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碧波：從舊地圖研究尼羅河出海口與兩河流域演化(8.0版) （下）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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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三角洲地理演化所得人文結論**

尼羅河三角洲的形成速度遠超當前地質勘探的結論。耶元1480年如果有地震，其對尼羅河三角洲的形成不會造成多大影響。從本文連續地圖可以看出，如果有地震，只可能導致尼羅河三角洲外緣海岸的局部坍塌，尼羅河三角洲的生成是連續的，未因為地震而中斷。

根據歷史學家阿利安等人的記載，亞歷山大港原系亞歷山大修建，後來成為托勒密王朝的首都。托勒密王朝在pharos島與大陸之間修了一道巨大的防波堤，由此形成兩個安全港灣，托勒密二世下令在港口入口處的pharos島上修建亞歷山大燈塔，位於防波堤的南端。後來尤利烏斯·凱撒曾經佔領亞歷山大燈塔。耶元1994年，在pharos燈塔舊址附近修築防波堤時發現了水下有12座獅身人面像，頭部就重達5噸。獅身人面像的側面刻有托勒密二世的稱號，這佐證了托勒密王朝修建吉薩大金字塔。耶元2018年9月2日，埃及國家文物部（Ministry of Antiquities）在臉書上宣佈：在開羅北部達喀里亞省的薩馬拉地區（Tell el-Samara Area）發現距今7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遺址。此外還發現了一枚有托勒密三世頭像而在托勒密四世時期使用（目前學界認為為耶元前221年至204年）的金幣。這枚金幣重約1盎司，周圍寫着托勒密三世的名字。見圖53。

圖53 托勒密三世頭像金幣

薩馬拉地區迄今已發現47 個考古遺址，表明在距今7000～5500年左右（年代經過C14校正）的尼羅河三角洲氣候和水文條件都比較適宜人類活動，對應着古埃及文明的前王朝時期[25]。但按照本文的地圖，薩馬拉地區在開羅北部，正處於600年內尼羅河三角洲的形成範圍內。見下圖54，谷歌地圖上紅色標記處即為薩馬拉地區目前的海拔均在5米以內，系氾濫沖積平原，因此薩馬拉地區耶元1400年左右在圖12、13、15、16中顯系大海，而根據前述計算，在距今8000-5000年前遠在當時海拔-19.53米到-15.53米之下，不可能是新石器定居點。因此則薩馬拉區域的遺址歷史不會超過距今700年。

圖54 埃及薩馬拉地區

綜上，亞歷山大應為耶元1400年左右的人物，托勒密王朝如果存在，應是耶元1400年以後土耳其統治下的地區性封建領主。吉薩大金字塔的修建亦應在耶元1400年以後，再早誤差不超過一百年。凱撒則應更晚。亞里士多德是亞歷山大的老師，柏拉圖又是亞里士多德的老師，蘇格拉底又是柏拉圖的老師，因此亞里士多德、柏拉圖和蘇格拉底均應是耶元1300年以後的人物。阿拉伯史學家伊本謝赫（耶元1132 - 1207年）在耶元1165年訪問亞歷山大，寫成了《艾列夫巴》一書，在書中詳盡地記載了燈塔，應是對伊本謝赫的年代有錯誤記錄。中國南宋時著名的地理學家趙汝適在《諸蕃志》中描述的建築不可能是亞歷山大燈塔。趙汝適説：“遏根陀國,勿斯里之屬也。相傳古人異人徂葛尼，於瀕海建大塔，下鑿地為兩層，磚結甚密，一窖糧食，一儲器械，塔高二百丈，可通四馬齊區驅而上，至三分之二，塔心開大井，結渠透大江以防他國兵侵，則舉國據塔以拒敵，上下可容二萬人，內居守而外出戰。其頂上有鏡極大，他國或有兵船侵犯，鏡先照見，即預備守禦之計。近年為外國人投塔下。執役掃灑數年，人不疑之，忽一日得便，盜鏡拋沉海中而去”。這段話常被認為在描述亞歷山大燈塔，但顯屬牽強附會。首先這段話沒有講任何燈塔的作用，而是講軍事防禦工事；其次軍事防禦工事不可能建立在法羅斯這樣小的孤立海島上，其淡水供給需要溝渠與陸地上的江水連接，這等價於把法羅斯島軍事防禦工事的水源交到敵人手裏，因此若作為軍事要塞，無疑是兵家死地。如果此防禦工事真的存在，其應該是一面臨海，一面臨江，海與江交匯於工事背後，工事靠前佔住出口，方有生存可能。從文字看極盡誇張，但舉國國力不過兩萬人，因此如果此塔真的存在，也只能是某領主依海傍江修建的城堡，其位置即使在埃及，也不可能是在今天的亞歷山大港，而應是在開羅附近或再上游。類似徂葛尼的名字有很多，並非就是亞歷山大。

加比亞省的塞易斯（Sais）也被認定為新石器時代的定居點。但由圖55，賽易斯仍在距今600年內尼羅河三角洲的形成範圍內，在距今8000-5000年前遠在當時海拔-19.53米到-15.53米之下，也不可能是新石器定居點。因此塞易斯的歷史亦不會超過距今700年。

圖55 埃及塞易斯地區

蓮花是上埃及的象徵，而紙莎草是下埃及的象徵，下埃及就是整個尼羅河三角洲。莎草紙是用當時盛產於尼羅河三角洲的紙莎草的莖製成。600年前下埃及並無大片沖積土地，不具備大規模種植糧食作物的條件，也不具備大規模種植紙莎草的條件。從耶元1400年再往前溯400-600年，也即耶元1000-800年左右，下埃及基本沒有沖積土地，糧食和紙莎草的大規模種植更不可能。

澳洲考古隊在考古學家孟非比塔（Manfred Bietak）領導之下，在尼羅河三角洲東區（Tell dl Daba Khatana-quntir），即聖經中的蘭塞城考古，出土的陶器，經鑑別是青銅時期中期（Middle Bronze）的迦南式產品。這可能是考古史上第一次在埃及地找到了以色列人寄居在埃及的直接證據，並找到以色列居民的墓地。考古遺址位置如圖56。

圖56 Quntir，《聖經》中的蘭塞城

從蘭塞城地理形成來看，其真實歷史亦不會超過距今700-800年。換言之，《聖經》中記載的出埃及記時間應遠在此之後。死海古卷如果亦有此記述，則同應是遠在距今700-800年之後。

埃及的兩個沉沒港口城市，克諾珀斯（Canopus）和託尼斯－伊拉克利翁（Thonis-Heracleion）。考古界認為這兩座古城建造於公元前8世紀左右，大約1500年前，洪水和地震將兩座城市淹沒。埃及水下考古學家弗蘭科·戈蒂奧（Franck Goddio）在19年前首次發現了沉沒的赫拉克利翁，在水下找到了刻有銘文的石板，其上記錄着從耶元前380年一直到耶元前362年的所有在位的埃及法老名字，並且看到一座供奉着赫拉克斯勒雕塑的神廟，得以確認這裏就是赫拉克利翁（Heracleion）。只有持有許可證的考古學家和潛水愛好者才能進入沉沒之城，所以這裏的考古發掘工作雖然進展緩慢，但是每次都有新發現。在赫拉克利翁（Heracleion）找到了大批寶藏，黃金首飾、青銅硬幣、神像雕塑、沉船碎片，發現了一大一小兩座神廟，神廟還保存着石柱、神像，它們一半埋在海底約1米深的淤泥之中，一半露出泥土。一塊出土於託尼斯－伊拉克利翁的完整石碑紀錄了耶元前380年古埃及法老尼克塔尼布一世（Nectanebo I）的一項法令：“從‘希臘海’進口到託尼斯－伊拉克利翁的所有貨物和在瑙克拉底斯進行的所有交易都要被徵收10%的税，這筆收入將用於古埃及廟宇的修築。”他們再用儀器將埋海底文物進行了徹底掃描，無論是水下可見的，還是埋在海底淤泥中的都在掃描範圍內，結果一個古老建築羣被發現，包括皇宮、港口，以及許多船隻、首飾和硬幣。他們還原出一艘完整儀式用船的樣貌，船上滿載金幣和青銅硬幣。青銅硬幣的年代可以追溯到托勒密二世統治時期[26]。這兩個水下遺址的位置見圖57。

圖57 克諾珀斯（Canopus，左）和託尼斯－伊拉克利翁（Thonis-Heracleion，右）

從圖57可知，這兩個沉沒的城市是在目前已經定型的亞歷山大港往東北約20公里阿布基爾的外海，因此其應該修建於目前尼羅河三角洲沿海的湖泊形成之後，湖泊的北岸形成海岸，才能成為這兩個城市的地基，否則這兩個城市之前只能建在海中。對比本文地圖，這兩個城市至少應建在圖6之後，也即至少應建在耶元1650-1660年之後，距今不足369年。其石板上所刻耶元前380年一直到耶元前362年（考古界認定的時期）的所有在位的埃及法老名字，應斷代這些法老所處時代為耶元1300年以後。青銅硬幣所指向的托勒密二世年代，比之前研判的時間又推遲了約150-200年。可以退步接受托勒密二世所鑄錢幣一直使用了200來年的假設。

從這兩個城市的石碑石像等物體在海水中既無腐蝕又少海洋生物覆蓋的情況來看，本文推斷這兩個城市修建歷史距今不足369年是合理的。此外，城市修建後不一定是立刻沉入水中，而可能是過了一段時間後再沉入水中，因此沉入水中的時間可能距今不足200年甚至距今不足100年，可能作為生物覆蓋少的解釋理由。見圖58。

圖58 沉沒的城市打撈工作

作為對比，可以看下中國海底文物。圖59。

圖59 丹東一號，100來年的甲午沉船經遠艦

最後需要提一下羅塞塔石碑。羅塞塔石碑最早是在耶元1799年時由法軍上尉皮耶-佛罕索瓦·札維耶·布夏賀在一個埃及港灣城市羅塞塔發現，自耶元1802年起保存於大英博物館中並公開展示。目前考古界確定羅塞塔碑製作於耶元前196年，刻有古埃及國王托勒密五世登基的詔書。石碑上用希臘文字、古埃及文字和當時的通俗體文字刻了同樣的內容，這使得近代的考古學家得以有機會對照各語言版本的內容後，解讀出已經失傳千餘年的埃及象形文之意義與結構，而成為今日研究古埃及歷史的重要里程碑。見圖60，羅塞塔碑。

圖60 羅塞塔碑

羅塞塔（Rosetta）這塊地初具沖積島嶼形狀，其名字在本文是在耶元1570年圖8中首次出現。

圖61 羅塞塔石碑出土地點

從圖61可知，羅塞塔石碑在目前尼羅河三角洲沿海的湖泊形成之後才可能出現。而這應該在圖6之後，也即進一步確定為耶元1650年之後，羅塞塔碑的歷史不會超過距今369年。正如黃忠平所研判的，羅塞塔石碑應屬贗品。作為風化程度對比，可以看真正經過歲月留痕的中國的石鼓文。見圖62。

圖62 中國而師石鼓文，約耶元前375年

對羅塞塔石碑的材質來説，我們這裏都不需要討論它的風化程度，我們只需要看看它刻字的刀口。刀口顏色很淺，是石頭內部材質的白色。沒有刻字部分有石頭外殼包漿。石頭破開外皮，裏面的石頭是一個顏色，經過一定時間後，露在表面的裏面石頭的顏色，會逐漸變成跟外皮顏色相同。如果所刻字的顏色還是跟石頭內質差不多，跟外皮相差巨大，那它的年代不可能很久。

“近代的考古學家得以有機會對照各語言版本的內容後，解讀出已經失傳千餘年的埃及象形文之意義與結構，而成為今日研究古埃及歷史的重要里程碑”就是走了錯誤方向，這應該是古埃及歷史與地圖所揭示信息完全對不上的原因之一。

進一步可推導如下結論：

《範疇篇》《解釋篇》《前分析篇》《後分析篇》《論題篇》《辯謬篇》《形而上學》《物理學》《氣象學》《論天》《論生滅》《動物志》《動物之構造》《動物之運動》《動物之行進》《動物之生殖》《尼各馬克倫理學》《158城邦制》《論靈魂》《論感覺和被感覺的》《論記憶》《論睡眠》《論夢》《論睡眠中的預兆》《論生命的長短》《論青年、老年及死亡》《論呼吸》《論氣息》《尼各馬可倫理學》《優台謨倫理學》《政治學》《雅典政制》《大倫理學》《歐代米亞倫理學》《論美德和邪惡》《經濟學》《修辭學》《詩學》《亞歷山大修辭學》等作品的作者亞里士多德是亞歷山大的老師，《伊壁鳩魯篇》《蘇格拉底的申辯》《克力同篇》《斐多篇》《克堤拉斯篇》《泰阿泰德篇》《政治家篇》《巴曼尼得斯篇》《菲力帕斯篇》《饗宴篇》《斐德羅篇》《阿奇拜得篇之一》《阿奇拜得篇之二》《高爾吉亞篇》《智者篇》《美諾篇》《會飲篇》《理想國》《蒂邁歐篇》《法律篇》等作品的作者柏拉圖是亞里士多德的老師，《克堤拉斯篇》《政治家篇》《智士篇》《泰阿泰德篇》等作品的作者（後人整理）蘇格拉底是柏拉圖的老師。而根據本文地圖測算，亞歷山大約為耶元1400年左右，因此亞里士多德、柏拉圖和蘇格拉底應斷代為耶元1300年以後。

《至大論》（天文集）13卷、《光學》5卷、《行星假説》2卷、《恆星之像》2卷、《占星四書》4卷、《平球論》、《體積論》，以及《地理學指南》8卷等著作的作者克勞狄斯·托勒密長期在亞歷山大城生活，其時代屬於托勒密王朝之後，所以應為耶元1400年之後，與托勒密地圖的實際作者前後相差不到100年。由此可推之，耶元1295年在東羅馬帝國（拜佔廷帝國）的首府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僧侶馬克西莫斯（Maximus Planudes，1260-1310）從帝國大教堂的圖書館中，尋找到托勒密的《地理學指南》的説法，在馬克西莫斯的年代上也屬歷史的錯誤記錄。即使今天的電腦信息時代，一個學者寫一本開創性著作也需嘔心瀝血。在使用昂貴莎草紙和羊皮紙的時代，一個學者如何完成如此之多用白話文寫的開創性的著作，原本不需考古，只需常識即可判斷。

耶元4世紀的希臘數學家帕普斯(Pappus) 稱古希臘幾何學家阿波羅尼烏斯 (Apollonius) 曾在亞歷山大港跟《幾何原本》作者歐幾里得的學生學習過很長時間。普羅克洛斯提到過托勒密一世 (Ptolemy I) 跟歐幾里得的一段廣為流傳的對話， 前者問學習幾何有無捷徑，歐幾里得答曰 “在幾何中沒有 ‘御道’ (royalroad)”。由此研判，歐幾里得的年代亦為耶元1300年之後。希臘數學家帕普斯 (Pappus)的年代亦不可能是耶元4世紀，而在歐幾里得的年代之後。

《平面圖形的平衡或其重心》《拋物線求積》《論球和圓柱》《圓的度量》《論螺線》《論浮體》《圓錐體和橢球體》《數沙者》《平面圖形的平衡或其重心》、《論球和圓柱》、《測圓術》、《論螺線》、《論浮體》、《方法論》、《十四巧板》的作者阿基米德被父親送到埃及的亞歷山大城跟隨歐幾里得的學生埃拉託塞和卡農學習，因此亦在歐幾里得年代之後。

（三）舊地圖中兩河流域的延伸研究

從圖28到圖38中波斯灣的演化過程，可以看到兩河流域作為沖積平原，波斯灣也在隨着時間前溯而迅速北上，並在巴格達與巴比倫所在區域有一朝西凸出的海域。波斯灣與尼羅河谷有本質不同。尼羅河谷是尼羅河在平原上衝刷出來的，而波斯灣則是大陸分裂形成的天然海灣。如果再往前溯1萬年，波斯灣作為大陸架之間的縫隙，將會更為深廣，可參考現有波斯灣出海口約3000米的深度。本文前述，1萬年以前海平面下降約15米，對波斯灣基本沒有影響。因此在圖38（耶元1154年）之前，幼發拉底河與底格里斯河無法流向波斯灣朝西凸出海域的西南方陸地。

從本地圖序列無法研判巴比倫城在耶元1154年之前是否存在。但可以對關於兩河流域的文字史料及其內容進行斷代。

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在《歷史》書中，詳細記錄了幼發拉底河自北而南貫穿全城，空中花園和巴比塔均建在巴比倫城中。而巴比倫城位於波斯灣朝西凸出海域的西南陸地（否則就位於海灣中）。由此可研判希羅多德這部分記載遠在耶元1154年之後。約耶元前634年-前562年，尼布甲尼撒二世將幼發拉底河建成巴比倫城的護城河。由此可研判尼布甲尼撒二世應遠在耶元1154年之後。在英國倫敦的大英博物館中，藏有一塊未經焙燒的楔形文字泥版文書，這就是大名鼎鼎的《巴比倫世界地圖》，學界研判泥版大概屬於公元前7世紀或6世紀，但上面的《巴比倫世界地圖》則是根據更早的地圖摹繪的，見圖63。

圖63 巴比倫世界地圖

圖63上方三分之一是楔形文字，下方三分之二則是地圖。地圖由兩個同心圓構成。裏面那個圓，代表的是世界的中心區域，它的四周環繞着“鹽海”，內層最上端有文字標明是“山地”，實際上是指現在土耳其南部山地，這裏也是幼發拉底河的發源地。自上而下，有兩條平行線，代表幼發拉底河。與幼發拉底河交叉的長方形，則是巴比倫城。由幼發拉底河穿過巴比倫城可以研判，此巴比倫世界地圖及其更早的地圖根據，應在耶元1154年之後。19世紀中葉，由大英博物館的喬治·史密斯從亞述古都尼尼微亞述巴尼拔墓裏的泥板圖書館中發掘出史詩《吉爾伽美什史詩》，反映耶元前2000年之前歷史。泥板書的第五塊中記述：“我造了個門，讓幼發拉底河帶它到尼普爾神廟”；第六塊中記述：“他們在幼發拉底河洗了手，執手前行。在他們趨步於烏魯克街道之時，烏魯克人民聚集起來注視他們”；第十一塊記述：“舒魯帕克城——你知曉這個城市。這個[城鎮]位於幼發拉底[河岸]。這個古老的陳鎮，諸神皆居於此”。見圖64。

圖64 兩河流域上Nippur、Schuruppak、Uruk等位置

圖64中，《吉爾伽美什史詩》中的尼普爾（Nippur）、烏魯克（Uruk）和舒魯帕克城（Schuruppak）等地點均在圖44中的波斯灣的海域中或其西南部陸地。耶元1154年之前，如果在海域中，則這些地點無法存在。如果在波斯灣西南部陸地，則不會有幼發拉底河經過這些地點。因此《吉爾伽美什史詩》泥板書應研判為遠在耶元1154年之後。耶元1889一1900年, 美國賓州大學在古代蘇美爾的尼普爾遺址進行了四次艱苦卓絕的發掘, 出土了約三千塊泥板和殘片，其中包括《尼普爾城邑圖》泥板，經鑑定，年代約為公元前1500年。《尼普爾城邑圖》泥板上畫的是古代蘇美爾宗教文化中心尼普爾城的平面圖，名稱多用古老的蘇美爾文標註，有很少幾處用當時的阿卡德文標註。地圖中尼普爾城西南以幼發拉底河為屏障（該圖方位不是正南北，“北”方向大致在北偏東45度）。見圖65。

圖65 尼普爾城邑圖

事實上，尼普爾城正位於圖38的波斯灣海域上，其在耶元1154年之前存在的可能性極低。即使其存在，也處於下游水道高頻變換的地域，尼普爾遺址出土的約三千塊泥板和殘片，其歷史不會太久，否則必然被頻繁更換的水道淹沒。因此包括《尼普爾城邑圖》泥板在內的所有這三千塊泥板河殘片，均應研判為遠在耶元1154年之後。由此亦可研判，楔形文字及泥板書，應是遠在耶元1154年之後兩河流域的通用文字和書寫工具。漢謨拉比建都巴比倫城，但在圖38之前，巴比倫城如果存在，也是被波斯灣包圍，壓制在波斯灣西南部一小塊區域，遠離幼發拉底河與底格里斯河之間的兩河流域，不利於控制和耕種兩河流域。因此漢謨拉比建都巴比倫城的時間亦可考慮在耶元1154年之後更為合理。漢謨拉比法典第二條規定以當事人在河中是否淹死作為判案根據，法典雖未明寫是幼發拉底河，但其它不少記述認定為幼發拉底河，則斷代在耶元1154年之後就容易解釋。《聖經》在創世紀中記載“有河從伊甸流出來，滋潤那園子，從那裏分為四道。第一道名叫Pishon，就是環繞Havilah全地的。在那裏有金子……第二道河名叫Gihon，就是環繞Cush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Tigris，流在Assyria的東邊。第四道河就是Euphrates。”第三道與第四道河分別是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由於再前會被波斯灣進一步入侵，因此歷史上給兩河流域有四條河的時間窗口並不多，圖32（耶元1635）、圖33（耶元1570）與圖36（耶元1432-1450）是僅有的時間窗口。圖41已經有五條河了，因此出現四條河的時間應在耶元1432-1450年之後。Gihon河之南幼發拉底河之北有城名Cuse，此應即Cush地。因此《聖經》中記載的伊甸園應該就是兩河流域，而不是中國的四川或雲南。由地圖揭示的時間窗口，《聖經》中描述的伊甸園應是耶元1432-1450年之後。死海古卷如果亦有此記述，則同應是耶元1432-1450年之後。

三 埃及舊地圖的異動辨析

由於歐洲對待歷史資料的嚴肅性不夠，其根據需要而隨時修改相關檔案，這對本文研判相關地圖的有效性帶來一定困難。但由於地圖上的信息點眾多、歷史和邏輯脈絡相互交織，修改者又有不同的風格和訴求，因此很難修改得天衣無縫。所以通常來説對有修改信息乃至錯誤斷代的歷史地圖，我們仍然可能恢復其歷史原狀。下面分析幾例被本文認定為斷代錯誤的地圖。

1、al-Idrisi世界地圖的1450年抄本

圖38是al-Idrisi世界地圖（耶元1154年）的1325年抄本，下圖66是al-Idrisi世界地圖的1450年抄本。

圖66 al-Idrisi世界地圖的1450年抄本

對比圖38和圖66，圖66把圖38中尼羅河出海口改畫為凸出平原，直通大馬士革的紅海東北分支改畫為連通阿拉伯海的紅海，波斯灣向西南扭頭的標誌被去掉。這三個關鍵信息的抹除，使得1450年抄本第一體現不出當時歐洲人向南探索的邊界；第二由於缺乏回頭向南的標誌，也就分析不出波斯灣向北究竟到了哪個地方，更研判不了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是否會被波斯灣攔截而無法流往西南陸地；第三也就會被尼羅河三角洲的形狀誤導。圖66缺乏對歷史的尊重，其竟然按照複製時的地理狀況來改寫數百年前的地圖，這種輕率亦誇大了其複製年代。按尼羅河出海口凸出程度來研判，圖66的複製年代應在圖6（耶元1600-1667）之後。

2、耶元1296-1300年Opicinus de Canistris地圖及Portolano海圖斷代

    Opicinusde Canistris（耶元1296-1354年）是一位意大利牧師、作家、神秘主義者和製圖師，他創作了許多不尋常的作品和奇妙的宇宙學圖表。他的作品多年來一直未被發現，因為大部分是在他精神病期間創作的，最近被破譯，使他成為精神病理藝術中的一個重要人物。本地圖於二十世紀早期在梵蒂岡圖書館重新發現。見圖67。

圖67 Opicinus de Canistris World Map

圖67是約在耶元1296-1300年間完成的Opicinus de Canistris世界地圖。圖67看起來很怪誕，作者根據地圖上的地理形狀繪製成人物，看起來比較原始古樸。同樣意外地，在尼羅河出海口處，圖64繪製成了凸向大海的平原。圖67的圖形雜亂無章，儼然是精神病患者錯亂的作品，那麼是不是精神病患者偶然而隨機為之呢？從圖67上看，染色部分有圖案，但被留白部分遮擋了，例如染色部分的右上角只露出了小半張臉。因此這張圖亦被修改過。但更重要的是在貌似雜亂無章圖形後面，是近代工業級的高精度。圖67的白色輪廓線就是地中海及其以北的地圖。對比2019年9月14日谷歌地圖的圖14。圖67與圖14的地圖在各種細節，乃至各種島嶼的大小、地形的微小起伏、局部地形的弧度、整體地形的走向等各方面均幾乎完全一致。其精度超過了本文所列的所有Portolano海圖，亦超過了耶元1700年左右的大陸地圖。Opicinus de Canistris地圖是20世紀早期在梵蒂岡圖書館重新發現，之前並無傳承記載。綜合起來研判，Opicinus de Canistris地圖製作於耶元1700年之後，或者耶元1700年之後在原版地圖之上進行了徹底性的大幅修改（本文不能確定原版地圖是否為Opicinusde Canistris所製作，亦無法對原版地圖進行斷代）。事實上，Opicinus de Canistris地圖在繪製者模仿精神病患者錯亂繪製的表象之下，已經達到了近代工業級精度，這種精度固然不能與谷歌地圖相比，但一直到耶元1800年之後，精度能夠與Opicinus de Canistris地圖相比的地圖亦是鳳毛麟角。考慮到繪製者在模仿精神病患者而可能故意降低精度，因此繪製者所掌握的真正精度還會更高，那麼此世界地圖的繪製或大改與其重新發現的時間間隔不會太長。自然地，Opicinus de Canistris地圖上的尼羅河出海口就是凸向海面的平原。作為一直收藏在梵蒂岡圖書館而未曾外流的地圖，為何出現如此嚴重的斷代錯誤，本文研判這不是一個歷史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學問題。將精神病人包裝為不世出的天才，在西方具有悠久傳統。

與圖67極其相似的還有眾多的Portolano海圖。前文已述Portolano海圖進化過程是連續的、清晰的，不存在Nordenskióld所以為的存在“失落文明”的可能。Nordenskióld所指證14世紀初的Portolano海圖和16世紀的Portolano海圖沒有發展跡象而僅是彼此的拷貝，這種説法只能針對部分Portolano海圖。而對於彼此拷貝的部分Portolano海圖，其有四個重要特徵：（1）不同時代的海圖彼此拷貝，沒有發展跡象；（2）海圖地中海部分的精度極高，遠超同時代的涉官方（即官方機構人員繪製、或應官方機構要求而繪製、或為獻給官方機構而繪製的）地圖，直逼圖64；（3）海圖作者不明、或傳承不明、或中途遺失後重新發現、或在近代突然發現；（4）圖中尼羅河出海口均凸向大海。目前來看，尚未發現圖13、17（耶元1432年）之前涉官方、作者明確、體現當時時代特點的精度、但尼羅河出海口卻凸向大海的地圖（包括Portolano海圖）。對Portolano海圖的辨析標準同樣適用於非地圖的文字類文獻。例如（1）文獻作者不明、或傳承不明、或中途遺失後重新發現、或在近代突然發現；（2）文獻中多處出現與其地圖年代不合的地理特徵；（3）這些地理特徵與文獻記錄時間的聯繫是孤證；（4）這些地理特徵指向共同的另一地圖年代。則此類非地圖的文字類文獻，就應重新斷代為另一地圖年代。圖13、17之前凡有涉官方的地圖，精度都能體現當時時代較為落後的繪製水平，尼羅河出海口都為海灣。而從所有地圖來看（即包括斷代錯誤的地圖和海圖），尼羅河出海口的凸出程度與地中海地圖的精度均呈完全正相關關係。凡是尼羅河出海口為海灣的，地圖繪製質量就差；凡是尼羅河出海口為凸出平原的，地圖繪製質量就高。而如果尼羅河出海口為海灣的情況系由地圖繪製誤差所致，那麼耶元1432年前精度較低的涉官方地圖應隨機出現尼羅河出海口為凸出平原的現象，而這種現象並不存在。以下分析幾個例子。

對比圖21（耶元1321年）與其它版本的PietroVescont世界地圖（www.henry-davis.com提供），如圖68[27]。

圖68 PietroVesconte’s World Maps, 1321, from Marino Sanudo’s Liber secretorumfidelium crusis (oriented with East at the top)

圖68把圖21中尼羅河海灣修改成了一個凸向海面的平原，從而產生誤導。

再看學界斷代為耶元1339年的Dulcert Portolano海圖。如圖69：

圖69 Dulcert Portolano

首先，Angelino Dulcert的具體生卒年月及生平史料不詳，現代學者推測其為熱那亞共和國人，或因家族生意移居加泰羅尼亞的馬略卡島。其次Dulcert Portolano的精度超過了圖13、圖17，圖13、圖17中存在的西班牙正對的北非海岸缺乏弧度、意大利半島西邊的兩個島嶼過大、意大利半島正對的北非海岸凹槽形狀失真、土耳其線條缺乏弧度等問題在圖69中已經不存在。因此其應該在圖13（耶元1432年）之後。尼羅河出海口凸出平原恰好與其高精度對應，證明了圖69不可能是耶元1339年。

繼續看學界定為耶元1457年Mappa Mundi，也被稱為Portolano 1號，這張橢圓形地圖來自de’ Medici’s在Bibliotheca圖書館的收藏，體現了15世紀最重要的地圖表現形式之一。這幅作品可以追溯到15世紀下半葉，特別是1457年。如圖70。

圖70 Portolano 1

首先，圖70的作者亦不詳。其次圖70中尼羅河三角洲略凸出海面，兩河流域部分只有幼發拉底河與底格里斯河兩條河流相匯于波斯灣，其地理形態與圖7和圖31（圖7和圖31為同一張圖的局部，耶元1635年）極為接近，本文傾向於其為耶元1635年左右的地圖。不過Portolano海圖的問題是，地中海以外其它部分的精確度很有限，兩河流域的繪製僅供參考，不能作為鐵證。但是尼羅河出海口的形狀與地中海精度以及兩河流域地理是完全匹配的。

最後來看著名的FraMauro地圖。Fra Mauro地圖是威尼斯Marciana圖書館保存的最珍貴和最著名的作品之一。Fra Mauro地圖是由威尼斯共和國的天主教修士、地圖學家FraMauro於耶元1459年前完成的地圖，被認為是“中世紀地圖學最偉大的記載”。見圖71。

圖71 威尼斯Marciana圖書館Fra Mauro Map

首先，Fra Mauro的工作室作了本地圖的兩個版本，一張地圖送往威尼斯政府，這張地圖被“重新發現”在穆拉諾的聖邁克爾修道院。另一個版本至少在1494年之前一直保存在聖喬治城堡的皇宮裏，但之後的某個時候，地圖消失了。1804年，英國製圖師威廉·弗雷澤在威尼斯版本上完整地複製了這張地圖。弗雷澤複製品目前在倫敦大英圖書館展出。許多在Fra Mauro地圖上的地理信息來源並不清楚，因為在這一時期保存的其他西方地圖或手稿中沒有發現類似的信息。其次，圖71中的尼羅河出海口亦是向海面的凸出平原，這與其所在年代耶元1457年衝突。從本文論述邏輯，耶元1457年地圖的尼羅河出海口最多與海岸線相平，不應該有如此大幅度的凸向海洋。再仔細研究圖71，可以看到圖71的繪製極其精確，遠超其它Portolano海圖。與圖67的Opicinus de Canistris World Map相比，Fra Mauro Map的北非海岸線略過於平坦、意大利半島根部略過粗、意大利半島下方的三個島嶼略過大、土耳其半島北部的根部過於平坦，但總體來説精度極高。當然，與Fra Mauro Map一比較，可以知道本文對Opicinus deCanistris World Map“近代工業級精度”的評價是不過譽的。從圖28到圖38中波斯灣的演化，再來對比圖71Fra Mauro Map的波斯灣中兩河交匯後阿拉伯河的長度，其應當遠在圖31（耶元1650-1660年地圖）之後，而不是學界對Fra Mauro Map斷代的耶元1457年。綜合Fra Mauro Map的重新發現、尼羅河出海口的形狀、地圖高精度、地理信息來源不清和波斯灣演化證據，可以確定Fra Mauro Map是遠在耶元1650-1660年之後的地圖。從其高精度來看，其極其接近近代，可能體現的是其重新發現時的地理。

3、後期地圖作者對古地圖的恢復

    還有一種地圖異常情況，即地圖作者自己研究和繪製之前的古地圖，此時古地圖所表達的時代特徵，就遠遠早於地圖作者的年代。作者在地圖上對此予以説明。本來既然作者已經對古地圖恢復工作進行説明，不應加入本文的“異動辨析”，但考慮到一些讀者對研究工作不熟悉，看不明白作者的説明，所以擱在這裏辨析。

圖72 Daniel Keller. Asiae nova descriptio (Antwerpen, 1590)

    圖72是耶元1590年地圖，圖中尼羅河出海口部分成海峽，與地圖成圖年代有差異。問題是對地圖還有一段介紹：Weitere Informationen: Dieses Bild kann kleinere Mängel aufweisen, da es sich um ein historisches Bild oder ein Reportagebild handelt.翻譯為中文是：“這幅畫可能有一些小缺點，因為它是歷史畫或報告文學畫”。因此這是一張作者採用了歷史數據的地圖。

圖73 Described in the book’s advertisement as “a new Map of Greece, and of the Countries known to the ancient Greeks about the Time of the Trojan War; their ancient Names, and first Inhabitants, with a Draught of the Voyages of Menelaus and Ulysses.”

    圖73是耶元1735年的大希臘地圖，尼羅河三角洲成為了海灣。但是作者已經説明，這是作者繪製的描述特洛伊時代（耶元前1194-1184）的地圖。這張地圖應該還太過保守，但作者跟本文的基本觀點顯然完全一致。

圖74 Cropped Map of Ancient Egypt and Sinus_Arabicus ( now the Red sea )

    圖74是耶元1766年的埃及地圖。尼羅河出海口略有凸出，但基本是平的，與時代不合。不過看地圖名稱即可知道：這是作者描繪古代埃及（Ancient Egypt）的地圖。

圖75 Abhandlungen der König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Berlin Identifier: abhandlungenderk1858deut

    圖75是耶元1858年地圖，尼羅河出海口又平了。但是看地圖左下方文字標誌：Ptolemaeus，因此這是一張作者對托勒密地圖進行恢復的地圖。

圖76 Egypt and Nubia according to Strabo, cropped from his reconstructed World Map.

    圖76是耶元1861年的埃及地圖，尼羅河出海口又平了。但是在地圖名稱上就已經標註是作者“reconstructed”的地圖。reconstructed是重新構建，而不是説更新“renew”。重新構建的含義是為着某種目的改變現有數據而構建出能説明此問題的另一數據。這又是一張復古圖。

    地圖的因素很多，例如有的地圖在網站上標註為同一作者，但是地圖內容卻有差異。事實上仔細一看地圖中標註的作者，就完全不同，等等。這幾張具有清晰説明的“異動圖”，再次強有力地證明了本文論點。

4、新舊版本混合成同一本書導致年代混亂

     還有一種情況是，同一本書中，地圖有多個版本，在其中較新版本中出現了尼羅河出海口等區域在較遲時間的圖像，但是整本書卻按照舊版本的時間來斷代，導致相關地理圖像出現異常。例如本文之前提供了Arabe 2221抄本中 Al-Idrisi的圓形世界地圖，指出地圖中尼羅河出海口同樣是海灣。但又有讀者提出異議，認為“該 Arabe 2221抄本里明確就有一幅尼羅河三角洲地圖。其上描繪了亞歷山大城、亞歷山大燈塔、馬留提斯湖、廷尼斯湖、拉希德、杜姆亞特等諸多三角洲城鎮皆赫然在列”。見下圖77。

圖77 Al-Idrisi的尼羅河三角洲地圖

    以下Konrad Miller的現代摹本能看得更清楚：

圖78 Al-Idrisi的尼羅河三角洲地圖的Konrad Miller現代摹本

  並且讀者將Arabe 2221抄本里面的幾幅分散的地圖拼成了一幅尼羅河三角洲的地圖79：

圖79 Arabe 2221抄本拼圖

    Arabe 2221抄本拼起來的圖形，其為上南下北，尼羅河三角洲在圖最下方。整幅圖的地形與本文之前圖66的al-Idrisi世界地圖的1450年抄本地形相似。

圖66 al-Idrisi世界地圖的1450年抄本

    上圖79和圖66中尼羅河三角洲均大幅度突出向大海延伸出去，並無海灣。所以該讀者認為Arabe 2221抄本中反映的耶元1154年尼羅河出海口地圖中，已經有顯著突出的尼羅河三角洲和亞歷山大燈塔等建築。

    但是，出現這種反常的原因，是因為Arabe 2221抄本中雜糅了不同版本的地圖，而這個讀者拼出來的地圖恰恰就是後來的新版地圖。證據如下：

    Arabe 2221抄本的耶元1154年圓形世界地圖中不存在紅海，只有波斯灣。見圖80：

圖80 Arabe 2221抄本中Al-Idrisi的耶元1154年圓形世界地圖

    那麼現在本文要問：**同一個人寫的同一本書，為什麼在完整的圖形上缺了紅海那麼大一個海，而拼圖上卻能拼出來這個海？這可能嗎？**我們可以理解完整的圖形與拼圖，在局部細節上存在偏差，因為畢竟是手工繪製。但是紅海那麼巨大，怎麼可能在拼圖上有卻在完整的圖形上丟失？並且這完整的圖形是在整本厚達700來頁的書的第六頁和第七頁（不算封面和無字頁），**這是一幅對全書進行開宗明義總括的全圖，卻丟失了紅海，可能嗎？**唯一的答案是，**MS Arabe 2221抄本中的全圖，與後面的拼圖乃至部分文字，原本就不是一本書的，而是不同時代、不同版本收羅到一本書上的。**西方早期的地圖上不知道有紅海，或者説不知道紅海這麼靠近地中海，是很正常的事。如圖81：

圖81 耶元1300年Hereford_Mappa_Mundi地圖

    圖81 不是一張隨便的野圖。它是耶元1300年Hereford_Mappa_Mundi地圖（Mappa Mundi是英國獨特的遺產，它是中世紀世界的傑出財富，記錄了13世紀學者如何用精神和地理術語解釋世界，地圖上有作者的名字“Richard ofHaldingham or Lafford”。研究表明，這幅地圖的製作日期大約為耶元1300年。中世紀手稿的權威人物Christopher de Hamel這樣評價《Mappa Mundi》：“這是在任何意義上都是一幅無與倫比的最重要、最著名的中世紀地圖、最傑出的插圖英國手稿、當然也是現存最偉大的十三世紀畫稿”。這張地圖上認為紅海是跟波斯灣一塊的，離地中海則很遠。再看圖82：

圖82 耶元1452年Giovanni Leardo Mappa mundi地圖

    圖82也不是野路子的地圖，這是美國地理學會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圖書館館藏中年代最久的世界地圖，被視為中世紀西半球世界地圖的典範。圖82中，直到耶元1452年，歐洲人的地圖上還認為紅海跟波斯灣一塊，跟地中海十萬八千里遠。圖82中那個紅色的紅海是後來添加的。圖82中的波斯灣顯然過大，其事實上由圖81中的波斯灣和紅海塗改而成，由於合併了圖81中的波斯灣和紅海，所以特別粗大。然後再另外用紅色顏料補繪紅海。見從圖82中截取出來的圖83（原圖是上東下西，為方便看圖上標註，所以圖83恢復原圖方向）：

圖83 耶元1452年Giovanni Leardo Mappa mundi地圖截圖（上東下西）

    圖83中，其它建築如建築1、2均以水域為背景，保持了建築的完整。但是紅海卻把建築3及其周圍的建築都覆蓋了，這也是後續修改的特徵。值得一提的是，建築1最為宏大，但卻是中國風格的飛檐翹角。再根據本公眾號另一文章中關於大明宮圖與圓明園關係的闡述，圖83的建築風格正是來自中國。

    因此直到耶元1452年，西方人還不知道紅海和地中海能生在一塊，他們認為紅海跟波斯灣是擱一塊的。因此如果地圖真是Idrisi繪製的，那麼圖中沒有紅海或者紅海遠離地中海而跟波斯灣擱一塊是正常的，搞成圖79那個逼近地中海的紅海是不正常的。

    由當時西方對紅海的認識水平，以及同一本MS Arabe 2221抄本中作為前幾頁極為重要的系統總圖，比後面零散拼圖少了紅海這一巨大地理標識來研判，MS Arabe 2221抄本中，只有前幾頁的總圖可能是當時真正的抄本，而其它圖是後來添加的。並且添加的年代從圖83來看，極大可能是耶元1452年之後。西方地圖的真正飛躍，是耶元1460年以後的托勒密地圖。

    我們再看Idrisi的文字內容。Idrisi的著作中提到了早期地理學家包括八世紀的波斯地理學家伊本·胡爾達茲比赫。但是，伊本·胡爾達茲比赫在《道里邦國志》中説：“從巴士拉至阿巴丹為12法爾薩赫，再至海舍巴特（Al Khashabat）為2法爾薩赫，以後，則為海路。海的右岸屬阿拉伯人，海的左岸屬波斯人”。這個地理描述中，波斯灣在巴士拉南。問題在於，耶元1570年的時候，波斯灣還遠遠延伸到在巴士拉北面。見圖84：

圖84 Abraham Ortelius（西元1527-1598）於1570年出版的第一版《Theatrum orbis terrarum》。

    圖84是Flemish地理學家和學者AbrahamOrtelius（耶元1527-1598）於1570年出版的第一版《Theatrum orbis terrarum》。是第一個真正的現代意義上的地圖集。這張土耳其帝國地圖創建於1570年，是16世紀奧斯曼帝國所有地圖中最著名的。圖中巴士拉在波斯灣中游左右位置。波斯灣是隨着泥沙淤積而逐漸朝南退的。因此伊本·胡爾達茲比赫在《道里邦國志》中説波斯灣在巴士拉之南，説明伊本·胡爾達茲比赫真正的年代是在本地圖之後，也就是耶元1570年之後。Idrisi著作的文字部分講述了本·胡爾達茲比赫，當然更在耶元1570年之後。

四 總結

    西方對待歷史資料缺乏嚴肅性，有不少地圖是採用舊地圖載體來改寫新信息，或者地圖本身就斷代錯誤。地圖尚且輕率修改，文字資料殊不足論。例如本文前述對同一金字塔，西方差不多每隔一百年就把金字塔的歷史延長一千年。此外沖積區的河流分支經常改道，如尼羅河三角洲北部邊緣雖然經過挖湖造陸，但至今大部分的海拔還在1-2米以下，可見即使亞歷山大港成型之後，這些邊緣部分亦免不了時常會發生地基下沉斷開、再次沉積或再次挖湖造陸三者的反覆循環，這體現在圖5-圖9中，一些細長的邊緣反覆連接和斷開的細節上。與此同時，當時地圖測繪水平亦不如今天精確。這些都會給舊地圖的梳理帶來干擾。但是，哪怕是被反覆修改過的舊地圖，亦承載了遠比隨機數更多的信息。即便如此，使用“連續量變+質變的雙重校正”的方法，仍舊可以梳理出舊地圖的清晰脈絡。

本文至少可以從八個方面來保證其有效信息。一是所採取地圖均為世界著名地圖；二是幾十幅地圖構成連續演變，避免了單一地圖可能出現的較大繪製誤差；三是尼羅河出海口是凸向大海的沖積平原，還是嵌入陸地海灣的海水和島嶼，在地圖繪製中非常清楚，兩種地貌沒有混淆的可能；四是圖15中Pharos島明確標註了其遠離海岸線，這説明從2019年回溯到約耶元1460年的過程中，尼羅河三角洲的海岸線大幅向後退縮是真實演化過程，而不是地圖繪製的偏差；五是圖15中的Pharos附近的幾個島嶼清晰地解釋了現有亞歷山大港防沙堤的形成過程，這幾個島嶼在其它地圖中都沒有出現，因此是彌足珍貴的信息；六是圖17為尼羅河海灣的局部放大圖，標註出了海灣中yoro、butos等各個沖積島嶼的名字，並且還以眾多的小點來畫出了淺水區。地圖繪製者刻意製作尼羅河海灣的局部放大圖以標註海灣的各個細節，充分體現了地圖繪製者對這個地區極其熟稔並作了大量的細節測繪工作，不存在把向大海凸出的沖積平原錯誤繪製為海灣的可能；七是波斯灣地圖44中，波斯灣明確往北再往西南方掉頭回轉形成標誌性地圖，並與其它多幅地圖構成連續量變過程；八是涉官方地圖中，尼羅河出海口的形狀與所有地圖（包括斷代錯誤的地圖）的地中海精度呈完全正相關關係，海灣對應低精度，凸出平原對應高精度。沒有低精度涉官方地圖對應出海口為凸出平原的情況。尼羅河與兩河流域沖積進度，是歐洲地圖的天然漏刻，是兩座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時鐘，可以用於對地圖較為精確的斷代。而本文第三部分，則是關於一般性地圖或非地圖性文字資料的辨析和斷代原則。

尼羅河三角洲和兩河流域考古使用了各種現代先進科技例如C14技術，但是測得的結果嚴重違反常識和地圖檔案記錄，問題何在，值得深思。科技本身只是工具，工具是中性的，但是如何保證使用工具的學術共同體也是中性的，這拷問着所有學者的靈魂，也教育着人民羣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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