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要和整個工業界、觀影文化去鬥爭 |直擊北影節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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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魏晨曦

編輯丨張風屹

“一個人是扭不過機器的，要和整個工業界、觀影文化去鬥爭。”李安在大師班臨近尾聲之際，感慨萬千。

8月25日，在第十屆北影節的李安電影大師班現場，主持人向真、《春江水暖》導演顧曉剛、《喊·山》導演楊子，和雲端的前輩導演李安一起，共同探索電影中的“東方表達與數字技術”。

東方表達有着厚重的味道、深遠的藴意，而數字技術有着另一番現代化的年輕景象。近年來，李安在電影技術層面不斷探索，在深耕內容創作的基礎上，尋求新的技術支持與表達方式。李安認為，談二者的融合有些沉重，影視和數碼不過都是一種媒介形式，呈現出某種人文景觀才是最重要的。

李安對於電影作品中的“碰撞”思考

在李安的電影作品中，有着許多關於“碰撞”的東西。小到電影人物的內心衝突、原著與改編的分歧，大到家庭代際的矛盾、東西方文化的差異。

李安坦言，最想表達的心情是人的無可奈何。“當衝擊來臨時，人物不管怎麼努力，還搞不太定時的真情流露，是我認為最動人的東西”。這種矛盾體也體現在其作品中的代際衝突與文化差異上，《推手》開始不到十分鐘，矛盾立即凸顯：養兒防老、天倫之樂的中國傳統觀念與西方的敬老院文化如何協調？

在李安看來，拍電影不是給人解答，也並非一種陳述，而是對內心的一種解析，對日常生活的一種觀察、表達。看完《卧虎藏龍》的小説後，書中的古代俠義世界、鮮明生動的人物，讓李安萌生了拍成電影的想法。“李慕白很像我，李秀蓮很像我太太，玉嬌龍非常吸引我，很像我心裏想的卻不敢做的事。”

這部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改編自王度廬的同名小説，《斷背山》、《理智與情感》、《色戒》等經典電影也是李安的改編名作。常年以來，一些觀眾對植根於文學創作的影視改編作品頗有微詞。李安表示，自己很少注重原著中的細節，原作給他的第一印象更重要。“在業界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則，你可以忠於一本小説、拍一個爛電影，也可以毀掉一本小説、拍一個好電影。”

在東西方文化裏遊刃有餘的李安，兼具東方傳統的温文爾雅和西式的灑脱浪漫。從李安的成長經歷來看，他的生命裏有着“外人的成分”。“在台灣我是外城人，到了美國我是外國人。而在現代社會，不止我一個人，所有人都受到了中西文化的衝擊。我不覺得有西方什麼樣、東方什麼樣的説法，人是一個混雜的東西，我們要用最適合的題材、最能夠上手的題材，把它表達出來。”

當談到對東方文化的理解時，李安説道，“在東方，尤其是東亞這一塊，幾千年農業社會的文化形式，本身就有敬畏天地的意味，對於人類團體而言也是一種尊重。人是非常渺小的，如何融入這樣壯大的社會團體，能夠有序地生存，這是我比較關心的議題。”

除此之外，李安常用“父親”的電影形象，來表達“父系社會里的中國文化特色與社會心態”。在李安賴以成名的“父親三部曲”中，朗雄的中國父親形象深入人心。不管是《推手》中的太極老英雄、《喜宴》中求子心切的高父，還是《飲食男女》中的朱爸，都刻畫出了中式父親的沉默隱忍、強硬權威下的親善。

李安相信老子説的“道可道，非常道”，“講出來的是成見，不是最美麗、最經常的道。”東方講究留白的意境，有着似有似無的結構；西方追求個人的意志，具有徵服性、侵犯性。就電影敍事而言，“有時我們拍電影會吃點虧，他們的故事結構有一定的起承轉合，有看頭。”當被問及如何克服文化差異時，李安表示，與其探究兩者的融合，不如以他者的新技術，把我們習慣的、擅長的東西發揮出來。

數字技術與電影語言的適應是雙向的

“我跟少年派沒什麼差別，和一隻老虎站在小舟上，在太平洋上漂流，那是一種恐懼的感覺。”

自嘲“老式電影工作者”的李安，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的鏡頭隱喻，表達了自己起初對數字技術的不確定性。這部根據揚·馬特爾的同名小説改編的電影，是李安在2012年對3D電影的初試水，“拍到一半的時候，我發現所有看的東西都不對勁，我相信的東西都在幻滅中。”

這時，李安遇到了哲學表達上的創作瓶頸，“要在大海里找到一個島，我就必須創新，必須與科技達成協調，我要用它和觀眾溝通，把破滅的東西組合起來，所以它能夠存在。”3D技術幫助這部極具禪意的現實童話作品，增加了新的視角空間，也製造出了驚人的視覺奇觀。

“我在做《少年派》的時候，不可能去排練一隻老虎和小孩在海上漂流，還有帆船沉船這些東西，我不可能在看到實物後再做戲劇的聯想，所以我必須依賴數字技術、虛擬模型找靈感。”幾年後，李安的又一部3D電影《比利·林恩漫長的中場休息》上映了，這次李安挑戰了3D/4K/120幀的格式。

從2D到3D，從3K到4K，隨着影像清晰度與立體感的提高，演員的無意識狀態也更容易被攝影師捕捉。李安認為，演員的表演層次應該更精緻、更含蓄。“數碼電影看得比較真切，我們如何去要求演員表演，如何打磨出更成熟的劇本，怎樣去發掘它的藝術層次和美感，都是需要開發的東西。這和過去我們已知的相比，它既有結合，也有衝突，我只能摸着石頭過河。”

李安希望在數字技術的賦能下，電影表達能夠更加自由。“過去100年的電影長片，大約是兩小時的規格、三幕戲，這是西方所奠定的敍事方式，大家看得習慣的同時，也僵化了一些東西。不管是電影時長，還是表達形式，我覺得可以有門路，讓各方面都能更自由化一點。”

李安直言，技術並非自己拍攝電影的首要條件。受制於電影工業的固定形態，要在主流語境下嘗試新技術，遇到的阻力是極大的。“一個人是扭不過機器的、胳膊是擰不過大腿的，很多血淚往肚子裏裝”，李安表示，這種嘗試不僅是科技或者藝術的問題，“你要和整個工業界、觀影文化去鬥爭。”

**鏡像娛樂（ID：**jingxiangyule）原創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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