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星 | 零工技能：勞動者“選擇的自由”的關鍵_風聞

王星教授

從勞動關係的角度來看，零工性的就業方式並不是新事物。從馬克思筆下的勞動力後備軍，布迪厄所言的亞無產階級羣體，到現代社會的臨時工、自由職業者、自我僱傭者，某種意義上都屬於“零工”性勞動者。基於此，有學者認為，零工經濟中的就業者與傳統經濟方式下的臨時就業者在勞動關係上並無本質不同。也有學者認為，零工經濟是一種獨立的經濟運行樣態，與傳統經濟模式存在着諸多不同，如產權基礎、資源匹配方式、企業生產的組織方式等。筆者以為，最重要的差異在於經濟活動鏈接方式：在傳統經濟模式中，市場機制是經濟運行的基礎平台，通過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協調各種要素資源進而提高勞動生產率。在零工經濟模式中，市場機制事實上是一個常量，技術平台成為經濟運行的基石，算法技術和精準匹配有形之手很大程度上替代了市場，成為資源流向的指揮棒，並重塑了資本積累方式和勞資關係。

在零工經濟模式中，技術加持使市場透明度越來越高，市場機制與社會機制的邊界已經被“社會化的技術平台”所打破，用户評價（口碑）和流量規模成為零工經濟參與者重要的行動指引和信息信號，非市場機制在經濟中的作用更加凸顯。這種經濟運行變遷對我們所生活的世界產生全面而深刻的影響。在零工經濟樣態中，社會個體的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融合，其職業身份趨於多元化和模糊化，“創業並非是一種職業，而是一種生活”。對於勞動者而言，更關鍵的任務不是“出門找個工作”，而是尋找融入零工經濟的方式，其中，形成適應零工經濟運行的技術能力是最重要的路徑。

自由賦予還是自由剝奪:零工經濟的微觀過程

零工經濟運行模式是以數字化技術最大程度地應對不完全市場的外部性，試圖通過對生產資料、資產、能力（勞動者）的再商品化，以修復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面臨的“滯脹”難題。因此，新自由主義理論認為，零工經濟彈性靈活的勞動關係模式，不但能更透明地為勞動力定價，更重要的在於拓展和深化參與者在市場中的“選擇的自由”。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弗裏德曼認為，造成福利資本主義危機的根源在於，福利國家體制削弱了勞動者“選擇的自由”，進而傷害了“勞動道德”。在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國家主要通過“去管制化”和“再私有化”來修復危機。今天，零工經濟通過平台組織方式和數字化技術幾乎使“選擇自由”滲透到經濟運行的所有方面。正是在這個層面，很多學者認為零工經濟是一場“創新實踐”，是經濟發展的新動能，它會以世人無法預計的速度完成對“國民經濟的修復和重塑”，強化和延續新自由主義經濟範式。

不過，在對零工經濟運行的微觀勞動過程觀察後，也有很多學者認為這種自由彈性的勞動關係彷彿並沒有想象得美好。一些田野實證研究也發現，碎片化和彈性化僱傭方式沒有給勞動者帶來“去等級化和平等化”的勞資關係，以及給予勞動者實質性自由。相反，技術平台對勞動者形成了一種“全景監獄式”的監管。換言之，數字化精細控制手段雖然改變了勞動過程的運行樣式，卻極大地強化了勞資關係的支配結構。正如一些學者所言，零工經濟雖然“承諾提供靈活的就業和收入”，倡導自我創業和自己做老闆的“微型企業家”，實際上卻造就了“大批依附於平台的不穩定就業和自我剝削的零工羣體”。

不容否認的事實是，作為一種用工方式，零工經濟在崗位開發上貢獻是巨大的，零工經濟未來很可能成長為一種新支柱產業。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預測，到2025年，各種類型的零工工作產值有望貢獻約2%的世界生產總值，市場規模將達3萬億美元，並創造出7200萬個就業崗位。僅在美國，2016年零工經濟勞動者佔據所有勞動人口總量的1/3，今年預計達到一半。在中國，零工經濟也蓬勃發展，為勞動者創造了海量的工作機會。2018年，“滴滴”平台的全產業鏈在國內共帶動了1826萬個就業機會。2019年，在“美團”平台獲得收入的騎手達到398.7萬人，比2018年增長了23.3%。2020年2月25日，“網約配送員”正式納入國家職業大典，未來網約配送員就業規模將超過1000萬。有研究預測，中國零工經濟將成長為一個萬億級的產業。

但對零工經濟的勞動者來説，究竟是“自由賦予”還是“自由剝奪”，恐怕不能一概而論。正如阿瑪蒂亞·森所言，自由需要在“實質（substantive）”意義上來界定，法治意義上的權利對於保障人們的自由固然重要，但使人們擁有“能夠過自己願意過的那種生活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則更為重要。對於社會成員個體來説，自由的意義不僅僅在於“機會”，更在於個體“選擇的過程”，只有當社會成員有能力去過自己認為有價值的生活時，才能實質上享受這種“自由”。 阿瑪蒂亞·森認為，在可行能力框架中，通過教育與學習獲得“識字算數”的人力資本是其中重要的能力。

技能分化組合的零工經濟中的勞動者

在零工經濟的勞動關係結構中，勞動者的彈性自由與組織碎片化是一體兩面的。在這種情況下，勞動者的技能對於勞動者融入零工經濟並在其中獲得“實質自由”就非常重要了。依據技能分化組合，可以將零工工作分為兩種基本類型：

一是所謂零工的高檔類型，工作任務社會化程度高，但對勞動者的技能水平和技能門檻要求高，比如諮詢業、創意設計業等。零工經濟中的技術平台有助於消除專業技能調用的信息和組織障礙，加速技能知識體系的市場化流動：對於技能購買方尤其是缺乏用人經驗的初創企業來説，藉助臨時性技能勞動力將企業內部的任務需求外化，既可以節約長期僱傭的勞動力成本，也有助於通過平台精準匹配實現技能組合的最優化，更大程度地規避風險。“一個壞員工對於初創企業來説可能是致命的，因此，零工經濟就成了我們尋找最佳人選的可靠策略。”對於技能供給方來説，高技能有助於其奪回生活控制權。經濟危機時期，企業大裁員使很多勞動者寧願選擇相信自己能力而不再單純依靠企業提供的“長期保障”。零工經濟使勞動者與企業之間傳統的社會契約轉變為勞動者與用户之間的市場契約。可以説，透明化程度極高的零工勞動力市場，強化了高技能勞動力的議價能力和自我保護能力，部分實現了阿瑪蒂亞·森筆下的“實質自由”。

二是所謂零工的低檔類型，工作任務即時化程度通常比較高，但對勞動者的技能水平和技能門檻要求比較低。規模大、即時化、熟練化是此類零工的主要特徵，比如家政服務、快遞服務、交通服務、簡單維修服務等。在低檔零工類型下，技術平台加速的通常不是技能知識體系流動，而是工作機會：對於用户而言，技術平台不但能夠減少用户的搜索成本，且將評價權授予用户，平台通過強化競爭烈度以提高服務供給質量，優化用户的使用體驗；對於勞動者來説，技術平台能夠極大地提升他們獲得工作機會的概率，同樣能夠減少其搜索成本，提高其工作績效。

對於此類低技能勞動者而言，零工經濟模式並沒有能夠幫助他們擺脱“束縛與剝削”的狀態：**首先，**此類零工羣體整體上處於缺權狀態，尤以福利保障的社會權利最為突出。同時，由於零工經濟中多是基於工作任務產生勞動，在發生勞動爭議時，維權難現象也很突出。**其次，**高強度、超負荷、高競爭力成為勞動常態。儘管零工經濟宣稱賦權勞動者，使其能夠依據愛好、技能、時間等來靈活選擇工作任務，事實並非如此。技術平台通過數字化全景式監管、訂單獎勵誘導、精準的懲罰壓力、落後淘汰的競爭壓力等多種手段，使置身其中的勞動者經常處於“高度緊張但又欲罷不能”的焦慮狀態中。**再次，**高度流動下的身份認同形成困境。大部分零工經濟架構中缺乏企業組織內部的職業階梯，也沒有制度化的晉升渠道。大部分勞動者的目標是完成任務並獲得更多的工作任務，在職業身份、職業規劃以及發展方向上，缺乏明確的目標意識。這容易導致此類羣體的身份認同困境，進而阻礙其社會參與和社會融入。**最後，**低技能零工面臨平台壓榨的風險加劇。平台中介會通過壟斷工作機會而強化零工羣體的依附性，進而加大對勞動力剩餘價值的抽取。所以，很多學者對此類零工羣體的未來充滿了擔憂，稱他們為“新型的不穩定無產者”，成為自由市場催生下的全球性階級結構。

走出零工經濟中勞動者技能形成困境

在零工經濟模式中，自由市場力量的釋放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顯然，這對於勞工價值實現、資本積累乃至社會運行都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從宏觀角度來看，零工經濟能夠成為一定程度上推動國民經濟發展的新動能。但零工經濟中是否存在“所有利益都流向前10%的頂層人羣世界裏”的現象同樣需要引起全社會的警惕。由於數字技術開發的高沉澱成本和應用的零複製成本，使得零工經濟中的技術平台帶有自然壟斷特徵，這與零工勞動力市場激烈的競爭狀況形成了鮮明對照。在這種情況下，技能水平幾乎成為零工羣體利益談判的唯一籌碼，技能水平不同會導致零工羣體境遇呈現顯著差異。

遺憾的是，低技能的零工佔據了零工經濟創設崗位中的絕大部分，零工經濟的勞動過程對於大多數勞動者的技能形成並不有利。技能形成是指勞動者通過理論學習、實際操作以及事件經歷獲得工作能力的過程，包括技能知識學習和技能經驗累積兩個環節，前者通常在學校課堂習得，後者則在勞動實踐中累積，兩者之間緊密互動才能促進勞動者養成有效的技能。其間，勞動實踐過程中的不斷試錯對於有效技能形成非常關鍵。在零工經濟下，技術平台直接篩選出業已熟練的技能勞動力，崗位的高度流動性和競爭性，既不會提供“生疏”技能走向“熟練”技能的勞動實踐訓練的空間和機會，也將技能形成過程中的試錯成本轉嫁至勞動者個體身上。如此循環下去，會帶來兩個方面的消極影響，即勞動力市場上技能供給質量的整體性下降與特殊性技能供給的嚴重短缺。

在這樣的背景下，單純依賴零工勞動力市場的自我調節往往難以解決上述問題。這需要國家出台相關政策，推動建立零工羣體技能形成的多元化成本分擔渠道，強化零工羣體的社會保護以助力其安心提高技能，從而推進零工經濟可持續的高質量發展，促進社會包容和進步。