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頑童」李安的困惑_風聞

　　作者 / 耿凌波

　　第十屆北京國際電影節“電影大師班”開講時，美國已經臨近午夜，頂着12小時時差，李安如約上線，屏幕上的他穿着舊的藍襯衫，頭髮已經花白了，顯得有些憔悴，儘管如此，面對現場頻頻拋出的“一個導演應該具備怎樣的專業知識？”“你對自己作品中的父親有什麼新解讀嗎？”等基礎問題，他依然耐心、認真作答。

　　這是北京電影節首次開設大師班，也恰好是李安從影第三十個年頭。受到新冠疫情影響，李安只能通過線上連線的方式與觀眾交流，但現場依然人頭竄動，還有更多影迷聚集在網絡上，實時關注着這場分享會的進程。兩個小時的交流中，李安圍繞“東方表達與數字技術”的主題，講述了他執導筒多年的創作體悟，分享了他理解的技術形式與藝術表達的關係，同時也回應了對電影改革的看法。

　　疫情加速行業變革

　　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讓全球電影業都受到不小衝擊，在李安看來，電影業要恢復，局勢上非常困難，生意上也是。

　　他所在的製作端，也能感受到拍攝受到影響，“我們拍片的話，幾百個人要到處跑來跑去，但是現在這變成一件非常困難的事”。而放映端承受的打擊則是分層的，“高端的影院可能會有生意，就是説你有特別好的銀幕，特別好的放映條件，這樣的還可以生存，一般的影院就比較困難。”

　　同時大家還普遍面對的一個衝擊，就是流媒體對觀眾的分流，“疫情期間觀眾一直在家裏看電影，他養成習慣以後，再回去影院是很扭轉的”，李安坦言。

　　正因如此，他表示，疫情或許會加速電影改革時代的到來。“毫無疑問（流媒體）看電影的方式更方便，也會更流行”，但電影從業者也沒必要恐慌，李安建議大家放平心態、接受挑戰。“誰也做不到，逼着觀眾進入電影院，你只能給他誘因，讓他感覺值得進電影院。”

　　“如果你做的東西和他在家裏看的一樣，甚至還沒有那個好的話，你就不能怪觀眾宅在家裏。創作者只有自己努力，努力創造新的影像、新的故事，創造在平台、在家裏沒辦法體驗的內容，當電影可以做到比真的東西還真的時候，那可能它的這種方式就會被革命性的改變”，而觀眾也可能重回電影院。

　　現場他提出假設，“未來很多年輕朋友再拍電影，可能就不是現在這樣，一個一個景這麼拍，可能要接近動畫，又可能會更真實。”而這樣的行業背景下，也更顯得李安一直以來在技術上的探索已然迫在眉睫。

　　技術讓電影表達更自由

　　從《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開始嘗試3D技術，到《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雙子殺手》首次應用4K、120幀，李安就被貼上了“技術控”的標籤，但在他自己看來，“我其實對科技一點都不熟，電話我只會打出去，其它的什麼都不會”，他將自己定義為“老式電影拍攝者”，追求新技術，只是為了讓電影在表達上更自由。

　　比如拍攝《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李安遇到哲學上的思考不知如何突破，於是就有想到了利用3D來增加一個視角空間，突破想要表達的題材，“我知道電影必須要靠媒體才能把內心世界將心比心地傳達給觀眾，不管這個媒體是繪畫、文字、膠片、數碼，立體的還是平面的，直接的還是間接的，它就是你的依靠”。

　　電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劇照

　　技術提供了新的可能，讓觀眾看到更多。用李安的話來説，新技術的應用催生了新的電影美學標準的建立。與傳統影像相比，應用了新技術的影像會更加清晰，觀眾對信息的要求也會更加豐厚，隨之，對演員的表演、藝術的層次、拍攝的方式等也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比如，過去遵循西方戲劇所誕生的“三幕戲”的敍事方式下，演員的表演會相對誇張一些，立體感的呈現，是依靠燈光、攝影、道具、化妝等外在形式綜合作用下呈現出來的；

　　而應用的新技術的銀幕，觀眾看得更真切，則要求演員的表演方式也必須更精緻、更含蓄，光有一個故事去表達出來還不夠。角色的內心世界、他的衝突，都要能夠一層一層透過表演表達出來，甚至是演員在無意識的狀態裏透露一種捉摸不定的東西，也需要攝影師捕捉下來。

　　但當主持人問道：未來拍電影是否會優先考慮技術？李安當即給出了否定的回覆，“還是看我想表達什麼，不管你用什麼樣的藝術形式，數碼也好、影視也好，它都是一種媒介。你怎麼表達內心的景觀，你要跟大家分享什麼，這才是重要的。”

　　同時，李安也坦言，對於新技術的探索，整個過程並不是一帆風順的。“我自從接觸數碼和3D以後，我整個人對世界影像的解析，整個心理過程需要一個調試。開始的時候很難做，過程中也曾受過很多的打擊。”

　　大師班現場，李安提到拍攝《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是他第一次接觸到“立體”的感覺，“拍到一半的時候，我發現很糟糕，因為我依靠的媒體，等於是我的信仰，突然之間好像瓦解了”，他形容當時的自己“和少年派沒有什麼差別，和一個老虎在小舟上漂流，很恐懼的感覺。”

　　而除卻這些拍攝過程中特別具象的困難，李安還要面對來自電影工業界和觀影文化的阻力，“電影工業是一個固定的形態，要顛覆非常困難，一個人是扭不過機器的，胳膊是擰不過大腿的，所以有時候吃了很多暗虧，很多血淚往肚子裏裝，很難和人家講為什麼走不通，為什麼會拍攝變成那個樣子”。

　　儘管如此，他表示依然會堅持下去，“現在，等於是在摸着石頭過河，我用10年拍了兩部，後面還有計劃，我覺得我還在一個初步的學習階段。我會繼續努力，繼續去研發這種東西，因為現在，從我腦子裏面的影像來看，（應用新技術的）電影已經是這麼回事了”。

　　電影越拍越困惑才越有意思

　　眾所周知，李安是一個將東西方文化融合地特別好的導演，現場他也分享了對東西方文化的看法，“我個人感覺在東方，尤其是東亞這一塊，之前是幾千年農業社會的文化形態，敬畏天地、尊重團體，人會思考怎樣能融入這樣的社會，怎樣能有序地生存，是大家關心的問題…東方是非常講意境的，在有意和無意之間有一個似有似無的東西”。

　　“而西方可能和他們的遊牧民族有關，征服性、侵略性比較強，個人想決定怎麼改變世界。尤其是美國，是一個新大陸，在建國的時候，就把個人的意志放在很前面”。

　　因此，在拍電影的時候，“我們會吃一點虧，因為他們的故事有衝突，結構有一定起承轉合，全世界也看得非常習慣。現在講我們東方要怎麼樣融入或者改變它，我覺得新技術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怎麼把我們習慣的、我們擅長的東西，比如意境、似有似無的結構，還有崇敬天地的感覺表達出來，我覺得是蠻有機會的”。

　　但在面向全球市場的同時，李安也曾面對着無數挑戰：

　　我開始拍片的時候，資金都不大，雖然是美國片、英國片，但也算不上特別好萊塢，所以自由度也還可以。但在我拍完《卧虎藏龍》以後，算真的進入了好萊塢。這個時候就會面對比較多觀眾，而他的觀影習慣、觀影特點，也都需要去注意，常常會出現，跟你心裏想表達的東西不太一樣的情況，你要去調和，但那個過程不太容易。

　　電影《卧虎藏龍》劇照

　　尤其現在好萊塢的工業體系越來越成熟，觀眾會給你很多意見，這個真的很難應付。關於你應該怎麼樣拍電影這件事，常常會有外行領導內行的情況，那個對我來講是蠻大的困惑。

　　儘管，像李安這樣，用西方的電影語言講述東方哲學意味的故事，實現起來非常困難。但他卻總能成功，用他自己的話來説，或許是因為，做電影的人都有一個“殺手本能”，“我也常常會膽怯，只是那個害怕程度沒有那個渴望去做、放手去做的那種心理那麼強烈”。

　　因此，李安逐漸領會了在好萊塢工業體系下的生存法則，“你身處這個電影工業當中，不用類型根本沒辦法和人家溝通。畢竟電影工業已經存在了100年的時間，各方面都已經很成熟了，包括類型、表達，它都有一個格式在裏面，你的電影也很容易歸納到這個格式裏面”。

　　除此之外，還要學會考慮觀眾的觀影習慣，他們對各種類型有不同的體會，心理活動也會有不同的軌道，在電影的兩個小時裏面，你要保證只有一個敍事性，把旁邊不相干的東西除掉，讓它單純一點，這樣觀眾才能夠跟隨你的故事，去做一個情感的啓發。

　　這正應了李安自己對電影的理解，“電影不是在説人生該怎麼樣，而是把這些東西用電影的形式誠懇地表達出來，讓大家共同體驗、共同交流、啓發思路。”正因如此，李安覺得：“我的電影越拍越困惑，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