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小是非多，一波三折的胞波情誼_風聞

原創：愛吐槽的奶爸

公眾號：非典型時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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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24日，“瀾滄江——湄公河合作”第三次領導人會議以視頻的方式召開，此次會議全面規劃了瀾湄六國（中國、柬埔寨、緬甸、老撾、泰國、越南）的未來合作藍圖，有助於打造瀾湄六國的國家命運共同體。可以説隨着特朗普上任後的戰略調整，美國沒有了奧巴馬“重返亞太”時期那種咄咄逼人的氣勢，我們在中南半島的外交政策也隨之調整，“陸海新通道”這一倡議提出後，伴隨着區域經濟的升温我們與許多該地區的國家關係也得到了改善，而今年恰逢中緬建交70週年，隨着“胞波情誼”的話題被熱議，這個與我們有着千年歷史交往的翡翠之國，再次引起了大家的關注。

作為一個聯邦制國家，緬甸的民族構成及民族關係異常複雜。在40多個民族中，緬甸族人口最多，佔其總人口的65%。其他人口較多的民族有撣族、欽族、克倫族、克欽族、孟族、高族、阿拉幹族等。另外，還有一個果敢族，人口雖然只有15萬左右，但由於其獨特性及不斷挑戰聯邦中央的權威而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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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歷史和文化淵源來看，今日緬甸的主要民族與中國漢族及其他南方少數民族十分相近。比如，緬甸最大的兩個民族緬甸族和克倫族與中國境內早期的羌族同種同源，他們在歷史的不同時期來到緬甸，至今無論語言、歷史及生理特徵都與中國漢、藏等民族血脈相連。人口較多的克欽族其實就是中國境內的景頗族，而令緬甸政府頭疼的撣族就是中國境內的傣族。果敢族更是明末移民到今天中緬邊界的漢人後裔。所以，較之於今日中國周邊其他國家，緬甸與中國的血緣及文化是最近的，這也是中緬胞波情誼的淵源。

正是因為這種民族上的血緣關係，所以在中國與所有鄰國的關係上，中緬關係的定位大概最富有感情色彩，所謂胞波關係，就是兄弟關係，同胞關係。胞波之説也是源自緬甸的一個美麗神話。相傳太陽的後裔與龍的女兒不期而遇，相識、相知，並最終相愛。龍公主後來生下三枚蛋：一枚孕育出了中國皇后；一枚觸地而裂，演化出翡翠之國緬甸；最後一枚則變成了緬甸蒲甘王朝的始祖。當然了神話作為歷史文化的符號往往是服務於現實和政治的。縱觀歷史中緬的胞波之誼，總體而論不是一種政治平等的國家間關係。要麼是中央政權與地方政權間的關係，比如，永樂十一年後明朝直接統治緬甸；要麼是宗主國與藩屬國間的關係，比如，乾隆時期清朝對緬甸東征西討，最終迫使其俯首稱臣。即便在特定時期緬甸作為政治獨立的王朝而存在，在中國看來，中緬關係也不是一種平等關係，中國多以天朝大國的心態俯瞰緬甸。所以，對於不同時期、不同形式的緬甸統治者而言，中國的態度是其政治合法性的重要來源。因此，中緬關係的歷史，基本上可以説是一部中國對緬甸政治認證的歷史。而通過神話定義、建構“胞波關係”，不過是政治認同的一種文化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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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時代的變遷，二次大戰後中緬關係也進入了新時代，尤其是近20年來，緬甸的政壇更是白雲蒼狗一般，其中還不時交雜着外部勢力的干預，這導致了近十幾年來中緬關係一波三折。其實在中緬兩國獨立之初的幾十年交往中，緬甸政府和民眾還是以一種恐懼的心態來和我國打交道，因為邊界問題和國民黨殘部的問題，緬甸一直懼怕我們以此為藉口吞併他們，1954年緬甸首任駐華大使吳敏登曾表示，“漢族、滿族，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對緬甸人都是一樣。中國人就是中國人，都是令人害怕的。”

但是我們老一代的領導人在分析了當時國內和國際形式後，毅然的放棄了部分邊界利益，同時承諾不利用華僑干預緬甸內政。自從1950 年中緬建交之後，兩國從最初的疑懼、冷淡到“胞波”關係的確立，關鍵在於兩國真正踐行了“和平共處”之道，緬甸奉行的中立外交政策，對華友好，中國對新興的民族主義國家採取和平、爭取的外交政策，雙方在冷戰時期關係穩定，兩國的安全均得到了保障。

冷戰結束後，緬甸政壇主要有兩股勢力相互競爭，一個是軍隊的軍政府勢力，另一個則是緬甸的政黨——全國民主聯盟。因為很長一段時間緬甸對我們的地緣戰略價值有限，所以在中國的對外關係中緬甸並不佔有重要地位，但與此相反中國對緬甸的重要性、戰略價值在蘇聯解體後大幅增加，所以緬甸對中國的依賴日漸加深。1990年緬甸大選民盟獲勝但是軍政府不承認大選結果，拒絕向民盟交權，西方國家隨即中斷對緬甸的援助，並逐步擴大制裁範圍和力度。在此背景下，緬甸傳統的對外中立的政策，失去了實施的前提，於是緬甸軍政府不得不在周邊國家尋求有效的支持，而這一時期，我們採取了與西方國家相反的政策，恪守不干涉內政原則，反對制裁、孤立緬甸以及將緬甸問題國際化，在外交、貿易、發展援助和軍事方面向緬甸提供了支持。因此在90年代到2010的20年間中緬政治經濟關係急速升温，尤其是進入21世紀後，我國能源安全的概念被提出，構建經由緬甸的能源進口通道有利於我們擺脱馬六甲海峽的桎梏，緬甸——雲南的戰略地位得到提升，老一代領導人建立的兩國親密“胞波”情誼在這個時期得到了更好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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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10年後，中緬關係開始出現波折。兩個標誌性的時間點一個是2011年3 月吳登盛政府上台執政，開啓了緬甸政治轉型以及與西方關係正常化的進程。另一個就是2016 年，昂山素季領導的民盟上台執政。

2011年吳登盛上台執政後，緬甸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民主化改革措施，放鬆了對出版和網絡的審查，釋放政治犯，組建國家人權委員會，緬甸的政治轉型得到了西方國家的認可與歡迎。美國從緬甸政治轉型中看到了機遇，鼓勵緬甸推進“民主化”改革，藉此削弱中國在緬甸的影響。

2011年9月30日，緬甸單方面宣佈暫停了中資企業興建的密松電站項目，並刻意疏遠與中國的關係，密松電站事件可以説是一次典型的小國式的戰略投機和冒險。在美國實施遏制中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過程中，緬甸試圖利用自身的地緣優勢和所謂的“去中國化”的噱頭，來換取西方的認可和扶植。隨後美國國務卿希拉里、美國總統奧巴馬訪緬的破冰之旅，更加堅定了緬甸的投機意願，那個時期很多美國支持的非政府組織NGO也開始在緬甸大肆活動，對很多中國在緬甸投資的項目製造阻礙、混淆視聽，中緬關係遭遇了冷戰結束後最嚴峻的時期。那時候西方普遍認為，轉型後的緬甸已在戰略上靠近美國，與中國逐漸疏離，緬甸朝野在地緣安全上、對華關係的認知上也產生了較多消極看法。

對於緬甸的變化，我們在進行了許多政策調整。雖然我們對中緬關係作了最壞的打算，但並未對緬甸並未採取對抗措施，而是保持了戰略定力和政策靈活性。我們首先是與緬甸執政黨、反對黨和少數民族政黨加強了黨際關係; 然後繼續鞏固與緬甸軍方的密切關係; 最後我們積極斡旋緬北民族地方武裝與緬甸政府的和平談判，促成雙方政治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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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時間的推移，到2014年底時，吳登盛的執政績效已達到飽和狀態，改革的紅利逐步消失，民主化陷入了改革的“深水區”。與此同時，美歐對緬民主化進程停滯、若開邦的羅興伽人問題等日益不滿，遲遲不徹底解除對緬甸的制裁，緬甸國內對西方國家的期許值日趨降低，最終在2016年的選舉中吳登盛的鞏固發展黨敗給了昂山素季領導的民盟丟掉了執政黨的地位。

2016 年3月昂山素季領導的民盟上台執政，開啓了緬甸轉型的新階段。西方國家歡呼民盟執政為“自由和民主的勝利”，認為緬甸理所當然會全盤倒向西方。

然而，昂山素季作為一名愛國者和政治家，她所追求的是緬甸本國的利益，於是她拒絕了按照西方的要求處理羅興伽人問題。她堅持“民主必須根植於緬甸國土，不同於美國或者英國的民主”。親身經歷了吳登盛時期中緬關係的波動後，昂山素季意識到，如果任由中緬關係向對立面發展，將衝擊緬甸的國家安全和政治穩定，因此她採取了務實的態度與我國打交道。2017 年羅興伽人危機爆發後，西方國家和國際組織對緬甸施加了極大的壓力，美國和歐盟數次指責昂山素季未利用其道德權威譴責緬軍“踐踏羅興伽人人權”的行為。

與此相對，我國在聯合國對若開邦衝突的報告表達了不贊成意見，反對安理會譴責緬甸的提案，緩解了民盟政府的壓力。中國在國際社會上支持緬甸的做法，與同期西方國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種積極的互動緩解了中國在緬甸國內的負面輿論壓力，讓中緬關係有了更多理性和積極的社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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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來説在“一帶一路”的佈局中，緬甸屬於“重要支點國家”，其戰略地位不言而喻。為了推進“一帶一路”的建設，我們也進一步提出了建設“中緬經濟走廊”，打造“中緬命運共同體”的戰略。我們有着能源安全的考量，緬甸民盟政府也有自身執政的需要，國家之間的關係歸根結底是靠利益驅動，現在緬甸面臨西方國家的譴責和宗教極端主義的雙重壓力，我們用實際行動讓緬甸相信我們是可以依靠的盟友，此時結盟各取所需那自然是水到渠成。正如昂山素季所説的:“緬中‘胞波’之誼歷經時代變幻的考驗，只有我們才深知其中的深刻含義。”

我相信在未來隨着我們對能源需求的加大，我們會更加註重對緬甸的經濟和政治幫扶，中緬的命運也會更加緊密的聯繫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