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再提酒桌文化了，你們酒桌配不上文化_風聞

　　前段時間，茅台前董事長，在某節目中對年輕人不喝酒發現了另外的看法。

　　他表述，“年輕人不喝茅台酒，那是還沒到時候，20多歲還在玩，小孩子不懂事，不曉得需要好酒喝。”

　　一副長者教訓晚輩的姿態令人咋舌。

　　此話一出，頓時就引起了廣泛的爭議，因為酒桌文化這個話題，大家實在是太有同感了。

　　茅台前董事長話裏的意思，是説年輕人不喝茅台，是因為我們不成熟。

　　但其實大多數年輕人不喝茅台，是因為對一些酒桌上的陋習深惡痛絕。

　　**沒有在酒局後嘔吐的人，不足以聊人生，**這恐怕是每個職場人最深刻的痛苦。

　　“我幹了，你隨意”、“感情深，一口悶”，每當這種帶着某種威脅的殺傷性語言使出來，就算滴酒不沾的人，也得咬着牙，忍着痛，把酒灌進喉嚨。

　　越是喝到不省人事，越是喝到醜態百出，這酒局就越是成功，越是圓滿。

　　幾天前，有一則“新員工不喝酒被扇耳光”的新聞登上熱搜。

　　情況大概是這樣的，應屆畢業生小楊參加了校園招聘，順利入職了北京的一家銀行。

　　剛參加工作的小楊，很快就迎來了公司的第一次聚餐，既然是聚餐，少不了同事間的相互敬酒。

　　小楊提前跟領導報備了，自己不能喝酒，席間也一直以飲料代替。

　　但是在聚餐時，小楊因為沒喝“A角”敬的酒，某領導走到楊某面前，直接一巴掌扇過去，並一口一個“你媽X”地謾罵小楊。

　　更讓人感到不適的是，聚餐房間內還發生了摔酒杯砸桌子、對女同事動手動腳的情況，甚至招來了警察。

　　澎湃新聞也曾報道，26歲的江蘇大學碩士研究生史國平，在參加完導師組織的聚餐後倒在宿舍，送醫後搶救無效死亡。

　　當晚聚餐菜單顯示，5桌師生，消費了13瓶白酒。

　　據家屬説法，史國平不喝白酒，而這次他喝下的白酒超過半斤，老師不但未制止學生飲酒，反而勸酒。

　　類似的經歷，哪個年輕人沒有經歷過呢？

　　酒與政治以及權力密不可分，自古以來都是如此，因此產生一定的酒桌文化，本身無可厚非。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在回憶錄中記錄70年代“破冰之旅”：

　　“在國宴上，周和我彼此用茅台來祝酒。那是一種烈性的、濃度很高的米酒，有人曾幽默地説過，如果誰喝了過多的茅台，餐後點起一支煙卷就會爆炸。

　　周告訴我，在長征的特殊場合，他一天之內喝過25杯茅台，我聽後真是驚訝不已。他帶着烈酒推銷員的眼光對我説，在長征途中，茅台曾是種‘靈丹妙藥’。”

　　但到了改革開放以後，在商家的推波助瀾下，某些事情開始起了變化。

　　上世紀80年代左右，那時一個工人一個月的工資也才30元左右，15元/瓶-40元/瓶是當時中高檔政商務白酒的標準線。

　　在計劃經濟隨後繼續向市場經濟躍進。

　　吳曉波在《激盪三十年》中寫道：“1990年出乎意料地展露出全民商業化的面貌，人們變得越來越實際，如何儘快地改變自己的生活狀態，如何發財致富享受生活，成為一個公開而榮耀的話題。”

　　在高速工業化的過程中，在政治和商業場合上，對酒的需求急速增加。

　　而白酒市場也敏鋭地捕捉到了機會，在1990年-1998年迎來了產能大爆發的“黃金時代”。

　　在那個“不愁賣”的年代，以產量論英雄。經歷過1993年第四次大規模擴建，古井原酒產能達4萬噸，位居全國第一，時人稱為“古老大”。

　　1995年，瀘州老窖憑藉規模優勢實現發展反超，在當時的上市白酒企業中營收排第一，人稱“茅五瀘”。

　　但那一年，真正的白酒冠軍應該是五糧液，營業收入邁過10億大關。

　　到1998年時，五糧液第四次提價，價格直接越過茅台，與茅台並坐上高端白酒品牌壟斷地位。

　　整個繁榮的白酒市場，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政務消費帶動的。

　　因為酒充當了官場和商場關係運作的一種潤滑劑，喝酒是編織關係網的最重要方式。

　　在基層掛過職，寫出《中縣幹部》的馮軍旗説道，“在酒桌上，不認識的相互認識，認識的感情會更加深厚”，“如果你不參加任何一個酒局，那麼你勢必會被排斥在圈子之外，很難融入這個羣體。”

　　廣州前汽車辦的官員，一次跟人聊起京城攻關“歷險記”：在貴賓樓請吃飯，到結賬時，身上3萬額度的信用卡愣是給刷爆了，趕緊召來廣州駐京辦的同事救急。

　　3萬的卡消費的主要是什麼不言而喻。

　　過度消費高度白酒，在市場經濟的草莽時代，成為中國混亂的政商關係的一個縮影。

　　廣州能成為中國新的底特律汽車之城，貴賓樓那一瓶瓶高檔白酒也功不可沒。

　　**落馬的貴州原副省長王曉光，**就酷愛喝酒，而且只喝年份茅台。

　　每當有酒局時，王曉光都會吩咐下屬，給他準備一箱酒。飯局結束後，箱子裏往往還剩幾瓶沒有開封的酒。這時，王曉光會交代，把沒喝完的酒放汽車後備箱，然後被運回王曉光家中。

　　日積月累，王曉光攢到的好酒越來越多。更不用談時常賓客盈門，他們都會帶着好酒過來。

　　由此，王曉光做起了賣酒的無本生意。他給相關機構與企業打招呼，辦了四張酒類專賣證書，在貴陽開了四家名酒專賣店。

　　他親自負責“貨源”，由家人進行銷售。名酒專賣店生意清淡時，他還授意下屬去自家店採購。王曉光邊收邊賣，將鉅額利益收入囊中。

　　報道稱，“在他落馬前的半年內，他老婆將家中上百瓶名貴白酒倒入下水道。據估計，這段時間王曉光夫婦倒掉的白酒價值數十萬。”

　　前些年，國家尚未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以至於各部門權力壟斷、層層審批的現象特別嚴重，羣眾辦事要靠**“吃飯開道，喝酒提速”**。

　　江蘇一家經營實木櫥櫃出口的企業總經理説，去年他計劃在當地工業園區蓋一座廠房，一打聽全部手續辦下來要蓋22個章，如果材料齊全，蓋每個章要7到15天。

　　但實際耗時遠遠不止。

　　比如他跑去找供電部門簽字，領導不是開會就是出差，多方打點後拖了半個月才辦完。

　　由於他是民盟成員，人頭熟，經過多方打點，請吃請喝，跑了4個多月終於蓋完了章。

　　而他的一個朋友就沒這麼幸運，跑了一年多才辦完所有建房手續。

　　在某些地方，有了酒瓶子，你離印把子就近一點。

　　在那時的中國，某些地方政府不少重點項目，或多或少都是由一瓶瓶XO或茅台砸出來的。

　　“能喝半斤喝八兩，這樣的幹部要培養；能喝一斤喝八兩，這樣的幹部要商量；能喝八兩喝一斤，這樣的幹部我放心。”

　　領導也理由十足：“下級敬你酒，你不喝，他説你擺領導架子，不和羣眾打成一片”。

　　私企一樣有這些問題。

　　“業績是一杯杯酒悶出來的，升遷是一次次嘔吐換來的。”這已經成了職場常態。

　　酒桌就是一個縮小版的階級世界，上下級關係涇渭分明。

　　求人者需要故作一番忸怩的姿態，深諳此道的演員們，不光要表現出外表的豪邁，還要給人看出內裏的強撐，只能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痛飲這一杯。

　　最後在所有人的注視下亮出杯底，然後踉蹌幾步，言語含糊。

　　這中間，每一個狼狽的表演都將引起圍觀者的喝彩，酒桌的氣氛在表演者滑進桌底的過程中，在表演者癱倒那一刻，到達頂點，也引來權力持有者的開懷。

　　通過對身體的自虐，“指鹿為馬”式的服從，來明確上下級關係，分清誰幫誰，誰求誰。

　　簡單來説，就是服從性測試，需要表演者以自殘表忠心。

　　更為繁瑣的是喝酒的程序和禮儀。

　　在山東，喝酒時，賓主、長幼之分是不能馬虎的。

　　酒桌上稱主人為“東家”，坐在主人右手邊的是“主賓”，左手邊的是“次賓”；相對應的，右面挨着主賓的是“副主陪”，左面挨着次賓的叫“次陪”。

　　賓主落座，開始倒酒。第一杯酒當然要由主人帶領大家喝。主人一般要有一個開場白，客套一番，然定個標準。就是説這杯酒要分幾次喝完。

　　接下來，該輪到主陪發言了。同樣是客套一番，説一番敬酒詞，領眾人喝酒。

　　最後，客人還要輪番敬主人，敬主賓。説話和步驟，都有講究。

　　在電影《別叫我酒神》中，宋曉峯飾演的客人，被頻繁戲弄，以至於吃一口魚就得喝六杯，這番規矩真是滲人!

　　如此酒局，往往喝得全程緊張，戰戰兢兢。

　　《禮記·鄉飲酒義》明確講過，通過飲酒的禮儀，使百姓明白上下尊卑，懂得身份貴賤。

　　那種讓人明白誰該服從誰的感覺再明確不過了。

　　《世説新語》裏曾記載着西晉首富石崇的殘忍勸酒方式：

　　石崇設宴邀請賓客，經常讓身邊的美女倒酒，客人要是不一飲而盡，就讓手下把美女斬了。

　　王丞相跟大將軍一起去拜訪石崇，丞相本來也不太能喝，但沒辦法只好幹了，喝到不省人事。而大將軍堅持不喝，看石崇怎麼辦。石崇於是斬了三個美女，丞相勸他，大將軍説：“他殺他自己家人，關我屁事。”

　　但現實是，對於大多數人來説，他們都沒有大將軍的勇氣，貿然拒絕，就意味着可能會被冷落，甚至連工作都會丟掉。

　　白酒商家硬是要把白酒和文化扯上關係，什麼歷史沉鈎，什麼李白杜甫，什麼革命情懷。

　　但其實，那就是職場中的投名狀，政商關係的潤滑劑，成年人的血淚書。

　　網上曾有人問，茅台酒廠如何防止員工上班時偷喝茅台酒？

　　但很多在酒廠工作的答主都指出，不繫上飄帶，不打上塑封，它根本就不值錢。

　　本來這個東西關鍵的就不是酒，而是權力和他背後的資源，只是矛盾集中在那一杯酒身上了。

　　幸運的是，到了現在，這種情況發生了改變，所以酒桌的重要性就越來越低了。

　　在過去，可能領導的一句話，一個點頭，就能給你解決分房子找對象的問題，那當然為了那個資源，不能喝也得能喝。

　　所以哪怕誰都不喜歡這種酒文化，但在利大於弊的時候，大家就得硬着頭皮上。

　　但隨着時間的變化，制度的改革和社會的進步，這種一句話就能決定很多事的情況一去不復返了。

　　2012年底，中央八項規定落實。次年，兩會上，代表委員們熱議“公款吃喝”。

　　看當年“禁酒令”推出後，很多人都在討論，説沒了公款吃喝，那幹部們肯定不高興呀。

　　但事實恰恰相反，**很多黨員幹部對“禁酒令”歡迎得很，就差敲鑼打鼓了，**尤其是基層幹部直呼“解放了”，説禁酒令就是自己的“護身符”，可以名正言順地把自己從酒桌上解脱出來。

　　福建代表團鮑紹坤説了這樣一席話：“可以説，我們是公款吃喝的參與者，也是受害者。這事兒管好了，絕大多數人都高興！”

　　從“八項規定”出台，公款吃喝的白酒消費就呈現斷崖式下降。

　　我國白酒消費的結構一下子就被更改了。

　　數據顯示，限制三公消費後，白酒政務消費佔比從40%驟降至區區5%，“商務消費”的佔比也折半。

　　政策一限制公款政務消費，讓你“非喝不可”的場合沒有那麼多了，白酒行業就呈現疲軟的勢頭。

　　因為，以前我沒得選，現在我想喝點別的。當有了選擇的時候，不喜歡白酒的人就會轉向其他品類，這還不算上非酒精的各種飲料呢……

　　2012年，據調查研究報告顯示，中國八零後男性，只有2%喝白酒，而這些人中經常喝白酒者只佔10%，“繼續喝白酒的人羣越來越來少，尤其是年輕人認為白酒易醉而不愛喝”。

　　很多諮詢預測機構對中國未來的白酒消費者年齡結構的預測都是類似的：

　　越老越喜歡白酒。

　　到2023年，60歲以上的白酒消費者將佔到總數的半壁江山。

　　還有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據中國城市居民白酒飲用頻率調查數據，“基本不喝白酒”與“每天都喝白酒”的比例，基本是五五開。

　　換句話説，中國人喝白酒，要麼壓根不怎麼喝，要麼就成天喝，“中間派”的比例很低。

　　原本基本不喝的人，歲數長了也不太可能改變。

　　所以白酒企業他們焦慮呀。

　　無論是生產還是消費端，白酒產業這兩年都處在明顯下滑的趨勢中，到2018年基本回縮到2010年的水平。

　　生產和銷量都掉了，唯獨是營收節節高升。

　　而且這營收的節節高升，還不是喝的問題，因為售價“節節高升”。

　　2016年，白酒行業平均毛利率為71%，淨利率為29%。相比之下，啤酒行業銷售毛利率僅在36%左右，淨利率僅為4%。

　　高端白酒不斷飆價，很多人都是按炒房的邏輯“炒酒”的，根本不是拿來喝的。

　　隨着年輕人越來越成為社會的主力，這種趨勢恐怕是不可避免的。

　　在歷史的車輪前，白酒企業再怎麼掙扎，也是徒勞無力的。

　　一些白酒企業不甘心就這樣失去市場，過去他們給自己打上了“民族”“傳承”“閲歷”的標籤。

　　可年輕人不接受這套文化，尤其是在前沿的行業裏，年輕人多，大家都是憑本事賺錢，憑本事説話，誰有本事誰才能服眾，也不愛酒桌這一套。

　　有些人説年輕人不懂事，裝一副過來人的方式指點後生，其實就是不甘心被時代拋棄而已。

　　連某馬姓的帶資本家，也公開表示：“我年輕的時候也很討厭茅台，但是等我有了一定人生閲歷的時候，就開始喜歡茅台了。”

　　在他們眼裏，學生仔將來要適應社會，最缺的就是一門酒桌社會學。大學生就業第一件事，就是先到“酒桌大學”走一遭。

　　他們不清楚，世界是你們，也是我們的，但歸根到底，是屬於年輕人的。

　　腐朽的酒桌規矩越來越吃不開，説明權力的體系是越改越良性的，社會是越來越看人本事而不是託關係的，這是一件好事，你們應該感到高興。

　　我們年輕人想喝酒就喝酒，想喝可樂就喝可樂，想喝奶茶就喝奶茶，你們再怎麼腆着臉逼我們，我們也只會告訴你們——

　　大人，時代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