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關山遠《一個弱國的悲涼》：為什麼拾周佛海牙慧？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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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篇題為**《孤軍悲壯背後 可知一個弱國的悲涼》**的評論電影《八佰》的文章，在網上流傳，甚至被外媒報道並引證。 

這篇文章之所以引起如此之大的反響，倒並不是因為文章有什麼人所不及的卓越洞見，而是因為它首發在一個享有崇高威望的機關網站上，並被刻意曲解為代表這家機關的立場。

瞭解一點媒體常識的都知道，無論是傳統媒體還是網站，除非是社論，一般的署名文章，按照文責自負的原則，都只代表作者立場，不代表平台立場。

這篇“弱國的悲涼”的文章，署名**“關山遠”**，它應該只代表“關山遠”先生的立場。 當然，毫無疑問，報紙或網站，經常登載什麼文章，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或反映了平台本身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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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談談《孤軍悲壯背後 可知一個弱國的悲涼》。 

概括來説，這篇文章，把“八百壯士”的悲劇，以及此前國民黨軍在淞滬會戰中全面失利的悲劇，歸結為“弱國”造成的。 文章中反覆出現這樣的感慨：

“一個弱國的悲劇，就是幻想自己陷入危難時強國會‘盡義務’出手援助。”“這又是弱國的悲劇：沒有足夠的軍事實力與堅決的戰鬥意志與強敵對抗，卻幻想通過外交斡旋來達到目的。”等等。

“關山遠”雖然對蔣介石幻想靠西方調停製止日本侵略有所批評，説**“蔣介石有多處錯誤的決策。該堅決進攻的時候突然叫停，該緊急撤退的時候，又突然讓部隊再堅持幾天。他的錯誤判斷，皆基於西方國家干涉日本的幻想。”** 但實際上，作者對蔣介石是很體諒的，因為

“那時的中國，確實是一個弱國，不僅僅是軍事上的‘弱’——系統性的弱。”

因為是“弱國”，所以一切的失敗、無能都可以被理解——失敗有理！ 

這樣的邏輯使這篇文章最終變成了替蔣介石辯護，距離“投降有理”只有一步之遙。 

從歷史的角度看，“弱國的悲涼”一文的觀點並不新鮮，不過是拾三十年代周佛海在南京組織的“低調俱樂部”之牙慧而已。

 周佛海就認為：

“中國現如今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組織的要素，沒有一種能和日本比擬，戰必敗。 ”

這不就是一種“系統性的弱”嗎？周佛海早就看到了。 

低調俱樂部的靈魂汪精衞和重要成員周佛海、梅思平等人，不旋踵都當了漢奸。另外一個重要成員胡適，如果不是恰好奉派到美國當大使，也很可能會變成漢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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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國”就一定悲涼嗎？ 不一定。 舉一個我們自己的例子。1950年代初，中美兩國在朝鮮半島展開了較量，這就是偉大的抗美援朝戰爭。 面對美國，中國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弱國。 

以當年最能代表一個國家工業能力的鋼產量為例，美國為8785萬噸，中國僅為61萬噸，不到美國的零頭；

美國陸軍的裝備早已實現了機械化，擁有世界最強大的火力，中國陸軍在戰爭初期的武器裝備還主要是靠繳獲的“萬國牌”；

美國海軍擁有最先進的各種艦艇300萬噸位，新中國人民海軍的噸位不到4萬噸；

美國空軍擁有各種軍用飛機3萬1千袈，而剛剛組建的人民空軍只有不到300袈各種老舊飛機。

此外，美國還擁有核武器。

較量的結果我們都知道，“悲涼”的不是中國，而是美國。 

1953年停戰協議簽字時，美軍上將，“聯合國軍”司令官克拉克悲涼地説：

“我獲得了一項不值得羨慕的榮譽，那就是我成了歷史上簽訂沒有勝利的停戰條約的第一位美國陸軍司令官。”

其實，克拉克將軍何必説得這麼婉轉呢？“沒有勝利”的意思不就是“失敗”嗎？直接説出“失敗”兩個字就那麼難嗎？ 

再舉一個其他國家的例子。 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後期開始，美國入侵印度支那三國，即越南、老撾、柬埔寨。 這場較量中，美國仍然是強國，越老柬三國都是弱國。

結果“悲涼”的是誰呢？歷史已經給出了答案。 

儘管中國的抗美援朝戰爭得到了蘇聯的援助，印度支那三國人民的抗美救國戰爭得到了中國的支持。但中國的勝利，主要靠的是中國人民自己，印度支那三國人民的勝利，也主要靠這三個國家的人民自己。

1970年5月20日，毛主席發表了震古爍今的《五二〇聲明》，充滿自信地指出：

“無數事實證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國能夠打敗強國，小國能夠打敗大國。小國人民只要敢於起來鬥爭，敢於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國家的命運，就一定能夠戰勝大國的侵略。這是一條歷史的規律。 ”

“弱國能夠打敗強國，小國能夠打敗大國”，這才是正確的歷史結論，哪有什麼“弱國的悲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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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國的悲涼”一文的作者試圖為蔣介石在抗戰中的失敗找一個理由，但找錯了，變成了為蔣介石辯解。 

蔣介石治下的中國在抗戰中之所以悲涼，“弱國”並不是主要原因（儘管也是一個重要因素），主要原因在於蔣記國民政府的反動性和落後性，即它是一個代表封建地主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利益的政權，它繼承了清政府以及北洋軍閥政府與帝國主義列強簽訂一切不平等條約，它依舊是帝國主義列強統治中國的工具。

蔣介石發跡，靠的就是具有很強買辦性質的江浙財團的支持。 1927年，蔣介石背叛國民革命，發動四一二政變的經費主要由江浙財團提供。 

1927年到1931年，蔣介石一面進行軍閥混戰，一面進行“剿共”戰爭，發行了高達19.63億元的債券，主要面向江浙財團，而同期南京國民政府的財政收入僅為18.98億元。

蔣介石站穩腳跟後，“四大家族”逐漸取代了江浙財團的地位，但“四大家族”的買辦性更強。 

蔣記國民政府的軍備要靠向帝國主義購買、開支要向帝國主義借款，離開了西方列強的扶持，一天也活不下去。 

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的“抗日”，也就只能陷入到從“依靠帝國主義”到“被帝國主義出賣”的惡性循環中，就不可能不“悲涼”。【點擊閲讀】 

相反，在毛主席、共產黨領導的陝甘寧邊區、在敵後各解放區，由於採取的是依靠人民的力量進行持久抗戰的方針，儘管那裏的條件遠比國統區艱苦，但卻沒有“悲涼”，反而始終充滿了樂觀主義精神和人民必勝的信念。【點擊閲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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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國的悲涼”一文，最後羅列了“八百壯士”的悲慘結局：

“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入租界，將這支孤軍全部拘禁，押至各地做苦工，最遠的被押送到巴布亞新幾內亞，戰士們有些逃脱，有些死於折磨……”

 但是，“關山遠”先生仍然將原因歸結為“弱國”：

“ 這支孤軍的悲壯，是當年弱小的中國的悲涼。”

想在這裏向“關山遠”先生問一句：替出賣八百壯士的蔣記買辦政權開脱，難道不是對八百壯士的侮辱嗎？ 

還要再問一句的是：如果迴避了國民政府的反動性和落後性才是“悲涼”的根本原因，今天我們又如何避免重蹈覆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