　　在文化的認同上，老一輩所謂的“祖國”漸趨理想化；中生代則瞭解亞洲實際上受日本軍人與統治階級所支配；年輕代在“皇民化時期”求學成長，對祖國缺乏感情（比如李登輝就説自己二十二歲前是“日本人”），反而以掃除落伍的中國舊俗為己任。社會菁英與受皇民化教育的新生代，在面對“國籍”與“認同”轉換過程中，對新環境的錯愕與排斥，造成日後陳儀接收台灣的高度挑戰。

　　許多台灣人戰後不知如何用台語朗讀文言文，同時台語還出現了大量的日本詞彙。台灣的一些文化習俗和日常生活中迄今仍帶有日本殖民的影響，隱隱約約藏着日文，如廁所稱“便所”、面積單位“坪”等，甚至直接借用日語音，如瓦斯“ガス， Gas”、摩托車“オートバイ，Autobike”等。

　　抗戰勝利接收台灣後，中華民國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包括國語運動在內的去日本化運動，希望去除日本文化影響，使台灣人重新中國化，但是“文化退敵”仍任重道遠。

　　除了可見的被鄙夷、痛斥的“皇民”，更多的台灣人都有一種遊離的心態，即所謂的“亞細亞孤兒”，他們既不認同於日本，又找不到自己的歸宿，處於苦悶、彷徨的狀態。這是日本殖民統治留下的歷史傷痕，他們的處境和心情理應得到人們的同情和理解。

　　參考文獻：

　　1. 間宮定吉，《台灣改姓名運動》；

　　2.《台灣皇民文學專輯》；

　　3. 陳孔立編着，《簡明台灣史》；

　　4. 陳俊豪，《皇民化運動》；

　　-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