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譚的黑暗騎士和光明騎士_風聞

　　在電影《蝙蝠俠：俠影之謎》的故事最後，瑞秋對布魯斯説：

　　“也許有天，等哥譚不再需要蝙蝠俠，我會再見到他”

　　翻譯過來就是，你很好，但我對你的感覺變了。

　　考慮到布魯斯的超能力是“I‘m rich”，瑞秋的操作顯然跟低端女神拒絕基層屌絲的套路有雲泥之別。但既然對方有“童年摯友+曾經深愛+超級英雄”這樣的身份，以及兩人現在也算彼此喜歡，瑞秋這波婉拒看着多少有些矯情。

　　瑞秋是哥譚的助理檢察官，程序正義的堅定維護者，“法外執法”的蝙蝠俠，違背了瑞秋最根本的價值觀，所以她要婉拒。

　　瑞秋的拒絕，就像“大丈夫事業未成何以為家”的約定，她和蝙蝠俠的目標其實是一致的。哥譚不再需要蝙蝠俠，就説明體制內的執法已經可以維護這座城市的正義，蝙蝠俠這個法外的正義外掛就可以退休了，這是法律工作者瑞秋，和法外監督者蝙蝠俠本人都希望看到的未來。

　　這能實現嗎？

　　哥譚的罪惡之源是什麼？

　　這是一座有很多精神病患者和變態狂的城市，當然，如果這些變態狂的故事都被拍成電影，那麼他們的出現並不偶然。

　　但我們可能不需要先去談這些高階罪犯，因為哥譚並不是每個壞人都這麼有咖位——槍殺蝙蝠俠的爸爸，托馬斯-韋恩的罪犯，不過是一個窮困潦倒的小混混。

　　在哥譚，夜晚走在路上就有生命危險——貧窮讓太多人鋌而走險，小兇小惡遍地都是。而諷刺的是，托馬斯-韋恩是一位為哥譚窮苦人民提供了大量援助的慈善家，殺死他的，就是他希望援助的那些人。

　　韋恩家族參與哥譚這座城市的統治。在經濟上，他們掌控了這座城市的多個行業；在政治上，布魯斯告訴檢察官哈維-丹特，只要我韋恩集團出面為你籌款，你就不需要在資金上有任何擔憂——哥譚的政治家，需要背後支持他們的金主。

　　韋恩家族在經濟和政治上都有巨大的能量影響哥譚，而托馬斯-韋恩又絕非庸才，為何他在努力之後卻無力拯救這座城市？

　　因為體制完蛋了，哥譚的體制裏，似乎只有戈登探長和助理檢察官瑞秋兩個是好人。頂層與底層之間要靠體制連接，頂層的理想，底層的述求，最終去落實的，是體制中的那些人。這些人的不作為導致了哥譚的惡性循環，托馬斯-韋恩跳不出這個循環，也就無法拯救哥譚。

　　這就是為什麼，托馬斯的兒子布魯斯要變身蝙蝠俠——跳出崩壞掉的體制，直接“法外執法”。

　　蝙蝠俠的誕生，其實是頂層與底層的聯繫被崩壞的體制切斷之後，頂層親自下場，直接干預底層的手段。

　　所以，當瑞秋跟布魯斯説，“也許有天，等哥譚不再需要蝙蝠俠，我會再見到他”，意思就是，蝙蝠俠的接管只是體制失效的非常手段，不符合程序正義，我們更需要的，是重建哥譚的體制。

　　布魯斯也認同這點，因為在他之後冒出了無數的“假蝙蝠俠”去維護正義——當每個人都可以解釋“正義”的時候，正義也就不再正義，這是法外的非常手段，不可避免的副作用。

　　瑞秋和布魯斯把希望都寄託在了同一個人身上——哈維-丹特，哥譚市的檢察官，能用法律懲罰犯罪的體制內人員，他被認為是光明騎士。

　　有意思的是，瑞秋摯愛的哈維，其實跟她的價值觀也並不一致。

　　哈維作為檢察官，是哥譚這座城市裏，最有能力用體制內的手段去解決犯罪的人，但他不是瑞秋這樣的，程序正義的潔癖式信仰者——他更加實用主義，相信打擊犯罪時，可以藉助一些特殊手段，對蝙蝠俠，他非常欣賞。

　　哈維有個標籤式的行為——用擲硬幣來做決策。這種看起來把選擇權交給概率的行為也是一種程序——程序就是，不管它的結果是對的還是錯的，你要嚴格遵守它。擲硬幣得出的結果顯然不一定對，但概率卻是固定的，所以它是有程序可以遵守的。

　　但是，哈維的硬幣兩面都是人頭，説明他在擲硬幣之前就已經做好了決策，擲硬幣這個程序不過是一種形式——他要的是“正確”的結果。

　　哈維支持的是“結果正義”，這跟蝙蝠俠沒有什麼兩樣。但哈維在體制內，他的權力是哥譚市人民授權的，無法模仿，也就更有權威性——理論上，哈維的確有同時實現程序正義和結果正義的條件。

　　這是為什麼，蝙蝠俠會看重哈維，希望他能代替自己去主持這座城市的正義。如果一切如願，蝙蝠俠和哈維一起構建一個，可以用真面目示人的“光明騎士”形象，那麼哥譚的體制看起來就會走向正軌。

　　蝙蝠俠最後也做到了，在哈維黑化之後，蝙蝠俠頂了所有的罪名，放棄了“黑暗騎士”的正義性，但保全了“光明騎士”的形象，人們開始相信體制，這個謊言為哥譚帶來了未來8年的安寧。

　　這個故事裏的每個人都耐人尋味：

　　瑞秋，她是最理想主義的一個，可以犧牲一切，但不能犧牲程序正義。她代表了絕對的“政治正確”，但她不解決問題。瑞秋最後被女探員蘭米爾茲出賣——因為黑幫付清了蘭米爾茲母親的醫藥費——成為了小丑二選一遊戲的犧牲品。在應對小丑這個級別的危機時，瑞秋相信的程序正義並不可靠，因為執行程序的環節太多，這個過程中總有人會出問題，瑞秋死在了這上面。

　　哈維，他很難得的是，用體制執法的同時，也知道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靠體制去解決。哈維這樣舉例子，“當敵人兵臨城下時，羅馬人會暫緩民主政策，並任命一人來保衞家園”——應對非常危機，就要有非常手段，哈維沒有瑞秋那樣天真。

　　當然，瑞秋的反駁也很精彩——“這個被任命保衞家園的人叫凱撒”。凱撒，獨裁者，這是瑞秋價值觀裏最警惕的一類人。

　　但哈維和蝙蝠俠用行動證明了，任命凱撒和維護體制之間並不矛盾。在小丑以殺人威脅逼迫蝙蝠俠自爆身份時，哈維頂替了布魯斯，保全了蝙蝠俠，因為哈維知道，在應對危機時，蝙蝠俠比檢察官有用；

　　而在蝙蝠俠處理了小丑危機之後，他把哈維的殺人罪行又攬在了自己身上，因為沒有了小丑這樣的窮兇極惡，一個權威的哥譚體制，又比蝙蝠俠有用。

　　歌舞昇平時，需要光明騎士，危機來了，你又不能那麼刻板執拗，因為黑暗騎士站出來能解決問題。如果人人都是隻講“政治正確”的瑞秋，那麼就只能講得好聽，哥譚卻走不出水深火熱。

　　那麼，蝙蝠俠的理想實現了嗎？

　　沒有，不然也就不會有蝙蝠俠三部曲的第三部，《黑暗騎士崛起》了。

　　蝙蝠俠重塑的體制，在8年的時間裏鎮壓了哥譚的犯罪，但“貝恩”這樣級別的危機出現時，顯然不是體制能解決的問題——在貝恩的設計裏，哥譚最後的命運是毀於核彈，這是”刺客聯盟”清理罪惡的方式。

　　這就是恐怖主義了，不在我們的話題範圍之內。

　　但“哥譚”為何如此多災多難？

　　為何這裏是孕育“精神病”的搖籃？

　　如果我們不強行把“諾蘭三部曲”與電影《小丑》聯繫到一塊，我們的確不知道希斯萊傑扮演的這版小丑，到底有怎樣不幸的人生，因為他自己對往事的描述都是不一致的，但可以肯定，他並沒有一個幸福的家庭——從小到大。

　　我們也可以肯定，如果哥譚街頭還有喬切爾這樣的小混混——打死蝙蝠俠父親托馬斯的兇手——那麼就還會有人在深夜走出劇院後被搶，甚至被害，畢竟哥譚不禁槍。

　　我們還可以肯定，如果還有很多像蘭米爾茲探員這樣付不起母親醫藥費的人，正義就隨時有被背叛的風險。

　　如果哥譚的每個人都能免於貧困，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都能獲得及時的醫療資源，也就不會有那麼多街頭胡混的不穩定因素，以及那麼多歇斯底里的反社會人格。

　　蝙蝠俠重建了哥譚體制，體制的權威震懾了犯罪，這當然很重要，但這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執法正義很重要，減少執法的機會更重要。想要每個人都不成為社會安定的威脅，就需要構建一個生活富足、教育醫療公平的和諧哥譚。

　　歸根到底，是解決哥譚激化的階級矛盾。

　　戴上面具的蝙蝠俠做不到這些，這是摘下面具的布魯斯-韋恩該做的事情——能做到這個，才是真正的光明騎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