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之外説“八百”_風聞

　　首先開宗明義：

　　從電影藝術講，《八百》總體尚可，在及格線上，若干場面出彩，但依舊沒有擺脱“慫人覺醒＋照片＋遺書”的套路，煽情過度，前後脱節。

　　如果您有閒有錢，可看。但不看，也無甚遺憾。如果您是歷史控，甭看，鬧心。

　　好，接下來，就扯些閒篇。

　　1

　　湖北有個縣叫通城。

　　通城，地處湘鄂贛三省交界處。在早前，但凡多省交界，治理多脱繮，如有羣山，尤易嘯聚，向來是反對者的温牀。

　　1927年8月，羅榮桓受中共湖北省委派遣，到通城組織鄂南暴動，建立了黃袍革命根據地，併成立了中共通城縣委和通城縣蘇維埃政府。

　　通城暴動造就了一位共和國元帥（羅榮桓），一位開國上將（黃永勝）。

　　很多年後，羅榮桓回憶説：“‘馬日事變’後，鄂南暴動，有些黨的骨幹逃出來了，上海大學、武漢大學的學生，在城市裏存在不住的也跑到軍隊來了，所以一些政治骨幹幾乎百分之百的都是大學生。黨代表有我一個，我是從武漢大學出來的。我搞的通城暴動，當時就是氣憤，不服氣，搞了幾百支槍。”（《羅元帥對古田會議的回憶》）

　　通城暴動後，羅榮桓率農民自衞軍開赴湘贛邊，參加秋收起義，再之後就上了井岡山，成為毛澤東的戰友。

　　羅榮桓是最早逝世的元帥，毛澤東親自參加追悼會，撰《七律·吊羅榮桓同志》，其中有一句“君今不幸離人世，國有疑難可問誰”。

　　足見羅在毛心中的地位。

　　羅榮桓跟隨毛澤東在江西蘇區浴血奮戰時，通城縣蘇維埃主席萬順富在當地堅持武裝鬥爭。他有個兒子叫萬連卿，受乃父影響，加入了兒童團。

　　1934年, 萬順富為掩護部隊撤退，肩膀中彈被捕，慘遭殺害。

　　那年萬連卿14歲，無依無靠，被時任通城縣縣長的賈廷申保了下來，並收做乾兒子。之後將他送到湖北保安團通城縣保安大隊當了警察。

　　2

　　當萬連卿穿上警服時，250公里之外的廬山，國民黨軍官訓練團第二期畢業了。

　　其中有一人操客家語，儀表堂堂，他叫謝晉元。

　　謝晉元，生於廣東梅州，少時家貧，但上進，考入中山大學，1925年在聲援“五卅運動”的遊行中，目睹周恩來組織的黃埔軍校學生示威活動，深受震動，毅然投筆從戎，入黃埔軍校四期。

　　謝晉元特別崇拜周公，“周主任為人師表，乃做人的楷模也”，深受影響。

　　黃埔軍校在大陸共辦了23期，最牛逼的是第一期和第四期。

　　其中，黃埔軍校四期畢業人數比前三期加一起還要多，代表人物有林彪、張靈甫、謝晉元、胡璉、李彌、劉玉章、賴傳湘、高魁元、文強、洪水、唐天際、郭天民、曾中生、劉志丹、伍中豪、邱維達、段德昌……

　　十幾年後，林彪一人就把一眾學長和同窗們都挑翻了。

　　不過，當黃埔軍校四期生參加北伐戰爭後，林彪只是一個見習排長，謝晉元卻屢立戰功，升為副營長。

　　再之後，兩人命運分野。

　　林彪參加了南昌起義，在紅軍隊伍中迅速崛起，謝晉元則被調入十九路軍，隨軍駐紮上海。

　　十九路軍很彪悍，領頭人是蔡廷鍇和蔣光鼐，敢打硬仗。“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對上海虎視眈眈，十九路軍嚴陣以待。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軍陸戰隊6000人分三路進攻上海，十九路軍奮起抵抗，但蔣介石想以外交談判解決戰事，十九路軍被迫從上海撤下，調到福建剿共。

　　蔡廷鍇等人不願與紅軍作戰，1933年11月，十九路軍將領發動福建事變，遭蔣介石鎮壓，十九路軍番號被取消，士兵大都收編進中央軍。

　　但謝晉元依舊被重用，選入廬山軍官訓練團，畢業後進入中央軍88師。

　　3

　　1938年武漢會戰前，蔣介石親掌的中央軍有三個王牌師，清一水的德式裝備，分別是87師、88師、36師。

　　87師首任師長張治中，88師首任師長俞濟時，都是國民黨大佬。

　　抗戰後，87師師長王敬久，88師師長孫元良，皆為黃埔軍校一期生，卻背地裏互扎刀子，蔣介石為方便節制，在兩師各抽部分人馬，併為36師，師長為宋希濂，還是黃埔軍校一期生。

　　儘管87師和88師的前身都是蔣介石的警衞團，但相較之下，88師最拽，蓋因孫元良深受蔣介石器重。

　　孫元良儘管畢業於黃埔軍校，從參加北伐戰爭開始就貪生怕死，冒領軍功，可一路高升，全憑一張臉。

　　原來蔣介石選擇將領的標準循自曾國藩，注重外貌和談吐。概而言之就是能説會道的帥哥。

　　孫元良有多帥呢？黃埔軍校開學時，他被選為儀仗隊成員，出門迎接孫中山。

　　如果覺得還很抽象，那就看看他兒子秦漢（藝名），能把顏值巔峯期的林青霞迷得不要不要的，魅力堪堪。

　　秦漢泡妞，撩完就跑，不主動不拒絕不負責，讓林青霞20年的青春餵了狗，跟他爹一個德行。

　　孫元良打仗也是不主動不拒絕不負責，只要戰況不妙，他就跑得沒影兒。

　　打完淞滬會戰，88師還有殘部6000人，南京會戰中，被安排堅守雨花台，戰鬥慘烈，孫元良想跑，被宋希濂的36師（擔任督戰隊）持槍截停。

　　接下來孫元良的去向就是一個謎了。

　　宋希濂特看不上他的這個同學，在回憶文章中説，日軍攻陷南京後，孫元良躲進一家妓院，認老鴇為乾媽，待風聲穩定，喬裝打扮出城，躲過一劫。

　　此説存疑，日軍佔領南京期間，燒殺淫掠，孫元良藏身在紅燈區，豈不是自投羅網？

　　另有一説來自原88師軍械處主任葛天，他著有《我所知道的孫元良》，説孫元良能夠躲避日軍屠殺，是靠一個叫盧則文的同學，“盧則文在抗戰初期曾在一個外國公使館工作，孫元良事先同他接頭，一到南京緊急的時候就偷偷摸摸隻身逃躲進公使館，連他的衞士亦不知，恐怕這個可恥的消息被別人知道”，後來“他化裝成一個馬車伕，通過下關離開南京到了蘇北的韓德勤部，然後轉到漢口。”

　　《淮海戰役史料彙編2》有一則關於孫元良的記載，頗為有趣：“個性敏捷、驕傲自負，作戰勇敢，指揮果斷，但其平庸。統馭部下愛用手法， 以封建關係團結四川部隊，愛用逢迎下流之輩，其處事極為精細，在蔣匪反動集團中頗具聲望。屬蔣嫡何應欽派，與何及顧祝同歷史較深，為孫震之侄，生活奢侈，講求享受， 貪污，愛鋪張，特好女色。身材高大，無明顯特徵。”

　　由此可見，無論是同學，同僚，還是對手，都看不上孫元良。

　　攤上人品如此猥瑣的師長，88師的結局可想而知。當南京會戰結束後，6000殘部僅剩不到500人，雖重建，但再也不是王牌主力。

　　孫元良照舊風生水起，憑藉叔叔孫震的關係，另謀要職，最後一路跑到台灣，娶嬌妻、開工廠，活了103歲，頂着最後一個抗日名將的頭銜離世。

　　管虎拍攝《八百》之前，還專門去台灣找秦漢，讓他講講其父英勇抗戰的細節。

　　呵呵。

　　4

　　淞滬會戰，國軍70萬PK日軍20萬，結果傷亡27萬人，丟了上海。

　　此戰，87師傷亡15000人，四次補充兵源；88師只剩下6000人，五次補充兵源；36師保存完好，但在一年後的武漢會戰中打沒了。

　　此後，國軍德械師退出歷史舞台。

　　客觀講，淞滬戰爭前中期，88師還是很硬氣的，堅守閘北，死磕日軍。無奈，淞滬戰爭是蔣介石親自指揮，最終打得稀巴爛，慘烈至極。

　　淞滬會戰結束後，蔣介石曾在開封軍事會議上説明戰略意圖，“我們此次為什麼要在上海作戰呢？就是要打破敵人的戰略，使他們不能按照預定計劃，集中兵力侵略我們華北。”

　　上海作為全國經濟和金融中心，對於保衞南京和江浙都有重要意義。蔣介石親自審定的《第三戰區作戰指導計劃》即説，“該戰區以掃蕩上海敵軍根據地，並粉碎在沿江沿海登陸取包圍行動之敵，以達成鞏固首都及經濟策源地，為作戰指導之基本原則。”

　　在上海開闢第二戰場，沒問題，但蔣介石並不想認真打，而是寄希望於國際調停。

　　1937年10月30日，國聯擬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召開會議，蔣介石希望"使各國怒敵，作經濟制裁，並促使英、美允俄參戰"。

　　龍雲回憶，一次宴會上，汪精衞問蔣介石：“這次中日戰爭發生在北方，怎麼上海也打起來了？如此豈不成了兩個戰場，我們的兵力夠使用嗎？”蔣回答：“在北方打仗，國際上是不大注意的；上海是一個國際市場，在上海打仗，就容易引起國際注意。”因此蔣介石判斷，“國軍如能在上海多保衞一二個月，將可引起國際方面的干涉和支援，因而應不惜犧牲，盡力固守上海。”

　　唐生智後來説蔣介石親口跟他講，“上海這一仗，要打給外國人看看”。

　　李宗仁在回憶錄裏也説，淞滬戰役完全是“對國際局勢判斷的錯誤。在蔣先生想來，上海是一個國際都市，歐美人在此投下大量資金，如在上海和敵人全力血戰一番，不特可以轉變西人一向輕華之心，且可能引起歐美國家居間調停，甚或武裝干涉。”

　　為等待調停，蔣介石先後三次下令停戰，都無結果，但他並未放棄，還通過英國記者，對外表示，“國際間對於現時中日兩國不宣而戰之戰爭，有干涉之必要……此種國際干涉，非完全為中國，實為謀國際整個之安全。”

　　無奈英美諸國根本不care，蔣介石只得通過不斷擴大戰事，以求獲得列強關注。

　　日本明白蔣介石的企圖，東京總參謀部制定了“十月攻勢”的作戰計劃，要趕在10月30日之前結束上海的戰鬥。

　　日本出動了四艘航空母艦，3000架戰機，軍艦火力可輻射整個上海，國軍只能充作人肉靶子。

　　即使“一天損失一個師”，蔣介石也準備耗到國聯開會。

　　1937年10月25日，大場陣地形勢急轉直下。日軍若佔領大場，國軍即有被夾擊殲滅的危險。於是，蔣介石不得不命令全線後撤。

　　但為了給外國人留下中國軍隊仍在蘇州河北岸堅持抗戰的印象，蔣介石決定留88師孫元良部在閘北繼續作戰，把一連一排一班分散，守備閘北的堅固建築物和郊區大小村莊，並與遊擊結合，儘量爭取時間，喚起國際社會的同情。

　　孫元良多麼雞賊，他對戰區司令官顧祝同説，留下一個師是炮灰，留下一個團也是炮灰，但效果相同，都表示有華軍堅守蘇州河北岸抗戰。既然都是炮灰，不如留下一團。

　　顧祝同被説服了。

　　於是，孫元良決定以88師師部所在的四行倉庫為固守據點。可就這樣，他還玩陰的，實際上只留下一個營，即88師262旅524團1營，讓524團團附謝晉元去指揮。

　　1937年10月26日，謝晉元率524團1營進駐四行倉庫。

　　5

　　陳誠後來總結淞滬會戰，認為最大的教訓乃是“戰略殉於政略”，“這次戰爭戰略受政略影響極大，乃是國家的不幸，並不是國家的錯誤。因為我國本身準備不足，要希望人家援助的關係”。

　　戰事如棋，蔣介石是執棋人，88師524團1營的官兵們就是一顆顆棋子，在四行倉庫進行一場“表演”。

　　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説：“這就像塞納河上正在進行凡爾登戰役，而巴黎右岸盡收眼底卻在保持中立；或者葛底斯堡戰役的戰火在哈萊姆區燃燒，而曼哈頓其他地區卻在冷眼觀戰。”

　　無奈蔣介石還是剃頭擔子一頭熱。

　　彼時88師524團1營就是個空架子。故而，524團在撤出閘北之前把新近從湖北開來正在南翔待命的湖北省保安第5團全員補入。

　　湖北保安第五團是1937年在鄂南各縣保安隊基礎上所組建，並於同年8月從湖北調往上海，參加淞滬會戰。

　　據統計，88師524團1營官兵中湖北人佔了80％，其中通城人150個，蒲圻（今赤壁）人22個。

　　電影《八百》中把開赴上海的湖北兵刻畫為一羣不知為何而戰的遊兵散勇，真相如何呢？

　　田際鈿，湖北蒲圻人，曾參加過四行倉庫保衞戰，他後來對當年赴上海蔘戰時的回憶道：

　　開拔的這一天，武漢各界市民在漢口中山公園召開大會，歡送我團上抗日前線，武漢行營副主任兼中訓團教育長、衞戍總司令陳誠親臨大會講話，勉勵我們英勇抗日，保衞國土。會後，陳誠送了我們一面團旗，寫有“湖北保安五團”字樣。在雄壯的軍樂聲中，我們全體官兵雄糾糾地通過市區到大智門火車站上火車。火車載着保安團的熱血青年趕往上海，準備參戰。經過七天七夜夜行晝伏的長途跋涉，保安團到達上海南翔，等候調遣。9月湖北保安團以補充的形式編入各旅和團，直接上戰場殺敵。

　　聽聽，這擲地有聲的講述。

　　面臨日寇入侵，家園淪喪，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電影《八百》中，卻把湖北兵刻畫為慫貨軟包，令人作嘔。

　　且不提是否尊重歷史，單論藝術，這種橋段也是導演想象力貧瘠的表現。

　　湖北保安五團補充進88師524團1營後，萬連卿被謝晉元留在身邊，擔任勤務兵，直到謝晉元后來遇害。

　　6

　　實事求是地説，放在整個淞滬會戰的背景下觀照，四行倉庫保衞戰並不出彩，只有零星小規模戰鬥。

　　而“寶山守衞戰”中，姚子青率600壯士死守孤城、抵抗日軍七晝夜，那才是驚天地泣鬼神。（詳情可看電影《捍衞者》，比《八百》不知道高到哪裏去了）。

　　四行倉庫保衞戰之所以更出名，一是背靠租界，打給外國人看，藉助外媒擴散；二是同名電影反覆誇大宣傳。

　　1938年，國軍還在節節敗退，為提振軍心，應雲衞導演了《八百壯士》。

　　1972年，日本宣佈與“中華民國”斷交，台灣當局很憤怒，1975年推出了新版《八百壯士》，林青霞主演。主要情節照搬1938年版《八百壯士》，只是把孫元良塑造為一個“戰神”，簡直無所不能，即使跑路，姿勢也很帥，不知他觀影完畢，老臉是否一紅。

　　實際上，從1937年10月26日二十四時進入四行倉庫，到10月31日凌晨二時完全退出倉庫進入租界，88師524團1營官兵在四行倉庫中堅持了98小時。

　　根據88師524團1營營長楊瑞符撰寫的《孤軍奮鬥四日記》一文，以及楊景深編，楊瑞符校的《八百好漢死守閘北》一書，期間激戰不多，唯有一次。

　　10月28日黎明前夕，有二十餘名頭頂鋼板的日軍士兵爬至倉庫牆角挖洞，企圖用炸藥炸燬倉庫外牆，在此關鍵時刻，二排四班副班長陳樹生往身上捆綁了好幾顆手榴彈，拉了導火索，從五樓窗口縱身躍入牆角的日軍士兵中，二十多名日軍全部炸死或震死，陳樹生壯烈犧牲。

　　電影《八百》中渲染了這個場面，十分感人，也是僅二的好鏡頭，另一個是古惑仔“刀子”捨命送電話線。

　　據學者研究，四行倉庫保衞戰中孤軍擊斃日軍的數量應該在100人左右。

　　那麼當時四行倉庫保衞戰的國軍人數究竟有多少？八百人的數字又是從何而來？

　　按照楊瑞符在《孤軍奮鬥四日記》的描述，八百壯士的説法是在28日晚傷員送出後，外界才得知的。但事實是，早在當晚傷員運出倉庫前，報紙上就已經稱四行孤軍為八百壯士或八百孤軍了。

　　10月28日的《申報》《新聞報》《大公報》《中央日報》都採用了中央社的報道：

　　閘北我軍雖已於昨晨拂曉前大部安全撤退，但此非謂閘北已全無我軍蹤跡，蓋我八十八師一營以上之忠勇將士八百餘人，由團長謝晉元營長楊瑞符率領，尚在烈焰籠罩敵軍四圍中，以其最後一滴血，與最後一顆彈，向敵軍索取應付之代價，正演出一幕驚天地泣鬼神可永垂青史而不朽之壯烈劇戲也。

　　再綜合《大美晚報》、《字林西報》、《大陸報》、《密勒氏評論報》關於孤軍人數的報道，

　　中文報紙的口徑相對統一，大多是採用中央社27日電文中的800人這個數字（來自中央社記者馮有真），而外文報紙從最少的40人到最多的500人（來自記者現場目測估算）。

　　再根據公共租界工部局檔案記載，並比較《新加坡路中國士兵拘禁營拘禁兵力實況清單》，10月31日進入孤軍營中的實際人數為355人。

　　因此：孤軍在四行倉庫保衞戰伊始總人數為420人，在戰鬥中犧牲或送出治療43人。10月30日12點撤退前清點人數為377人。在撤退過程中有一定人員傷亡，未受傷而直接進入孤軍營的人數為355人。

　　7

　　三個版本的電影都大書特書楊惠敏渡河獻旗。這同樣是一個誇大的東東。

　　“我忠勇將士，高揭青天白日滿地紅之國旗，壓倒四周之太陽旗，發揚我大中華民族之浩然正氣，與國家無尚光輝，此八百忠勇壯士之壯烈義舉，已博得全滬中外人士無限之欽敬，並引起最熱烈之注意”（《八百壯士安然無恙，我壯士高揭國旗》，《申報》，1937年10月29日第2版）。

　　經《申報》等報刊雜誌的宣傳，楊惠敏成了一位家喻户曉的女英雄，並受到宋美齡、張治中等政要的接見。

　　這自然是為了振奮人心。不過即便在當時，對於獻旗的經過，也是眾説紛紜。

　　據楊惠敏自述：

　　1937年8月初她高中畢業不久，在糖果公司任職，此時工廠停工，她便加入了中國童子軍戰時服務團，參與難民服務。10月26日晚，她進入蘇州河北岸租界，在與英軍士兵的對話中，驚訝地發現還有一批中國軍隊死守四行倉庫，並得知他們需要糧食、彈藥和擦槍油。27日她再次過橋，“把事先抄好的市商會電話號碼包好，丟進四行倉庫，叫他們直接打電話向市商會求援”。

　　收到孤軍電話後，商會會長王曉籟親自邀請她一同送物資。在隨後的慶功會上，她提出四行倉庫上應該懸掛一面象徵民族精神的國旗，王曉籟非常贊同，“立即拿起電話，定製了一面十二尺見方的國旗，酒席還未散，那方美麗嚴莊的國旗已送來了。”她自告奮勇，接受了向孤軍送國旗的任務，將國旗裹在內衣外面，再套上制服，入夜後冒着生命危險潛入四行倉庫。

　　“謝晉元團附、上官志標副團長、楊瑞符營長，還有好幾個高級軍官，早已在窗口迎接我。我脱下外衣，將浸透了汗水的國旗呈獻在他們面前時，朦朧的燈光下，這一羣捍衞祖國的英雄，都激動得流下淚來了！……（謝晉元）他立即吩咐部下準備升旗，因為屋頂沒有旗杆，臨時用兩根竹竿紮成旗杆。這時東方已現魚肚白，曙色曦微中，平台上稀落的站了一二十個人，都莊重的舉手向國旗敬禮，沒有音樂，沒有排場，但是那神聖而肅穆的氣氛，單調而悲壯的場面，卻是感人至深的，我一輩子永遠也不會忘記。”

　　楊惠敏回憶錄中將獻旗經過描繪地栩栩如生，但綜合曹志功《楊惠敏渡河獻旗之真相》、葉春年《給四行孤軍送旗的經過》及白廣榮《究竟是誰給四行孤軍送旗》等文，四行倉庫獻旗的真相大致如下：

　　10月27日晚上，楊惠敏至新垃圾橋向孤軍喊話，在得到孤軍要求一面國旗的回覆後，當晚將一面尺寸較小的國旗送至倉庫。

　　10月28日上午，市商會接到謝晉元來電，要求提供新國旗。晚10點至11點，載有用麻袋包裝的物資和大國旗的卡車從商會會址開出，前往四行倉庫。

　　10月29日，四行倉庫升起兩面大國旗，並將楊惠敏所獻的小國旗懸掛於窗口。

　　故而，楊惠敏獻旗是事實，乘車進入四行倉庫，絕非渡河。

　　如果説，1930年代，為配合大局，她説謊尚情有可原。可到1970年代，塵埃落定，還言之鑿鑿，就別有用心了。

　　楊惠敏後來與影星胡蝶攪合在一起，被戴笠無端羈押多年，險些喪命，與她張揚的性格不無關係。

　　8

　　歷史可以打扮，但真相往往充滿血色。

　　1938年版《八百壯士》結尾在升國旗處戛然而止。

　　1975年版《八百壯士》結尾是謝晉元騎上一匹戰馬，帶着整整齊齊的隊伍奔向遠方，並回首對夫人説，此行要“去南京，去全國的任何地方，為犧牲在上海的弟兄報仇！” 

　　2020年版《八百》結尾是在漫天雪花中，謝晉元高喊口號，帶領士兵們慢鏡頭衝橋。

　　第一版如此結尾，系因導演還不知道“八百壯士”的終極結局。

　　第二版如此結尾，系因導演明知“八百壯士”結局，但非要留下一個光明的尾巴，自欺欺人。

　　第三版如此結尾，就搞不懂導演所思所想了。倒是有一點可以請教，1937年10月的上海會下鵝毛大雪嗎？

　　“八百壯士”足夠偉大，完全不用如此強行且拙劣地煽情。

　　那麼，真實的衝橋場景如何呢？

　　那是1937年10月30日深夜，88師524團1營官兵撤退，排長楊養正受命擔任掩護任務。

　　當時，日軍坦克已經封鎖了退路，為了幹掉敵人的坦克，楊養正從一個戰士手中接過一支輕機槍，對準坦克猛力掃射，就在此時，敵人的炸彈落進磚瓦房爆炸，一塊彈片正好射到他的左眼。副排長見狀，立即和士兵一起將楊養正架起來，撤到租界醫院，醫生為他換上了義眼。

　　作為最後一個“八百壯士”，楊養正於2010年12月16日去世，享年96歲。

　　管虎自稱籌備《八百》十年，原計劃2019年上演，那就是2009年開始打磨劇本，難道不知道去拜訪一下楊養正？

　　他卻偏偏跑到台灣去跟秦漢打聽“逃跑將軍”的英雄事蹟。

　　呵呵。

　　9

　　楊養正儘管後半輩子坎坎坷坷，但得以頤養天年。可他的團長和他的團卻是一曲悲歌。

　　奉命撤退後，“八百壯士”被公共租界工部局解除武裝，被軟禁於膠州路拘留營四年。

　　1941年，謝晉元被日偽收買的叛兵殺害。同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接管拘留營，先後將330餘名孤軍官兵押到月浦、龍華做苦力，1942年4月，又轉移至老虎橋俘虜營（原江蘇第一模範監獄）。

　　有一次12名士兵越獄，跑到南京中華門時被日軍抓住，全被當場殘忍刺死。

　　後來，由於戰事趨緊，需徵用大量勞力，同時也為了不讓孤軍團結在一起，日軍把“八百壯士”分成六批送到各地去作苦工。

　　第一批大約100人，被押到杭州西興鎮養馬，其中15名又被調到上饒，後順利脱逃。（另一説100多人被送到南京東郊孝陵衞日軍戰地士官學校做工，之後逃掉了近70人。）

　　第二批36人，被運到新不列顛島的臘保爾港當苦工，後來僅10餘人回到故土。

　　第三批87人，被押往蕪湖裕溪口，一年後只剩29人，外逃，一部分人加入新四軍，一部分北上，僅楊養正等4人抵重慶。

　　第四批約70人，被抽到日軍1629部隊做工，後外逃，其中大部分人蔘加了游擊隊，僅9人輾轉到重慶。

　　第五批約200人，被遷到上海，編入日兵營作“使用人”，三年後集體逃亡，輾轉抵達重慶。

　　最後一批50人，被押送到西太平洋的新幾內亞拉布爾島做苦工，遭遇最慘，過着非人的苦役生活。

　　此處重點講講。

　　二戰期間，拉布爾成為日軍海空軍基地，先後約有1600多位中國軍人被送到此地集中營當勞工。

　　田際鈿就是拉布爾戰俘集中營的倖存者。據他回憶，50名“八百壯士”被送到島上後被拆散，他們一天工作10多個小時，住巖洞，吃地瓜，生病就等死。

　　日本投降後，只有34名壯士回到上海，14人客死他鄉，另有兩人，一人被日軍毆打致傷，一人精神錯亂留在當地治療。

　　通城人毛炎炳就是34名倖存者之一。輾轉回鄉後，1950年報名參加志願軍，當時他已經43歲。兩年後復員，1975年去世，享年68歲。

　　他還能青史留名，而那些埋在異國他鄉的戰友卻無比淒涼。

　　2008年，一位澳大利亞飛行員在拉布爾附近密林中意外發現有幾座墓碑，刻着中文與中國軍隊標誌。有華僑知道後，僱請叢林土著人帶路，費盡周折，在一處荒坡蔓草叢間找到了三座中國軍人墓碑，其中有兩座可辨識碑文。

　　這次意外的發現，揭開了一段鮮為人知的抗戰歷史。

　　9

　　饒是那些保全性命於亂世，捱到抗戰勝利的壯士們，依舊如浮萍。

　　1945年後，各地倖存孤軍紛紛來到上海，可國民黨政府口惠而實不至，並無照顧，致使他們流落街頭。

　　孤軍們的遭遇引起了謝晉元遺孀凌維誠的關心，她四處奔走，最後孤軍們得到一個碼頭，從事搬運，自食其力。無奈僧多粥少，還有一部分孤軍改做門衞、車伕、清潔工、鐵路警察等。

　　萬連卿的遭遇相對較好，經凌維誠介紹到京滬區鐵路局警務處當了警長。他1942年從南京孝陵衞集中營逃出，被新四軍所救，可堅決要回88師，找到老部隊後，赴緬作戰，抗戰勝利後退伍。

　　1949年後，很多孤軍返回家鄉務農，少數進入國有單位，他們主要分佈在湖北、浙江、四川、上海等地，以湖北最多。

　　但在隨後的歷次運動中，這些孤軍因曾參加國民黨軍隊而受到衝擊。

　　楊養正當時是重慶南岸副食品水產公司職工，“文革”中被當成“牛鬼蛇神”、國民黨殘渣餘孽、偽軍官拉去遊街、批鬥、下跪。

　　此後，他刻意隱瞞過往，甚至連孩子們也不知道。

　　2001年，《重慶經濟報》一名記者尋訪抗戰老人，偶遇趙孝芳（楊養正妻子），得知楊養正是抗戰老兵後，以《老英雄重唱八百壯士歌》為題做了報道，一個沉默了半個多世紀的抗日英雄才被世人知曉。

　　2005年，為紀念抗戰60週年，在上海一家媒體的組織下，楊養正回到了闊別68年的四行倉庫，並拜祭謝晉元。

　　謝晉元遇害後，被葬在“孤軍營”，但在“文革”中，墓碑遭譭棄，墓地甚至被圍以籬笆，據説是為了“不要讓‘反動軍官’造成惡劣影響”。

　　1983年後，謝晉元之墓遷入宋慶齡公墓。1991年，凌維誠在上海去世，享年84歲，和丈夫合葬。

　　面對謝晉元的銅像，孱弱的楊養正悲痛難抑。

　　上海媒體這樣寫道：“楊養正摸着銅像的手，接着又站起來，張開雙臂，把銅像緊緊抱在懷裏，兩行熱淚湧出眼眶。”

　　5年後，楊養正去世。

　　10

　　萬連卿就沒那麼幸運了。

　　因為做過國民黨警長，上海解放後，他被送到新疆戰犯管理所改造。在此期間，妻離子散。直到1979年才得以獲釋，但無家可歸，被政府安排在新疆勞改農場做事。

　　1983年，通城縣黃袍望湖大隊會計林國賢等人出差到新疆，在小飯館吃飯，聽聞鄉音，意外獲悉萬連卿的真實身份。

　　在林國賢好心勸説下，萬連卿回到闊別快50年的老家。鄉政府把他安置在鄉福利院，照看養雞場。

　　那時，萬連卿的父親萬順富已作為革命英烈，被鄉人所緬懷。

　　2001年，萬連卿去世，享年84歲。

　　扳指算來，從1937年至1979年，42年間，萬連卿有35年或被羈押，或被流放，或被改造。

　　人世悲苦，莫過於此。

　　假若逃出集中營後，他不執意尋找88師，加入新四軍，之後的命運會如何？

　　也許，“八百壯士”的命運從踏進四行倉庫時就寫就了吧。

　　11

　　行筆至此，意猶未盡，再續寫一節。

　　“八百壯士”的命運無法自己書寫，但他們堅守四行倉庫之初，每人均留遺書，只可惜現難尋覓。

　　電影《八百》中有念遺書的情節，摘錄如下：

　　“玉芝吾妻愛鑑：諸子長大成人，仍以當軍人，為國盡忠為宜，讓我子孫後代，再不受此屈辱。”

　　讀來令人蕩氣迴腸。但又經不起推敲，因為抄自胡璉遺書。

　　石牌保衞戰中，胡璉任第11師師長，擔任石牌要塞守衞任務，陳誠致電詢問，有無把握守住。

　　胡漣回答"成功實無把握，成仁確有決心"，便掛斷了電話。

　　戰鬥開始前，胡璉命所有士兵留下遺書，他本人則分別給父親和妻子各寫一封。其中，給妻子的訣別信如下：

　　我今奉命擔任石牌要塞守備，原屬本分，故我毫無牽掛。

　　僅親老家貧，妻少子幼，鄉關萬里，孤寡無依，稍感慼慼，然亦無可奈何，只好付之命運……

　　諸子長大成人，仍以當軍人為父報仇，為國盡忠為宜。

　　戰爭勝利後，留贛抑回陝自擇之。

　　家中能節儉，當可温飽，窮而樂古有明訓，你當能體念及之…… 

　　十餘年戎馬生涯，負你之處良多，今當訣別，感念至深。

　　茲留金錶一隻，自來水筆一支，日記本一冊，聊作紀念。

　　接讀此信，亦悲亦勿痛，人生百年，終有一死，死得其所，正宜歡樂。

　　匆匆謹祝珍重。

　　可是，石牌保衞戰發生在1943年5月至6月間。難道淞滬會戰的士兵會穿越？

　　號稱打磨十年，史料如林，但凡有心，《八百》主創斷不至於犯這種錯誤吧。

　　管虎的意圖很明瞭，遺書有助於展現抗戰將士心跡，側面烘托戰況之激烈，但淞滬會戰中亦有諸多文思俱佳的遺書，大可引用。

　　比如郭汝瑰的遺書。

　　郭汝瑰在陳誠所屬的第14師任參謀長，淞滬會戰開始後，14師42旅旅長心存膽怯，郭汝瑰擔任代理旅長。

　　戰場上，日軍用數十架飛機狂轟濫炸， 42旅傷亡慘重，危急關頭，郭汝瑰向師長留下遺言：

　　“我八千健兒已經犧牲殆盡，敵攻勢未衰，前途難卜，若陣地存在，我當生還晉見鈞座，如陣地失守，我就死在疆場，身膏野革。他日抗戰勝利，你作為名將，乘艦過吳淞口時，如有波濤如山，那就是我來見你了。”

　　目力所及，這是最豪邁的遺書。

　　後，該旅與日軍衝殺7天7夜，8000多人只剩下2000多人，陣地仍未丟失。郭汝瑰一戰成名。

　　《泰晤士報》專門發表社論，稱上海的抗戰證明中國軍隊“已從滑稽故事之迷霧中脱穎而出”。

　　諸君如有心，當多讀信史，少看神劇神片，方能砥礪人心，勿忘國恥。

　　參考資料：

　　1．“淞滬會戰中楊惠敏獻旗之真相”，《史學月刊》，胡現嶺

　　2.“四行孤軍光與影”，《檔案春秋》，蘇智良、胡皓磊

　　3．“上海四行倉庫保衞戰的“八百壯士”遺骨在海外無人問”，搜狐社區，網友“天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