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救亡史：中國人的浴火重生_風聞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容閎

　　司徒美堂

　　1880年3月，春節剛過一個月。一望無垠的太平洋海面上，飄蕩着一艘名為“卡力”號的火輪船，它正奮力航向美國西海岸的舊金山。

　　下等船艙，幾名年輕人正談論着自己的”淘金夢”：“聽説那裏一個月就能掙30塊龍洋，夠我娶個媳婦了。”

　　角落裏，一名衣衫襤褸的少年默默地聽着。他拽了拽手中的布袋，想着即將到達的那片土地，心中充滿希翼：有了錢，阿媽就不用每天為無米下鍋發愁了……

　　這個少年，就是後來在開國大典的天安門城樓上站着的那位八旬老人——司徒美堂。

　　司徒美堂，1868年出生在廣東開平。6歲時父親去世，12歲的時候，靠母親借來的50元龍銀，獨自一人乘船偷渡到美國謀生。後來他又投靠了美國最著名的門牌——洪門。

　　之後，司徒美堂一路成為洪門老大。羅斯福總統曾是他的僱傭律師，孫中山先生是他的生前好友。他在抗戰期間拒絕日寇軟磨硬泡的人事任命，又帶着美洲華僑為抗日募捐。日本投降後，他拒絕了蔣介石的邀請，轉而支持解放事業，最終以美洲僑首的身份站上了開國大典。

　　可在當時，那名蜷縮在下等船艙陰暗角落的少年，還不知道自己未來的人生將如此精彩。他滿心所想，只是家裏的母親能有米下鍋。

　　但這一切又遠沒那麼容易。

　　“卡力”號結束了三個月的航程後，12歲的司徒美堂終於登上了舊金山的碼頭。可令他萬萬沒想到的是，剛一上岸，他的“淘金夢”就被這樣一份“見面禮”擊得粉碎：一個美國流氓用馬糞澆了他一身。

　　原來美國並不是想象中的人間天堂。

　　當時，美國社會掀起了一陣強大的“排華”逆流。華人備受歧視，被罵作“黃豬”，經常遭到美國流氓的欺負。而初來乍到的司徒美堂也找不到合法的工作，只能在三藩市的“會仙樓”食館當廚工。

　　到了年底，美國的排華浪潮愈演愈烈。10月13日，美國西部科羅拉多州首府丹佛市爆發了一場大規模排華暴力事件：3000多白人暴民在丹佛市鬧區，包圍華人住宅區，一名華人被殺，無數人受傷，房舍財產損失超過5萬美元。

　　丹佛暴力排華事件發生後，中國駐美公使陳蘭彬三度拜會美國國務卿，要求美方採取措施，保護華人生命財產安全，並懲辦兇手。但美方卻對陳蘭彬提出的訴求置之不理。

　　此事傳到了國內，國人無不為海外同胞義憤填膺。但在一片憤怒與抗議聲中，卻還夾雜着另一種聲音：清政府的保守派官員抓住此事，趁機對留美學生運動發起圍攻。

　　12月17日，江南道監察御史李文彬上奏清廷，要求留美學生儘快回國，稱他們“多入耶穌教”。隨後，駐美公使陳蘭彬也連忙上奏，表示極力贊同。

　　這些保守官員的做法令一個人感到痛心。這個人，就是一手促成120名幼童留美看世界的“中國留學生之父”——容閎。

　　容閎

　　1872年9月12日，30名身穿緞袍、留着辮子的少年，乘坐“中國號”輪船從上海出發，經日本橫濱，穿太平洋抵達舊金山。

　　他們是中國第一批官派留學生。從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派出四批、共120名學生赴美留學。因為他們的平均年齡只有12歲，因此他們也有一個共同的名字：留美幼童。

　　而他們的故事，要從37年前的一位膽小孩童説起。

　　1835年，7歲的容閎被父母送到了澳門一間有傳教士郭士立夫人創辦的學校唸書。

　　“對我來説，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為什麼我的父母要把我送進一所洋人開辦的學校唸書，而不是像我哥哥們那樣，在一所傳統的儒家學堂讀書？因為那才是當時中國人得以取得功名利祿的正途。”

　　當容閎被領到郭士立夫人面前時，他驚愕地望着她，隨後害怕地躲到了父親身後——這是容閎第一次見到西方婦女。此後，容閎開始在那學習與哥哥們截然不同的科目：英文、算數、畫畫、聖經……

　　四年後，湖廣總督林則徐來到廣州徹查鴉片，並於6月虎門銷煙。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古老帝國迎來了“三千年未有之變局”。

　　因戰事，郭士立夫人回國。容閎輟學了。他回到了村子，開始做零工補貼家用。直到兩年後，一名美國牧師找上了他。此時容閎才知道，在郭士立夫人回國之際，曾特意囑咐這名牧師“一旦復課，一定要去村裏找回這幾名孩子”。

　　牧師叫做布朗，畢業於耶魯大學。受郭士立夫人之託，他把容閎帶到香港的學校繼續上課。四年後，布朗牧師因健康原因要返回美國。臨行前，他突然發佈了一個消息：他準備帶班上幾名學生和他一道返回美國，並在美國完成學業。願意去的，就站起來。

　　一片寂靜後，容閎第一個站了起來。1847年1月，18歲的容閎和兩個同學隨布朗牧師登上了遠赴美國的輪船。而此時的美國，剛剛建國70年。

　　初到美國時，容閎住在布朗牧師家中，在孟松學校讀中學。三年後，容閎畢業。他本可以拿獎學金免費前往英國留學，但他卻執意要留在美國，去布朗牧師的母校耶魯大學深造。

　　可容閎付不起學費。有教會跟他説，只要他願意回中國以後做傳教士，就承擔他的學費。但容閎不想當一名傳播西方文化的傳教士，拒絕了教會的幫助。

　　“我雖然貧窮，但我還是有選擇自己喜愛事物的自由。不管什麼專業，唯一希望的，就是對我的國家有益。”

　　隨後，布朗牧師為他爭取到了一所婦女組織的經濟援助，使他能如願進入耶魯大學。在耶魯時期，容閎就已經跟同學談論起他回國以後的宏圖大志：他希望有更多的中國孩子能跟他一樣，出國留學。然後改變並拯救國家。

　　1854年，容閎從耶魯畢業。在耶魯大學檔案館裏，還保留着當年容閎畢業時寫給同學的留言：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作為首位畢業於美國一等高校的中國人，容閎備受矚目。但畢業後，他沒有選擇留在美國，而是帶着理想回國，開始策劃中國首次派遣幼童出洋留學的計劃。後來，在容閎的影響下，留美幼童中有20多人都進入耶魯學習。

　　只是容閎不曾想到，為了這一天的到來，他要付出18年的等待。

　　真正的難題在國內。

　　但回國後的容閎並非孤軍奮戰，因為還有一個叫做曾蘭生的人，有着和他同樣的理想。

　　從洪仁玕到曾國藩

　　曾蘭生是出生在新加坡的華人，卻有着同容閎極其相似的早年經歷。他幼失怙恃，同樣被美國傳教士收留就學，又同樣被傳教士帶入美國就讀中學。

　　1846年，容閎還在香港馬禮遜教會學堂讀書。在著名傳教士衞三畏的幫助下，曾蘭生就已入讀漢密爾頓學院，成為首位華人留美大學生。

衞三畏畫像

　　在漢密爾頓學院學習兩年後，資助他的美國婦女不願再為其花銷。曾蘭生失去學費來源，只能輟學回國。但路費是個問題。曾幫助他的傳教士衞三畏致函美部會，要求對方承擔船票費用，將曾蘭生“送回中國”。雖然當時的曾蘭生還從未在中國生活過。

　　美部會不願承擔曾蘭生回國的路費，衞三畏又改為詢問曾蘭生可否和容閎等人一起回華，得到的答覆是至少得等一年。最後，衞三畏決定自己帶着曾蘭生回中國，還為他籌集了一百美元旅費。

　　1848年6月1日，曾蘭生和新婚的衞三畏夫婦從紐約踏上了回中國的旅途。3個月後，曾蘭生到達香港，申請去容閎當年就讀的馬禮遜紀念學校任教。但是學校資金不足以僱他，該校也很快倒閉。

　　之後，在傳教士衞三畏的建議下，他進入廣州佈道團，也成了一名傳教士。而他的首要任務，就是重新學習中文，以便向當地人傳教。

　　做了四年傳教士後，曾蘭生離開廣州前往上海，開始進入了商界。1856年8月，回國後的容閎到達上海。由於容閎回國後事業一直不順，到上海後，他長期住在曾家。在此期間，兩人開始達成共識，決定實踐送學生出洋留學的計劃。

　　要想實施這個計劃，需要政府的支持。當時，兩人有這兩個選擇：要麼投靠清政府，要麼投靠太平天國。但留過洋的兩人對封建專制政權沒有好感，容閎在耶魯畢業時，甚至還收到了美國同學給他的勉勵：我相信終有一天，你也能看到自己的國家推翻專制，建立共和國。

　　二人把希望寄託在了太平天國身上。事實上，容閎對太平天國有着天然的好感。早在留美期間，他就聽説了國內掀起了一場由洪秀全領導的“基督教革命”。身為基督徒，容閎想當然地認為太平天國是汲取西方文明的“革命”。而更重要的是，他同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很早就相識於香港。

洪仁玕

　　1859年，洪仁玕自香港抵達天京，受到了洪秀全重用，被封為幹王。一年後，曾蘭生與容閎從上海出發前往天京拜訪洪仁玕，同時也是為了考察太平天國。

　　1860年11月18日，兩人到達天京，第二天就見到了幹王。老友見面，分外高興，性急的容閎立即和盤托出了自己的七點建國之策。洪仁玕卻告知容閎，這些建議他都理解，但絕對得不到其他人的支持，所以無法實施。

　　兩人原本以為再無轉機。沒想到幾天後，洪仁玕派人送給容閎一個小包裹，容閎打開一看，發現裏面是一方小印，上面刻着他的名字和“義”字頭銜。此外還有黃緞一幅，上面寫明“義”的官爵，並蓋有幹王的官印。太平天國“王”下設六等爵位，“義”是僅次於“王”的爵位，可見洪仁玕的重視。

　　於是兩人又對太平天國觀察了一個多月，最終還是對這個奇葩政權大失所望，交還了官印離開了天京。

　　不是太平天國就是清政府，二人的選擇也是當時國人擁有的全部選擇。

　　1861年1月11日，恭親王奕訢上奏清廷，希望推行一項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洋務運動。這讓二人對清廷產生了一絲希望，而朝廷也對精通外語、熟悉西方的人才需求迫切。

　　天京之行後，容閎做起了茶葉生意。這時候，老友張斯桂邀請他來安慶與一位朝廷大員相會。那位大臣，就是曾國藩。

　　1863年9月，容閎應召前往拜謁曾國藩。聊天中，曾國藩提起洋槍洋炮的威力，説想開設工廠來製造。容閎則表示，中國最缺的不是生產武器的工廠，而應先建立"製造機器之機器"的工廠，作為一切工廠的基礎。曾國藩對這一見解大加讚賞，立即命他負責購買機器。

　　在洋務運動早期，曾蘭生去了左宗棠創辦的福州船政學堂教授英文，擔任翻譯；容閎則幫助曾國藩籌建了中國近代最大的軍工企業——江南製造局。

　　1864年，曾國藩指揮湘軍攻破太平天國都城天京，其聲望和權勢都達到了頂點。作為曾國藩的幕僚，容閎終於看到了一絲可能性，開始向曾國藩進言官派留學生計劃。但他還需再等一個契機，一個能讓曾國藩鐵下心來接受自己建議的契機。

　　1870年，這一年的曾國藩有些無奈。天津人放了一把燒了大半夜的火，一座原先金碧輝煌的教堂化為土灰，多國洋人也被憤怒的羣眾打死。沒多久，法國、俄國、英國等國的軍艦挺進天津海灣，宣稱：清朝政府若不能給個滿意的答覆，將會把天津夷為平地，然後發兵北京城。

　　清政府被迫下令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徹查此事。可崇厚查來查去，不知道該如何結案，又將皮球踢給了朝廷。慈禧見此，只得下令在家養病的曾國藩去查此案。

　　曾國藩到天津後，很快查明瞭案情，但是他也無法向朝廷直陳此案。這裏面牽涉的人太多，而釀成此案悲劇的原因也是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地方上仗勢欺人，引起了中國人的不滿。

　　不敢得罪洋人的曾國藩一面討好洋人，一面又調兵到天津，防止洋人真的出兵。但要怎麼應對民意呢？崇厚給他出主意，將涉事官員以嚴重失職、給國家造成重大損失為由交刑部定罪，再按照洋人給出的罪犯人數，湊夠人數，找20個人判死刑，再找25個人充軍流放。最後，清政府還要賠償外國共計46萬兩銀子，並由崇厚出使法國道歉。

　　此案後，曾國藩被朝野上下痛罵為賣國賊。他“外慚清議，內疚神明”，引咎辭職。曾國藩引咎辭職後，朝廷另派李鴻章接手。但李鴻章做出的唯一區別就是把20人的死刑名額改成了16人。而這一結果的出現還是因為當時俄國只要經濟賠償，不要中國人一命抵一命。

　　換句話説，李鴻章也認為：“中國目前之力，斷難遽啓兵端，唯有一命一抵了案”。

　　“天津教案”後，曾國藩認為此案的辦理毀了自己一生的清譽，萬分羞惱，很快病情加重，一年多後就去世了。而在他死前，也終於認真考慮了容閎的建議：在辦理“天津教案”時，容閎又一次向他提出由官方派遣學生赴美留學的建議：“使予之教育計劃果得實行，藉西方文明之學術以改良東方之文化，必可使老大帝國，一變而為少年新中國。”

　　1871年8月，曾國藩聯同同樣在“天津教案”中倍感無奈的李鴻章向清廷上奏《擬選聰穎弟子前赴泰西各國肄習技藝以培人才恭折》，官派留學計劃被正式提出。

　　1872年2月27日，曾、李又聯合上奏，請求儘快落實派遣留學生一事，同時又推薦陳蘭彬、容閎為辦理幼童出洋事務的正、副委員，曾蘭生為翻譯。10余天後，3月12日，曾國藩在南京西花圃散步時，突發腳麻。長子曾紀澤見狀，趕緊將他扶回書房。曾國藩在書房裏端坐一陣後，溘然長逝。

　　1872年5月，曾蘭生出任出洋局設在上海的預備學校英文教習，其長子和次子助教。開始教授從全國各地選拔來的首批幼童英文。由於他們在教學上過於嚴厲，學生哪怕一個詞發音錯誤也要受體罰，幼童們私下都稱其父子三人為“三惡魔”。

　　1872年8月12日, 幼童出洋局委員陳蘭彬、翻譯曾蘭生，攜帶首批30名幼童從上海出發，途徑日本長崎和神户，一週後到達橫濱，再轉船跨越太平洋，於9月12日到達舊金山。

中陳蘭彬，右曾蘭生

　　此時，距離容閎在耶魯大學説出那句“以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使中國日趨於文明富強之境”，已過去十八年。這十八年，隨着洋務運動的興起，國內局勢已然翻天覆地，而藉由“天津教案”給予兩位中興大臣的打擊，容閎教育強國的理念也終於得以走出第一步。

　　但留美幼童的命運，除了取決於清政府的決心外，還取決於大洋彼岸的美國。

　　從1873年開始，歐洲發生的經濟危機蔓延到美國。一些種族主義者為了轉移經濟危機的影響，製造了多起迫害旅美華工的暴力事件。美國的報刊也開始妖魔化華工，排華浪潮逐漸興起……

　　強國夢碎

　　因洋務運動，李鴻章的外交事務越來越多。早在幼童出國前一年，也就是1871年，李鴻章有意在容閎及曾蘭生之間選一個作為自己的英文秘書，甚至一度定好了月薪。但由於幼童留學事業的起步, 此事被擱置起來。

　　這批幼童到達美國後，繼續學習英語。學習被分為三階段，即小學、中學、大學循序漸進的進行。如詹天佑先就學於西海文小學，後就讀於紐海文中學，最後考入耶魯大學。

詹天佑

　　與此同時，陪伴幼童前往美國的曾蘭生卻突然做起了全美巡迴演講。他希望這批承載了民族希望的幼童能學到先進科技，日後回國擔起富國強兵的責任。而他本人卻找到了新的人生方向：向美國人宣傳中國傳統文化。

　　自1872年10月起，他開啓了自己的演講之旅。有時免費，有時收30美元來對觀眾進行篩選。演講主題包括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比如“中國的象形文字”、“中國茶文化”、“中國農業”等等。在哈特福德中學的畢業典禮上，曾蘭生這樣介紹中國的教育:

　　“我們的教育系統和你們的一樣，是綜合性的。只要負擔得起，中國家長會將其子送去上學；而不管多窮，只要他有能力，他甚至能做到首相……中國的每一個城鎮都有學校，每一個城市都有中學，每一個省都有大學。我們的教育系統和你們的一樣民主。”

　　1874年12月, 當曾蘭生安置完第三批到美的幼童後，正考慮是否應邀去匹茲堡演講，然後他收到了清政府的電報，要他立即回國，有要務處理。

　　回國後，曾蘭生成為李鴻章的英文秘書，此後20年，曾蘭生始終陪伴着李鴻章，並親眼見證了後者是怎樣心酸地簽下一份又一份喪權辱國條約。

　　1875年最後一批留美幼童被送走。容閎於這一年出任美國、西班牙、秘魯三國副大臣，忙於外交。而陳蘭彬卻趁機請假回國，辭去了出洋局正委員職位。他一直認為學生出國留學與傳統禮教相悖，還經常與容閎就在留美學生的生活費用、穿着、參加禮拜等問題上產生矛盾與分歧。

　　後來，陳蘭彬舉薦吳子登擔任自己的職位。吳子登來了後，對留學更是不以為然，處處挑剔。因為學生不向自己行跪拜禮勃然大怒，並且寫密摺回國，狀告留學生有“不禮不忠”，並提出將留學生遣返回國。指出“若更另其久居美國，縱能學成回國，非特無益於國家，更是有害於社會”。

　　來自內部的阻礙從未真正停歇。而美國社會對華人的歧視也愈演越烈。這些留着辮子的學生在校園內常被投以異樣的目光，甚至被公開取笑。一些學生甚至一怒之下剪掉了身後的辮子——而這又刺到了晚清政權的隱痛。

　　到了1878年，美國國會決定製定和通過排華法案，但遭到了時任總統海耶斯的否決。兩年後，當跟留美幼童年紀相仿的司徒美堂擠在下等船艙內偷渡到美國時，排華已成狂熱之勢。

　　藉助美國的排華聲音，陳蘭彬等保守派官員不斷向光緒帝施壓。為此，容閎四處奔走，試圖挽回局面。而李鴻章卻寫信勸他説：不要多管閒事了。

　　與容閎拯救民族的初心不同，洋務派支持留學，其宗旨始終是為了鞏固清王朝的腐朽統治。當留學活動產生了傾覆帝制的可能性後，結局就已註定。

　　1881年，加州宣佈將當年3月6日作為假日，用以大規模的遊行來支持排華法案的制定。6月19日（清光緒七年五月二十三日），清廷最終作出了決定：全部裁撤留美學生，分批迴國。

　　除了早夭的和經商的幾名學生外，其餘94名留學生被分批遣返回國。原來預計留學十五年，現在幼童在美時間最長的只有九年，最短的僅六年。

　　這批飽受歐風美雨薰陶的孩子，後來成為了中國礦業、鐵路業、電報業的先驅，他們中出現了清華大學、天津大學最早的校長，出現了中國最早的一批外交官，出現了中華民國的第一任總理……

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理唐紹儀

　　在那個世界格局發生劇變的時刻，他們恰好被送到了工業革命的最前沿。又在美國排華和晚清政府的阻礙下，遊學生涯戛然而止。

　　失望的容閎不再對清廷抱有幻想。1882年，他辭去官職，僑居美國。也是這一年，美國國會最終通過了排華法案，這也是美國第一部針對特定族羣的移民法。

　　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爆發。在美國的容閎時刻揪心着戰局，坐立難安。最終他寫信給張之洞，表示願意重新回國效力。張之洞立馬回電，讓容閎回國共同商議救國之法。

　　甲午海戰後，北洋海軍全軍覆沒，歷時30餘年的洋務運動徹底破產。1895年3月，李鴻章赴日本馬關春帆樓談判。早在18年前，日本駐華公使森有禮在保定與李鴻章會談時，曾特意提到：在美國時，識得貴國容閎、曾蘭生二人，極有學問。

　　當時，李鴻章是這樣回覆的：容閎現派駐美國欽差大臣……曾蘭生現調回天津當委員。明年森大人過天津，可以訪他。

　　只是如今，那個當了自己20年秘書兼翻譯的曾蘭生已於不久前離世。而伴隨着《馬關條約》的簽署，再次回國的容閎也做出了自己的選擇。

　　尾聲

　　1898年，光緒皇帝正式頒發“明定國是”詔書，百日維新開始。維新變法成了清廷給容閎的最後一次幻想。變法失敗後，容閎逃出京城，避居上海租界。

　　兩年後，幾十萬號稱“刀槍不入”的義和團闖進京城，圍攻各國使館。隨後，八國聯軍攻佔北京，慈禧棄都而逃。

　　1901年，李鴻章被迫與各國簽訂《辛丑條約》，同意向十四國賠償白銀四億五千萬兩，分三十九年付清。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庚子賠款”。

　　同年9月，革命黨人在香港策劃奪取廣州，決定起義成功後推舉容閎為大總統。容閎拒絕了，認為應該推舉孫中山。幾次起義失敗後，容閎前往美國，聯繫了美國軍事專家荷馬李，計劃籌款，組織武裝，支援革命。

　　在此期間，容閎同旅居新加坡的孫中山頻繁來信。

　　1904年，孫中山前往美國宣傳革命，在司徒美堂家住了5個月。當時的司徒美堂已是洪門老大，清政府駐美國的一些外交官員想暗殺孫中山，司徒美堂得知後，當即放話出來，誰敢動孫中山，就是跟他的洪門兄弟過不去。

　　由於洪門始終是社團組織，辦事總是會觸及法律，司徒美堂就專門請了大量律師，其中就有富蘭克林·羅斯福。

　　當年羅斯福還只是一個小律師，司徒美堂請他在自己的堂口擔任法律顧問。這法律顧問，羅斯福一當就是十年。在十年的交往中，倆人成了要好的朋友，友誼持續終生。而與司徒美堂交好的富蘭克林·羅斯福當時還有一個身份：時任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老羅斯福）的侄女婿。

　　1906年，美國伊裏諾大學校長詹姆士在給時任總統老羅斯福的一份備忘錄中寫道：哪一個國家能夠做到教育這一代中國青年人，哪一個國家就能由於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在精神和商業上的影響取回最大的收穫。商業追隨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隨軍旗更為可靠。

　　因此他敦促美國政府採取措施：通過吸引中國留學生，來造就一批為美國從知識和精神上支配中國的新領袖。

　　基於這一原則，1908年，美國國會通過法案，授權老羅斯福總統退還中國“庚子賠款”中超出美方實際損失的部分，用這筆錢幫助中國辦學，並資助中國學生赴美留學。雙方協議，創辦清華學堂，並自1909年起，中國每年向美國派遣100名留學生：胡適、錢學森、楊振寧、鄧稼先……這些跨越時空的名字都在這個“庚款留學生”的名單之上。

　　只是自此往後，影響赴美留學生的關鍵因素也從“出去難”轉變為“歸國難**”**。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政府大總統。容閎致函祝賀。孫中山第二天便親筆寫信給容閎，誠邀他歸國擔任要職，並寄去一張自身近照。但容閎沒能親眼看到革命成功。4月21日上午，容閎病逝於美國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城沙京街寓所，終年84歲。彌留之際，他用最後的力氣勸身邊兩個孩子回到中國去。容閎死後，美國《紐約時報》等報刊評價“他從頭到腳，身上每一根神經纖維都是愛國的……”。

　　1941年，皖南事變爆發，司徒美堂通電蔣介石表示：反對分裂，堅持團結，反對投降，堅持抗戰。1941年冬，已經75歲高齡的司徒美堂回國活動，受聘中國國民參政會華僑參議員。抵達重慶後，他委婉地告訴蔣介石，自己是為救國回來的，不是為做官回來的。

　　隨後，他離開中國，前往南美宣傳抗日，後又返回美國。

　　1949年1月20日，毛澤東發函邀請司徒美堂回國參加政協會議。他作為美洲華僑代表，參加了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並參加了開國大典。

　　開國大典結束後，司徒美堂又一次要功成身退，返回美國。但經毛澤東、周恩來的挽留，司徒美堂終於留了下來。

　　1955年5月8日，司徒美堂因突發腦溢血在北京去世，享年89歲，他傳奇的人生，就此畫上句號。在留下來的那最後幾年，他曾説：我的心是年輕的。 我很高興我最後還能為我們國家的繁榮和自由，貢獻我微薄的力量。

　　早年為了生計偷渡到美國，又在人生的最後時刻落葉歸根。或許生命本身就是一個圓圈。容閎和曾蘭生親眼見證了腐朽帝國的衰亡，他們把民族的未來寄託在了120名幼童的身上，並耗費近二十年的時間，只為送他們前往美國：他們從不曾想過會有人不願回國，即便當時的晚清政府是那樣的不堪與腐朽，人們的雙眼也多是空洞與麻木。

　　因為，就連社團大佬都打心裏明白這個道理：出去是為了回來。

　　當後來的錢學森等庚款留學生的故事流傳於世的時候，國人仍記得先輩們的“回國難”。卻忽略了在更早的時候，光是踏出國門就已承載了那些替民族在黑暗中尋求光明的人厚重的希望。

　　如今，“出去”早已不是問題，而“回來”的選擇權也落到了個人身上。中美大使館事件後，成都人民當街放起了鞭炮。“天津教案”時的屈辱早已不復存在，我們也重新找回了民族自信。隨着中國國力的提升，終有一日，當留美學生面對“留下來”還是“回去”的問題時，將不再猶豫。

　　END

　　本文作者：地中海螃蟹，血鑽故事研究員。

　　部分參考資料：

　　**1、晚清時從中國到歐美坐船需要多少天？陳卿美****2、1880年美國嚴重的排華騷亂成為中國幼童留美運動失敗的導火線，**經盛鴻

　　3、西學東漸記，容閎

　　4、首位中國留美大學生曾蘭生述評，馮國平、賓睦新、沈榮國

　　5、美國排華騷亂與中國早期留美幼童的命運，經姍姍

　　6、紀錄片《幼童》，中央電視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