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世界正“夢遊”走向戰爭_風聞

鄭永年：世界正“夢遊”走向戰爭

鄭永年在《聯合早報》發表了《世界正“夢遊”走向戰爭》，現將文章全文摘錄如下,供參考。

特朗普政府向中國各界（政黨、政府、企業和個人）發起的一系列極具攻擊性的動作，令人眼花繚亂，顛覆了人們業已確立起來的“美國觀念”，唯一使人們感覺到的只是“只有人們想不到的，沒有特朗普政府做不到的”。特朗普的對華政策，只是這個權力就是一切、一切為了權力的美國總統，在特殊的時刻（美國大選）所使用的特殊手段嗎？如果這樣，人們便過於天真了。美國對華政策的急劇變化具有其必然性。這種必然性早就隱含在特朗普之前數十年的超級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進程之中，是超級全球化導致美國超級民族主義（hyper-nationalism）的崛起，而這種超級民族主義以特朗普的形式表達出來。

如果不是特朗普執政，所不同的只是不同的個人所用的方式不同而已，形式不同而已。這一波超級全球化，由1980年代英國撒切爾革命和美國里根革命發始，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終止。和以往的全球化相比較，這波超級全球化呈現出幾個顯著的特點。以英美為核心的西方國家放鬆經濟管制，尤其是金融的管制，金融資本、技術、人才和製造業在全球範圍內自由流動。生產要素在全球範圍內有效配置，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力。巨量的財富被創造出來，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無論是資本階層還是勞動階層，凡是被納入這個全球化進程中的，都獲得了不小的利益。世界似乎普遍興旺繁榮。樂在其中的人們為超級全球化欣然的同時，西方社會發生了人們並不想看到，也沒有預期到的變化。在個人層面，收入和財富差異急劇增加和拉大，財富集中在極少數人手中，大多數人的收入和財富急劇減少；中產階層快速縮小，而底層（窮人）擴大，西方社會尤其是美國社會，從往日引以為傲的“中產社會”向“富豪社會”轉型；因為社會分化而已經弱化的政府，失去了全面的經濟主權，儘管國家名義上的財富得到擴張，但國家因為資本、技術和製造業的流失而失去了税收和就業。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的發展，則為這個過程雪上加霜，因為這些技術導致就業機會的急速減少。因此，西方社會很快從超級全球化轉變為超級民族主義。在內部，西方首先表現為右派民粹主義的崛起，而右派民粹主義崛起的外部表現，就是基於民族主義的外交政策。貿易保護主義、經濟民族主義、反移民、反全球化、反國際合作、單邊主義等，都是右派民粹主義的普遍特徵。右派民粹主義先在歐洲崛起，現在不僅延伸到整個資本主義世界，而且其中心轉移到作為資本主義大本營的美國。作為自由資本主義的典型，美國成功避開了19世紀、20世紀歐洲式的社會主義運動，避開了歐洲式的福利國家制度。歐洲諸國的福利制度，限制了右派民粹主義，但美國的自由資本主義沒有能力抵禦右派民粹主義。正如奧巴馬政府的改革政策所表明的，美國的客觀現實，要求這個國家發展成為歐洲式的民主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但內部的保守（右派）民粹主義的崛起，使得這個努力成為不可能；相反，右派民粹主義力量努力把內部矛盾轉移到國外，導致超級民族主義的盛行。

沒有世界的世界觀歷史從來不缺經驗教訓。這些年來，人們從來就沒有停止過討論“修昔底德陷阱”或“1914年場景”。2014年前後很多人相信，當時的中美關係猶如1914年一戰之前歐洲國家之間的關係，但當時並沒有多少人信，總認為當時的世界和1914年前的世界，具有不同的性質。但現在沒有多少人會這麼認為了，只不過“1914年場景”來晚了幾年。從1875年到1914年的數十年間，世界經濟經歷了一波前所未有的全球化。經濟自由主義和政治自由主義交織在一起，共同推動全球化。因為當時的全球化以歐洲國家為核心，全球化導致歐洲各國經濟高度互相依賴。儘管民族主義在崛起，尤其在遠較西歐落後的東歐國家，但沒有人相信歐洲國家之間會發生衝突，總認為衝突是可控的。經濟自由主義的信條是“看不見的手”，即每一個人的自私自利行為，最終可以通過市場導向社會總體福利的提高。人們也相信這一信條能夠發生在國際政治領域，相信各國的自私自利行為（民族主義是其集中體現），會導向國際集體福利的提高，即和平。因此，各國都認為自己的行為正當合理，是道德的。結果呢？猶如歷史學家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在《夢遊者》（Sleepwalkers）一書中所説，大家最終“夢遊”到了戰爭裏。

今天的世界其實和“1914年場景”沒有什麼本質的不同。簡單地説，物質世界的超級全球化不僅沒有導向人們心理世界的全球化；恰恰相反，越來越多人的心理世界，越來越“地方化”和“狹隘化”，而心理“地方化”和“狹隘化”便是超級民族主義的心理基礎。或者説，超級全球化要求人們的世界觀具有越來越多的“世界”成分，但實際上今天人們的世界觀越來越沒有“世界”了。超級民族主義是人們（主要是掌權者和財富掌握者）在超級全球化下“夢遊”的結果。超級全球化為一些個人、一些企業和一些國家創造了無窮的機遇。但無論是個人、企業還是國家，都是夢遊者，在新自由主義盛行的環境裏，他們對真實的世界缺乏理性思考。新自由主義教條告訴人們，世界本來就應該這樣；在這個世界裏，資本應當是完全自由的，因為資本的自由為社會帶來巨大的福利。新自由主義的信仰者（也往往是利益獲得者）則相信，世界本來就是這樣的，並且會永遠如此。實際上則不然。儘管財富階層越來越富有，更多的個人和社會階層卻成了超級全球化的受害者。在富豪社會里，財富階層既沒有社會責任心，也沒有盡力去推動政治的變革，以實現哪怕是低度的社會公平和正義。儘管有少數美國富人催促政府向他們多徵税，但對既得利益階層整體來説，這種“自我革命”幾乎沒有任何可能性。

實際上，既得利益沒有能力自我革命，也是歷史上經常發生的“革命”的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原因。IT技術、社交媒體一方面在推動超級全球化，不僅僅是物質的全球化，而且還是思想觀念的全球化，但另一方面也以最快的速度促使認同政治的形成。今天，無論哪個社會，“信息蠶”的問題普遍存在，並越來越深化。人們在現實世界沒有安全感，所以轉向虛擬世界。缺少社會責任感的IT公司，並沒有阻止這種分解社會的趨勢；相反，它們紛紛利用這個機會來圖謀巨大的商業利益。結果，人們的意識碎片化，意識上形成各種“團團夥夥”，因為只有這種虛擬世界的認同感，才表現出“弱勢羣體”的團結感和力量感。收入財富的分化本來已經使得社會高度分化，而意識上的分化加劇了社會的碎片化。族羣、民族、種族、宗教、階層和階級等之間越來越分化，各自的行為也越來越激進化，甚至暴力化。結果便是社會的解體和衝突的頻發。國內認同政治多年前在歐洲爆發，以移民問題為核心。現在轉移到美國，以族羣政治為中心。外交是內政的延伸，美國的外交政策只不過是內部的民粹主義情緒，演變成為外部的民族主義情緒的產物。在民族主義引導下，國家超級自私，由以自己所認知的狹隘利益為導向，做出表面上理性，實則非理性的決策。無論是認同政治還是民族主義情緒，都具有把自己道德化，把別人妖魔化的特徵。很顯然，一旦自我道德化，自己做什麼都是正確、正義的。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説，美國的對華政策已經深深陷入認同政治的陷阱。

重組內部結構之必要實際上，對美國來説，把內部矛盾外部化並不能有效解決內部問題。與中國的衝突，哪怕是戰爭，也解決不了美國的內部問題。美國的問題是內部經濟和政治結構問題。矛盾的爆發只是表明美國迫切需要調整和重組內部結構。歐洲式的民主社會主義是個大趨勢。儘管近年來美國對民主社會主義的訴求聲音趨於強大，但要轉化成為實踐，需要很長的時間。歐洲經歷了長時間的強大的社會主義運動，美國也必須找到自己的方式來實現轉型。作為超級大國，美國認同政治的影響遠超美國本土。其他很多國家和地區都有自己的“理性”算盤，大都把中美衝突，視為獲取自我界定的利益和自我認同的價值觀的機會。澳大利亞、英國等西方國家早已選擇和美國站在一起，另一些西方國家準備和美國站在一起。印度和東南亞一些與中國有南海領土主權糾紛的國家，也試圖趁這個機會來獲取一些利益。台灣不僅有美國在背後推動，台獨力量也試圖在尋求獨立上有所作為。不僅政府如此，企業也如此。美國的企業總是標榜如何獨立於政府，但在中美交惡的情況下，這些企業也越來越有民族主義的色彩。一些企業利用這個機會，主動攻擊和妖魔化中國的企業，哪怕是民營企業；一些企業積極配合美國政府的中國政策；另一些企業則已經表示隨時可以配合政府的需要。更多國家的企業，更是對政府把中國企業排擠出本國的行為推波助瀾，因為它們認為這是自己發展的好機遇，它們可以填補中國企業所“讓出”的空間。更為嚴重的是，所有這些角色都以為自己的決策和行為是理性的，是道德的。很多角色已經深深陷入“夢遊者”的角色。正如一戰前的經驗所顯示的，如果這些角色不能醒來，他們必然“夢遊”到最終的衝突。美國的對華政策必然要招致中國的反應。可以理解，在外交上，中美兩國官員和社會一直在互相抱怨、互相叫罵。這些年來，中國的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也同樣高漲。就收入和財富差異來説，超級全球化對中國的影響並不比其他任何國家低。基於百年恥辱之上的民族主義情緒還沒有消失，又迎來了因為國家崛起而產生的當代民族主義，民眾因為國家的富強而自覺地感到驕傲。歷史地看，無論是傳統的，還是當代的，中國民族主義具有強大的能量。至少在言辭上，一些人主張就美國的對華政策進行全面出擊，人們也一直在反擊。一旦這種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反映到中國的對美政策上，中國也會陷入“夢遊”狀態。實際上，中國迄今沒有跟美國“起舞”，也明確表示不會跟美國“起舞”，但即使這樣，中國的忍耐度也是有限度的。一旦美國損害了中國的根本國家利益，尤其是包括台灣在內的核心利益，中國必然會有效反擊；同樣，一旦損害了老百姓的利益，人們也必然會“自下而上”地反擊，而不會考慮到這種反擊的贏輸問題。也就是説，一旦中國和美國及其盟友一同“夢遊”，戰爭的可能性就會急劇增加。因此，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説，對美國的對華政策，或者對受美國對華政策影響的其他國家的對華政策，中國保持理性、採取理性的反應方式，其重要性怎麼説都不會過度。美國是針對中國的，跟隨美國的那些國家也是針對中國的，其他一些國家即使不是直接針對中國，但對中國的崛起也是有諸多的不確定性，甚至恐懼，它們也是可以乘人之危的。歷史地看，整個世界秩序正在解體之中。起死回生的努力不會中斷，但效果令人懷疑。解體之後的重建更有可能。國際秩序的解體便是國際大危機，但不一定是世界的毀滅，也有可能是新世界的誕生。正如一個國家內部的革命或反抗從來就沒有間斷過，國際衝突甚至戰爭也是如此。歷史往往通過摧毀現存體系的方式（無論國內還是國際），來解決一些現存體系之下所不能解決的深層次問題和矛盾。但很顯然，這種歷史宿命論本身就是人類的悲劇。如果相信和平是美好的，人們就沒有理由不去阻止那些向悲劇“夢遊”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