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身後隱而不決的日本“兩條路線”鬥爭 | 文化縱橫_風聞

《文化縱橫》2020年8月新刊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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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世廣 |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

**【導讀】**8月28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宣佈因病辭去首相一職，引發輿論關注。人們紛紛發問，下一任的日本領導人會是誰？未來的日本將會怎樣？中日關係又會走向何方？

回答這些關乎“未來”的疑問，不僅要關注眼前的政治動向，更需深處着眼，把握歷史積澱而成的、一直左右日本政治的深層結構。因為無論誰成為繼任者，都脱不開這種結構，也都要面對日本國家建構的根本問題。那麼，這種結構和問題又是什麼呢？

本文從日本“戰後體制”切入，指出在二戰後美國主導、日美合作與冷戰格局的影響下，日本形成了以“憲法體制”“舊金山和約體制”和“日美安保體制”為主要內容的戰後體制，其構成了戰後日本政治主線。然而，自戰後體制確立以來，圍繞體制的鬥爭就從未停歇。70年來，日本國內經濟社會發展和國際格局發生了深刻變化，期間先後產生3次企圖否定戰後體制的動向，分別以“獨立自主”“追求政治大國”“堅持日美同盟前提下的軍事大國”為主旨。日本統治階級始終處於既想否定戰後體制又離不開對美依附的悖論中，而日本進步勢力則堅決捍衞戰後憲法體制。這些鬥爭的實質，就在於日本要走一條什麼樣的道路。這是日本的宿命，不會因為領導人更迭而消失，反而可能被重新激發，而這也是日本政治精英需要認真思考的核心問題。

本文原載《日本研究》2015年第4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位參考。

試析戰後日本圍繞“戰後體制”的鬥爭

**▍**日本戰後體制的形成

日本的戰後體制形成於戰後初期，即1945 年到1952 年日本被佔領時期。這一時期,日本處於美國的佔領之下,美國通過日本政府對日本實行間接統治,日本政府的一切權限從屬於美軍佔領軍當局,接受美國佔領軍的指令制定法令和政策。在這樣的狀況下,由美國主導、日美兩國合作共同構築了日本的“戰後體制”,即“憲法體制”、“舊金山和約體制”和“日美安保體制”。

新憲法的基本特點在於“主權在民”、“保障國民權利”和“放棄戰爭和軍備”，雖然形式上保留了天皇制, 但“天皇是日本國的象徵”,沒有干預國政的權力,“其地位以主權所在的全體日本國民的意志為依據”。新憲法第9 條明確規定,“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糾紛的手段”, 並不再擁有軍隊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雖然在新憲法的制定過程中,缺少盟國以及日本民眾的主體性參與,但新憲法不僅反映了當初美國的佔領方針,也反映了戰後初期的國際潮流,並得到了日本各階層及民眾的廣泛支持。

但是,1948 年前後,隨着國際上冷戰體制的形成,美國對日佔領政策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即由懲罰、削弱日本變為扶持、幫助日本,以便將日本建成東方的反共屏障和美國在亞洲的戰略軍事基地。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出於自身戰略目的的考慮,不顧中國、蘇聯等反法西斯主義主要國家的反對,開始策劃締結片面和約來結束日本的被佔領狀態,同時與日本締結日美安保條約來繼續維持美軍在日本的存在。1951 年9 月8 日,在把中國、蘇聯等對日主要作戰國家排除在外的情況下,日本接受美國的提議,與48 個國家在舊金山簽訂了片面和約,是為《舊金山對日和約》。同日,日美兩國簽訂《日美安全保障條約》。於是,另兩個決定戰後日本發展方向的“舊金山和約體制”和“日美安保體制”也隨之成立。

由於冷戰形勢下美國轉而採取對日寬宥政策,《舊金山和約》對日本來説是十分寬大的議和。《舊金山和約》雖然在第11 條寫有“日本接受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與其他在日本境內或境外之盟國戰罪法庭之判決”,但卻完全沒有提及日本的戰爭責任。雖然日本以接受遠東國際審判等結果的形式,在對外方面最小限度地承認了戰爭責任,但是東京國際審判以及在日本以外對BC級戰犯的審判,都是由外國進行的,日本並沒有像德國一樣在國內進行相應的戰犯審判,沒有追究戰犯們的國內戰爭責任。由此日本形成了戰爭責任問題上的對內對外雙重標準。這樣,舊金山和約體制成為日本歷史認識曖昧、戰爭責任模糊意識的一個源頭,也為以後歷史問題的表面化和長期化埋下了伏筆。

日本以實現國家獨立為首要目標,不顧與《日本國憲法》的牴觸,與美國簽訂了《日美安保條約》,明確了與美國的同盟關係。日美安保條約規定美國可在日本國內及周圍駐紮陸海空軍,包括根據日本政府的明顯要求,鎮壓“在日本引起的大規模暴動和騷亂”,而且,未經美國事先同意,“日本不得將任何基地給予任何第三國”。這樣的明顯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使美國可以在日本擁有軍事基地和長期駐軍,而日本淪為美國的附庸。因此,在日美安保體制的基礎上產生了對美從屬意識,這成為日本戰後意識的另一個重要源頭。

**▍**獨立後對戰後體制的挑戰

隨着1952 年舊金山和約生效,美國結束了對日佔領,日本恢復了主權。在美國的扶持下,50年代日本經濟迎來了高速成長期,1954 年實際國民經濟生產總值超過戰前水平,1955 年工業生產超過戰前水平,1956 年平均個人消費超過了戰前水平。在國內政治方面,1955 年自由黨和民主黨合併成立自民黨,其後自民黨穩坐政權長達37 年之久。在國際政治方面,伴隨1956 年日蘇恢復邦交,日本得以加入聯合國,成功復歸國際社會。在這樣的國內外背景下,1956 年的《經濟白皮書》從經濟的視點提出了“已經不是戰後”的論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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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前後,戰後被剝奪公職的戰前政治家如岸信介、重光葵、鳩山一郎等陸續解除處分,重新復歸政界。他們以“恢復自主獨立,修改佔領政策”為目標,首先將矛頭指向作為佔領政策最大成果的戰後憲法體制,叫嚷要“制定自主憲法”,“恢復、奪回被憲法奪去的東西”。1954 年12月,鳩山一郎在組閣後不久就講“修改憲法是必要的,修改佔領政策的開端首先是修改憲法”。他還直言,“就是為了重新武裝,必須修改憲法”。1955 年成立的自民黨也把“修改憲法”作為“立黨以來的黨是”,在建黨的基本文件之一“黨的政綱”中,明確載有“謀求自主修改現行憲法,另外重新探討佔領期諸法制,按照國情進行修改或廢除”等內容,因而自民黨被稱為“改憲政黨”。

面對這樣的否定戰後憲法體制的動向,以共產黨、社會黨等為首的左翼勢力充滿了危機感,他們發動廣大民眾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的和平主義與民主主義、自由主義結合起來,使反對修改憲法的鬥爭增強了力量。進步人士認為,戰後制定的新憲法,不僅是戰後民主化改革的最大成果,還是戰後和平民主主義的總根源,因此護憲鬥爭是一場關鍵性的鬥爭。1953 年11 月,片山哲等發起組織了“維護和平憲法之會”。1954 年1 月,以此會為中心組成了有135 個團體參加的、代表日本廣大人民意願的“擁護憲法國民聯合”，將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政治立場的團體和人們集結在一起,成為全國性護憲鬥爭的中堅力量。雖然自民黨改憲勢力強行在國會中成立了“憲法調查會”,但由於50 年代後期社會黨在國會中議席的增加,使修憲勢力在國會中未能達到提出動議的三分之二以上議席,結果使其修憲目標受到挫敗。

在“獨立自主,改變佔領政策”的延長線上,還出現了修改日美安保條約的動向。1951 年訂立的《日美安保條約》規定日本向美國提供軍事基地,並可以鎮壓日本國內的騷亂,但沒有明確美軍保衞日本安全的義務,也沒有事先協商的約定。這種形式上明顯不對等的條約,傷害了日本民族主義者的自尊心,於是在條約到期前日本開始和美國協議修改日美安保條約。

新條約明確規定,為了維持日本的安全以及對維持遠東的國際和平與安全做出貢獻,美國的陸海空軍被允許使用在日本的設施和地區。美國有義務保衞日本的安全,日本則有義務保衞在日本施政領域中的美軍的安全;一旦日本的安全或遠東的“和平與安全”受到威脅,雙方應立即協商，並“在遵循各自憲法規定的條件下來維持並且發展它們抵抗武裝進攻的能力”,“將按照自己的憲法規定和程序採取行動以應付共同的危險”。新條約的內容一公佈,立即引起日本人民的極大警覺,擔心被捲入美國戰爭的心理升温。面對這樣的加強日美安保體制的動向,共產黨、社會黨等為首的左翼勢力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人民羣眾也用包圍國會、集會示威等方式,掀起了聲勢浩大的要求廢除日美安保條約的大規模鬥爭。雖然由於岸信介內閣的頑固立場,修改後的日美安保條約最終仍獲得國會通過並生效,但岸信介內閣也在羣眾鬥爭中被迫下台。

日本“獨立”後,政府在歷史認識問題上繼續執行雙重標準,一方面在國際法上承認遠東軍事審判的合法性,但在沒有對侵略戰爭進行反省和清算的前提下,在國內卻一直推行着與國際承諾相矛盾的政策。《舊金山和約》生效後,日本首相開始公開參拜靖國神社,從1952 年6 月起到1955 年7 月,日本國會還相繼通過了要求釋放戰犯的決議。另外,還在1963 年5 月14 日的內閣會議上決定了關於實施全國戰死者追悼儀式案,以後日本政府在每年8 月15 日即“終戰紀念日”都舉行“全國戰死者追悼儀式”。這一“向大戰中的全體戰死者奉獻追悼之誠意”的國家性活動,象徵性地表明瞭日本政府對過去戰爭的態度。

與此同時,日本國內出現了兩個潮流,基於經濟成長的自信,否定對中國及亞洲的戰爭的侵略性,尤其把太平洋戰爭作為解放亞洲的戰爭而予以正當化的議論,其代表是林房雄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這樣的戰爭觀雖然並沒有成為主流,但保持了廣泛的影響。另一種潮流是1950、60 年代以後,在進步知識分子中深化對過去戰爭的反省意識,力求正視過去侵略戰爭的侵略性和加害性。進步知識分子們不僅反省國家的戰爭責任,也開始反省知識分子、民眾的戰爭責任,這種認識的潮流在逐漸擴大,形成了試圖衝破既有時代狀況的另一個動向,也影響到了享受經濟高速增長的國民的戰爭意識,使這一時期民眾的戰爭認識開始出現一些變化。

▍“戰後政治總決算”及其挫折

1960 年安保鬥爭以後,日本統治階級開始專注發展經濟,日本經濟進入了高速增長的新時期。1968 年,日本超過西德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1970 年代以後,日本又成功渡過了兩次石油危機的衝擊,保持了經濟中速增長,1975年依靠經濟實力成為發達國家俱樂部的成員。在世界上,稱讚“日本名列第一”、主張“向日本學習”的論調高漲起來。在日本國內,日本人的民族自豪感和優越感也在不斷增強。日本相關輿論調查表明,1980 年認為日本是“經濟大國”的佔46%;1985 年認為日本已經趕上或部分趕上美國的佔80% 以上;1983 年認為“日本是一流國家”的為57%,認為“日本人比其他國民擁有極其優秀素質”的為71%;80 年以後認為“出生在日本真好”的一直佔70% 以上。這直接反映了基於經濟大國的民族主義意識的膨脹。

1980 年代以後,日本又出現了重新審視戰後日本發展道路,否定戰後體制和政策的新動向,其代表便是中曾根康弘提出的“戰後政治總決算”。雖然中曾根對內外有所忌諱,打出“國際貢獻”“國際國家”的旗號,但實際上是要清算戰後日本的政治,改變日本經濟一流、政治二流、軍事三流的形象,追求政治大國目標,追求與日本的發達經濟相適應的國際地位。

1982 年11 月27日,中曾根在就任首相後的第一次記者會見中,明確表示了“我想憲法也應該重新評價”的改憲意圖。1984 年，中曾根解釋説“我所説的戰後政治總決算,就是對過去的檢查與修正,從佔領政治到今天,有好的一面和應該修正軌道的一面”。1985 年他更進一步發揮説“我們已經來到了這樣的轉折點,即面向21 世紀,在日本人一致同意的前提下,大膽觸動過去意見紛紜或迴避觸及的問題,重新形成統一看法,以促進日本作為一個國家和民族在世界上堂堂正正地前進,推動國家的發展”。雖然中曾根作為戰後政治家,不同於鳩山一郎、岸信介等戰前政治家,但戰後政治總決算,實質上仍然是對戰後以來的和平發展道路進行反省和清算,由此確立新的日本國家的方向。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

面對保守勢力的修憲和否定戰後和平發展道路的新動向, 護憲和平民主主義力量也進行了堅決的鬥爭。1980 年11 月, 日本社會黨、共產黨等聯合召開了保衞和平憲法國民大會,並發表了阻止修改憲法的宣言, 開始進行聲勢浩大的護憲宣傳運動。進步學者們也組織起來,在各種集會上發表演講, 向國民宣講修改憲法的危險性和危害性。由於護憲派和廣大民眾的反對, 加之在野黨擁有在國會中可以阻止提出改憲動議的席位,以及改憲不能獲得國民輿論的支持,中曾根也明白了在現實條件下修憲的不可能, 於是態度發生了一定的變化。1986 年10 月, 他不得不承認修改憲法終究不會得到國民的理解, 必須向國民提出戰後出生一代能夠理解的、並有説服力的內容。就這樣,中曾根內閣的以修憲為主要目標的活動也最終無果而終,轉而繼續以解釋改憲來加強軍備,推行“綜合安全保障戰略”。

中曾根康弘提出的“戰後政治總決算”的口號和訴求,還特別指向了戰後的教育。他説,“當今的日本是國家觀念最為衰退的時代,……如果極而言之,國家觀念已經淡薄到等於國家根本不存在的程度”。因此要基於日本歷史和文化提高民族意識,強化國家觀念。進入80 年代後,日本颳起一股為侵略戰爭翻案的風潮。一些政府閣僚紛紛參拜靖國神社,藤尾正行、奧野誠亮以及石原慎太郎等人肆無忌憚地發表美化侵略,否認東京審判的言論,一些右派學者也加入了這一行列。

80 年代日本政府及保守勢力在歷史教科書、參拜靖國神社等歷史認識問題上的錯誤做法,受到了來自國內外的嚴厲抵制和批判,這顯然有點出乎日本政府及保守勢力的預料。

在國內外的批判聲中,日本政府不得不在1982 年8 月由官房長官宮澤喜一發表“宮澤談話”,表示接受中國、韓國等的批評,由日本政府負責對教科書進行糾正。日本政府還在教科書審定問題上制定了“鄰國條款”,表示在審定教科書時要顧及日本與中韓等近鄰國家的關係。另外,中曾根首相也被迫終止了參拜靖國神社。在這種政治現實主義考量的延長線上,1993 年時任日本政府官房長官河野洋平發表“河野談話”,承認日軍直接參與設置“慰安所”和強徵“慰安婦”;在1995 年戰後50年之際,日本政府發表了承認“侵略”和“殖民統治”的“村山談話”。也就是説,在來自國際與國內的雙重批判和壓力下,戰後以來日本政府一直堅持的在歷史認識問題上的雙重標準,開始受到嚴重挑戰,發生了某些變化。

**▍**圍繞“擺脱戰後體制”的攻防

1989 年,東西冷戰體制解體,世界進入了構築國際新秩序的時代。在後冷戰時代,美國成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而中國等新興國家迅速崛起,日本面臨着戰後以來前所未有的國際局勢。日本泡沫經濟破滅,之後日本經濟陷入長期蕭條。在“失去的20 年”中,“日本式經營”破產,市場原理主義被導入日本,日本出現了社會差距擴大化的現象,而“3.11”東日本大地震及核泄漏事件更是暴露了日本社會的一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與此同時,國際上冷戰結構的崩潰帶來了日本國內冷戰結構的解體,日本出現了明顯的政治總體右傾化,國民總體保守化的現象。這使得統治階級利用輿論操縱國民變得更加容易,為促成狹隘民族主義的膨脹,觸動戰後以來日本政治的基石,打破一些政治禁區提供了重要的土壤和條件。

在上面的政治和社會土壤中,日本又出現了戰後以來第三次否定戰後體制的動向,其代表人物則是日本現任首相安倍晉三。安倍提出“擺脱戰後體制”的口號,全面挑戰戰後體制,企圖徹底清算和埋葬“戰後”,構築軍事大國化的日本,實現“全面正常化”的國家戰略目標。因此,與前兩次否定戰後體制的動向相比,這一次否定戰後體制的動作來的更猛烈。

冷戰結束後,日本出現了與戰後和平主義逆向而行的新動向,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主張修改憲法。以海灣戰爭為契機,批判“一國和平主義”,強調日本的“國際貢獻”的論調開始流行,修憲問題也被堂而皇之地提了出來。到90 年代中期以後,一些政治家、學者等紛紛提出修憲主張。1997 年5 月,自民黨、民主黨等超黨派議員290 人,組成了“推進設置憲法調查委員會議員聯盟”。1999 年7 月26 日,在自民黨、民主黨、公明黨、自由黨等的支持下,以設置憲法調查會為前提的國會修改法案在參議院通過而成立。2000 年1 月,國會憲法調查會成立並開始工作。2005 年4 月15 日和20 日,眾參兩院憲法調查委員會分別提交了《最終報告書》。

第二,歪曲和美化侵略歷史。1996 年開始,日本掀起一股否定和美化日本的侵略歷史,對現行歷史教育和歷史教科書進行猛烈攻擊的逆流。在政界、知識文化界等各種民族主義勢力的推動下,歪曲和美化日本侵略歷史的狹隘民族主義思潮迅速升温。2001 年,日本政府不顧國內外的強烈反對,審定通過了右翼組織“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編撰的篡改歷史、美化日本侵略戰爭的歷史教科書。小泉純一郎首相不顧周邊國家和國內輿論的強烈抗議,連續6 年頑固堅持參拜靖國神社。

第三,強化日美同盟。1996 年日美對日美安保體制進行“再定義”,1997年出台了“新日美防衞合作指針”,1999 年日本國會通過“周邊事態法”等三個“新日美防衞合作指針”相關法案。進入21 世紀以來,日美同盟在各個層次更是不斷深化。

這一切,在安倍晉三就任首相後更加變本加厲,特別是2012 年重新登上首相寶座後,更是不遺餘力地推行“擺脱戰後體制”的方針政策,否定“戰後體制”的潮流達到了戰後以來的頂峯。

首先,否定戰後日本政治的基石——戰後憲法。安倍很清楚,如果不修改戰後憲法就不能完成擺脱戰後體制的作業。在第一次安倍內閣時期,於2006 年12 月修改了戰後一直實施、被稱為“教育憲法”的“教育基本法”,為修改憲法做了鋪墊;2007 年5 月14 日又制定了“國民投票法”,在程序上為改憲鋪平了道路。在安倍第二次執掌政權後,為了使國民對改憲放鬆警惕,制定了階段性推進改憲的戰略。即第一階段,先爭取得到公明黨和民主黨的合作,將新的人權以及緊急事態等納入憲法修改案,通過國民投票;然後在第二階段,再對憲法第9 條進行修改,達到修改憲法的真正目的。這表明關乎日本未來發展道路的修憲運動,已經由“論憲”階段進入到了實質性修憲階段。

其次,解禁“集體自衞權”,強化日美同盟。安倍打着“積極和平主義”的旗號,改變以前日本政府的有關自衞權的解釋,於2014 年7 月1 日以“閣議決定”的方式解禁了“集體自衞權”。而且,於2015 年5 月中旬將“新安保法案”提交國會,並於7 月16 日、9 月19 日在眾參兩院強行表決通過。“新安保法案”的通過,使自衞隊在海外可以與美軍共同作戰,對美國的戰爭進行支援。安倍政權即便違反憲法也要強行通過新的安保相關法案,用解釋改憲的手法突破了憲法第9 條的限制。這充分反映了右派保守政治家倚重美國,“挾美製亞”、遏制中國的戰略意圖。

再次,堅持歷史修正主義立場,否認日本的侵略歷史。在安倍看來,歷史認識問題是擺脱戰後束縛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為了在歷史教育上實現“正常化”,讓國民對本國曆史和文化充滿自豪,以重新統合國民精神,他拋出“侵略定義未定論”,拒絕承認日本的侵略歷史,拒絕為日本的戰爭罪行道歉,還以首相身份正式參拜靖國神社。他不滿80 年代以來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的表態,提出要重新評價“河野談話”、“村山談話”等,雖然在今年發表了“戰後70 年談話”,但避重就輕,態度曖昧,極力模糊日本的戰爭責任。

冷戰結束後,過去一直與自民黨對立的社會黨(1996 年更名為社民黨)、共產黨等組織的影響力後退,反對否定戰後體制的勢力處於不利地位。但面對安倍政權的明目張膽的改憲、再軍備、篡改歷史的企圖,以“九條會”等為首的市民組織及廣大民眾進行了大規模的鬥爭。在日本國會眾議院強行通過“新安保法案”後,日本東京和全國地方都市,均爆發了規模不等的民眾示威遊行。2015年8 月30日，12 萬人在日本國會議事堂集會示威,堅決反對政府在參議院強行通過安保關聯法案,再度重現了1960 年反安保鬥爭的場景。受強行通過“新安保法案”的影響,安倍內閣的支持率迅速下降。在國內外的壓力下,安倍也才非常不情願地在“戰後70 年談話”中做出了一些妥協和讓步，大有一舉擺脱戰後體制束縛,徹底終結“戰後”的架勢。

**▍**鬥爭的實質及影響

戰後70餘年來,日本統治階級和保守勢力一直向戰後體制發起主動挑戰,前後產生過三次大的試圖終結“戰後”的動向。如果説第一次否定戰後想否定的是戰後新憲法體制,以及謀求相對對等的日美安保體制,那麼第二次想否定的是憲法體制所代表的戰後政治和教育,而根本不觸動日美安保體制。第三次則是想全面否定戰後的發展道路,包括戰後憲法體制、80 年代後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的表態,以及強化日美安保體制。與此相聯繫,第一次否定戰後追求的目標是“獨立自主”,第二次追求的目標是“政治大國”,第三次追求的目標則是堅持日美同盟前提下的“軍事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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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講,日本統治階級和保守勢力是主動挑戰的一方,會在圍繞“戰後體制”的鬥爭中佔據上風。事實上,戰後憲法一直受到解釋改憲的侵蝕,今天更面臨着明文改憲的危險;日美安保體制在戰後隨着時代變化不斷得到強化,日本也開始由限定行使個別自衞權走向了容許行使集體自衞權;而對舊金山和約中關於日本侵略歷史的有關規定,也一直伺機進行篡改和否定。但是,日本統治階級和保守勢力的這種否定戰後體制的動向,一直引起日本進步勢力、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和市民的警覺,並掀起了針鋒相對的反對運動和鬥爭。他們高舉擁護憲法的旗幟,反對強化日美軍事同盟,不斷深化反省侵略歷史立場。這樣的鬥爭,將日本的國內輿論一分為二,有的場合也會迫使日本統治階級做出一些讓步,如60、70年代關於自衞權的解釋和對防衞費的限制,80 年代到90 年代中期在歷史問題上的態度變化等。

戰後日本圍繞“戰後體制”的鬥爭,實質是日本要走一條什麼樣的道路的鬥爭：

統治階級一直有選擇性地否定戰後體制,他們否定戰後憲法,否認過去侵略歷史,而堅持和強化日美同盟,實際上是要否定戰後和平發展道路,在堅持日美同盟的前提下,追求經濟大國到政治大國,再從政治大國到軍事大國的目標,實現正常國家化的夙願。

而進步勢力、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和市民則堅決捍衞戰後憲法體制,不斷深化對過去戰爭的反省,為的是堅持戰後和平發展道路,防止侵略戰爭歷史重演,保衞戰後憲法帶來的和平與富裕生活。看來,這樣的鬥爭以後還會繼續下去。

這裏的問題是,日本統治階級最想否定的是憲法體制,而最不想或不能否定的是日美安保體制。也就是説,日本統治階級一邊想由“否定戰後”謀求正常國家化,但同時反而加深了對美國的從屬和依存,這是一個很大的悖論。如果這樣的話,不管怎麼叫嚷“獨立自主”、“戰後政治總決算”和“擺脱戰後體制”,戰後體制其實是不能被簡單否定的。如果日美同盟體制一直得以存續和強化的話,日本不僅不可能徹底擺脱戰後體制,而且也只能永遠是一個戰敗國,永遠也不可能成為正常國家。這也許是日本的宿命,但這恰恰是日本的政治家需要進行一番認真思考的核心問題。

—2020年8月新刊目錄—

▍域外

美國：重回“分裂之家”？

吳 雙

▍特稿

01.21世紀之惑——疫情危機與當代資本主義問答

李 陀

▍封面選題：疫情改變中國與世界

02.疫情危機與中國思想界的任務

柯貴福 鄭 濤

03.世界的“去中心化”：霸權的危機與不確定的未來

魏南枝

04.美國長期金融資本向何處去？ 

唐毅南

05.多難興盟？——新冠疫情與歐盟的秩序危機

章永樂

06.新冠疫情與中國改革

趙鼎新

07.上下聯動：全球化的“義烏模式” 

錢霖亮

▍天下

08.在西方講中國哲學

孫向晨

▍公益理論與公益實踐

09.公益的“中國式合作”道路——陝西婦女研究會的實踐經驗

高小賢

10.本土傳統慈善文化的價值與反思——以汕頭存心善堂為例 

韓俊魁

▍重述世界史

11.西方工業文化中的“國家理由” 

嚴 鵬

▍城市政治經濟學

12.城市病是一種什麼病？ 

譚縱波

▍觀念

13.小康語義的歷史變遷與現代啓示 

張 文

本文原發表於《日本研究》2015年第4期，原題為“試析戰後日本圍繞‘戰後體制’的鬥爭”，篇幅所限，內有有所編刪。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本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